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
內容之豐富令人驚歎。
據統計，
壁畫中有音樂題材的洞窟236個，
共繪有各種類型樂隊約500組，
有各種類型樂伎約4000身，
共出現各類樂器44種，
4500多件。
這些數字表明：在世界壁畫史上，
就以反映音樂事物而言，
無論在樂器品種、數量、表演形式以及時間跨度和延續性方面，
敦煌壁畫都是無與倫比的。
琵琶-初唐-第220窟
模擬復原的琵琶-敦煌研究院陳列中心藏
琵琶， 在彈撥類樂器中屬於代表性樂器，
五弦-北周-第428窟
模擬復原的五弦-敦煌研究院陳列中心藏
五弦， 五弦又稱五弦直項琵琶。 起源於印度， 經由絲綢之路的天山北麓傳入中國。 樂器形態與演奏方式都與四弦琵琶較為接近。 曾一度盛行于唐代， 入宋以後逐漸走向消亡， 取而代之的是四弦琵琶。 遺憾的是這件樂器在我國並沒有得到傳承。
持阮飛天-西魏-第285窟
復原的風頭大阮-敦煌研究院陳列中心藏
阮-初唐-第220窟
模擬復原的花邊大阮-敦煌研究院陳列中心藏
阮，又稱阮鹹，彈拉類頸箱型樂器。緣自晉代竹林七賢之的阮鹹善彈此樂器而得名。唐武則天以後才有“阮”的名稱。其歷史比琵琶的歷史還早，最初也稱作琵琶（秦琵琶或漢琵琶），東漢傅玄《琵琶賦》實際描述的就是阮。阮的形態是正圓形共鳴箱，長柄，十二品柱，四弦（或五弦）。阮一直延沿至現代，並派生出月琴、秦琴等。敦煌壁畫中的阮，始自北魏第435窟，以後歷代都有描繪。
箜篌-盛唐-第225窟
模擬復原鳳首箜篌-敦煌研究院陳列中心藏
箜篌，屬於彈拉類框箱型樂器。箜篌作為外來樂器，屬於世界上的豎琴體系，應源自西亞美索不達米亞一帶，古埃及之壁畫及雕塑中也有箜篌圖形。中國的箜篌應是隨印度佛教文化經西域進入中原的。這件樂器雖源於西方，但在中國千年流傳，逐漸被改造，已成為中國民族樂器。以莫高窟為例，箜篌曾在我國隋唐時期的宮廷音樂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它在敦煌壁畫中的數量僅次於琵琶，約有200餘件。早期的箜篌在形制上，多為三角形框架，弦數較少。唐代的箜篌，大都繪有精美的邊框紋樣、華麗的裝飾墜物，並且弦數增多。
敦煌壁畫中的樂器，有的出現在表現天宮、佛界和人間世俗的歌舞音樂場面中；有的只是圖案性的樂器圖像；如為了表現佛教中的“不鼓自鳴”的意象；有點是護法神手持的“法器”。而壁畫中樂器是富有文化內涵的既是真實歷史上歷代王朝禮樂、典章制度、宴饗娛樂、歌舞管弦的形象化，核心是因為音樂的禮教儀仗作用，也具有濃厚的中國民族民間特色，而敦煌壁畫中的樂器配置具有系統性，有群體、族類、派生的特徵。當然壁畫樂器作為美術作品，有一定的虛構和誇張成分，但也間接、曲折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音樂生活。看完全部的樂器，我們第一感覺可能是：中國的樂器來源多元，數量和種類之多，音樂系統的完備是超乎我們的想像，只是非常可惜它們的實物形態大多湮沒在歷史長河中，唯有壁畫中留存著它們絕美身姿。
阮-初唐-第220窟
模擬復原的花邊大阮-敦煌研究院陳列中心藏
阮，又稱阮鹹，彈拉類頸箱型樂器。緣自晉代竹林七賢之的阮鹹善彈此樂器而得名。唐武則天以後才有“阮”的名稱。其歷史比琵琶的歷史還早，最初也稱作琵琶（秦琵琶或漢琵琶），東漢傅玄《琵琶賦》實際描述的就是阮。阮的形態是正圓形共鳴箱，長柄，十二品柱，四弦（或五弦）。阮一直延沿至現代，並派生出月琴、秦琴等。敦煌壁畫中的阮，始自北魏第435窟，以後歷代都有描繪。
箜篌-盛唐-第225窟
模擬復原鳳首箜篌-敦煌研究院陳列中心藏
箜篌，屬於彈拉類框箱型樂器。箜篌作為外來樂器，屬於世界上的豎琴體系，應源自西亞美索不達米亞一帶，古埃及之壁畫及雕塑中也有箜篌圖形。中國的箜篌應是隨印度佛教文化經西域進入中原的。這件樂器雖源於西方，但在中國千年流傳，逐漸被改造，已成為中國民族樂器。以莫高窟為例，箜篌曾在我國隋唐時期的宮廷音樂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它在敦煌壁畫中的數量僅次於琵琶，約有200餘件。早期的箜篌在形制上，多為三角形框架，弦數較少。唐代的箜篌，大都繪有精美的邊框紋樣、華麗的裝飾墜物，並且弦數增多。
敦煌壁畫中的樂器，有的出現在表現天宮、佛界和人間世俗的歌舞音樂場面中；有的只是圖案性的樂器圖像；如為了表現佛教中的“不鼓自鳴”的意象；有點是護法神手持的“法器”。而壁畫中樂器是富有文化內涵的既是真實歷史上歷代王朝禮樂、典章制度、宴饗娛樂、歌舞管弦的形象化，核心是因為音樂的禮教儀仗作用，也具有濃厚的中國民族民間特色，而敦煌壁畫中的樂器配置具有系統性，有群體、族類、派生的特徵。當然壁畫樂器作為美術作品，有一定的虛構和誇張成分，但也間接、曲折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音樂生活。看完全部的樂器，我們第一感覺可能是：中國的樂器來源多元，數量和種類之多，音樂系統的完備是超乎我們的想像，只是非常可惜它們的實物形態大多湮沒在歷史長河中，唯有壁畫中留存著它們絕美身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