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頂級交響樂團做了15年首席大提琴演奏家的朱亦兵， 現在最想做的是一場“音樂廟會”——邀請14個國家的21位大提琴名家在國家圖書館不吃不喝連續演奏， 觀眾可持一張遊樂園式通票， 盡興嬉鬧
大提琴拉響巴赫名作《G弦上的詠歎調》的那一刻， 紙殼子般的廠房車間顯得尤為空曠。 工人從流水線上停下， 還有不少人透過窗戶玻璃向裡打量。 這是大提琴藝術家朱亦兵和他的大提琴樂團五百場公益演出中的某一幀。
回國十三年， 朱亦兵和他的樂團把音樂帶到那些“聲音沒有去過”的地方：工廠、田野、機場甚至監獄。
在歐洲頂級交響樂團任首席大提琴演奏家15年後， 朱亦兵選擇回國， 在劇院外“玩音樂”。 今年4月28日到5月1日， 他打算做一台“音樂廟會”：邀請14個國家的21位大提琴名家在國家圖書館不吃不喝連續演奏， 觀眾們持一張遊樂園式通票， 不正襟危坐， 不鴉雀無聲， 盡興嬉鬧。
“我最討厭‘普及高雅音樂’。 神聖化音樂完全沒必要， 它應該是生活的一部分。 ”朱亦兵說， 他將這個廟會式的古典音樂演出稱為——“超級大提琴”。
手指強大的音樂執行者
1986年， 朱亦兵以第一名的成績從巴黎國立高等音樂學院畢業。 最讓他自豪的， 不是成為繼馬思聰、冼星海後獲此殊榮的首位中國人，
在巴黎， 朱亦兵打遊戲的時間比練琴多。 “我的遊戲紀錄是哪兒來的， 要很多個小時堆出來的”。 一塊錢、兩塊錢、第一輪、第二輪， 玩到第三輪的時候已經過去兩三個鐘頭， 他經常是遊戲廳最晚離開的， “一直玩到拔插銷”。 除了打遊戲， 他對其他很多事情都感興趣， 也願意卯著勁去做， 唯獨對音樂“心不在焉”。
“我沒選大提琴， 這是我爸選的。 ”在他還沒來得及選擇愛好時， 他的父親、中央音樂學院教授朱永甯就把大提琴塞進他手裡了。 十三四歲， 朱亦兵進了中央音樂學院附中， 成了父親的學生， 常常“被壓著坐下來練琴”。 學生時代， 他灌制了第一張獨奏唱片， 這也是中國唱片社出版的第一張演奏西方音樂的唱片。
17歲時灌制唱片《中國之詩》的朱亦兵
17歲， 朱亦兵考入巴黎國立高等音樂學院， 跟法國著名大提琴家莫里斯·讓德隆學琴。
那時， 一封家信要寄十天半個月， “沒人管， 離家遠”， 又沒有學業壓力， 朱亦兵發現自己“成了斷線的風箏”。 音樂理論、大提琴樂譜都被通通拋開， 練琴時間都用來刷新街機遊戲紀錄， “老師不知道， 因為我太聰明了， 我的課總是第一”。
儘管有天分， 朱亦兵的興趣卻始終游離在音樂以外。 中學， 他在全北京數學比賽中得了第49名， 他卻覺得“這是我這輩子最大的失落”， 當年得第二名的是他的同班同學， 而在此之前， 朱亦兵始終壓他一頭。
畢業後， 他成為瑞士巴塞爾交響樂團的首席大提琴， “掙最多的錢， 幹西歐人眼裡最美好、最體面的工作”， 那一年他不過23歲， 年薪折合人民幣150萬， 是海外頂級交響樂團中擔此重任的唯一中國人。
他像操作一台精密儀器一樣控制著樂器和音符， 對音符之外的東西一無所知也毫不關心。 交響樂團的生活像一隻擰緊發條的瑞士鐘錶， 高強度的演出下， 勤奮練兵都是“胡扯”， 演出一場接著一場， 而他是最為精准的“音樂執行者”。
在瑞士生活了21年後，一天早上醒來，他突然發現自己開始變老，“頭髮都開始變灰白了”。此時他38歲，離退休還有三十年，他覺得自己沒法再過瑞士樂團“無限精准得像萬年曆”的生活了。
他曾給德國大學生樂團指揮過五年課。他聽學生們聊到樂譜以外的故事，“曲調後面的歌德詩詞，代表了怎樣的寓意和語境”，而他們的老師卻對此一無所知，“我就服了”。這讓他震驚，他忽然發覺音符和音樂並不是同一件東西，自己只是一個“手指強大的執行者”，“輪不到我來給這些懂音樂的學生髮文憑、講真理”。
執行音樂是一種重複性勞動，而“沒有創意我覺得我會死”，朱亦兵決定辭職，舉家回國，“只是我人生第一次衝動，這個念頭像著魔一樣，不顧一切”。
看音樂會就像排隊去買麥當勞
34年前，朱亦兵自恃天賦高，忙著打街機無暇顧及音樂，導師莫里斯·讓德隆對他說：“你要是來跟我來拉琴，那就算了。但是我們可以一起探討音樂。”當時朱亦兵不懂什麼意思，“這是人生中第一次有人告訴我拉琴和音樂根本不是一回事。”
當他意識到這點的時候，已經將近40歲，是一個優秀的大提琴演奏家，卻一直把音樂等同於音符。德國學生知道音樂背後的迷人妙處，而“中國孩子其實學的是音符”。在這時，朱亦兵發現“我還會拉琴，而且是一個拉得很棒的演奏員”，他覺得自己可以給中國的孩子帶去點什麼。
回國後，朱亦兵成了中央音樂學院教授，他常常把學生拖出課堂，讓他們聽貓叫鳥叫。練琴時間長短並不重要，學生愛動腦不練琴，他“毫不在乎”，甚至支持默許；而只動手不動腦則會氣得“六親不認”。
他還組了自己的大提琴樂團，只有六個人六把琴，“很多人以為我們是騙子”。
他們在田間地頭演奏，對牛拉琴，還被“不知道我們拿著什麼怪物”的農民從田裡轟出來。在國內的13年，一半時間樂隊“分文沒有”，“搞慈善還得掛個條幅”。
朱亦兵和樂團在胡楊林演奏（北京朱亦兵藝術中心 圖）
49歲生日，朱亦兵被一塊巴掌大的蛋糕打發了，他“懷恨在心”。於是，去年的50歲生日，他為自己辦了一場熱熱鬧鬧的音樂會。參照英國、德國和荷蘭的大提琴狂歡節，他在國家圖書館藝術中心安排了一場“超級大提琴”。
所謂的“高雅藝術”在“超級大提琴”音樂會裡，用最“平民”的方式售賣。朱亦兵為每張門票都設置了一樣的價格，沒有一等座二等座，只有先來先得，“就像排隊買麥當勞一樣”。
在這裡，觀眾不用穿著正裝，也不用被固定在座椅上，一張300元門票通行全場，13場獨奏、重奏和室內樂間穿插12場大師講座，可以從這裡逛到那裡，朱亦兵管這叫“廟會”。“就是一個遊樂園，只認票不認人。拿著票出去了還能再進來，聽一場不感興趣還可以出門賣給黃牛。”朱亦兵形容。
從早9點到晚10點，5場音樂會、3個講座和一堂形體課中間不吃不喝，只有5分鐘換場時間，“我辦這個音樂會就是要把大家弄瘋，讓嚴肅的人不嚴肅，光明正大地鼓勵大家不休息，不按點吃飯，不到點睡覺。我想告訴大家，其實除了吃飯睡覺以外還有更好玩的事情。”第一次“超級大提琴”結束後大半個鐘頭，觀眾們遲遲不走，提著外套還在前廳流連，“眼裡有光”。
“教育就是讓我們眼睛裡放光的，讓眼睛裡有光的人保持有光，讓眼睛裡沒光的人發出光芒。”於是，今年朱亦兵打算再辦一場“超級大提琴”。為了這個活動，他發動了自己的朋友圈，籌畫的7、8個月裡，他沒日沒夜地跨越時差給相識的老朋友們發郵件和視頻。
“我不需要說什麼話打動他們，他們就是靠感動生活的”，最後，他從全世界招來了21匹音樂界的“毒狼”：有“新世紀天才演奏家”之稱的克勞迪·奧波霍蓋茲，還有“以色列鬼才大師”加弗利爾·利普金德等。他選了一首叫《遺忘》的曲子，獻給一位今年去世的老朋友，作為2017年“超級大提琴”的開幕曲。
在中國，琴童拉大提琴大多源於被逼，是一種馴化。而朱亦兵想為那些跟他一樣被逼學琴的孩子創造一個嘈雜的遊樂場，熱熱鬧鬧瘋幾天，因為這才合乎人性，“人本來就是不乖的”。他是個悲觀主義者，相信只有純粹的悲觀者才能樂觀生存，“既然大家都是大提琴的受難者，為什麼不一起享受享受？”最後，他給“超級大提琴”設計了一幅宣傳畫：不平靜的海面波濤起伏，一隻大提琴做的船正在緩緩下沉，船上的人帶著幸災樂禍的表情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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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是最為精准的“音樂執行者”。在瑞士生活了21年後，一天早上醒來，他突然發現自己開始變老，“頭髮都開始變灰白了”。此時他38歲，離退休還有三十年，他覺得自己沒法再過瑞士樂團“無限精准得像萬年曆”的生活了。
他曾給德國大學生樂團指揮過五年課。他聽學生們聊到樂譜以外的故事，“曲調後面的歌德詩詞，代表了怎樣的寓意和語境”，而他們的老師卻對此一無所知，“我就服了”。這讓他震驚，他忽然發覺音符和音樂並不是同一件東西，自己只是一個“手指強大的執行者”，“輪不到我來給這些懂音樂的學生髮文憑、講真理”。
執行音樂是一種重複性勞動，而“沒有創意我覺得我會死”，朱亦兵決定辭職，舉家回國，“只是我人生第一次衝動，這個念頭像著魔一樣，不顧一切”。
看音樂會就像排隊去買麥當勞
34年前，朱亦兵自恃天賦高，忙著打街機無暇顧及音樂，導師莫里斯·讓德隆對他說：“你要是來跟我來拉琴，那就算了。但是我們可以一起探討音樂。”當時朱亦兵不懂什麼意思，“這是人生中第一次有人告訴我拉琴和音樂根本不是一回事。”
當他意識到這點的時候，已經將近40歲，是一個優秀的大提琴演奏家，卻一直把音樂等同於音符。德國學生知道音樂背後的迷人妙處，而“中國孩子其實學的是音符”。在這時，朱亦兵發現“我還會拉琴，而且是一個拉得很棒的演奏員”，他覺得自己可以給中國的孩子帶去點什麼。
回國後，朱亦兵成了中央音樂學院教授，他常常把學生拖出課堂，讓他們聽貓叫鳥叫。練琴時間長短並不重要，學生愛動腦不練琴，他“毫不在乎”，甚至支持默許；而只動手不動腦則會氣得“六親不認”。
他還組了自己的大提琴樂團，只有六個人六把琴，“很多人以為我們是騙子”。
他們在田間地頭演奏，對牛拉琴，還被“不知道我們拿著什麼怪物”的農民從田裡轟出來。在國內的13年，一半時間樂隊“分文沒有”，“搞慈善還得掛個條幅”。
朱亦兵和樂團在胡楊林演奏（北京朱亦兵藝術中心 圖）
49歲生日，朱亦兵被一塊巴掌大的蛋糕打發了，他“懷恨在心”。於是，去年的50歲生日，他為自己辦了一場熱熱鬧鬧的音樂會。參照英國、德國和荷蘭的大提琴狂歡節，他在國家圖書館藝術中心安排了一場“超級大提琴”。
所謂的“高雅藝術”在“超級大提琴”音樂會裡，用最“平民”的方式售賣。朱亦兵為每張門票都設置了一樣的價格，沒有一等座二等座，只有先來先得，“就像排隊買麥當勞一樣”。
在這裡，觀眾不用穿著正裝，也不用被固定在座椅上，一張300元門票通行全場，13場獨奏、重奏和室內樂間穿插12場大師講座，可以從這裡逛到那裡，朱亦兵管這叫“廟會”。“就是一個遊樂園，只認票不認人。拿著票出去了還能再進來，聽一場不感興趣還可以出門賣給黃牛。”朱亦兵形容。
從早9點到晚10點，5場音樂會、3個講座和一堂形體課中間不吃不喝，只有5分鐘換場時間，“我辦這個音樂會就是要把大家弄瘋，讓嚴肅的人不嚴肅，光明正大地鼓勵大家不休息，不按點吃飯，不到點睡覺。我想告訴大家，其實除了吃飯睡覺以外還有更好玩的事情。”第一次“超級大提琴”結束後大半個鐘頭，觀眾們遲遲不走，提著外套還在前廳流連，“眼裡有光”。
“教育就是讓我們眼睛裡放光的，讓眼睛裡有光的人保持有光，讓眼睛裡沒光的人發出光芒。”於是，今年朱亦兵打算再辦一場“超級大提琴”。為了這個活動，他發動了自己的朋友圈，籌畫的7、8個月裡，他沒日沒夜地跨越時差給相識的老朋友們發郵件和視頻。
“我不需要說什麼話打動他們，他們就是靠感動生活的”，最後，他從全世界招來了21匹音樂界的“毒狼”：有“新世紀天才演奏家”之稱的克勞迪·奧波霍蓋茲，還有“以色列鬼才大師”加弗利爾·利普金德等。他選了一首叫《遺忘》的曲子，獻給一位今年去世的老朋友，作為2017年“超級大提琴”的開幕曲。
在中國，琴童拉大提琴大多源於被逼，是一種馴化。而朱亦兵想為那些跟他一樣被逼學琴的孩子創造一個嘈雜的遊樂場，熱熱鬧鬧瘋幾天，因為這才合乎人性，“人本來就是不乖的”。他是個悲觀主義者，相信只有純粹的悲觀者才能樂觀生存，“既然大家都是大提琴的受難者，為什麼不一起享受享受？”最後，他給“超級大提琴”設計了一幅宣傳畫：不平靜的海面波濤起伏，一隻大提琴做的船正在緩緩下沉，船上的人帶著幸災樂禍的表情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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