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是國學內容板塊中的其中一部分， 依照馮友蘭關於區分子學與經學的觀念， 經學的確立開始于西漢武帝時。 西漢經學的顯學是今文經學， 但東漢時古文經學的發展就超越了今文經學， 漢代以後今文經學更是默默無聞， 而在兩千年後君主專制制度即將崩潰的晚清， 今文經學卻重新興起， 成為最有影響的社會思潮。 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今文經學在晚清的興盛一時？
影響經學的變化因素是多方面的。
最主要的經學變化的原因有兩個：
一是社會政治因素。 政治的因素常常從統治者眼前的現實利益出發，
經學
二是經學所依託的經典。 經典所具有的原創性、權威性、法典性，
梁啟超的名著《清代學術概論》提出"復古"之說， 以清代經學是一個不斷向以往歷史回復的過程， 乾嘉漢學是複東漢之古， 今文經學是複西漢之古。 按照這一說法， 清代今文經學似乎出現在乾嘉漢學之後， 其實， 在乾嘉漢學盛行時， 就已經有莊存與等人講今文經學。
從經學變化的原因中我們看到，
由少數民族的滿人所建立的清王朝政權， 面對著以漢族為絕大多數人口的被統治者， 從一開始就十分重視從思想上來防止人民， 自康熙初年就不斷上演一幕幕文字獄的冤案。
清王朝中期思想家輩出
歷史已經證明， 清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視儒學與經學的一個王朝， 不僅推行"崇儒尊道"的文化政策，
一代有一代之學， 清代經學與以往經學的最大不同， 是從宋明經學的重視四書之學變為以《爾雅》《說文》為經典， 出現以訓詁考據為中心的新經學。
清王朝的文字獄固然對清代經學的出現有直接影響， 但還不是清代新經學出現的根本原因。 清代新經學出現最深層的原因， 乃是由中國經學歷史發展的邏輯所決定。 依經學發展史上典籍訓釋變化的不同， 我將經學分為三個時期或三派：從漢到唐為第一期， 是以詮釋五經為主的學派；宋元明為第二期，是以訓釋四書為主的學派；清代為第三期，是以《爾雅》《說文》為據的學派。
可稱之為五經學派、四書學派、爾雅學派，用通行的術語來表示，就是漢學、宋學與清學。漢學主要是從政治方面，從五經中尋找君主專制政治制度的理論依據，關注的中心是王道；宋學主要是從四書中，發揮道德倫理學說，天理、心、性等成為最重要的術語；清學以考證經典文字、名物制度為重點，重在訓詁考據的成就。
經學的義理
就經學的義理而論，不過內聖外王兩大方面，可以說，經過漢學、宋學的發展，內聖外王的理論已經發掘殆盡，不可能再講出什麼新東西，只能在以前只是經學附屬的小學去拓展新天地。從這個意義上說，清學以訓詁考據為中心乃是經學兩千年邏輯發展的必然產物。只有到了具備成熟的社會條件整理經學文獻，以及經學的發展在文獻整理的領域能夠作出巨大成就的時候，才會出現清學的歷史輝煌。如果沒有這種歷史發展趨勢的內在邏輯，即使清王朝再厲害的文字獄也不可能創造出有巨大學術成就的清學。
以訓詁考據為主幹的清學的出現，在經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以前只是用來為經典的義理作文字說明的小學，擺脫了對經學義理的依附地位，而得以獨立開來。這不僅是經學發展史上典籍主次的歷史變化，而且是經學史上不同歷史階段的重大轉變。這一變化，透露出來的正是這樣一種資訊：經學義理的闡發已經走到盡頭，經學的發展只有在典籍的文獻整理上才會有所作為。而以訓詁考據為中心的典籍文獻整理，即使沒有西學傳入中國的影響，也必然會從傳統的經學中分化出語言、文字、音韻、訓詁、校讎學、史學、地理學、金石學等，西學的傳入則加速了經學的這一分離。
清代最早出現的照著講的今文經學，是作為清學的一個部分而存在的。從莊存與、劉逢祿到魏源，他們的治學方法、話語範式等，與當時的清學家別無二致，都是從整理已有文獻、學術的角度，對歷史文化的發掘整理。劉逢祿的《釋例》發明何休之學，魏源的《詩古微》《書古微》發明西漢之學，都是典型的代表。
經學成為清學的重要組成
所不同的是照著講的今文經學重在已有經學義理的說明，而不是以訓詁考據為主。而當清學在訓詁考證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後，整個經學的發展無論從義理上，還是從名物制度的考證上都已經沒有多少發展餘地了。可以說，漢武帝以來的經學發展到此，已經面臨不得不終結的歷史命運了。
是以詮釋五經為主的學派；宋元明為第二期，是以訓釋四書為主的學派；清代為第三期，是以《爾雅》《說文》為據的學派。可稱之為五經學派、四書學派、爾雅學派，用通行的術語來表示，就是漢學、宋學與清學。漢學主要是從政治方面，從五經中尋找君主專制政治制度的理論依據，關注的中心是王道；宋學主要是從四書中，發揮道德倫理學說，天理、心、性等成為最重要的術語；清學以考證經典文字、名物制度為重點，重在訓詁考據的成就。
經學的義理
就經學的義理而論，不過內聖外王兩大方面，可以說，經過漢學、宋學的發展，內聖外王的理論已經發掘殆盡，不可能再講出什麼新東西，只能在以前只是經學附屬的小學去拓展新天地。從這個意義上說，清學以訓詁考據為中心乃是經學兩千年邏輯發展的必然產物。只有到了具備成熟的社會條件整理經學文獻，以及經學的發展在文獻整理的領域能夠作出巨大成就的時候，才會出現清學的歷史輝煌。如果沒有這種歷史發展趨勢的內在邏輯，即使清王朝再厲害的文字獄也不可能創造出有巨大學術成就的清學。
以訓詁考據為主幹的清學的出現，在經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以前只是用來為經典的義理作文字說明的小學，擺脫了對經學義理的依附地位，而得以獨立開來。這不僅是經學發展史上典籍主次的歷史變化，而且是經學史上不同歷史階段的重大轉變。這一變化，透露出來的正是這樣一種資訊：經學義理的闡發已經走到盡頭，經學的發展只有在典籍的文獻整理上才會有所作為。而以訓詁考據為中心的典籍文獻整理，即使沒有西學傳入中國的影響，也必然會從傳統的經學中分化出語言、文字、音韻、訓詁、校讎學、史學、地理學、金石學等，西學的傳入則加速了經學的這一分離。
清代最早出現的照著講的今文經學，是作為清學的一個部分而存在的。從莊存與、劉逢祿到魏源，他們的治學方法、話語範式等，與當時的清學家別無二致，都是從整理已有文獻、學術的角度，對歷史文化的發掘整理。劉逢祿的《釋例》發明何休之學，魏源的《詩古微》《書古微》發明西漢之學，都是典型的代表。
經學成為清學的重要組成
所不同的是照著講的今文經學重在已有經學義理的說明，而不是以訓詁考據為主。而當清學在訓詁考證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後，整個經學的發展無論從義理上，還是從名物制度的考證上都已經沒有多少發展餘地了。可以說，漢武帝以來的經學發展到此，已經面臨不得不終結的歷史命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