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珍珠
Pearl Sydenstricker Buck
1892 年 6 月 26 日－1973 年 3 月 6 日
美國旅華作家， 憑藉小說《大地》（The Good Earth）， 於 1932 年獲得普利策小說獎， 後在 1938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您讀過賽珍珠的《大地》嗎？
英文版《大地》
圖左為上海譯文 2002 年出版， 譯者 王逢振、馬傳禧
圖右為人民文學 2010 年出版， 譯者 王逢振 等
之所以會問這個問題， 是因為在讀邁克爾·麥爾這本《東北遊記》時， 看到有美國媒體評價他的研究“和賽珍珠的《大地》有點像”。 但麥爾卻不知道自己在中國的學生是不是對這位可能是“歷史上第一個以中國農村為寫作題材”的作家感興趣；甚至覺得， 在中國“真正讀賽珍珠作品的普通民眾寥寥無幾”， 哪怕文學評論界對賽珍珠是抱有正面積極態度的。
因此， 麥爾在《東北遊記》專門用了差不多一章的篇幅，
一定程度上， 我們可以認為麥爾之所以會把中國東北作為自己的寫作主題， 除了他本身是荒地村的女婿， 《大地》（一如其英文書名《The Good Earth》）也給他的提供了豐厚的寫作素材和靈感。
讀賽珍珠丈夫的田野日記時， 我產生了類似的感受。 我意識到， 賽珍珠對鄉下人的訪談， 尤其是對女性的訪談， 促使她寫了《大地》。 從她們那裡， 賽珍珠瞭解了當地的民歌、民俗、菜譜……這恰恰也是我最初入住大荒地村所想做的——寫那些即將消失的文化。 賽珍珠成了我的榜樣。 她給我的另一個啟發是， 要瞭解當地人， 首先要懂當地語言。 這也是在中國做調研的前提。 賽珍珠的漢語很流利， 所以我也很努力地學習漢語。
彼得·海斯勒（何偉）在回顧自己為什麼要寫中國小城普通人的生活時， 曾經寫過：
就我讀到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晚期國外媒體刊載的中國報導和故事， 我大都不太喜歡。 我覺得它們對這個國家的理解很膚淺， 對中國人的描寫也非常乾癟。 在那些故事中， 一切都顯得灰暗而憂傷， 而涪陵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幽默、生機和活力根本就找不到。 我希望自己寫的跟他們有所不同——但我拿不准， 中國人是否也會這樣認為。 我想， 他們可能會把它當成又一本由不瞭解中國、戴有色眼鏡的外國人寫的書， 因此視而不見。 （《江城》上海譯文版作者自序）
對這些以中國非一線城市普通人為寫作主題的外國作家來說，
這似乎是一個莫比烏斯似的永無止境的推論。 但文學（藝術）作品的價值究竟幾何， 只有時間才能證明。 而事實是， 他們都成功了：
我發現， 中國的讀者對於書本身有共鳴， 這讓我頗感驚詫。 他們明白我為什麼對三岔和麗水這樣 “微不足道”的小地方產生興趣， 也明白我為什麼如此關注那些普通人——農民、流動人口和小創業者。 （《江城》上海譯文版作者自序）
只有像賽珍珠、何偉， 像這本書的作者邁克爾·麥爾一樣，深深地紮根下去，做很多的細緻工作，在作品中把大多數的細節寫到極致，才有了成功的可能。
賽珍珠曾對美國飛行員說：“如果你降落在中國的農村怎麼辦？嗯，那你很幸運，因為中國的農村很美。”
歡迎在文末留言，說一下您對賽珍珠、何偉、老梅和他們所寫的關於中國作品的看法，我們將送出四本譯文紀實最新出版的《東北遊記》。評論有效時間至3月15日晚24時。期待大家的精彩評論！
賽珍珠和她的《大地》
文｜邁克爾·麥爾譯｜何雨珈
摘自｜《東北遊記》第十一章《三姨的歌謠》（有刪節）
- 聲明：如需轉載先請私信聯繫 -
我的學生們喜歡看電視轉播的體育比賽和《中國好聲音》。根據我這些並不科學的樣本顯示，荒地的成年人比較喜歡看電視連續劇，特別是清朝宮廷戲和抗日戰爭時期人民的英雄事蹟。除了新聞上偶爾播放，我從未在電視螢幕上看到過農田的畫面。沒有《草原上的小屋》（美國電影，講述一家人在草原小屋開墾生活的點點滴滴。——譯者）這樣的電影。學校的書架上，也沒有和約翰·斯坦貝克講述加州農場故事類似的中國著作。中國最經典最婦孺皆知的小說是《紅樓夢》，事無巨細地描繪了一個貴族家庭的生活和興衰。裡面提到的佃戶，只是在每年的祭奠之前出出場，交個租子。書裡有個人物曾經頗帶蔑視地說：“所以他們莊客老實人：‘外明不知裡暗的事’，‘黃柏木作了磬槌子——外頭體面裡頭苦。（此話出自賈珍之口，《紅樓夢》第五十三回，“甯國府除夕祭宗祠榮國府元宵開夜宴”。——譯者）”
美國文學最早的一部著作也和《紅樓夢》差不多同一時期。法國移民赫克托·聖約翰·克雷夫科爾在 1782 年出版了《一個美國農民的信》。本傑明·佛蘭克林、湯瑪斯·潘恩、珀西·比希·雪萊和撒母耳·柯勒律治都曾對此書大加讚賞與頌揚。這本書被認為描繪了典型的美國夢。讀起來，就像一本浸透了更多汗水的《瓦爾登湖》：“與孩子一起耕作養活家人的父親，世界上比他更偉大的，恐怕只有身體力行，躬耕農畝，為天下做表率的中國皇帝了吧。”
在荒地，我重讀了賽珍珠的《大地》，不知道這本書我的學生會不會感興趣。同時，也是因為美國有些評論家說我目前的研究“和《大地》有點像”，我想給他們一個更好的答覆。當然，賽珍珠那本是一部小說，寫的是華中地區九十多年前的事了。
小說的開頭，年輕的農民王龍在娶親當日醒來。他撕掉小破屋的窗戶紙，伸了個胳膊出去看天氣如何，他感覺到“一陣柔和的微風從東方徐徐吹來，濕漉漉的”，覺得是個好兆頭。接著，就是結婚，生子，遭遇饑荒，娶了小妾，經歷洪水、戰爭、田裡遭了蝗蟲，其中充滿了欲望與貪婪。小說結尾，王龍在彌留之際囑咐早已自視為城裡人的兒子們：“我們從土地上來的……我們還必須回到土地上去……如果你們把地賣掉，那可就完了。”兒子們發誓說絕不會賣地。“但是隔著老人的頭頂，他們互相看了看，然後會心地笑了。”
這個結尾充滿了悲劇色彩。如果王龍活到了解放後，經歷一波波革命，很有可能會被戴上資產階級地主的帽子，被批鬥處死。最後，他傾灑血汗掙來的土地將被歸為公有，重新分配給貧下中農，比如法蘭西斯在荒地的親戚們。
賽珍珠去世四十年後，仍然在兩個世界中維持著尷尬的身份。中國文學界讚頌她，欣賞她的作品，但真正認真讀她書的中國民眾卻寥寥無幾；美國有很多人讀她的作品，但並不欣賞，也不太感興趣。美國小說家威廉·福克納就曾經表示，不願意與這位“中國通夫人”為伍（賽珍珠曾經獲得諾貝爾獎，在美國遭到很多文學精英的嘲笑，認為她的作品缺乏文體風格上的細膩和巧妙，諷刺的力量，過分強調道德說教，更重要的是，太受大眾的歡迎，因而不適合被授予諾貝爾獎。在她之後 11 年獲獎的威廉·福克納寫信給朋友，表示他寧願不獲獎也不願意和“中國通夫人”為伍。——譯者）。然而，最近才翻譯過她著作的中國譯者告訴我：“賽珍珠是一位革命者。她是第一個描寫中國農村的作家。在這之前，就連中國作家也沒能做到這一點。知識份子筆下也都是城市裡的知識份子。”賽珍珠小時候住在長江邊的港市鎮江，到處飄散著著名的鎮江香醋的味道。最近修建了一座博物館，展示賽珍珠在成為第一個贏得諾貝爾獎的美國女作家之前的生活。然而，博物館的禮品店裡竟然少了一樣東西：賽珍珠的書。
她一共寫了八十本書，但最吸引我的還是她一生的經歷。她的父母是傳教士，雇用了先生來教她書法習字和孔子等其他中國古代哲學家的典籍。“我有一個雙重的精神世界，”她在一部回憶錄中寫道，“在中國世界裡，我說話、做事、吃飯都和中國人一樣，思想感情也與其息息相通；身處美國人世界時，我就關上了通往另一個世界的門。”
她很喜歡查理斯·狄更斯的作品，從她對很多細枝末節的文化差異的描寫上，也能看到狄更斯的影響。賽珍珠的父親將《聖經》翻譯成白話的中文，而她自己獨特的句法和語序也帶著《聖經》的味道：The children tugged at Wang Lung then, and Wang Lung led them all back to the hut they had made, and there they laid themselves down and they slept until the next morning, for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summer they had been filled with food, and sleep overcame them with fullness （孩子們拉了拉王龍，於是王龍便帶著父親和兒子回到他們搭的那個席棚，在裡面躺了下來。他們一直躺到第二天早晨，因為這是從夏天以來他們第一次吃飽肚子，而且他們也太困乏了）（相關譯文全部引自《大地三部曲》（[美] 賽珍珠 著，王逢振等 譯，灕江出版社，1998 年）。——譯者）。
這樣的場景，這樣的聲音，對於每個花時間傾聽中國人講故事的人來說，都是再熟悉不過的。平時話很少的中國人要是有了閒暇，憑著一時高興，就會打開話匣子，快速地說個不停。法蘭西斯喝了幾杯啤酒就是這副德行。三舅生氣的時候話特別多。關老師則是在上完一天的課想舒緩壓力的時候。之前我在北京的四合院裡有個綽號老寡婦的鄰居，每次我直截了當地問她，某年某月某日發生了什麼。她經常好幾天以後才回答我，手上還做著其他事情，比如下餃子，“水差不多燒開了。你一定餓了吧。我爸就喜歡這樣的餡兒，豬肉大蔥。他說我必須嫁給差不多比我大二十歲的一個軍官。是他認識的一個人的朋友。1931 年差不多就這些事兒”。她的聲音很冷靜，不帶任何感情，仿佛是在講很久前跟自己無關緊要的別人的事情。這和美國人講故事太不一樣。法蘭西斯一到美國，就注意到每個美國人都是故事的主人公，他們向任何願意聽的人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甚至在沒有聽眾時也滔滔不絕。法蘭西斯說，中國人是發明了很多東西，但只有美國人才想得出博客、臉書和推特。
前文提到的約翰·斯坦貝克去了一些救濟營，為報紙寫了一系列報導，由此獲得了《憤怒的葡萄》的靈感。賽珍珠的經歷和他類似，《大地》中描寫的各種場景，都是她的所見所聞。少年時期的賽珍珠曾經在饑荒時和母親一起給窮人施粥；還在窮人的學校裡教過縫紉。一次教會的野餐上，她認識了一個新加入的農學家，約翰·羅森·布克。他的中文說得磕磕巴巴，而她則流利如母語。十八年後，兩人離了婚，她寫道，和丈夫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在主日學校教《聖經》”。然而事實上，兩人都對中國的農田滿懷著熱愛。
賽珍珠搬進丈夫位於華中的農學研究站。說是研究站，其實就是一座小棚屋，周圍的小道泥濘不堪，屋子也是用泥糊起來的，四周都是泥牆。他們把周圍的鄉村探了個究竟。他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車，而她則入鄉隨俗，坐四人抬的轎子。他記錄下農村生活的點點滴滴：住房、燃料、物價、飲食、娛樂、婚喪嫁娶等等。當時，在這樣一個80％的人口都是農民的國家，還沒有人像這樣有系統地搜集這些材料。
賽珍珠的丈夫最後將這些材料集結成書，定名《中國農家經濟》（Chinese Farm Economy），一時成為比妻子更出名的作者。不過，對於非專業的讀者來說，這部出版於 1930 年的著作十分枯燥，全是冷冰冰的資料表格。賽珍珠幫丈夫把這些報告列印出來，但字裡行間的行文對兩人的婚姻應該沒有什麼幫助。想像一下，一個熟讀狄更斯著作和中國古代典籍的女人，竟然哢嗒哢嗒地在打字機上敲下以下的文字，“一個種植系統盈利與否，主要取決於作物的產量和售價、人力的季節性調度和利潤最高的作物的比例”。
不過，此書接近尾聲的很多章節都引用了當地的中文諺語並翻譯成英語，比如，讀書學不會插秧，只跟鄰居學樣；隔開種高粱，中間牛能躺。有的話感覺就像來自簽語餅，並且經過了法蘭西斯的解析，寧願餓死娘，不教斷了種糧。
是賽珍珠加了這些諺語。丈夫在鄉間田野中和男人們聊天，她就和女人們一起待在屋裡，詢問她們平時的生活，讓她們傳授樸素的智慧。她的妹妹格蕾絲曾對一名傳記作家說：“她非常深入地參與到那個專案中，而且做了很多編輯工作。”布克成書後不久，賽珍珠就花五個月的時間，寫出了《大地》。
1930 年代，《大地》出了八個版本的中譯本，而且被“不斷地盜版”，賽珍珠帶著一點小得意寫道。但 1949 年共產黨執政後，她的那些故事背景都成了不合時宜的舊社會，是已經被推翻的時代。早在 1935 年，她就離開了中國，也離開了丈夫。後來她和自己的出版商結了婚，搬到賓夕法尼亞州巴克斯郡的一個農場。紅色恐慌（紅色恐慌，又名紅色恐怖，是指於美國興起的反共產主義風潮。——譯者）時期，她以約翰·莎草為筆名，寫了五部以美國西部為背景的小說。
尼克森訪問中國的 1972 年，賽珍珠申請中國簽證被拒，官方的拒簽信中稱，拒簽原因是“長期以來，你在你的著作中都對新中國的人民和領袖持有扭曲、誹謗和中傷的態度”。九個月後，賽珍珠去世，被埋葬在巴克斯郡的農場裡，那是一座孤零零的墳墓，墓碑上刻著她的中文名字。
看賽珍珠的一生，我發現一個外國人寫中國，需要萬分謹慎。尤其要防範不要讓自己被埋葬在梅英東這個中文名字之下。第二個教訓是婚姻失敗，因為某一方對自己的研究太過專注，忘了分一點時間給伴侶。“我太忙了，太忙了，太忙了，一心都要去求證核實那些土地利用的資料。”布克在意外遭遇離婚後承認。還有個教訓，這個國家可能會因為你寫的東西，把你趕出去，終身不得入境。
當然了，還是有非常積極的收穫。那是個密切關注中國的時代。賽珍珠夫婦認真學習中文，離開了大城市。他們目睹，親身經歷，而不是輕信官方的解說或學者的評論。他們關注普通人的生活，沒有從那些名人富翁製造的新聞中去獲取資訊。1970 年，賽珍珠寫道：“美國人對中國人有著很濃厚的興趣，但新聞媒體低估了讀者的整體智慧和興趣的廣泛程度。”夫婦倆關注的，不是短平快的新聞，而是那些節奏更慢的故事。他們細細觀察著土地與每個人在歲月中的各種改變。
他們熱愛農田。二戰時，賽珍珠曾經對即將出征的美國飛行員們發表演講，她說《大地》的情節有些含混，讓很多讀者認為 The Good Earth（直譯為好的土地）這個書名是諷刺性的。“如果你降落在中國的農村怎麼辦？”賽珍珠問飛行員們。“嗯，那你很幸運，因為中國的農村很美。”
……
“我們可以給他們送一車廂豬尾巴，”三姨說。
“這是一句中國諺語嗎？”
正在給花兒除草的她抬起頭來望著我問：“啥？”
“給他們送一車廂豬尾巴，”我重複道，“啥意思啊？”
三姨大笑起來，灰白的卷髮在氊帽下跳躍。“就是送一車廂豬尾巴唄，就是那個意思。哎呀我的媽呀。”她飛來一個調皮的眼神，上嘴唇都快包不住參差不齊的齙牙了。“你剛不是跟我說中國從蘇聯買吃的？”
1945 年 8 月，蘇聯紅軍洗劫了吉林水泥廠，三姨告訴我。現在那兒還是水泥廠，就是之前那個不斷噴著黏糊糊顆粒弄髒行人衣服的地方。“日本子在那兒弄了些先進的機器。我們趕走了日本子，機器留下來自己用。但是蘇聯紅軍一直待到打完仗，想拿啥就拿啥，全拿走了。史達林說這都是為了工廠安全，把工廠挪到蘇聯，美國人就拿不去了。後來他又送回來了。周總理給了他好多蘋果和大豆。周總理就說：‘豬肉我們是沒有，但是可以給他送一車廂豬尾巴去。’”
“所以說不是真的送豬尾巴去？”
“中國那前兒都窮成啥樣兒了啊！”
三姨話鋒一轉，講起了她弟弟的故事。她弟弟小時候在吉林城上學。她說那時候城門還在，但城牆和木頭建築都毀了。“幾個月前你不是問我日本子占東北的事嗎？我就跟你講講我記得的，”她邊說邊把我迎進屋。三姨夫給我們倒了幾碗熱氣騰騰的豆奶。
“你問我那前兒這兒是啥樣兒的，”三姨坐在炕邊，打開了話匣子，“我還記得偽滿洲國的事兒呢。我那時候還小，小日本就來了。他們幹嗎來的？我聽現在的人說，他們是來挖礦的，還要修大壩。但修大壩和挖礦的都是咱中國人啊。你要是不幹活兒，他們就打你，把你扔到死人坑裡。”
“您見過日本人嗎？”
“他們住在吉林市的一個區。我見過日本女人，穿著和服，背上還背著孩子。她們穿的鞋子是木頭做的。那時候人行道都是木頭的。那鞋子聲音響著呢，噠噠噠。她們臉上抹著粉兒，吃得可好啦。她們的衣服都是綢子做的，穿著別提多好看啦。咱中國人呢，穿的都是舊棉襖，自個兒織的，自個兒染的色。我的褲襠經常扯爛，家裡的毯子都是粗布做的，全是跳子（東北話，跳蚤。——譯者。）”
“那前兒我還在上小學。每天早上都要唱偽滿洲國的國歌。唱的是偽滿洲國國歌的顏色什麼的，好像是這麼唱的……”
她哼哼了個調子，還模模糊糊來了幾句日語歌詞，大意是：
我們的國旗飄啊飄，飄啊飄，紅、藍、白、黑、黃。
我愛我的國旗，國旗飄啊飄，飄啊飄。
“要是唱的不對，老師就要拿木頭教鞭打三下手心。”她說。“我可不想手一直腫著。所以我還記得些日語。”她一口氣用日語從一數到了十。
偽滿洲國的五色國旗代表了五個民族，也就是整個東北地區，從長城到西伯利亞。大背景是芥末黃，模仿的是清朝的旗幟。但那條纖弱細長的藍龍已經不見，取而代之的是左上角一個方塊，裡面有幾個橫條，紅的代表日本，藍的代表漢族，白的代表蒙古族，黑的代表朝鮮族。
“老師教我們說，我們是滿洲人，不是中國人，”三姨說，“還說中文是滿洲語。不能說中國怎麼樣怎麼樣，沒有什麼東西是中國的。在學校只教日語。每天早上我們都要站起來向老師問好，說‘嗨！’跟電視上一樣，什麼東西都是‘嗨’，還要敬個禮。午飯的時候，我們要用日語一遍一遍地說‘謝謝’。‘阿裡嘎多，阿裡嘎多，阿裡嘎多。’放學的時候，我們也要敬禮，說再見。回家路上，我就又能說中文了。不過只有一年，1945 年，偽滿洲國就沒了。”
叛軍還沒到吉林，他們的中國敵人就先進入了那座城市。
“國民黨的軍隊很瘮人啊。先是七十七軍，後來還有八十八軍。他們跑到我們家裡來抓壯丁。我爺爺做不動了，他們就經常打他。我爺爺特別不待見國民黨。他們跑進我們家，我們得跪在他們面前。都是些混蛋。砍了我們的樹燒柴火，還打我弟弟，把他的頭都打破了。有十個兵，都圍上去打他。哦，對，日本子也來過我們家，但就是巡邏，往裡面看了一眼。但還是挺瘮人的。他們戴著頭盔，手上還有帶刺刀的步槍。但最糟糕的是在那之後。”
三姨戲劇化地壓低了聲音，低語道：“哢嗒哢嗒哢嗒。俄國人拉著馬車來啦。我就坐在樹上大喊‘毛子來啦’。女人們都躲進屋裡去。大家把門窗關好，手上拿著棍子。有時候一輛車停下來，裡面有兩三個俄國兵，然後他們就跑到我們屋裡看。他們把櫃子什麼的都打開，見啥拿啥，我媽的手錶和金戒指都被拿走了。我們的狗朝一個兵叫，他就給了它一槍。但我舅舅把那個兵灌醉了，殺了一隻鵝送給他，他就走了。”
三姨說，有一回，一個俄國人把鄰居一個女人給強姦了。“他們說，完事兒後，他把她的腿綁在馬後面，一路騎馬拖著她，把她拖死了。”
為了避難，三姨的爹娘把她送到了荒地村。但依然危機四伏。“1948 年，國民黨和共產黨在這兒的河那兒大幹了一場。聽到槍聲我就躲在炕邊上。那時候特別害怕。一顆子彈剛好打中了我們的窗戶紙。晚上我們可不能點燈。燈全都滅了。我們只好睡覺。可是我睡不著哇，一整晚心都怦怦跳。我們睡在地上，就躲在窗櫺下面。那時候我才七歲。”
接著八路軍就進了荒地。他們和日本人、俄國人以及國民黨的軍隊不一樣，不會隨便進入村民的家。“八路軍就在院子裡悄沒聲兒地坐著，在外面搭帳篷住。他們自己去提水，自己做飯吃，從來不打擾我們。那前兒窗戶上都是糊的紙，沒有安玻璃。有時候他們會去戳窗戶紙，啪啪啪的，說：‘別怕我們。我們是來幫助你們的。我們不會欺負你們。’”
三姨模仿了幾聲衝鋒號，然後唱了起來：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這首歌叫《義勇軍進行曲》，是 1935 年一部電影的主題歌，電影表現了東北被日本佔領後，做了亡國奴的東北兒女參了軍，立志將日本人趕出中國。這首歌後來成為中國國歌。然而，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詞作者田漢蒙冤入獄，慘死牢中。
三姨說，那十年的“國歌”是《東方紅》。“每天日出日落都要用大喇叭放，全中國的農村都聽得到。”她說著就唱了起來：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嗨喲，他是人民大救星！
呼兒嗨喲這個詞讓我很感興趣，沒有實際意義，只是語助詞，有點像東北人感歎時說的哎呀我的媽呀。據說，《東方紅》的歌詞出自一個愛國農民，他還給一首民歌寫了歌詞：
芝麻油，白菜心，
要吃豆角抽筋筋。
三天不見想死個人，呼兒嗨喲，
哎呀，我的三哥哥！
三姨熟記很多歌謠的歌詞。她臉上露出狡黠的微笑，說她們那一代必須唱歌。三姨夫站了起來，從炕和窗戶之間窄窄的過道走過去開電視。又是斯諾克的比賽。他無聊地關了電視。家裡朝南的窗戶從他的腰那麼高的地方一直到天花板。窗櫺邊擺著一溜盆栽。
“我來澆水，”他說，“你倆嘮你倆的。”
“再唱一首就不唱了，”三姨保證說。不過我很喜歡她的表演。她的雙腿吊在炕邊，沒有著地。氊帽和灰白頭髮包裹著的臉上沒有一條皺紋，隨著歌詞內容露出或逗趣或嚴肅的表情。一口白白的齙牙像指揮棒一樣升起又落下。
最後一首歌是《松花江上》，是這一帶婦孺皆知的東北之歌，就像《牧場是我家》在美國西部一樣。這首歌以1931年日本侵略東北為背景，唱出了所有南逃的東北人的心聲。三姨唱道：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了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
“人人都會唱。”三姨說。
“您是什麼時候學會的？小時候？”
“我不知道，”三姨回答，“生出來就到處有人唱。”
我笑了。在鄉下，好像什麼東西都是“生出來就到處有”。人人都是什麼都知道。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殖民者的鞋噠噠噠。侵略軍的馬車哢嗒哢嗒哢嗒。內戰的戰場上血肉橫飛。八路軍輕輕戳著窗戶紙，啪啪啪，說我們不會欺負你們。起來！起來！起來！東方紅。呼兒嗨喲。1956 年，荒地建村。
本文轉自：上海譯文
像這本書的作者邁克爾·麥爾一樣，深深地紮根下去，做很多的細緻工作，在作品中把大多數的細節寫到極致，才有了成功的可能。賽珍珠曾對美國飛行員說：“如果你降落在中國的農村怎麼辦？嗯，那你很幸運，因為中國的農村很美。”
歡迎在文末留言，說一下您對賽珍珠、何偉、老梅和他們所寫的關於中國作品的看法，我們將送出四本譯文紀實最新出版的《東北遊記》。評論有效時間至3月15日晚24時。期待大家的精彩評論！
賽珍珠和她的《大地》
文｜邁克爾·麥爾譯｜何雨珈
摘自｜《東北遊記》第十一章《三姨的歌謠》（有刪節）
- 聲明：如需轉載先請私信聯繫 -
我的學生們喜歡看電視轉播的體育比賽和《中國好聲音》。根據我這些並不科學的樣本顯示，荒地的成年人比較喜歡看電視連續劇，特別是清朝宮廷戲和抗日戰爭時期人民的英雄事蹟。除了新聞上偶爾播放，我從未在電視螢幕上看到過農田的畫面。沒有《草原上的小屋》（美國電影，講述一家人在草原小屋開墾生活的點點滴滴。——譯者）這樣的電影。學校的書架上，也沒有和約翰·斯坦貝克講述加州農場故事類似的中國著作。中國最經典最婦孺皆知的小說是《紅樓夢》，事無巨細地描繪了一個貴族家庭的生活和興衰。裡面提到的佃戶，只是在每年的祭奠之前出出場，交個租子。書裡有個人物曾經頗帶蔑視地說：“所以他們莊客老實人：‘外明不知裡暗的事’，‘黃柏木作了磬槌子——外頭體面裡頭苦。（此話出自賈珍之口，《紅樓夢》第五十三回，“甯國府除夕祭宗祠榮國府元宵開夜宴”。——譯者）”
美國文學最早的一部著作也和《紅樓夢》差不多同一時期。法國移民赫克托·聖約翰·克雷夫科爾在 1782 年出版了《一個美國農民的信》。本傑明·佛蘭克林、湯瑪斯·潘恩、珀西·比希·雪萊和撒母耳·柯勒律治都曾對此書大加讚賞與頌揚。這本書被認為描繪了典型的美國夢。讀起來，就像一本浸透了更多汗水的《瓦爾登湖》：“與孩子一起耕作養活家人的父親，世界上比他更偉大的，恐怕只有身體力行，躬耕農畝，為天下做表率的中國皇帝了吧。”
在荒地，我重讀了賽珍珠的《大地》，不知道這本書我的學生會不會感興趣。同時，也是因為美國有些評論家說我目前的研究“和《大地》有點像”，我想給他們一個更好的答覆。當然，賽珍珠那本是一部小說，寫的是華中地區九十多年前的事了。
小說的開頭，年輕的農民王龍在娶親當日醒來。他撕掉小破屋的窗戶紙，伸了個胳膊出去看天氣如何，他感覺到“一陣柔和的微風從東方徐徐吹來，濕漉漉的”，覺得是個好兆頭。接著，就是結婚，生子，遭遇饑荒，娶了小妾，經歷洪水、戰爭、田裡遭了蝗蟲，其中充滿了欲望與貪婪。小說結尾，王龍在彌留之際囑咐早已自視為城裡人的兒子們：“我們從土地上來的……我們還必須回到土地上去……如果你們把地賣掉，那可就完了。”兒子們發誓說絕不會賣地。“但是隔著老人的頭頂，他們互相看了看，然後會心地笑了。”
這個結尾充滿了悲劇色彩。如果王龍活到了解放後，經歷一波波革命，很有可能會被戴上資產階級地主的帽子，被批鬥處死。最後，他傾灑血汗掙來的土地將被歸為公有，重新分配給貧下中農，比如法蘭西斯在荒地的親戚們。
賽珍珠去世四十年後，仍然在兩個世界中維持著尷尬的身份。中國文學界讚頌她，欣賞她的作品，但真正認真讀她書的中國民眾卻寥寥無幾；美國有很多人讀她的作品，但並不欣賞，也不太感興趣。美國小說家威廉·福克納就曾經表示，不願意與這位“中國通夫人”為伍（賽珍珠曾經獲得諾貝爾獎，在美國遭到很多文學精英的嘲笑，認為她的作品缺乏文體風格上的細膩和巧妙，諷刺的力量，過分強調道德說教，更重要的是，太受大眾的歡迎，因而不適合被授予諾貝爾獎。在她之後 11 年獲獎的威廉·福克納寫信給朋友，表示他寧願不獲獎也不願意和“中國通夫人”為伍。——譯者）。然而，最近才翻譯過她著作的中國譯者告訴我：“賽珍珠是一位革命者。她是第一個描寫中國農村的作家。在這之前，就連中國作家也沒能做到這一點。知識份子筆下也都是城市裡的知識份子。”賽珍珠小時候住在長江邊的港市鎮江，到處飄散著著名的鎮江香醋的味道。最近修建了一座博物館，展示賽珍珠在成為第一個贏得諾貝爾獎的美國女作家之前的生活。然而，博物館的禮品店裡竟然少了一樣東西：賽珍珠的書。
她一共寫了八十本書，但最吸引我的還是她一生的經歷。她的父母是傳教士，雇用了先生來教她書法習字和孔子等其他中國古代哲學家的典籍。“我有一個雙重的精神世界，”她在一部回憶錄中寫道，“在中國世界裡，我說話、做事、吃飯都和中國人一樣，思想感情也與其息息相通；身處美國人世界時，我就關上了通往另一個世界的門。”
她很喜歡查理斯·狄更斯的作品，從她對很多細枝末節的文化差異的描寫上，也能看到狄更斯的影響。賽珍珠的父親將《聖經》翻譯成白話的中文，而她自己獨特的句法和語序也帶著《聖經》的味道：The children tugged at Wang Lung then, and Wang Lung led them all back to the hut they had made, and there they laid themselves down and they slept until the next morning, for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summer they had been filled with food, and sleep overcame them with fullness （孩子們拉了拉王龍，於是王龍便帶著父親和兒子回到他們搭的那個席棚，在裡面躺了下來。他們一直躺到第二天早晨，因為這是從夏天以來他們第一次吃飽肚子，而且他們也太困乏了）（相關譯文全部引自《大地三部曲》（[美] 賽珍珠 著，王逢振等 譯，灕江出版社，1998 年）。——譯者）。
這樣的場景，這樣的聲音，對於每個花時間傾聽中國人講故事的人來說，都是再熟悉不過的。平時話很少的中國人要是有了閒暇，憑著一時高興，就會打開話匣子，快速地說個不停。法蘭西斯喝了幾杯啤酒就是這副德行。三舅生氣的時候話特別多。關老師則是在上完一天的課想舒緩壓力的時候。之前我在北京的四合院裡有個綽號老寡婦的鄰居，每次我直截了當地問她，某年某月某日發生了什麼。她經常好幾天以後才回答我，手上還做著其他事情，比如下餃子，“水差不多燒開了。你一定餓了吧。我爸就喜歡這樣的餡兒，豬肉大蔥。他說我必須嫁給差不多比我大二十歲的一個軍官。是他認識的一個人的朋友。1931 年差不多就這些事兒”。她的聲音很冷靜，不帶任何感情，仿佛是在講很久前跟自己無關緊要的別人的事情。這和美國人講故事太不一樣。法蘭西斯一到美國，就注意到每個美國人都是故事的主人公，他們向任何願意聽的人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甚至在沒有聽眾時也滔滔不絕。法蘭西斯說，中國人是發明了很多東西，但只有美國人才想得出博客、臉書和推特。
前文提到的約翰·斯坦貝克去了一些救濟營，為報紙寫了一系列報導，由此獲得了《憤怒的葡萄》的靈感。賽珍珠的經歷和他類似，《大地》中描寫的各種場景，都是她的所見所聞。少年時期的賽珍珠曾經在饑荒時和母親一起給窮人施粥；還在窮人的學校裡教過縫紉。一次教會的野餐上，她認識了一個新加入的農學家，約翰·羅森·布克。他的中文說得磕磕巴巴，而她則流利如母語。十八年後，兩人離了婚，她寫道，和丈夫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在主日學校教《聖經》”。然而事實上，兩人都對中國的農田滿懷著熱愛。
賽珍珠搬進丈夫位於華中的農學研究站。說是研究站，其實就是一座小棚屋，周圍的小道泥濘不堪，屋子也是用泥糊起來的，四周都是泥牆。他們把周圍的鄉村探了個究竟。他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車，而她則入鄉隨俗，坐四人抬的轎子。他記錄下農村生活的點點滴滴：住房、燃料、物價、飲食、娛樂、婚喪嫁娶等等。當時，在這樣一個80％的人口都是農民的國家，還沒有人像這樣有系統地搜集這些材料。
賽珍珠的丈夫最後將這些材料集結成書，定名《中國農家經濟》（Chinese Farm Economy），一時成為比妻子更出名的作者。不過，對於非專業的讀者來說，這部出版於 1930 年的著作十分枯燥，全是冷冰冰的資料表格。賽珍珠幫丈夫把這些報告列印出來，但字裡行間的行文對兩人的婚姻應該沒有什麼幫助。想像一下，一個熟讀狄更斯著作和中國古代典籍的女人，竟然哢嗒哢嗒地在打字機上敲下以下的文字，“一個種植系統盈利與否，主要取決於作物的產量和售價、人力的季節性調度和利潤最高的作物的比例”。
不過，此書接近尾聲的很多章節都引用了當地的中文諺語並翻譯成英語，比如，讀書學不會插秧，只跟鄰居學樣；隔開種高粱，中間牛能躺。有的話感覺就像來自簽語餅，並且經過了法蘭西斯的解析，寧願餓死娘，不教斷了種糧。
是賽珍珠加了這些諺語。丈夫在鄉間田野中和男人們聊天，她就和女人們一起待在屋裡，詢問她們平時的生活，讓她們傳授樸素的智慧。她的妹妹格蕾絲曾對一名傳記作家說：“她非常深入地參與到那個專案中，而且做了很多編輯工作。”布克成書後不久，賽珍珠就花五個月的時間，寫出了《大地》。
1930 年代，《大地》出了八個版本的中譯本，而且被“不斷地盜版”，賽珍珠帶著一點小得意寫道。但 1949 年共產黨執政後，她的那些故事背景都成了不合時宜的舊社會，是已經被推翻的時代。早在 1935 年，她就離開了中國，也離開了丈夫。後來她和自己的出版商結了婚，搬到賓夕法尼亞州巴克斯郡的一個農場。紅色恐慌（紅色恐慌，又名紅色恐怖，是指於美國興起的反共產主義風潮。——譯者）時期，她以約翰·莎草為筆名，寫了五部以美國西部為背景的小說。
尼克森訪問中國的 1972 年，賽珍珠申請中國簽證被拒，官方的拒簽信中稱，拒簽原因是“長期以來，你在你的著作中都對新中國的人民和領袖持有扭曲、誹謗和中傷的態度”。九個月後，賽珍珠去世，被埋葬在巴克斯郡的農場裡，那是一座孤零零的墳墓，墓碑上刻著她的中文名字。
看賽珍珠的一生，我發現一個外國人寫中國，需要萬分謹慎。尤其要防範不要讓自己被埋葬在梅英東這個中文名字之下。第二個教訓是婚姻失敗，因為某一方對自己的研究太過專注，忘了分一點時間給伴侶。“我太忙了，太忙了，太忙了，一心都要去求證核實那些土地利用的資料。”布克在意外遭遇離婚後承認。還有個教訓，這個國家可能會因為你寫的東西，把你趕出去，終身不得入境。
當然了，還是有非常積極的收穫。那是個密切關注中國的時代。賽珍珠夫婦認真學習中文，離開了大城市。他們目睹，親身經歷，而不是輕信官方的解說或學者的評論。他們關注普通人的生活，沒有從那些名人富翁製造的新聞中去獲取資訊。1970 年，賽珍珠寫道：“美國人對中國人有著很濃厚的興趣，但新聞媒體低估了讀者的整體智慧和興趣的廣泛程度。”夫婦倆關注的，不是短平快的新聞，而是那些節奏更慢的故事。他們細細觀察著土地與每個人在歲月中的各種改變。
他們熱愛農田。二戰時，賽珍珠曾經對即將出征的美國飛行員們發表演講，她說《大地》的情節有些含混，讓很多讀者認為 The Good Earth（直譯為好的土地）這個書名是諷刺性的。“如果你降落在中國的農村怎麼辦？”賽珍珠問飛行員們。“嗯，那你很幸運，因為中國的農村很美。”
……
“我們可以給他們送一車廂豬尾巴，”三姨說。
“這是一句中國諺語嗎？”
正在給花兒除草的她抬起頭來望著我問：“啥？”
“給他們送一車廂豬尾巴，”我重複道，“啥意思啊？”
三姨大笑起來，灰白的卷髮在氊帽下跳躍。“就是送一車廂豬尾巴唄，就是那個意思。哎呀我的媽呀。”她飛來一個調皮的眼神，上嘴唇都快包不住參差不齊的齙牙了。“你剛不是跟我說中國從蘇聯買吃的？”
1945 年 8 月，蘇聯紅軍洗劫了吉林水泥廠，三姨告訴我。現在那兒還是水泥廠，就是之前那個不斷噴著黏糊糊顆粒弄髒行人衣服的地方。“日本子在那兒弄了些先進的機器。我們趕走了日本子，機器留下來自己用。但是蘇聯紅軍一直待到打完仗，想拿啥就拿啥，全拿走了。史達林說這都是為了工廠安全，把工廠挪到蘇聯，美國人就拿不去了。後來他又送回來了。周總理給了他好多蘋果和大豆。周總理就說：‘豬肉我們是沒有，但是可以給他送一車廂豬尾巴去。’”
“所以說不是真的送豬尾巴去？”
“中國那前兒都窮成啥樣兒了啊！”
三姨話鋒一轉，講起了她弟弟的故事。她弟弟小時候在吉林城上學。她說那時候城門還在，但城牆和木頭建築都毀了。“幾個月前你不是問我日本子占東北的事嗎？我就跟你講講我記得的，”她邊說邊把我迎進屋。三姨夫給我們倒了幾碗熱氣騰騰的豆奶。
“你問我那前兒這兒是啥樣兒的，”三姨坐在炕邊，打開了話匣子，“我還記得偽滿洲國的事兒呢。我那時候還小，小日本就來了。他們幹嗎來的？我聽現在的人說，他們是來挖礦的，還要修大壩。但修大壩和挖礦的都是咱中國人啊。你要是不幹活兒，他們就打你，把你扔到死人坑裡。”
“您見過日本人嗎？”
“他們住在吉林市的一個區。我見過日本女人，穿著和服，背上還背著孩子。她們穿的鞋子是木頭做的。那時候人行道都是木頭的。那鞋子聲音響著呢，噠噠噠。她們臉上抹著粉兒，吃得可好啦。她們的衣服都是綢子做的，穿著別提多好看啦。咱中國人呢，穿的都是舊棉襖，自個兒織的，自個兒染的色。我的褲襠經常扯爛，家裡的毯子都是粗布做的，全是跳子（東北話，跳蚤。——譯者。）”
“那前兒我還在上小學。每天早上都要唱偽滿洲國的國歌。唱的是偽滿洲國國歌的顏色什麼的，好像是這麼唱的……”
她哼哼了個調子，還模模糊糊來了幾句日語歌詞，大意是：
我們的國旗飄啊飄，飄啊飄，紅、藍、白、黑、黃。
我愛我的國旗，國旗飄啊飄，飄啊飄。
“要是唱的不對，老師就要拿木頭教鞭打三下手心。”她說。“我可不想手一直腫著。所以我還記得些日語。”她一口氣用日語從一數到了十。
偽滿洲國的五色國旗代表了五個民族，也就是整個東北地區，從長城到西伯利亞。大背景是芥末黃，模仿的是清朝的旗幟。但那條纖弱細長的藍龍已經不見，取而代之的是左上角一個方塊，裡面有幾個橫條，紅的代表日本，藍的代表漢族，白的代表蒙古族，黑的代表朝鮮族。
“老師教我們說，我們是滿洲人，不是中國人，”三姨說，“還說中文是滿洲語。不能說中國怎麼樣怎麼樣，沒有什麼東西是中國的。在學校只教日語。每天早上我們都要站起來向老師問好，說‘嗨！’跟電視上一樣，什麼東西都是‘嗨’，還要敬個禮。午飯的時候，我們要用日語一遍一遍地說‘謝謝’。‘阿裡嘎多，阿裡嘎多，阿裡嘎多。’放學的時候，我們也要敬禮，說再見。回家路上，我就又能說中文了。不過只有一年，1945 年，偽滿洲國就沒了。”
叛軍還沒到吉林，他們的中國敵人就先進入了那座城市。
“國民黨的軍隊很瘮人啊。先是七十七軍，後來還有八十八軍。他們跑到我們家裡來抓壯丁。我爺爺做不動了，他們就經常打他。我爺爺特別不待見國民黨。他們跑進我們家，我們得跪在他們面前。都是些混蛋。砍了我們的樹燒柴火，還打我弟弟，把他的頭都打破了。有十個兵，都圍上去打他。哦，對，日本子也來過我們家，但就是巡邏，往裡面看了一眼。但還是挺瘮人的。他們戴著頭盔，手上還有帶刺刀的步槍。但最糟糕的是在那之後。”
三姨戲劇化地壓低了聲音，低語道：“哢嗒哢嗒哢嗒。俄國人拉著馬車來啦。我就坐在樹上大喊‘毛子來啦’。女人們都躲進屋裡去。大家把門窗關好，手上拿著棍子。有時候一輛車停下來，裡面有兩三個俄國兵，然後他們就跑到我們屋裡看。他們把櫃子什麼的都打開，見啥拿啥，我媽的手錶和金戒指都被拿走了。我們的狗朝一個兵叫，他就給了它一槍。但我舅舅把那個兵灌醉了，殺了一隻鵝送給他，他就走了。”
三姨說，有一回，一個俄國人把鄰居一個女人給強姦了。“他們說，完事兒後，他把她的腿綁在馬後面，一路騎馬拖著她，把她拖死了。”
為了避難，三姨的爹娘把她送到了荒地村。但依然危機四伏。“1948 年，國民黨和共產黨在這兒的河那兒大幹了一場。聽到槍聲我就躲在炕邊上。那時候特別害怕。一顆子彈剛好打中了我們的窗戶紙。晚上我們可不能點燈。燈全都滅了。我們只好睡覺。可是我睡不著哇，一整晚心都怦怦跳。我們睡在地上，就躲在窗櫺下面。那時候我才七歲。”
接著八路軍就進了荒地。他們和日本人、俄國人以及國民黨的軍隊不一樣，不會隨便進入村民的家。“八路軍就在院子裡悄沒聲兒地坐著，在外面搭帳篷住。他們自己去提水，自己做飯吃，從來不打擾我們。那前兒窗戶上都是糊的紙，沒有安玻璃。有時候他們會去戳窗戶紙，啪啪啪的，說：‘別怕我們。我們是來幫助你們的。我們不會欺負你們。’”
三姨模仿了幾聲衝鋒號，然後唱了起來：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這首歌叫《義勇軍進行曲》，是 1935 年一部電影的主題歌，電影表現了東北被日本佔領後，做了亡國奴的東北兒女參了軍，立志將日本人趕出中國。這首歌後來成為中國國歌。然而，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詞作者田漢蒙冤入獄，慘死牢中。
三姨說，那十年的“國歌”是《東方紅》。“每天日出日落都要用大喇叭放，全中國的農村都聽得到。”她說著就唱了起來：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嗨喲，他是人民大救星！
呼兒嗨喲這個詞讓我很感興趣，沒有實際意義，只是語助詞，有點像東北人感歎時說的哎呀我的媽呀。據說，《東方紅》的歌詞出自一個愛國農民，他還給一首民歌寫了歌詞：
芝麻油，白菜心，
要吃豆角抽筋筋。
三天不見想死個人，呼兒嗨喲，
哎呀，我的三哥哥！
三姨熟記很多歌謠的歌詞。她臉上露出狡黠的微笑，說她們那一代必須唱歌。三姨夫站了起來，從炕和窗戶之間窄窄的過道走過去開電視。又是斯諾克的比賽。他無聊地關了電視。家裡朝南的窗戶從他的腰那麼高的地方一直到天花板。窗櫺邊擺著一溜盆栽。
“我來澆水，”他說，“你倆嘮你倆的。”
“再唱一首就不唱了，”三姨保證說。不過我很喜歡她的表演。她的雙腿吊在炕邊，沒有著地。氊帽和灰白頭髮包裹著的臉上沒有一條皺紋，隨著歌詞內容露出或逗趣或嚴肅的表情。一口白白的齙牙像指揮棒一樣升起又落下。
最後一首歌是《松花江上》，是這一帶婦孺皆知的東北之歌，就像《牧場是我家》在美國西部一樣。這首歌以1931年日本侵略東北為背景，唱出了所有南逃的東北人的心聲。三姨唱道：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了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
“人人都會唱。”三姨說。
“您是什麼時候學會的？小時候？”
“我不知道，”三姨回答，“生出來就到處有人唱。”
我笑了。在鄉下，好像什麼東西都是“生出來就到處有”。人人都是什麼都知道。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殖民者的鞋噠噠噠。侵略軍的馬車哢嗒哢嗒哢嗒。內戰的戰場上血肉橫飛。八路軍輕輕戳著窗戶紙，啪啪啪，說我們不會欺負你們。起來！起來！起來！東方紅。呼兒嗨喲。1956 年，荒地建村。
本文轉自：上海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