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軾的文學成就中，
蘇文的聲譽尤大，
超過了蘇詩、蘇詞。
文有眾體，
其中最重要的是古文。
古文是我國古代文言文之正宗，
分為兩種，
一是秦漢以上的古文，
二是唐宋以下的新古文。
新古文之“新”在於它是自覺創造的產物，
是繼承韓愈打破六朝隋唐的駢體文而追求高古的秦漢文章。
至宋歐陽修宣導平易暢達的風格，
使得古文再次取代駢體，
從“仿漢”的唐體成長為成熟的宋體。
由此新古文的平易流暢的文風正式形成。
蘇軾正是繼承了歐陽修所宣導的文風，
把新古文推上了藝術的頂峰。
蘇軾古文作品數量巨大，
分為論、策、序、說、記、傳、墓誌、行狀、碑、表狀、奏議、啟、書、尺牘、雜著、史評、題跋、雜記等。
總的說來大致又可以分為三類來研究：一類是以論政、史評等為內容的策、論，
這是唐宋古文中最鄭重的體制；一類為記、傳、書序等以記敘為主的文體；一類為尺牘、題跋、雜記等抒情性較強的隨筆小品。
其中政論和史評類文章不是純粹的文學散文，
是研究蘇軾政治思想和史學思想的重要材料。
蘇軾的政論和史評是用很成熟的新古文寫作而成的，
具備新古文基本的風格：文從字順、條理分明。
語言明晰、準確，
結構曲折條暢、層層深入、首尾呼應。
蘇軾的政論、史評的個人風格則是論辯滔滔、辨析周密，
有一瀉千里之勢，
體現著他泉源湧出、行雲流水般的創作個性。
不同于韓柳政論千字以內，
史評短截，
蘇軾論說文章多長篇力作。
其中《進策》一文更是一組完整、系統的策論，
文中議論風發、廣征博引，
說理曉暢。
記、傳和書序類的文章比政論、史評更能體現蘇軾的文藝匠心。
蘇軾的亭臺樓閣記打破了一般先敘述、次描寫、後議論的格局，
而是將三種成分按照主題的開展而靈活使用，
運思謀篇多樣化。
如《超然台記》先議論，
說一番道理後進入敘事，
最後才點出命名“超然”的原因，
照應文章的開頭。
《放鶴亭記》則將議論置於中段，
在敘述亭子的建造緣起和周圍景色之後，
以蘇軾和亭子主人對話的形式來發表議論，
最後以一首歌詞結尾。
《淩虛台記》開頭將議論和敘述交織來寫，
通篇以敘帶議。
《石鐘山記》是辨誤，
考察石鐘山命名的真正原因，
但中間卻夾雜了一段神采飛揚的記敘描寫。
蘇軾的隨筆小品文幾乎是純粹的藝術散文，
具有特殊的美學意義，
在提高我國古代散文的文學性和個性化程度上有重要作用。
特別要指出的是，
蘇軾的隨筆小品大都作于貶居黃州、惠州、儋州時期，
其寫作特點為信手拈來、自然為文、絕少藻飾。
就總的內容來講，
則為我們呈現了一個歷經磨難但卻豁達超曠、極富生活情趣的智者形象，
是蘇軾人格昇華、思想結晶的一個過程展示。
可以說，
蘇軾用自然清新的小品文寫出了自己真率純粹人格。
有很多篇目都十分有名，
為歷代人們傳頌不息，
如黃州時期的《書清泉寺詞》《記承天寺夜遊》《記游定惠院》，
惠州時期的《記遊松風亭》《遊白水岩》，
儋州時期的《書上元夜遊》等，
融對自然景物的賞會和對人生哲理的領悟於一體，
讀來令人耳目清爽、心中舒暢。
蘇軾有些隨筆小品中還時常有雅謔，
其中諧語戲言迎面而來，
細細體味，
那諧趣不同於淺薄的油滑，
而是透露著蘇軾思想、哲理和感情的深度，
閃耀著智慧的光芒。
尤其在厄運之中，
蘇軾將這種幽默的能力用於調劑生活、調適心理狀態，
使他度過困苦的歲月，
而能保持樂觀的生活態度。
“這種體制短小，
言簡意賅，
而筆法極其靈活生動，
其效果又頗耐人尋味的小品文，
是新古文中完全擺脫了‘漢’味的新文體，
他繼承了歐陽修為新古文奠定的平易長達、婉轉多姿的基本風格，
而由蘇軾發展出自由活潑、著處生春的面貌，
為後世的藝術散文的創作提供了新的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