伊里亞德·當納利（Elliott Donnelley II）
芝加哥白沙集團投資基金合夥人、美國印刷大王當納利家族第五代
撰文：徐會壇 題圖攝影：尚文
“你想怎樣改善10億人的生活？告訴我，
湯瑪斯·史魯基（Thomaz Srougi）對《中國慈善家》說， 這是他聽到過的最具影響力的一句話， 而對他說這句話的人正是伊里亞德。
2011年， 湯瑪斯和一位朋友共同創立了Dr. Consulta， 一家致力於解決巴西窮人看病難問題的營利性連鎖醫療公司。 這家公司的醫療服務品質非常高， 擁有全巴西最好的醫生， 90%的病人來自于低收入人群。
2013年， 伊里亞德以LGT公益創投基金會（LGT Venture Philanthropy Foundation）理事的身份去考察Dr. Consulta， 第一次見到了湯瑪斯。 他第一個問題就問：“你的公司創造了多大的社會影響力？”
2014年， 伊里亞德在三藩市又見到了湯瑪斯。 其時， LGT公益創投基金會已經投資了Dr. Consulta。 這一次， 他問湯瑪斯：“你已經有能力為100萬人提供服務了， 接下來， 你計畫怎樣幫助更多的人？”
在湯瑪斯看來， 伊里亞德是一位非凡的、有遠見的影響力投資者， 且始終以社會影響力的最大化為目標。 他說：“每次見面， 他總是能夠提出非常棒的問題， 並添加進來新的價值， 帶給我們新的觀點和展望。 ”
伊里亞德的另一位多年好友、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艾斯比·蒙克（Ashby Monk）也對《中國慈善家》說：“在融合傳統投資、傳統慈善和影響力慈善及影響力投資方面， 伊里亞德扮演著核心的角色， 堪稱意見領袖。 他一直在思考資源怎樣可以更創新地配置以實現更大的社會目標。 ”
兩年前， 艾斯比和伊里亞德合作創辦了一家叫Kd Venture的風險投資公司， 投資創新的處於初創期的公司。 “通過投資， 我們希望推動這些公司走向一個能創造積極社會影響力的方向。
艾斯比說， Kd Venture也是一家營利性公司， 和Facebook創始人馬克·紮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前不久創立的致力於解決社會問題的有限責任公司“陳－紮克伯格促進會（Chan-Zuckerberg Initiative）”很像。 “這是影響力投資領域的一個新趨勢。 ”
伊里亞德正是這種新趨勢的擁護者和推廣者。 他認為， 今天的影響力投資市場對“影響力”仍缺乏應有的細緻而嚴謹的思考和認識， 而以上新趨勢昭示的是改變這一狀況的方法和途徑。 為此， 他在通常所說的“影響力投資”之外， 新創了“影響力優先投資”的概念。
他說， 比起比爾·蓋茨（Bill Gates）和沃倫·巴菲特（Worren Buffet）致力於擴大全世界慈善資金規模的“捐贈承諾”（Giving Pledge）倡議， 對全新的、旨在提高全世界慈善資金使用效率的影響力優先投資市場的呼喚，
今天的影響力投資市場對“影響力”仍缺乏應有的細緻而嚴謹的思考和認識
《中國慈善家》：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總裁裘蒂絲·羅丹（Judith Rodin）在談到對影響力投資的理解時曾說：“影響力投資不是簡單地追求無害的社會責任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例如不投資煙草公司；也不是資助新創NGO或社會企業而不計回報的公益創投（Venture Philanthropy）。 它更像是正常的投資， 只不過增加了一或兩個額外目標。 ”你是否同意？
伊里亞德·當納利：不同的人使用社會責任投資和公益創投的概念時， 可能指的是不同的東西。 例如， 我知道有些人在說社會責任投資時， 就不單指那些無害的投資， 也包括那些可以創造積極改變的投資。 而有些人在說公益創投時，
《中國慈善家》：那麼， 我們怎樣才能更準確地理解影響力投資這個概念呢？
伊里亞德·當納利：“全球影響力投資網”（GIIN， Global Impact Investor Network）把影響力投資定義為“面向公司、機構和基金， 以產生社會和環境影響力為目標， 同時追求經濟收益的投資”。 我認為， 這個定義太簡單， 對下面這些問題缺少深入思考：
首先是， 影響力投資者對經濟收益的預期如何？是高於市場收益率， 與市場收益率持平， 低於市場收益率， 還是有經濟回報就行？如果是低於市場收益率， 那麼投資者是否充分意識到了他所給出的隱性的慈善補助的機會成本？
其次是， 如何定義和測量影響力？投資者是否充分瞭解他試圖要解決的問題？他是不是正確選擇了最有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這個問題的投資方案？他有沒有準確找出測量這個問題是否被成功解決的關鍵性指標， 還是說他就打算同時籠統地測量多個指標？他有沒有考慮到他旨在創造積極的社會或環境影響力的投資，可能會帶來的意料之外的情況，包括傷害和機遇？他預期的影響力究竟是什麼？他是否充分認識到了做這筆投資的機會成本？他在思考影響力的問題時，有沒有考慮“額外性”（Additionality），即如果他沒有做這筆投資則不可能帶來的影響力是什麼？
在我看來，今天的影響力投資市場對“影響力”仍缺乏應有的細緻而嚴謹的思考和認識。基本上，我認為，相對于影響力優先投資（Impact First Investing）這種新的、更複雜的慈善模式，我們現在通常所說的影響力投資帶來真正的、大規模的影響力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中國慈善家》：你所說的“影響力優先投資”指的是什麼？有何特點？
伊里亞德·當納利：我們現在通常所說的影響力投資的首要目標是獲取與市場收益率相當甚至更高的經濟收益，即內部收益率（IRR，Internal Rate of Return），其次才是盡可能地追求風險調整過後最高的影響力回報，即影響力內部收益率（Impact IRR），而且前提是不能夠對經濟收益的目標產生消極影響。
而我所說的影響力優先投資反過來，它的首要目標是，在給定資金的情況下，在一定的風險範圍內，用盡可能最短的時間，追求盡可能最高的影響力回報；其次才是在不損害這個目標的前提下，去追求盡可能高的經濟收益。
影響力投資的概念是2007年由洛克菲勒基金會提出來的，從那時到現在，它已經逐漸廣為人知。我認為，最大的機遇在於重構、擴大和再利用全世界的慈善和影響力優先資金池。根據2014年美國基金會中心網的一份報告，2012年，美國有超過8.5萬家基金會，其資產總額高達7150億美元，但是用出去的只有520億美元。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通過“捐贈承諾”倡議致力於進一步擴大美國的慈善資金池，我也很受他們的鼓舞和啟發，認為如果想要解決日益嚴峻的世界性社會和環境問題，確實需要這麼做。但是，我也想，如果不比這麼做更重要，那麼也應該同樣重要的是，去提高這個資金池的資金使用效率。為此，我認為，需要創造一個全新的影響力優先投資市場。
建立影響力優先基金或資金池，會成為傳統慈善的一個新的極具吸引力的選擇
《中國慈善家》：你前面提到，這種影響力優先投資是一種新的、更複雜的慈善模式，怎麼理解？
伊里亞德·當納利：傳統的慈善策略是資助研究，以進行影響政策變化的倡議，或資助草根組織和社會運動，以改變公眾的價值觀或行為方式等。除了非營利領域，影響力優先投資也可以嘗試撬動市場，尋求基於市場的社會問題解決方案。比起傳統的資助型基金會，它可以利用更加靈活的法人結構進行治理，例如紮克伯格前段時間宣佈成立的致力於推動社會發展的有限責任公司（LLC）。
對比傳統的慈善，它也要求對試圖解決的問題有更深刻的認識，以尋求最佳的解決方案。它也需要充分考慮額外性的問題，即是不是可以創造出其他部門或參與者尚未創造出來的價值。由於它的首要目標是追求影響力的最大化，所以它必須對可能存在的風險、可能實現的影響力回報以及影響力的時效性等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但是，它也可以在不傷害影響力的前提下，去追求經濟收益的最大化，並且在需要的時候，可以吸納更多的影響力投資者進行投資。
此外，在傳統的家族辦公室結構下，一個家族90%到95%的資產被放到一個捐贈基金中，其目標是投資以獲得市場收益；只有5%到10%的資產被用於每年的捐贈，即創造影響力。對於家族的慈善傳承來說，這是一個不錯的方式；但是，它不是一個有效解決大的社會問題的好方式。
我認為下一代的家族辦公室應該是這樣一個平臺：它同時管理兩個資金池，即經濟優先資金池和影響力優先資金池。它也可以撬動慈善家捐贈的全部善款去創造影響力，而不只是通過特定的資助型基金會，每年只用其中的5%到10%。這樣就可以讓原來分開管理的兩個資金池協同起來，產生增效作用。
我相信，建立影響力優先的基金或資金池，會成為傳統慈善的一個新的極具吸引力的選擇。這些基金或資金池的目標是解決社會問題，它們不但能夠承擔傳統慈善基金會的功能，甚至可以做得更多，例如進行有金融風險但有巨大影響力潛質的投資等。在矽谷和其他一些地方，我發現，有越來越多的頂級企業都正在擁抱這種模式，包括皮埃爾·奧米迪亞（Pierre Omidyar）、傑夫·斯科爾（Jeff Skoll）和現在的馬克·紮克伯格，比爾·蓋茨在某種程度上也是。
《中國慈善家》：這種模式要求具備什麼特質和能力的人才？
伊里亞德·當納利：它要求的是同時具備出色的投資和慈善能力的人才。如今的一些影響力投資者是從慈善或非營利領域來的，他們不是很知道該怎麼進行投資。另一方面，目前正在專業化管理著影響力投資基金的大多數影響力投資者都來自金融界，他們則對創造影響力缺少經驗和應有的嚴謹。他們有時甚至並不明確想要追求的影響力是什麼，更不必說去最大化影響力了。他們通常不考慮額外性，當他們接受低於市場收益率的經濟收益時，也常常沒有充分考慮和公開他們所給出的隱性慈善補助的機會成本。
想要在實現真正的影響力的同時獲取與市場收益率相當甚至更高的經濟收益，是非常不容易的。它要求影響力投資者比市場上的其他投資者對風險更敏感。它也要求他們能夠通過各種管道發掘出真正值得投資的機遇。為此，影響力投資者不但要能夠看到市場還沒有發現的機遇，還要能夠主動和有能力去創造機遇，以及一些尚未出現的公司和商業模式。例如，矽谷的風險投資家喬·朗斯代爾（Joe Lonsdale），他不但投資一些已有的團隊和公司，還建立、孵化和發起新的團隊和公司，以發掘由矽谷的新科技和新潮流驅動的新的市場機遇。
先想社會問題的解決，再考慮若成功解決這個社會問題，可能產生多少經濟收益
《中國慈善家》：據你瞭解，在目前的國際影響力投資市場中，實現影響力的同時收穫了與市場收益率相當的經濟收益的案例大概占多少比例？
伊里亞德·當納利：目前，全球影響力投資市場的規模還不清楚，但是，2015年，全球影響力投資網和摩根大通公司（JP Morgan）做了一項聯合調查，調查的對象是146名影響力投資者，他們的影響力投資總額為600億美元。在他們當中，55%的人獲得了“有競爭力的市場收益率”（competitive, market rate returns），27%的人的經濟收益“低於但接近市場收益率”（below market rate returns: closer to market rate），18%的人的經濟收益“低於市場收益率，接近於保本”（below market rate returns: closer to capital preservation）。
隨著越來越多專業的投資者進入影響力投資領域，我相信，未來影響力投資領域的經濟收益會比現在高。但是，比起影響力投資的經濟收益表現，我更感興趣的是它在創造影響力方面的成效。
《中國慈善家》：能否介紹幾個你本人參與投資決策或做過諮詢的、實現了經濟與影響力“雙重收益”的影響力投資案例，並分析它們成功的因素有哪些？
伊里亞德·當納利：Dr. Consulta是一家巴西醫療連鎖公司，致力於滿足巴西低收入人群的醫療需求。2011年，它由兩位經驗豐富、才華橫溢的企業家創立，獲得了巴西首富豪爾赫·保羅·雷曼（Jorge Paulo Lemman）的資金支持。它以低收入病人負擔得起的價格為他們提供醫療服務，並且大大縮短了他們排隊看病的時間。在巴西，病人看病有時甚至需要等上兩年時間。而現在，在Dr. Consulta的診所看病，排隊時間一般不會超過兩個星期。
Dr. Consulta成長很快，已經從原來的一家診所發展到了14家，每月為40,000名病人就醫提供服務。在它所服務的病人中，70%是婦女，90%是低收入個體。調查顯示，Dr. Consulta所有診所的平均病人滿意度都高達95%。
在未來三年，Dr. Consulta計畫開張超過100家診所。我把它引薦給矽谷的公司和投資人，幫助他們獲得了一筆來自美國沃爾頓家族（Walton Family）創立的一個投資基金“喬鵑木資本”（Madrone Capital）的投資。我還幫他們開展了一個病人醫療金融計畫，為看不起病的窮人提供貸款，使他們更容易負擔得起醫藥費。
最近，我和Dr. Consulta團隊有過幾次討論，關於創立一個“.org”結構或一個公司內部的研究和發展基金，幫助Dr. Consulta更有效率地為窮人提供高品質的醫療服務。在巴西，這些看不起病的窮人的數量超過1.5億。
Dr. Consulta還處於發展階段，還需要再過幾年才能知道它最終的經濟收益和影響力會怎樣。但是，我對它很有信心。
（注：實際訪談中，伊里亞德還舉了另外兩個案例，分別是United Water International和Ethic- All）
《中國慈善家》：有觀察者指出，影響力投資者實現影響力需要以犧牲經濟收益為代價，哪怕是那些聲稱獲得了“雙重收益”的投資者其實背後也存在“隱性的讓步”，例如普通投資者不願意承擔的風險或者是高昂的盡職調查費用等。據你的經驗，確實是這樣嗎？
伊里亞德·當納利：我相信，當一個影響力投資者不是非獲得與市場收益率相當或更高的回報不可時，他驅動真正影響力的可能性更大。
但是，哪怕影響力投資者願意為了影響力而接受低於市場收益率的回報，他們也需要意識到他們這樣做的機會成本。舉個例子：一個投資者決定給奈及利亞的一家醫院投資5000萬美元，目標是每年為10萬名患瘧疾的兒童提供治療，並幫助1000名兒童脫離因瘧疾而導致的死亡。這筆投資的預期經濟收益是每年5%。但是，在奈及利亞，一個類似的醫療投資的一般經濟收益預期是每年15%。這意味著，那位影響力投資者實際上每年提供了500萬美元的慈善補助。
在這個例子中，這個影響力投資者在投資那家醫院之前就應該考慮，這每年500萬美元的慈善資金是不是有其他能夠產生更大影響力的用法。例如，相比於醫院建成後每年幫助1000名兒童脫離因瘧疾導致的死亡，把這每年500萬美元的資金用於為50萬兒童購買和發放蚊帳，每年幫助2800名兒童預防因瘧疾導致的死亡，是不是影響力更大？
如果是，這個影響力投資者還不如不要投資那家醫院，而改成做其他能夠帶來經濟收益的影響力投資，然後再用投資產生的額外收益去實現他最初想要實現的那個目標。這樣產生的影響力可能還會更大一些。
當影響力投資者尋求市場收益率的回報時，他們其實是在和投資市場中的其他所有投資者進行競爭。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同時實現獲得與市場收益率相當乃至於更好的經濟回報和產生真正影響力的目標，是不容易的。通常來說，這意味著，對於一個可能產生大影響力的潛在投資機遇，影響力投資者要比市場上的其他投資者更能看得到它的經濟風險和回報。例如，有人會說，尤努斯的成功之處，就在於他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或者沒有充分意識到的市場機遇，即為窮人中的窮人提供小額信貸。
另外，哪怕和優先考慮經濟收益的投資者相比，影響力投資者確實要付出額外的成本，例如用於評估影響力，我認為，這些成本也不一定非得很高。而且，如果影響力投資者在追求真正的影響力的同時，也有能力實現非常好的經濟業績，我會傾向于把這些成本看作是應有的生意成本，而不是所謂的“隱性的退讓”。
一般而言，我會鼓勵影響力投資者在投資時，選擇一條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基礎的投資路徑。也就是說，鼓勵他們從具體的社會問題出發，例如消滅瘧疾、治理北京的空氣污染、為老年人提供優質照護服務等，然後再去找解決這個社會問題的最佳投資路徑。簡言之，就是先想社會問題的解決，再考慮若成功解決這個社會問題，可能產生多少經濟收益。
影響力投資在中國發展的限制性因素主要有三個
《中國慈善家》：2010年的一份針對慈善家和影響力投資者的調查顯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沒有主動去獲取他們的投資是否產生了影響力、產生了何種程度的影響力的資訊。一方面因為影響力測量是個大難題；另一方面，許多人僅滿足於做好事的慰藉。你怎麼看？
伊里亞德·當納利：我認識的幾乎每一個影響力投資者都關心影響力的問題，只不過他們中的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能更好、更嚴格地去創造、瞭解和測量影響力。但是，我想說，大多數影響力投資者和慈善家都還可以在現有的基礎上做得更好。這也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發起慈善工作坊（The Philanthropy Workshop），以及中國公益研究院這樣的新機構能夠在全世界聲名鵲起的原因。
說到測量影響力，重要的是要嘗試想像：最終的成功意味著什麼？然後嘗試確定幾個需要追蹤的關鍵參數。舉蓋茨基金會的小兒麻痹症專案為例，最終的成功意味著要完全消滅小兒麻痹症這種疾病，而關鍵參數就是世界範圍內的小兒麻痹症病例。除了確定關鍵參數，還需要對有待解決的問題的過去和未來細緻瞭解。比如，還是小兒麻痹症，要瞭解它在歷史上的發病趨勢是怎樣的，以及你對它未來發病趨勢的期望。
影響力投資者還需要考慮在解決某個特定問題的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意料之外的積極或消極結果。也就是說，可能同時解決了什麼原來沒想到解決的問題，或催生出什麼原來沒有預料到的新問題。另外，也需要考慮“額外性”。例如，對於一個政府、市場和其他影響力投資者或慈善家都還沒有解決的社會問題，如果你的投資能夠幫助它得到解決，那麼你的投資是有額外性的，也就是說能夠創造真正意義上的影響力；否則，就沒有。
我認為，每一個慈善家和影響力投資者都應該潛下心來思考以下問題：如果我沒有做這些事情，會怎麼樣？會發生什麼？不會發生什麼？在哪些方面，因為我的幫助，無論是直接幫助還是與人合作，而帶來了可衡量的改變？有哪些真正意義上的影響力，我可以問心無愧地歸因於我的投資、努力和我所投資的機構或公司？
《中國慈善家》：據你觀察，在影響力投資領域，全球範圍內新趨勢的前三位是什麼？
伊里亞德·當納利：我觀察到的第一個趨勢是，越來越多人認識到影響力優先資金池對於驅動真正影響力的重要性，人們的信心在增強。對比起洛克菲勒、福特和蓋茨建立傳統資助型基金會的做法，紮克伯格和奧米迪亞建立影響力優先公司和基金的做法，正得到越來越多人的借鑒。
其次，人們更加認真地對待影響力和影響力評估。與此同時，專注於解決某個特定社會問題的影響力投資正在增加。
最後，運用新的技術和方法，例如大資料、預測分析、機器學習、人工智慧、機器人技術、無人機、社交媒體、視聽平臺等，去驅動和達成影響力，也正在成為一大趨勢。
《中國慈善家》：你被稱為“中國通”，非常瞭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歷史和現狀。就影響力投資在中國的發展，你認為，限制性的因素有哪些？你的建議是什麼？
伊里亞德·當納利：從我的角度看，影響力投資在中國發展的限制性因素主要有三個：
缺乏明確的支持影響力發展的政策環境；
無論是政府、私營部門還是慈善界，都缺乏對影響力投資的清晰理解和明確支持；
缺少非常成功的影響力投資的榜樣和案例研究。
我會建議中國慈善家加強與政府合作，通過資助影響力投資研究以及全球性影響力優先投資最佳實踐案例的發掘，倡議並支持政府制定有利於影響力投資在中國發展的政策。對於一些政府目前優先想要解決的社會問題，例如養老、環境治理等，不妨關注。
此外，我也會鼓勵中國走在前面的慈善家設立影響力優先投資基金，一起致力於探討、支援和規模化針對養老、環境治理等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這樣做的另外一個目標，是形成一定數量的成功案例，為其他一些優秀人才，包括那些原來以經濟效益為優先選擇的風險資本家和投資者進入這個領域提供借鑒。
作者：徐會壇
還是說他就打算同時籠統地測量多個指標？他有沒有考慮到他旨在創造積極的社會或環境影響力的投資，可能會帶來的意料之外的情況，包括傷害和機遇？他預期的影響力究竟是什麼？他是否充分認識到了做這筆投資的機會成本？他在思考影響力的問題時，有沒有考慮“額外性”（Additionality），即如果他沒有做這筆投資則不可能帶來的影響力是什麼？在我看來，今天的影響力投資市場對“影響力”仍缺乏應有的細緻而嚴謹的思考和認識。基本上，我認為，相對于影響力優先投資（Impact First Investing）這種新的、更複雜的慈善模式，我們現在通常所說的影響力投資帶來真正的、大規模的影響力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中國慈善家》：你所說的“影響力優先投資”指的是什麼？有何特點？
伊里亞德·當納利：我們現在通常所說的影響力投資的首要目標是獲取與市場收益率相當甚至更高的經濟收益，即內部收益率（IRR，Internal Rate of Return），其次才是盡可能地追求風險調整過後最高的影響力回報，即影響力內部收益率（Impact IRR），而且前提是不能夠對經濟收益的目標產生消極影響。
而我所說的影響力優先投資反過來，它的首要目標是，在給定資金的情況下，在一定的風險範圍內，用盡可能最短的時間，追求盡可能最高的影響力回報；其次才是在不損害這個目標的前提下，去追求盡可能高的經濟收益。
影響力投資的概念是2007年由洛克菲勒基金會提出來的，從那時到現在，它已經逐漸廣為人知。我認為，最大的機遇在於重構、擴大和再利用全世界的慈善和影響力優先資金池。根據2014年美國基金會中心網的一份報告，2012年，美國有超過8.5萬家基金會，其資產總額高達7150億美元，但是用出去的只有520億美元。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通過“捐贈承諾”倡議致力於進一步擴大美國的慈善資金池，我也很受他們的鼓舞和啟發，認為如果想要解決日益嚴峻的世界性社會和環境問題，確實需要這麼做。但是，我也想，如果不比這麼做更重要，那麼也應該同樣重要的是，去提高這個資金池的資金使用效率。為此，我認為，需要創造一個全新的影響力優先投資市場。
建立影響力優先基金或資金池，會成為傳統慈善的一個新的極具吸引力的選擇
《中國慈善家》：你前面提到，這種影響力優先投資是一種新的、更複雜的慈善模式，怎麼理解？
伊里亞德·當納利：傳統的慈善策略是資助研究，以進行影響政策變化的倡議，或資助草根組織和社會運動，以改變公眾的價值觀或行為方式等。除了非營利領域，影響力優先投資也可以嘗試撬動市場，尋求基於市場的社會問題解決方案。比起傳統的資助型基金會，它可以利用更加靈活的法人結構進行治理，例如紮克伯格前段時間宣佈成立的致力於推動社會發展的有限責任公司（LLC）。
對比傳統的慈善，它也要求對試圖解決的問題有更深刻的認識，以尋求最佳的解決方案。它也需要充分考慮額外性的問題，即是不是可以創造出其他部門或參與者尚未創造出來的價值。由於它的首要目標是追求影響力的最大化，所以它必須對可能存在的風險、可能實現的影響力回報以及影響力的時效性等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但是，它也可以在不傷害影響力的前提下，去追求經濟收益的最大化，並且在需要的時候，可以吸納更多的影響力投資者進行投資。
此外，在傳統的家族辦公室結構下，一個家族90%到95%的資產被放到一個捐贈基金中，其目標是投資以獲得市場收益；只有5%到10%的資產被用於每年的捐贈，即創造影響力。對於家族的慈善傳承來說，這是一個不錯的方式；但是，它不是一個有效解決大的社會問題的好方式。
我認為下一代的家族辦公室應該是這樣一個平臺：它同時管理兩個資金池，即經濟優先資金池和影響力優先資金池。它也可以撬動慈善家捐贈的全部善款去創造影響力，而不只是通過特定的資助型基金會，每年只用其中的5%到10%。這樣就可以讓原來分開管理的兩個資金池協同起來，產生增效作用。
我相信，建立影響力優先的基金或資金池，會成為傳統慈善的一個新的極具吸引力的選擇。這些基金或資金池的目標是解決社會問題，它們不但能夠承擔傳統慈善基金會的功能，甚至可以做得更多，例如進行有金融風險但有巨大影響力潛質的投資等。在矽谷和其他一些地方，我發現，有越來越多的頂級企業都正在擁抱這種模式，包括皮埃爾·奧米迪亞（Pierre Omidyar）、傑夫·斯科爾（Jeff Skoll）和現在的馬克·紮克伯格，比爾·蓋茨在某種程度上也是。
《中國慈善家》：這種模式要求具備什麼特質和能力的人才？
伊里亞德·當納利：它要求的是同時具備出色的投資和慈善能力的人才。如今的一些影響力投資者是從慈善或非營利領域來的，他們不是很知道該怎麼進行投資。另一方面，目前正在專業化管理著影響力投資基金的大多數影響力投資者都來自金融界，他們則對創造影響力缺少經驗和應有的嚴謹。他們有時甚至並不明確想要追求的影響力是什麼，更不必說去最大化影響力了。他們通常不考慮額外性，當他們接受低於市場收益率的經濟收益時，也常常沒有充分考慮和公開他們所給出的隱性慈善補助的機會成本。
想要在實現真正的影響力的同時獲取與市場收益率相當甚至更高的經濟收益，是非常不容易的。它要求影響力投資者比市場上的其他投資者對風險更敏感。它也要求他們能夠通過各種管道發掘出真正值得投資的機遇。為此，影響力投資者不但要能夠看到市場還沒有發現的機遇，還要能夠主動和有能力去創造機遇，以及一些尚未出現的公司和商業模式。例如，矽谷的風險投資家喬·朗斯代爾（Joe Lonsdale），他不但投資一些已有的團隊和公司，還建立、孵化和發起新的團隊和公司，以發掘由矽谷的新科技和新潮流驅動的新的市場機遇。
先想社會問題的解決，再考慮若成功解決這個社會問題，可能產生多少經濟收益
《中國慈善家》：據你瞭解，在目前的國際影響力投資市場中，實現影響力的同時收穫了與市場收益率相當的經濟收益的案例大概占多少比例？
伊里亞德·當納利：目前，全球影響力投資市場的規模還不清楚，但是，2015年，全球影響力投資網和摩根大通公司（JP Morgan）做了一項聯合調查，調查的對象是146名影響力投資者，他們的影響力投資總額為600億美元。在他們當中，55%的人獲得了“有競爭力的市場收益率”（competitive, market rate returns），27%的人的經濟收益“低於但接近市場收益率”（below market rate returns: closer to market rate），18%的人的經濟收益“低於市場收益率，接近於保本”（below market rate returns: closer to capital preservation）。
隨著越來越多專業的投資者進入影響力投資領域，我相信，未來影響力投資領域的經濟收益會比現在高。但是，比起影響力投資的經濟收益表現，我更感興趣的是它在創造影響力方面的成效。
《中國慈善家》：能否介紹幾個你本人參與投資決策或做過諮詢的、實現了經濟與影響力“雙重收益”的影響力投資案例，並分析它們成功的因素有哪些？
伊里亞德·當納利：Dr. Consulta是一家巴西醫療連鎖公司，致力於滿足巴西低收入人群的醫療需求。2011年，它由兩位經驗豐富、才華橫溢的企業家創立，獲得了巴西首富豪爾赫·保羅·雷曼（Jorge Paulo Lemman）的資金支持。它以低收入病人負擔得起的價格為他們提供醫療服務，並且大大縮短了他們排隊看病的時間。在巴西，病人看病有時甚至需要等上兩年時間。而現在，在Dr. Consulta的診所看病，排隊時間一般不會超過兩個星期。
Dr. Consulta成長很快，已經從原來的一家診所發展到了14家，每月為40,000名病人就醫提供服務。在它所服務的病人中，70%是婦女，90%是低收入個體。調查顯示，Dr. Consulta所有診所的平均病人滿意度都高達95%。
在未來三年，Dr. Consulta計畫開張超過100家診所。我把它引薦給矽谷的公司和投資人，幫助他們獲得了一筆來自美國沃爾頓家族（Walton Family）創立的一個投資基金“喬鵑木資本”（Madrone Capital）的投資。我還幫他們開展了一個病人醫療金融計畫，為看不起病的窮人提供貸款，使他們更容易負擔得起醫藥費。
最近，我和Dr. Consulta團隊有過幾次討論，關於創立一個“.org”結構或一個公司內部的研究和發展基金，幫助Dr. Consulta更有效率地為窮人提供高品質的醫療服務。在巴西，這些看不起病的窮人的數量超過1.5億。
Dr. Consulta還處於發展階段，還需要再過幾年才能知道它最終的經濟收益和影響力會怎樣。但是，我對它很有信心。
（注：實際訪談中，伊里亞德還舉了另外兩個案例，分別是United Water International和Ethic- All）
《中國慈善家》：有觀察者指出，影響力投資者實現影響力需要以犧牲經濟收益為代價，哪怕是那些聲稱獲得了“雙重收益”的投資者其實背後也存在“隱性的讓步”，例如普通投資者不願意承擔的風險或者是高昂的盡職調查費用等。據你的經驗，確實是這樣嗎？
伊里亞德·當納利：我相信，當一個影響力投資者不是非獲得與市場收益率相當或更高的回報不可時，他驅動真正影響力的可能性更大。
但是，哪怕影響力投資者願意為了影響力而接受低於市場收益率的回報，他們也需要意識到他們這樣做的機會成本。舉個例子：一個投資者決定給奈及利亞的一家醫院投資5000萬美元，目標是每年為10萬名患瘧疾的兒童提供治療，並幫助1000名兒童脫離因瘧疾而導致的死亡。這筆投資的預期經濟收益是每年5%。但是，在奈及利亞，一個類似的醫療投資的一般經濟收益預期是每年15%。這意味著，那位影響力投資者實際上每年提供了500萬美元的慈善補助。
在這個例子中，這個影響力投資者在投資那家醫院之前就應該考慮，這每年500萬美元的慈善資金是不是有其他能夠產生更大影響力的用法。例如，相比於醫院建成後每年幫助1000名兒童脫離因瘧疾導致的死亡，把這每年500萬美元的資金用於為50萬兒童購買和發放蚊帳，每年幫助2800名兒童預防因瘧疾導致的死亡，是不是影響力更大？
如果是，這個影響力投資者還不如不要投資那家醫院，而改成做其他能夠帶來經濟收益的影響力投資，然後再用投資產生的額外收益去實現他最初想要實現的那個目標。這樣產生的影響力可能還會更大一些。
當影響力投資者尋求市場收益率的回報時，他們其實是在和投資市場中的其他所有投資者進行競爭。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同時實現獲得與市場收益率相當乃至於更好的經濟回報和產生真正影響力的目標，是不容易的。通常來說，這意味著，對於一個可能產生大影響力的潛在投資機遇，影響力投資者要比市場上的其他投資者更能看得到它的經濟風險和回報。例如，有人會說，尤努斯的成功之處，就在於他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或者沒有充分意識到的市場機遇，即為窮人中的窮人提供小額信貸。
另外，哪怕和優先考慮經濟收益的投資者相比，影響力投資者確實要付出額外的成本，例如用於評估影響力，我認為，這些成本也不一定非得很高。而且，如果影響力投資者在追求真正的影響力的同時，也有能力實現非常好的經濟業績，我會傾向于把這些成本看作是應有的生意成本，而不是所謂的“隱性的退讓”。
一般而言，我會鼓勵影響力投資者在投資時，選擇一條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基礎的投資路徑。也就是說，鼓勵他們從具體的社會問題出發，例如消滅瘧疾、治理北京的空氣污染、為老年人提供優質照護服務等，然後再去找解決這個社會問題的最佳投資路徑。簡言之，就是先想社會問題的解決，再考慮若成功解決這個社會問題，可能產生多少經濟收益。
影響力投資在中國發展的限制性因素主要有三個
《中國慈善家》：2010年的一份針對慈善家和影響力投資者的調查顯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沒有主動去獲取他們的投資是否產生了影響力、產生了何種程度的影響力的資訊。一方面因為影響力測量是個大難題；另一方面，許多人僅滿足於做好事的慰藉。你怎麼看？
伊里亞德·當納利：我認識的幾乎每一個影響力投資者都關心影響力的問題，只不過他們中的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能更好、更嚴格地去創造、瞭解和測量影響力。但是，我想說，大多數影響力投資者和慈善家都還可以在現有的基礎上做得更好。這也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發起慈善工作坊（The Philanthropy Workshop），以及中國公益研究院這樣的新機構能夠在全世界聲名鵲起的原因。
說到測量影響力，重要的是要嘗試想像：最終的成功意味著什麼？然後嘗試確定幾個需要追蹤的關鍵參數。舉蓋茨基金會的小兒麻痹症專案為例，最終的成功意味著要完全消滅小兒麻痹症這種疾病，而關鍵參數就是世界範圍內的小兒麻痹症病例。除了確定關鍵參數，還需要對有待解決的問題的過去和未來細緻瞭解。比如，還是小兒麻痹症，要瞭解它在歷史上的發病趨勢是怎樣的，以及你對它未來發病趨勢的期望。
影響力投資者還需要考慮在解決某個特定問題的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意料之外的積極或消極結果。也就是說，可能同時解決了什麼原來沒想到解決的問題，或催生出什麼原來沒有預料到的新問題。另外，也需要考慮“額外性”。例如，對於一個政府、市場和其他影響力投資者或慈善家都還沒有解決的社會問題，如果你的投資能夠幫助它得到解決，那麼你的投資是有額外性的，也就是說能夠創造真正意義上的影響力；否則，就沒有。
我認為，每一個慈善家和影響力投資者都應該潛下心來思考以下問題：如果我沒有做這些事情，會怎麼樣？會發生什麼？不會發生什麼？在哪些方面，因為我的幫助，無論是直接幫助還是與人合作，而帶來了可衡量的改變？有哪些真正意義上的影響力，我可以問心無愧地歸因於我的投資、努力和我所投資的機構或公司？
《中國慈善家》：據你觀察，在影響力投資領域，全球範圍內新趨勢的前三位是什麼？
伊里亞德·當納利：我觀察到的第一個趨勢是，越來越多人認識到影響力優先資金池對於驅動真正影響力的重要性，人們的信心在增強。對比起洛克菲勒、福特和蓋茨建立傳統資助型基金會的做法，紮克伯格和奧米迪亞建立影響力優先公司和基金的做法，正得到越來越多人的借鑒。
其次，人們更加認真地對待影響力和影響力評估。與此同時，專注於解決某個特定社會問題的影響力投資正在增加。
最後，運用新的技術和方法，例如大資料、預測分析、機器學習、人工智慧、機器人技術、無人機、社交媒體、視聽平臺等，去驅動和達成影響力，也正在成為一大趨勢。
《中國慈善家》：你被稱為“中國通”，非常瞭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歷史和現狀。就影響力投資在中國的發展，你認為，限制性的因素有哪些？你的建議是什麼？
伊里亞德·當納利：從我的角度看，影響力投資在中國發展的限制性因素主要有三個：
缺乏明確的支持影響力發展的政策環境；
無論是政府、私營部門還是慈善界，都缺乏對影響力投資的清晰理解和明確支持；
缺少非常成功的影響力投資的榜樣和案例研究。
我會建議中國慈善家加強與政府合作，通過資助影響力投資研究以及全球性影響力優先投資最佳實踐案例的發掘，倡議並支持政府制定有利於影響力投資在中國發展的政策。對於一些政府目前優先想要解決的社會問題，例如養老、環境治理等，不妨關注。
此外，我也會鼓勵中國走在前面的慈善家設立影響力優先投資基金，一起致力於探討、支援和規模化針對養老、環境治理等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這樣做的另外一個目標，是形成一定數量的成功案例，為其他一些優秀人才，包括那些原來以經濟效益為優先選擇的風險資本家和投資者進入這個領域提供借鑒。
作者：徐會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