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繼光(1528—1588)， 字元敬， 又字文明、汝謙， 號南塘， 晚年號孟諸， 山東蓬萊人。 他從戎四十餘年， 身經百戰， 是明代著名的軍事家、抗倭名將、民族英雄， 他訓練的“戚家軍”戰無不勝， 威震天下。 但因與張居正關係密切， 戚繼光晚年遭彈劾解甲歸田， 兩年後猝然去世。
明代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 朝中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內閣首輔張居正去世了。 張居正的死， 無論是對當時的政局， 還是對戚繼光本人， 都是一樁極為重要的事件。 其實張居正並沒有得什麼大病。 由於長期伏案工作， 張居正“久坐成痔”， 常常為此痛苦不堪。
在病榻上拖了三個月後， 年僅五十七歲的張居正溘然長逝。 張居正是明代著名的改革家。 萬曆皇帝朱翊鈞十歲即位， 張居正即擔任內閣首輔， 此後牢牢執掌朝廷權柄達十年之久。 他鑒於當時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 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 使明王朝的財政狀況得以大大改善。 在對外方面， 他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防禦邊患， 使明朝在萬曆初年出現了一段欣欣向榮的景象。 所以說， 張居正的死， 實是明王朝由盛轉衰的關鍵事件。 對戚繼光來說， 這也是他個人生涯由盛轉衰的開始。
因為， 朝野上下都知道， 戚繼光是張居正的“親信”。 張居正死了， 戚繼光無疑在朝中失去了強有力的靠山。 更為關鍵的因素是， 萬曆皇帝朱翊鈞早已對張居正忍無可忍了。 萬曆小時候， 由於少不更事， 朝政由張居正把持倒也罷了。 後來萬曆一天一天地長大了，
張居正專權十年， 當然樹敵不少。 他活著的時候， 就不時有人跳出來與之叫板， 如今成了死老虎， 挺身而出要清算張居正的就更多了。 有人上書， 告張居正生前“貪濫僭奢， 招權樹黨， 忘親欺君， 蔽主殃民”， 有人甚至說張居正與太監馮保相互勾結、有謀反意圖……萬曆此時還算通情達理， 他認為， 張居正雖然令他極為失望， 但“有十年輔理之功， 今已歿， 姑貸不究， 以全始終”。
然而事情還沒完。 萬曆雖然表示不再追究張居正的“罪過”，
戚繼光與張居正關係好固然是事實， 但說戚繼光有助張居正謀反之意， 卻也難以服眾。 萬曆皇帝也不相信戚繼光有“助逆”行為， 但他與一些大臣都有類似的看法， 即戚繼光在北京北部統帥數萬雄兵， 即使沒有謀反之心， 也有謀反的能力。 所以， 兵科都給事中張鼎思建議朝廷的執政者， 將戚繼光調到南方去，
於是， 一紙調令， 便將鎮守薊鎮長達成十六年的戚繼光調到廣東任總兵官。 名義上， 戚繼光的職務並未降低， 但是， 朝廷將他從京城附近遠調到廣東， 從中不難看出萬曆以及執政者們對戚繼光的不放心。 執政者們將戚繼光調離京畿重地， 也是進一步清算張居正的政治需要。 長期以來， 戚繼光與張居正的關係早就令眾人側目了。 張居正任首輔的十年間， 可以說一直將戚繼光倚為干城， 對戚繼光言聽計從。 朝內不時有人想與戚繼光為難， 但都被張居正或罷黜或調離， 為戚繼光充分發揮自己的軍事才能創造了一個極為寬鬆的環境。
戚繼光對張居正無疑是充滿感激之情的。1578年，張居正的父親病故，張居正赴江陵奔喪，戚繼光特意派出一隊士兵護衛張居正南行。張居正此行已是扈從如雲，當然用不著戚繼光的士兵作為衛士。為了領情，張居正只留下了六名士兵。
臨行前，張居正怕戚繼光受朝官們的欺負，特意安排他的學生梁夢龍擔任戚繼光的直接上司——薊遼總督。為此，他還寫信安慰戚繼光說，梁夢龍是其門生，他們的師生關係最好，由梁夢龍擔任薊遼總督，決不會對戚繼光不利。於是就有人推測，戚繼光與張居正的關係如此不一般，是戚繼光經常給張居正送禮的結果。
大凡英雄豪傑都有好色的弱點，張居正與戚繼光也不例外。戚繼光的朋友、文學家王世貞後來寫了篇《張公居正傳》，說戚繼光“時時購千金姬”送給張居正，以至張首輔縱欲過度而得病。王世貞甚至說張居正“日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泄之，其下成痔”。這麼說來，連張居正得的痔瘡也成了他好色縱欲的結果了。張居正固然好色，但說戚繼光經常不惜千金買美女送他享用，卻也史乏佐證。王世貞與張居正有矛盾，當然也有無中生有地貶損張居正以泄私憤的可能。
雖說戚繼光給張居正送美女之事後人已經無法證實，但戚繼光給張居正送禮，卻是不爭的事實。對此，張居正在書牘日記中有明文記載。有一次，戚繼光派弟弟到北京給張居正送禮，張居正只是象徵性地收下了一點，其餘又讓戚繼光的弟弟帶了回去。史家在《明史》中為戚繼光立傳，說戚繼光與俞大猷“均為名將，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戚繼光在“操行”方面哪些地方不如俞大猷呢?恐怕指的就是戚繼光給張居正送禮之事。
對此，我們似乎應當辯證地來看待。在專制社會裡，一個人的進退去留甚至生殺予奪，完全決定在當權者的手中。戚繼光如若不去結交當權者作為自己在朝中的靠山，是無法在外安心領兵作戰的。在賄賂公行、貪官遍地的時代，仁人志士想有所成就，昧著良心通過送禮等非正當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也是在所難免，不足深責。
再說，戚繼光與張居正的關係，也不是當時有些人想像的那樣勢利。談遷在《國榷》中曾說：“非戚將軍附江陵(張居正是湖北江陵人，故雲)也，江陵自重將軍耳。”是張居正欣賞戚繼光的軍事才能而器重之，而並戚繼光刻意去依附張居正。戚繼光給張居正送禮，是出於對知己或者說是對張居正知遇之恩的一種報答，無可厚非。
但在當時，戚繼光受到反張勢力的聲討，也在情理之中。無奈之下，戚繼光只得輕裝簡從，南下廣東赴任去了。
戚繼光離開自己苦心經營了十五年的薊鎮邊塞，心中極不是滋味。他是于隆慶元年(1567年)被調到薊鎮來的。在此之前，福建一帶的倭寇已經基本得以平息，而北邊的韃靼卻時常大規模南犯，對明王朝的首都北京構成了莫大的威脅。
國難思良將。工科給事中吳時來和陝西道李叔和先後向朝廷建議，調文武兼資的福建總兵戚繼光到北方負責防禦韃靼入犯。剛剛即位的隆慶皇帝答覆說：“朕在邸(尚未即位時)已知之矣。念東南新定，不果召。今速召戚某同譚綸回京，訓練兵馬，以備緩急之用。”
隆慶皇帝提到的譚綸是戚繼光的直接上司，時任福建巡撫。他也是當時的抗倭名將，曾多次身先士卒衝鋒陷陣。譚綸素來賞識戚繼光的軍事才能，雖說名為戚繼光的上司，實是戚繼光肝膽相照的摯友。戚繼光與俞大猷之所以能迅速平定禍害東南沿海二十多年的倭寇，與譚綸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
隆慶二年(1568年)三月，朝廷調譚綸任薊遼保定總督兼理糧餉。譚綸上任後立即上疏，要求調戚繼光至北方負責練兵事宜。調戚繼光來京，是隆慶皇帝早已決定了的事，所以譚綸的要求很快便得到了答覆。是年五月，戚繼光被任命為總理薊昌保定練兵事務一職，薊州、昌平、保定一帶的總兵以下武將均受其節制。戚繼光從小生活在北方，年輕時曾在薊門服役五年，對薊鎮一帶還是比較熟悉的。再說，皇帝將保衛首都北大門的重任交給他，明顯看出朝廷對他的器重。還有一個有利因素，就是譚綸依然是他的上司，可以任他發揮而不會從中掣肘。所以，戚繼光是滿懷著欣喜的心情北上赴任的。
戚繼光雄心勃勃，打算在薊鎮訓練十萬精兵，讓這支隊伍成為守衛北京的鋼鐵長城。所以，上任伊始，他便上書朝廷，要求撥十萬兵員，由他負責訓練。此外，他還就士兵的選用、糧餉的籌集、武器的製造等事宜向朝廷提出了建議。
但戚繼光想得未免太簡單了。戚繼光的練兵計畫，遭到了朝官們的質疑與反對。此時張居正雖然已經入閣輔政，但還不是“首輔”，不可能像後來那樣一言九鼎。張居正雖然心裡支持戚繼光的練兵計畫，但面對群臣的反對之聲，也無可奈何愛莫能助。他給譚綸寫信說，朝中有人指責戚繼光“求望太過，志意太侈”，給他十萬士兵恐怕是不可能的。
最終，戚繼光只被允許訓練三萬士兵。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朝廷財政困難，一下子拿出十萬大軍的糧餉，不是一個小數字，委實難以承受;另一方面，無論是皇帝，還是大臣們，他們對戚繼光是否對朝廷忠心耿耿還有所懷疑。有些人認為，如果讓戚繼光在北京郊外手握十萬精兵，對朝廷的威脅恐怕也不亞于韃靼的大軍入侵。戚繼光訓練十萬精兵的想法化為泡影不久，他的職務又發生了變故。
本來，戚繼光身為總理薊昌保定練兵事務，其職權僅在譚綸之下。但只過了一年，朝廷突然將薊鎮總兵郭琥調走，任命戚繼光為薊鎮總兵。這樣一來，戚繼光與昌平、保定的總兵成了平級關係，已是無法節制他們了。為此，戚繼光曾有一段時間憤憤不平，他在《練兵條議疏》中說：“臣又竊惟邊事本有可為之勢，但其機不在邊鄙，而在朝廷;不在文武疆吏，而在議論掣肘。”原因是“薊鎮切近京都，法令久馳，弊痼既深，更張未易，流言混淆，朝議紛拿，故應區處振飭者，畏眾議而逡巡齟齬，或施行方半，人言偶乘，首尾顧忌，實難展布，易起嫌疑。”
俗話說，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戚繼光本來北上時是滿懷一腔愛國熱情的，誰知僅過一年，竟在朝臣們的掣肘、打壓下，便發出了“捐身易”、“報國難”的辛酸感歎。戚繼光意識到，要想成就一番事業，必須要得到朝中權要的支持。否則，將空有愛國熱情，到頭來處處碰壁而一事無成。所以，他開始注意與朝中的閣臣們如除階、高拱、張居正搞好關係。
事實上，戚繼光後來做得非常成功。他與頂頭上司譚綸的關係自不用說，與張居正的關係也日漸密切。同時，戚繼光與老臣除階以及高拱的關係處理得也比較好，得到了他們的一致支持。
除階、高拱、張居正三位閣臣貌似一團和氣，其實互有矛盾。高拱不久即將除階驅逐出朝廷，代除階為“首輔”。隆慶六年，隆慶皇帝去世，張居正又將高拱驅逐出朝，代高拱而成為朝廷的新“首輔”。在戚繼光任薊鎮總兵的幾年間，朝中換了三任“首輔”，戚繼光竟與除、高、張都保持了良好的關係，實在是不容易的事。
由此也看出戚繼光處理複雜政治關係的能力。
戚繼光對張居正無疑是充滿感激之情的。1578年，張居正的父親病故，張居正赴江陵奔喪，戚繼光特意派出一隊士兵護衛張居正南行。張居正此行已是扈從如雲，當然用不著戚繼光的士兵作為衛士。為了領情，張居正只留下了六名士兵。
臨行前，張居正怕戚繼光受朝官們的欺負，特意安排他的學生梁夢龍擔任戚繼光的直接上司——薊遼總督。為此，他還寫信安慰戚繼光說，梁夢龍是其門生，他們的師生關係最好，由梁夢龍擔任薊遼總督，決不會對戚繼光不利。於是就有人推測，戚繼光與張居正的關係如此不一般，是戚繼光經常給張居正送禮的結果。
大凡英雄豪傑都有好色的弱點，張居正與戚繼光也不例外。戚繼光的朋友、文學家王世貞後來寫了篇《張公居正傳》，說戚繼光“時時購千金姬”送給張居正，以至張首輔縱欲過度而得病。王世貞甚至說張居正“日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泄之，其下成痔”。這麼說來，連張居正得的痔瘡也成了他好色縱欲的結果了。張居正固然好色，但說戚繼光經常不惜千金買美女送他享用，卻也史乏佐證。王世貞與張居正有矛盾，當然也有無中生有地貶損張居正以泄私憤的可能。
雖說戚繼光給張居正送美女之事後人已經無法證實，但戚繼光給張居正送禮，卻是不爭的事實。對此，張居正在書牘日記中有明文記載。有一次，戚繼光派弟弟到北京給張居正送禮，張居正只是象徵性地收下了一點，其餘又讓戚繼光的弟弟帶了回去。史家在《明史》中為戚繼光立傳，說戚繼光與俞大猷“均為名將，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戚繼光在“操行”方面哪些地方不如俞大猷呢?恐怕指的就是戚繼光給張居正送禮之事。
對此，我們似乎應當辯證地來看待。在專制社會裡，一個人的進退去留甚至生殺予奪，完全決定在當權者的手中。戚繼光如若不去結交當權者作為自己在朝中的靠山，是無法在外安心領兵作戰的。在賄賂公行、貪官遍地的時代，仁人志士想有所成就，昧著良心通過送禮等非正當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也是在所難免，不足深責。
再說，戚繼光與張居正的關係，也不是當時有些人想像的那樣勢利。談遷在《國榷》中曾說：“非戚將軍附江陵(張居正是湖北江陵人，故雲)也，江陵自重將軍耳。”是張居正欣賞戚繼光的軍事才能而器重之，而並戚繼光刻意去依附張居正。戚繼光給張居正送禮，是出於對知己或者說是對張居正知遇之恩的一種報答，無可厚非。
但在當時，戚繼光受到反張勢力的聲討，也在情理之中。無奈之下，戚繼光只得輕裝簡從，南下廣東赴任去了。
戚繼光離開自己苦心經營了十五年的薊鎮邊塞，心中極不是滋味。他是于隆慶元年(1567年)被調到薊鎮來的。在此之前，福建一帶的倭寇已經基本得以平息，而北邊的韃靼卻時常大規模南犯，對明王朝的首都北京構成了莫大的威脅。
國難思良將。工科給事中吳時來和陝西道李叔和先後向朝廷建議，調文武兼資的福建總兵戚繼光到北方負責防禦韃靼入犯。剛剛即位的隆慶皇帝答覆說：“朕在邸(尚未即位時)已知之矣。念東南新定，不果召。今速召戚某同譚綸回京，訓練兵馬，以備緩急之用。”
隆慶皇帝提到的譚綸是戚繼光的直接上司，時任福建巡撫。他也是當時的抗倭名將，曾多次身先士卒衝鋒陷陣。譚綸素來賞識戚繼光的軍事才能，雖說名為戚繼光的上司，實是戚繼光肝膽相照的摯友。戚繼光與俞大猷之所以能迅速平定禍害東南沿海二十多年的倭寇，與譚綸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
隆慶二年(1568年)三月，朝廷調譚綸任薊遼保定總督兼理糧餉。譚綸上任後立即上疏，要求調戚繼光至北方負責練兵事宜。調戚繼光來京，是隆慶皇帝早已決定了的事，所以譚綸的要求很快便得到了答覆。是年五月，戚繼光被任命為總理薊昌保定練兵事務一職，薊州、昌平、保定一帶的總兵以下武將均受其節制。戚繼光從小生活在北方，年輕時曾在薊門服役五年，對薊鎮一帶還是比較熟悉的。再說，皇帝將保衛首都北大門的重任交給他，明顯看出朝廷對他的器重。還有一個有利因素，就是譚綸依然是他的上司，可以任他發揮而不會從中掣肘。所以，戚繼光是滿懷著欣喜的心情北上赴任的。
戚繼光雄心勃勃，打算在薊鎮訓練十萬精兵，讓這支隊伍成為守衛北京的鋼鐵長城。所以，上任伊始，他便上書朝廷，要求撥十萬兵員，由他負責訓練。此外，他還就士兵的選用、糧餉的籌集、武器的製造等事宜向朝廷提出了建議。
但戚繼光想得未免太簡單了。戚繼光的練兵計畫，遭到了朝官們的質疑與反對。此時張居正雖然已經入閣輔政，但還不是“首輔”，不可能像後來那樣一言九鼎。張居正雖然心裡支持戚繼光的練兵計畫，但面對群臣的反對之聲，也無可奈何愛莫能助。他給譚綸寫信說，朝中有人指責戚繼光“求望太過，志意太侈”，給他十萬士兵恐怕是不可能的。
最終，戚繼光只被允許訓練三萬士兵。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朝廷財政困難，一下子拿出十萬大軍的糧餉，不是一個小數字，委實難以承受;另一方面，無論是皇帝，還是大臣們，他們對戚繼光是否對朝廷忠心耿耿還有所懷疑。有些人認為，如果讓戚繼光在北京郊外手握十萬精兵，對朝廷的威脅恐怕也不亞于韃靼的大軍入侵。戚繼光訓練十萬精兵的想法化為泡影不久，他的職務又發生了變故。
本來，戚繼光身為總理薊昌保定練兵事務，其職權僅在譚綸之下。但只過了一年，朝廷突然將薊鎮總兵郭琥調走，任命戚繼光為薊鎮總兵。這樣一來，戚繼光與昌平、保定的總兵成了平級關係，已是無法節制他們了。為此，戚繼光曾有一段時間憤憤不平，他在《練兵條議疏》中說：“臣又竊惟邊事本有可為之勢，但其機不在邊鄙，而在朝廷;不在文武疆吏，而在議論掣肘。”原因是“薊鎮切近京都，法令久馳，弊痼既深，更張未易，流言混淆，朝議紛拿，故應區處振飭者，畏眾議而逡巡齟齬，或施行方半，人言偶乘，首尾顧忌，實難展布，易起嫌疑。”
俗話說，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戚繼光本來北上時是滿懷一腔愛國熱情的，誰知僅過一年，竟在朝臣們的掣肘、打壓下，便發出了“捐身易”、“報國難”的辛酸感歎。戚繼光意識到，要想成就一番事業，必須要得到朝中權要的支持。否則，將空有愛國熱情，到頭來處處碰壁而一事無成。所以，他開始注意與朝中的閣臣們如除階、高拱、張居正搞好關係。
事實上，戚繼光後來做得非常成功。他與頂頭上司譚綸的關係自不用說，與張居正的關係也日漸密切。同時，戚繼光與老臣除階以及高拱的關係處理得也比較好，得到了他們的一致支持。
除階、高拱、張居正三位閣臣貌似一團和氣，其實互有矛盾。高拱不久即將除階驅逐出朝廷，代除階為“首輔”。隆慶六年，隆慶皇帝去世，張居正又將高拱驅逐出朝，代高拱而成為朝廷的新“首輔”。在戚繼光任薊鎮總兵的幾年間，朝中換了三任“首輔”，戚繼光竟與除、高、張都保持了良好的關係，實在是不容易的事。
由此也看出戚繼光處理複雜政治關係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