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
做一個對文化事業
有貢獻的編輯
我是“文革”前最後一屆的大學生， 讀的是水利工程。 畢業後在水利部門工作。 但我更喜歡文學、歷史等人文學科， 所以“文革”結束恢復研究生制度後， 我在1979年考入了華中師範學院中文系古典文學專業， 三年後畢業， 分配到湖南長沙嶽麓書社。 那時嶽麓書社建社不足半年， 全部人馬也就十幾個， 我的辦公室是間約十平方米的小房子， 用一個大書櫃隔為前後兩部分， 前面坐著編輯部主任和另一個編輯， 我在後面搭了一張單人床， 擺上一張書桌、一把椅子， 有一種擁有獨立空間的感覺，
“編輯”兩字在我心裡一直有很高的地位， 如今我做了編輯， 就要以張元濟等老一代編輯家為榜樣， 做一個對文化事業有貢獻的編輯。 做一個好編輯， 首先得編好書。 所以在嶽麓書社制定湖南地方文獻與古籍整理出版計畫時， 我主動請纓接受考驗。 嶽麓書社當時制定了一個龐大的出版計畫， 開列從古代到建國前2000多種湘籍人士的著作， 擬陸續出版， 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六大全集， 即王船山、魏源、曾國藩、左宗棠、王闓運、王先謙的全部文字。
很有傳奇性的曾氏文獻
《曾國藩全集》不是一般的出版任務， 而是一項巨大的出版工程。 曾國藩這個人不一般。 他出生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 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進了朝廷的權力圈， 又以文職官員身份白手起家組建一支軍隊， 平定太平天國， 改寫歷史。 他不但立功， 而且立德立言。 百餘年來， 他幾乎是所有平民子弟的勵志榜樣， 尤其備受政治家的敬重。 對他評價上的反差之大， 歷史上少有人可比。 老版《曾國藩全集》影響很大。
新版《曾國藩全集》很有傳奇性。 曾氏檔案意識極強， 他的所有文字包括家書、日記這種私密文字都留有副本， 每隔一段時間， 要派專人從前線護送到老家保存。 這些文書檔案是曾氏家族的鎮宅之寶， 世代典守， 秘不外示。 新中國成立前夕， 他的第四代嫡孫寶蓀、約農姐弟將其中的一部分手跡， 輾轉帶到臺灣， 大量檔留在了曾氏老家富厚堂內。 後來,曾氏家族的一切財產都被沒收， 充作公產， 唯有書籍和那些文書檔案無人要， 有人建議乾脆一把火將這些反動材料燒掉。 省裡有關人士決定將這批東西運到省會長沙，
學者們將這些材料與光緒年間的刻本《曾文正公全集》一比較， 發覺有很多沒收進來， 都認為很有必要以這些檔案為基礎， 再將臺灣上世紀60年代影印的《湘鄉曾氏文獻彙編》合起來， 出一部新版曾氏全集， 此專案上報國務院古籍規劃整理出版領導小組得到了批准。
艱難的整理出版
要將這個計畫變為現實很不容易。 好不容易組織了20余人的專家隊伍， 因種種原因不能產生出一個主編來。 所有聯絡、協調，
那時嶽麓書社沒有汽車， 我把社裡唯一的影印機搬到板車上， 顛顛簸簸地拖到省圖書館， 每天進庫房， 把百多年前的發黃發黴、脫落、腐爛蟲蛀的曾宅老檔清點出來， 一一處理歸置， 交複印員一張張複印。 天天如此， 風雨無阻， 三個多月下來， 將除奏稿外的藏件全部複印下來。 如果按照後來圖書館的規定收費， 資料費便是一個天文數字。
為了真實感受曾集的深淺， 我自己先來做曾氏家書的整理校點。 整理出的曾氏家書近百萬字， 我為每封家書寫了提要， 又在書後附上人名索引和內容主題索引。 1985年10月， 這兩冊家書作為新版《曾國藩全集》最先推出的部分， 由嶽麓書社出版。
這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有報紙在重要版面上登出一篇標準的“文革”文章，以居高臨下的氣勢，充滿著火藥味、語氣尖刻地指責為什麼要給一個反革命頭子樹碑立傳。“文革”才過去不久，這樣的文章令人心驚肉跳。但主管出版的一位省委宣傳部領導說：“出版曾國藩的全集，是國務院古籍規劃整理小組批准的，不要動搖。”我的心才安定下來。不久，美國紐約《北美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的社論，祝賀中國出版《曾國藩全集》，說出版此書“是中國文化界人士的思想突破了一大禁區的標誌”“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國發射一枚新的導彈或衛星相比擬”。這讓湖南出版界很興奮，也讓參與整理的學者專家們受到鼓舞。不久，我寫的《曾國藩對人才的重視與知人善用》一文，被中組部舉辦的第三梯隊培訓班選作課外重點參閱論文。這篇文章其實是遵省委組織部之命寫的，我實事求是地寫了曾國藩識人用人的一些成功經驗。此文大受好評，給了我啟發：現在已到了可以客觀科學對待歷史的時候了，只要是抱著這種態度研究歷史，是可以得到社會認可的。
在整理校點曾氏家書的過程中，我已經不知不覺地走進了曾氏的世界。
曾國藩是一個悲情色彩很濃厚的歷史人物
說實在話，先前我對曾氏並不瞭解，多次仔細閱讀了他的1000多封家書，我發現他信中所講的許多觀念與我的思想相吻合，他的有些話甚至讓我震撼。身處他的地位，能將世事看得這樣通透，說明這個人非比一般。我決定不僅僅只伏案看稿、改正錯別字，而要獨立研究，做一個有學問有思想的優秀編輯家。我一邊編輯曾氏全集，一邊潛心于近代史與曾氏的研讀，一字不漏地啃讀曾國藩留下的1000多萬字原始材料。這種笨拙的讀書方式，讓我看到了歷史的許多細微末節。而這，往往被不少以研究為主業的歷史學家們所忽視。我在學術刊物發表了十多篇研究曾氏的文章，在《曾國藩非漢奸賣國賊辨》這篇文章裡，我提出曾氏不是漢奸賣國賊的觀點。文章在《求索》雜誌發表後至今已有27年，沒有見到反駁的觀點，學界基本上認同我的這個看法。
在全方位地研究曾氏這個人後，我有一個認識：曾氏既非十惡不赦的反面人物，也不是一代完人式的聖賢，他其實是一個悲情色彩很濃厚的歷史人物。他在晚清那個時代身處政治軍事的中心漩渦，卻一心想做聖賢，一心想在中國重建風俗淳厚的理想社會，這就註定了他的悲劇性。細細品味他留下的文字，可以發現他的內心深處是悲涼的、抑鬱的，苦多於樂，憂多於喜。這種強烈的悲情氛圍，要遠遠超過他的那些風光榮耀的外在表現。
三年多日夜兼程寫小說《曾國藩》的波折
1986年，也就是我進入四十不惑那年，我作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很大膽的決定：寫一部以曾氏為主人公的長篇歷史小說。這是因為借文學元素可以走進人物的精神世界，將人物寫得生動鮮活，盡可能接近我心目中的那個人物原型。我在青少年時代極想做一個作家，我要借此圓我的作家夢。
從那以後，我上班時間編曾國藩全集，其他時間寫曾國藩小說。我堅決辭掉了副總編輯的職務,每天寫作到淩晨一兩點。我沒有星期天，沒有節假日，沒有任何應酬，除開睡覺外，也沒有任何休息的時間，甚至連天氣變化時序推移的感覺都已不存在。我有一種時間上的緊迫感。
經過三年多的日夜兼程，我寫出了百萬字的初稿。將書稿交給湖南文藝出版社，卻多次選題申報不能通過。直到1989年底湖南省出版局換了新局長，我向他陳述了兩個多小時，新局長表示：只要沒有政治問題，又不是誨淫誨盜，就可以考慮出版。他要求每個局黨組成員都看一遍書稿，並且簽字表態。這樣慎重地對待一部書稿，過去從來沒有過。
小說《曾國藩》大受歡迎，推動了《曾國藩全集》的發行
1990年8月，臺灣黎明文化公司出版了《曾國藩》的第一部。三個月後，以《血祭》為書名的大陸版《曾國藩》第一部在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小說出版後引發的社會反響，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這部書在校對室裡便招來一片叫好。出版後，來出版社買書、要書者車水馬龍。當時印書的新華二廠在邵陽市，因供電緊張常常停電。工廠要求供電所供電，所裡的人說，你們拿《曾國藩》來我們就供電。連出版社從不讀書的門房都想請責任編輯送他一本書，我聽後很感動，立即自己拿出一本簽上名親自送給這位工人師傅。1991年，《曾國藩》第二部《野焚》出版，1992年第三部《黑雨》出版。與此同時，臺灣也推出了黎明版的第二部、第三部。
小說《曾國藩》做了很好的廣告宣傳，推動了嶽麓書社版《曾國藩全集》的發行。1995年《全集》第一次整體推出便印了八千套，半年後就加印5000套。一套30本歷史人物的全集，兩年內發行1.3萬套，這種情況很少見。《辭海》第六版甚至專為它立了一個詞條。
這之後，我策劃出版了《胡林翼集》《彭玉麟集》《曾國荃全集》，並擔任這幾部書的責任編輯。這些書無疑是研究那段歷史的重要史料。作為一個編輯，我不想四路出擊，到處開花，我把目光鎖定在一個比較小的範圍。這個小範圍，一是湖南，二是近代。編輯雖說是雜家，但雜中還得有所專。太雜必流於淺薄，有所專才能走向深厚。
我繼續業餘時間的歷史小說創作，寫了《楊度》與《張之洞》，與《曾國藩》被人們稱為“晚清三部曲”。
無憾于讀者、無憾於子孫
進入21世紀，“曾國藩”出版熱的背後是對曾氏身上體現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或忽視或淡化或歪曲，這激起我為曾氏正本清源的責任。《張之洞》出版後我明確表示，今後不再寫長篇歷史小說，而是做點別的事。這個事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寫“評點曾國藩”系列。
2002年推出“評點”系列的第一部《評點家書》，以後陸續推出《評點奏摺》《評點梁啟超輯嘉言鈔》。我的寫作宗旨是：以走進曾氏心靈為途徑，以觸摸中華民族文化的底蘊為目標。作為一個文化人，我認為這才是研究曾國藩的正路子。評點系列的第四本“評點日記”、第五本評點書信、第六本評點詩文也相繼推出。我將把這六本評點合起來，再作一些增刪修改的工作，以《評點曾國藩選集》的書名整體推出，為有興趣的讀者提供一個方便的讀本。
從2007年到2011年，我花了整整4年的時間對十多年前的《曾國藩全集》做了一次全面的修訂，彌補了當年的許多編輯遺憾。2011年11月，在曾氏誕生200周年的紀念會上，舉行了隆重的修訂版首發式。看著用紅綢帶包紮的31冊修訂版全集，我心裡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感覺基本上可以無憾于讀者、無憾於子孫了！
要有“傳承智慧，打通古今”的責任
自從進入嶽麓書社，我就常常想一個問題：我的職業成就體現在哪裡？或者說，什麼是我的職業追求？一個古籍出版社的編輯，其立足點要落在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上，把古代的知識、技能，把古人的感悟、體驗，傳承給今人，這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古人的智慧。一個當代的古籍編輯要有一種意識，即如何能讓今天的讀者更方便地接受這一切。我後來慢慢地將這一思想凝結成八個字：傳承智慧、打通古今。
智慧，有低層次與高層次之分。低層次的智慧可以用文字來表述。我應邀講課時講過《曾國藩的人生智慧》，我寫曾國藩評點系列，也把很大的心血用在挖掘曾氏處世做人的智慧上，我編輯的二曾、胡、彭等人的文集中，自然也蘊含著作者的許多智慧在內。高層次的智慧則不是文字或語言所能表達的。那還能傳承嗎？如果能，會以什麼方式傳承呢？我認為，人類的高層次智慧一定是能夠傳承的，但不以文字或語言的形式來直接傳遞，而是隱藏在傑出人物對世事的具體處置上。善於觀察和思索的人，將此化於自心，心領神會而隨機運用。我之所以要傾注自己幾乎全部心血去寫三部歷史人物的小說，主要目的就在這裡。我希望借助文學元素再現歷史上傑出人士的所作所為，讓有心的讀者從中去琢磨、感悟那些高層次的智慧。
30多年來，我走過了一條從文獻整理到文學創作、再到文本解讀的道路，看起來扮演了編輯、作家、學人三個角色，其實我一直立足在編輯這個崗位上。我的一切努力，實際上不過是朝著作家型編輯或學者型編輯的方向努力罷了。
（唐浩明，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本文原名《一個編輯的追求》，獲第六屆中華優秀出版物（出版科研論文）獎。本報有刪節。）
由嶽麓書社出版。這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有報紙在重要版面上登出一篇標準的“文革”文章，以居高臨下的氣勢，充滿著火藥味、語氣尖刻地指責為什麼要給一個反革命頭子樹碑立傳。“文革”才過去不久，這樣的文章令人心驚肉跳。但主管出版的一位省委宣傳部領導說：“出版曾國藩的全集，是國務院古籍規劃整理小組批准的，不要動搖。”我的心才安定下來。不久，美國紐約《北美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的社論，祝賀中國出版《曾國藩全集》，說出版此書“是中國文化界人士的思想突破了一大禁區的標誌”“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國發射一枚新的導彈或衛星相比擬”。這讓湖南出版界很興奮，也讓參與整理的學者專家們受到鼓舞。不久，我寫的《曾國藩對人才的重視與知人善用》一文，被中組部舉辦的第三梯隊培訓班選作課外重點參閱論文。這篇文章其實是遵省委組織部之命寫的，我實事求是地寫了曾國藩識人用人的一些成功經驗。此文大受好評，給了我啟發：現在已到了可以客觀科學對待歷史的時候了，只要是抱著這種態度研究歷史，是可以得到社會認可的。
在整理校點曾氏家書的過程中，我已經不知不覺地走進了曾氏的世界。
曾國藩是一個悲情色彩很濃厚的歷史人物
說實在話，先前我對曾氏並不瞭解，多次仔細閱讀了他的1000多封家書，我發現他信中所講的許多觀念與我的思想相吻合，他的有些話甚至讓我震撼。身處他的地位，能將世事看得這樣通透，說明這個人非比一般。我決定不僅僅只伏案看稿、改正錯別字，而要獨立研究，做一個有學問有思想的優秀編輯家。我一邊編輯曾氏全集，一邊潛心于近代史與曾氏的研讀，一字不漏地啃讀曾國藩留下的1000多萬字原始材料。這種笨拙的讀書方式，讓我看到了歷史的許多細微末節。而這，往往被不少以研究為主業的歷史學家們所忽視。我在學術刊物發表了十多篇研究曾氏的文章，在《曾國藩非漢奸賣國賊辨》這篇文章裡，我提出曾氏不是漢奸賣國賊的觀點。文章在《求索》雜誌發表後至今已有27年，沒有見到反駁的觀點，學界基本上認同我的這個看法。
在全方位地研究曾氏這個人後，我有一個認識：曾氏既非十惡不赦的反面人物，也不是一代完人式的聖賢，他其實是一個悲情色彩很濃厚的歷史人物。他在晚清那個時代身處政治軍事的中心漩渦，卻一心想做聖賢，一心想在中國重建風俗淳厚的理想社會，這就註定了他的悲劇性。細細品味他留下的文字，可以發現他的內心深處是悲涼的、抑鬱的，苦多於樂，憂多於喜。這種強烈的悲情氛圍，要遠遠超過他的那些風光榮耀的外在表現。
三年多日夜兼程寫小說《曾國藩》的波折
1986年，也就是我進入四十不惑那年，我作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很大膽的決定：寫一部以曾氏為主人公的長篇歷史小說。這是因為借文學元素可以走進人物的精神世界，將人物寫得生動鮮活，盡可能接近我心目中的那個人物原型。我在青少年時代極想做一個作家，我要借此圓我的作家夢。
從那以後，我上班時間編曾國藩全集，其他時間寫曾國藩小說。我堅決辭掉了副總編輯的職務,每天寫作到淩晨一兩點。我沒有星期天，沒有節假日，沒有任何應酬，除開睡覺外，也沒有任何休息的時間，甚至連天氣變化時序推移的感覺都已不存在。我有一種時間上的緊迫感。
經過三年多的日夜兼程，我寫出了百萬字的初稿。將書稿交給湖南文藝出版社，卻多次選題申報不能通過。直到1989年底湖南省出版局換了新局長，我向他陳述了兩個多小時，新局長表示：只要沒有政治問題，又不是誨淫誨盜，就可以考慮出版。他要求每個局黨組成員都看一遍書稿，並且簽字表態。這樣慎重地對待一部書稿，過去從來沒有過。
小說《曾國藩》大受歡迎，推動了《曾國藩全集》的發行
1990年8月，臺灣黎明文化公司出版了《曾國藩》的第一部。三個月後，以《血祭》為書名的大陸版《曾國藩》第一部在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小說出版後引發的社會反響，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這部書在校對室裡便招來一片叫好。出版後，來出版社買書、要書者車水馬龍。當時印書的新華二廠在邵陽市，因供電緊張常常停電。工廠要求供電所供電，所裡的人說，你們拿《曾國藩》來我們就供電。連出版社從不讀書的門房都想請責任編輯送他一本書，我聽後很感動，立即自己拿出一本簽上名親自送給這位工人師傅。1991年，《曾國藩》第二部《野焚》出版，1992年第三部《黑雨》出版。與此同時，臺灣也推出了黎明版的第二部、第三部。
小說《曾國藩》做了很好的廣告宣傳，推動了嶽麓書社版《曾國藩全集》的發行。1995年《全集》第一次整體推出便印了八千套，半年後就加印5000套。一套30本歷史人物的全集，兩年內發行1.3萬套，這種情況很少見。《辭海》第六版甚至專為它立了一個詞條。
這之後，我策劃出版了《胡林翼集》《彭玉麟集》《曾國荃全集》，並擔任這幾部書的責任編輯。這些書無疑是研究那段歷史的重要史料。作為一個編輯，我不想四路出擊，到處開花，我把目光鎖定在一個比較小的範圍。這個小範圍，一是湖南，二是近代。編輯雖說是雜家，但雜中還得有所專。太雜必流於淺薄，有所專才能走向深厚。
我繼續業餘時間的歷史小說創作，寫了《楊度》與《張之洞》，與《曾國藩》被人們稱為“晚清三部曲”。
無憾于讀者、無憾於子孫
進入21世紀，“曾國藩”出版熱的背後是對曾氏身上體現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或忽視或淡化或歪曲，這激起我為曾氏正本清源的責任。《張之洞》出版後我明確表示，今後不再寫長篇歷史小說，而是做點別的事。這個事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寫“評點曾國藩”系列。
2002年推出“評點”系列的第一部《評點家書》，以後陸續推出《評點奏摺》《評點梁啟超輯嘉言鈔》。我的寫作宗旨是：以走進曾氏心靈為途徑，以觸摸中華民族文化的底蘊為目標。作為一個文化人，我認為這才是研究曾國藩的正路子。評點系列的第四本“評點日記”、第五本評點書信、第六本評點詩文也相繼推出。我將把這六本評點合起來，再作一些增刪修改的工作，以《評點曾國藩選集》的書名整體推出，為有興趣的讀者提供一個方便的讀本。
從2007年到2011年，我花了整整4年的時間對十多年前的《曾國藩全集》做了一次全面的修訂，彌補了當年的許多編輯遺憾。2011年11月，在曾氏誕生200周年的紀念會上，舉行了隆重的修訂版首發式。看著用紅綢帶包紮的31冊修訂版全集，我心裡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感覺基本上可以無憾于讀者、無憾於子孫了！
要有“傳承智慧，打通古今”的責任
自從進入嶽麓書社，我就常常想一個問題：我的職業成就體現在哪裡？或者說，什麼是我的職業追求？一個古籍出版社的編輯，其立足點要落在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上，把古代的知識、技能，把古人的感悟、體驗，傳承給今人，這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古人的智慧。一個當代的古籍編輯要有一種意識，即如何能讓今天的讀者更方便地接受這一切。我後來慢慢地將這一思想凝結成八個字：傳承智慧、打通古今。
智慧，有低層次與高層次之分。低層次的智慧可以用文字來表述。我應邀講課時講過《曾國藩的人生智慧》，我寫曾國藩評點系列，也把很大的心血用在挖掘曾氏處世做人的智慧上，我編輯的二曾、胡、彭等人的文集中，自然也蘊含著作者的許多智慧在內。高層次的智慧則不是文字或語言所能表達的。那還能傳承嗎？如果能，會以什麼方式傳承呢？我認為，人類的高層次智慧一定是能夠傳承的，但不以文字或語言的形式來直接傳遞，而是隱藏在傑出人物對世事的具體處置上。善於觀察和思索的人，將此化於自心，心領神會而隨機運用。我之所以要傾注自己幾乎全部心血去寫三部歷史人物的小說，主要目的就在這裡。我希望借助文學元素再現歷史上傑出人士的所作所為，讓有心的讀者從中去琢磨、感悟那些高層次的智慧。
30多年來，我走過了一條從文獻整理到文學創作、再到文本解讀的道路，看起來扮演了編輯、作家、學人三個角色，其實我一直立足在編輯這個崗位上。我的一切努力，實際上不過是朝著作家型編輯或學者型編輯的方向努力罷了。
（唐浩明，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本文原名《一個編輯的追求》，獲第六屆中華優秀出版物（出版科研論文）獎。本報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