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淵明吾所師”——陶淵明對蘇軾藝術人生的影響

陶淵明在蘇軾的生命裡有著重要的地位， 陶淵明帶給蘇軾的影響不容忽視， 尤其是在蘇軾的貶謫生涯裡， 陶淵明是蘇軾一位不在場的知己，

在精神上陪伴著蘇軾度過許多艱難歲月。

陶淵明與蘇軾相去六百年， 被蘇軾引為知己， 有著很深的“陶淵明情結”。 隨著人生際遇的變化， 早年對陶淵明自由精神的欣賞到後來以之為師， 蘇軾在創作上風格上和心境上逐漸向陶淵明靠攏。

在元豐二年（1079 年）， 是王安石在朝廷任相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的時候， 蘇軾因反對“新法”和作詩暗喻而淪為階下囚， 就是有名的“烏台詩案”， 牢獄之災數月且險些喪命， 被神宗貶至黃州， 這時蘇軾已經年過不惑。

神宗死後， 幼的哲宗即位（1085 年）， 祖母高太后垂簾聽政， 啟用舊党司馬光等人， 包括蘇軾蘇轍兄弟。 在朝廷中， 蘇軾短時間內一路升遷， 至翰林學士（皇帝的秘書官）。 但蘇軾在仕途如此之順的時候，

然保持著清醒而獨立的思考。 他不同意司馬光將新法一概廢除的做法， 認為一些可以去除時弊的改革當以保留， 主張“校量利害， 用所長”， 因此蘇軾又不可避免地跟舊党人士發生了爭執。

不久舊党領袖司馬光逝世， 舊黨分裂， 多黨並起， 陷入混亂的黨爭局面。 蘇軾作為蜀黨之首而遭其他黨派的激烈彈劾。 為避禍， 蘇軾請求外任， 先後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 高太后死後， 哲宗以繼承神宗遺志為由又重新啟用新黨人士， 而蘇軾又迎來了一場政治風暴， 奪職、降階， 再次被貶竄而終至蠻荒之地惠州（今廣東惠陽東）。 貶至惠州已是對朝臣極大的懲罰了， 而紹聖四年（1097 年）又掀起了一次大規模貶謫行動， 蘇軾安居惠州的計畫也落空，

終將他責授儋州。

到了海南島， 實在是遠無可遠， 難以複加， 所欠唯一死”了。 此時蘇軾已經六十二歲了， 也準備終老海南了。 但 1100 年， 哲宗去世， 哲宗異母弟趙佶繼位， 就是徽宗。 政局又在新皇帝手中發生了逆轉， 新黨下去， 舊黨上來。 蘇軾接告令離開居住了三年的儋州， 渡瓊州海峽北返。 這也是蘇軾生命的最後一年。

這一系列無常的人生遭遇促使蘇軾心中常常萌發歸隱的情緒。 而陶淵明做到了真正的歸隱， 面對現實困境而能在精神上超越那種困境， 這種人生境界以及陶淵明自然的詩風都深深感染著蘇軾， 蘇軾度過一次又一次的苦難提供了精神支援， 使得蘇軾能夠自存自保。

蘇軾愈到晚年愈喜歡陶詩，

曾寫和陶詩百餘首。 蘇軾在寫給其弟蘇轍的信中曾說：“吾于詩人， 無所甚好， 獨好淵明之詩。 淵明作詩不多， 然其詩質而實綺， 臒而實腴， 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 至其得意， 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吾於淵明， 其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 實有感焉。 ”（蘇轍《追和陶淵明詩引》）， 蘇軾將陶詩推為平淡卻有至味的最高典範， 促使蘇軾自己的詩文也呈現出一種平淡自然的風格。

陶淵明歸園田居的生活態度也深深影響著蘇軾， 他也像陶淵明一樣， 飲酒、遊賞、躬耕， 在這種田園生活中尋求著心靈上的自適。 蘇軾在一首《江城子》中說：“只淵明， 是前生。 走遍人間， 依舊卻躬耕。 ”在《陶驥子駿佚老堂二首》中說：“淵明吾所師，

夫子仍其後。 ”蘇軾將這位東晉時代的大詩人私淑為自己的老師。 在對陶淵明的學習中， 一方面是對陶淵明精神自由真純的推崇， 一方面是對其美學風格和人生境界的嚮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