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氣”的孔子
孔子的思維理性， 用他自己的話來概括， 就是“中庸”精神。 在孔子看來， “中庸”既是最高的道德， 也是處理和駕馭一切問題的思想方法論：“中庸之為德，
如在天人關係方面， 既不否定鬼神、天意的存在， “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論語·八佾》）；又著重強調人事的作用，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論語·陽貨》）“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未知生， 焉知死”（《論語·先進》）。
在政治秩序方面， 既肯定君臣尊卑、父子上下關係的天然合理性， “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論語·顏淵》）；同時又主張這種合理性必須建立在共盡義務和共用權利的基礎之上，
在文質關係方面， 既注重內容， 又注重形式， 反對倚輕倚重， 片面偏頗， “質勝文則野， 文勝質則史。 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論語·雍也》）。
在治國理政方面， 既不能一味用強硬的一手， 也不能無原則地懷柔， 行姑息之政， 仁與禮應該有機統一， 德與刑應該相輔相成， 哪一方面有所欠缺， 則當及時彌補；哪一方面過分， 則當有意識加以抑制， 要做到文武並用， 恩威兼施， 寬猛一體， 剛柔相濟， 張弛有章法， 仁嚴有節度：“政寬則民慢， 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 殘則施之以寬。 寬以濟猛， 猛以濟寬， 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年》）；“張而不弛， 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
在理想追求方面， 既汲汲不舍追求大同， “祖述堯舜”；又腳踏實地致力小康， “憲章文武”。 （《禮記·中庸》）總而言之， 一切要“允執厥中”（《尚書·大禹謨》）。
最能體現孔子這種“中庸”思想理性精神的， 是孔子對子貢贖人與子路受牛兩事的評價與臧否。
子貢贖人于諸侯與子路拯溺者而受牛的故事， 見於《呂氏春秋·察微篇》的記載， 而漢代劉向編纂的《新序》、《說苑》等文獻也曾引用。 它們的情節大致如下。
“子貢贖人于諸侯”講的是當時魯國有一條法令， 明文規定：魯國子民在其他諸侯國工作、生活期間（類似於今天的《北京人在紐約》）， 因各種原因（包括經營不善、受欺上當、遭人洗劫、好逸惡勞等等）而一貧如洗淪為奴婢者， 其他魯國人一經發現， 有責任有義務籌集資金， 將其贖買出來， 恢復自由之身（魯國不愧為禮儀之邦， 所謂“周禮盡在於魯矣”， 這樣的人性化法令， 這樣的“德政”“仁治”也只有魯國才能發明）。 鑒於贖買奴隸需要一大筆錢，如個人承擔，無論是在心理上、還是財力實際情況方面都有些勉為其難。魯國的法令進而規定：這筆錢先暫由個人“墊支”，開具“發票”，回魯國後再憑據到國家財務部門“實報實銷”。
子貢是孔門弟子中最富有的，經商有方，生財有道，自己名下的財產多得連王公貴族都要妒嫉。他一次出國做買賣，恰好遇上了一位魯國公民在該國淪落潦倒，充當奴隸。畢竟是聖門弟子，惻隱之心萌然而生，就毫不猶豫地掏出錢來，替該人贖回自由之身。
事情到這裡本來一切正常，中規合矩，可子貢頭腦一熱，再接下來的事就變得畫蛇添足，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了：他回到魯國之後，沒有按照國家法令的規定，去國家財務部門“報銷”個人贖買奴隸自由身份的墊支，而是將墊付費用的“收據”留下，自行承擔了這筆費用。
我們忖度他這麼做的動機或原因也許有兩個：一是他十分富有，“結騎連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富可敵國，到了與諸侯分庭抗禮的程度。奴隸的贖身費用雖然不菲，但是對子貢這樣能進入“福布斯財富排行榜”的“超款”（既有“超女”，則富得流油者可稱為“超款”）來說，不啻九牛之一毛，何足掛齒，能否“報帳”，實在是無所謂的事情。二是子貢雖屬“超款”，但畢竟是聖門之風薰陶出來的“儒商”，或許他念及老師“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裡仁》）的“聖訓”，而準備朝著做“聖人”的方向努力，做一個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優秀人物。在子貢的意識深處，這樣的做法，才是踐行孔門的道義，才是把孔子的教導貫徹落實到具體的行動之中，才算是孔子所期待的好學生的應有表現……我想，當他作出不“報帳”的決定時，一定會閃過如此的念頭：這下老師肯定大大地開心了，會把最美好的表揚毫不吝嗇地加在我的頭上，就讓顏淵、曾參等同門去羡慕、去妒嫉吧！
然而，孔子知道這一情況後的反應卻出乎包括子貢本人在內的所有人的意料。他不僅沒有贊許子貢的行為，反而非常嚴肅地訓斥了子貢一通。我們可以想像，孔子當時會以這樣的神態和言辭批評子貢：任何法律都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基礎上，而道德的標準並不取決於最傑出人士的水準，而是以大多數人的認識水準與行為準則為鵠的，魯國贖奴之法同樣不曾例外。它制定的初衷是為了讓盡可能多的魯國人擺脫奴隸的身份，重新回歸正常人的生活，而其中有關贖金國庫“報銷”的規定，則完全是合乎一般正常人道德情操水準的作法。因為對大多數人來說，同情之心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見同胞受苦落難，都願意盡自己的力量予以幫助，使之儘快恢復自由之身。然而，救贖奴隸畢竟要花費一大筆錢，是個不小的經濟負擔，要他們自己掏腰包來承擔，則不免躊躇為難，於是，政府根據這種實際情況，制定了先“墊支”贖金，爾後到國庫“報銷”的法規，從而妥善解決了人們既能體現同情心，又犯難個人“大出血”之間的矛盾，使事情獲得圓滿的解決。
孔子接著指出子貢行為中的問題所在：現在，你的所作所為卻徹底違背了國家立法的初衷，完全超越了人們所能接受的道德限度，陳義雖高卻事與願違，讓貌似正確的道德優越妨礙了問題的解決，在正義的假像下造成實質上的人道危機。
道理非常簡單，你子貢的做法表面上十分完美，無懈可擊，可實際上卻根本脫離了正常的道德要求，使絕大多數人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如果效法你子貢的做法，由個人來承擔數目不菲的贖金，則財力和覺悟都是無法甘心的，不免心痛個人的巨大損失；如果不效仿你子貢的行為，繼續採取先 “墊支”贖金後找國家財政部門“報銷”，則會感覺自己處於道德的困境，生怕其他人指自己的脊樑骨說三道四、鄙視輕蔑：人家子貢多高尚，多偉大，他能做到，你為什麼怎麼看重錢財，不能做到無私奉獻，自己出錢替奴隸贖身呢！這種道德的壓力，是無法化解的，也是沒有勇氣去直面的，這叫做“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進退失據，前後為難，那麼最後的結果就可能是最糟糕的選擇；既然自己掏錢不甘心，誠實辦事又憂慮遭道德的針砭，於是乎，就乾脆視而不見，遇上問題繞著走，見了作奴婢的同胞，就躲一邊，什麼也不做，一切假裝不知道，從而免了陪錢的損失，逃了千夫所指的尷尬。然而這樣一來，更多的人會沉溺於為奴作婢的苦海而不能得到拯救，國家合乎情理、行之有效的贖奴法令也隨之變成一紙空文，形同虛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孔子非常惱火子貢的行為，認為這是虛假的崇高、屬於用道德殺人的醜惡。
與貶斥子貢贖奴做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孔子對子路受牛之事的肯定和讚揚。
“子路受牛”說的是子路一次外出，途經一條河道，發現有一人失足落水，在湍急的河水中苦苦掙扎，行將被淹沒。子路是個熱心腸的人，孔武有力，大概還有一身好水性，見狀便毫不猶豫地飛身跳入河中，費力將那位行將淹死的人救上岸來。
得救者的家人對子路的救命之恩感激不盡，為了感謝子路的義舉，他們登門致謝，同時還送上一頭牛作為謝禮。牛在當時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其價值對於普通人家來說可謂無與倫比。以牛作為酬謝之禮，等同於今天贈送一座北京二環路以內的豪宅，一輛賓士牌或寶馬牌豪華轎車，算得上是非常厚重的大禮了。子路見對方誠心誠意相贈，他也不虛與委蛇，做假客氣狀，就十分爽直地收下了這筆厚禮。
子路的同門師兄弟對子路的做法頗不以為然（這中間恐怕不乏妒嫉的成分），認為老師孔子經常教育大家要多行善事，扶危濟困，不計利益，用後世大儒董仲舒的話講，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即要做到施恩不圖報。而今天子路居然坦坦蕩蕩收下人家的厚禮，屬於違背師訓，有礙儒家的門風，“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他們紛紛跑到孔子跟前告子路的狀，稱子路私下受牛，沖淡了他入水救人行為本身的意義，違背了夫子提倡的做人處世之道，辜負了夫子的多年教育和殷切期望。
令他們怎麼也想不通的是，孔子不但絲毫沒有責怪子路的意思，反而強調子路的行為才是正確的做人處世之道，應該完全肯定，大力表彰。孔子說：到湍急的河流裡拯救溺水者，是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子路如今冒著生命危險下水救人，得到被救者厚重的回報，乃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此他將牛收下，做得完全正確。同時，救人得厚報，在客觀上也能起到很好的激勵作用，這就是昭示天下，善有善報，公道自在人心，其他人日後再遇上類似的情況，也會作出同樣正確的選擇，其結果是正氣得到伸張，使更多的人獲得重生的機會。
上述兩件事情，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孔子不保守、不拘泥的理性態度，可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乃是孔子認識社會，對待問題，處理矛盾的原則立場和行為方式。他從來不唱什麼高調，從來不擺什麼架子，而總是能通權達變，設身處地貼近生活的實際，做出最明智、最實在的選擇，找到最平易同時也是最高明的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其實正是他“中庸”思想方法論在處理日常生活中具體問題的必有之義。孟子稱道他為“聖之時者”（《孟子·萬章下》），可謂是說到點子上了。人因平凡而偉大，因務實而高明，因通達而神聖，孔子之所以成為“聖人”，真正的奧秘正在於此！
以孔子“聖之時者”的人格與氣度，來觀照某些我們身邊的現象，是很有幫助的；可以使我們看清一些人的真實面目，洞察其不純動機。識人之難，古今一律，所以白居易也曾浩歎：“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放言五首》其三）有人將這一現象精闢地概括為：“始於作偽，終於無恥。”
其實，作偽也好，無恥也罷，終歸有蛛絲馬跡可尋。我們時不時聽到有這樣的典型，老婆生孩子，他不回去照顧；父親病故棄世，他不回去送喪。理由是工作很忙碌，故公而忘私，捨身忘家。這顯然是不合起碼的人情的，也是把自己抬高到甚至與其他人對立的做法。我們很難設想，一個人連對自己最親近的人都冷漠無情，還能夠真正關心他人，熱愛集體和國家嗎？從這個角度觀察問題，我們不能不對他這類背悖基本人情、缺乏基本人性的舉動產生合理的懷疑。在我們看來，他這麼做，一定是懷有某種不大純正的動機：是為了實現自己夤緣而上、飛黃騰達的企圖，是不折不扣的“作偽”。
中國古代哲人莊子說得好：“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莊子·馬蹄》）。就是這些小人的虛偽與欺詐，把我們社會的風氣搞壞了，“澆淳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民始惑亂”（《莊子·繕性》）。對於這類唱道德高調，“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偽君子、假道學，我們應該提高必要的警惕，防止他們用“高尚”的口號把我們引入道德的歧路；而作為掌握用人權力的部門或領導，則更加有必要增強防範意識，使任何偽君子、假道學徹底碰壁，無所售其奸，白白忙乎一場。
作者介紹
黃樸民，中國文化網路傳播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館長、國學院教授
【黃朴民讀史】
定期推送先秦兩漢軍事史專家、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黃朴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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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贖買奴隸需要一大筆錢，如個人承擔，無論是在心理上、還是財力實際情況方面都有些勉為其難。魯國的法令進而規定：這筆錢先暫由個人“墊支”，開具“發票”，回魯國後再憑據到國家財務部門“實報實銷”。子貢是孔門弟子中最富有的，經商有方，生財有道，自己名下的財產多得連王公貴族都要妒嫉。他一次出國做買賣，恰好遇上了一位魯國公民在該國淪落潦倒，充當奴隸。畢竟是聖門弟子，惻隱之心萌然而生，就毫不猶豫地掏出錢來，替該人贖回自由之身。
事情到這裡本來一切正常，中規合矩，可子貢頭腦一熱，再接下來的事就變得畫蛇添足，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了：他回到魯國之後，沒有按照國家法令的規定，去國家財務部門“報銷”個人贖買奴隸自由身份的墊支，而是將墊付費用的“收據”留下，自行承擔了這筆費用。
我們忖度他這麼做的動機或原因也許有兩個：一是他十分富有，“結騎連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富可敵國，到了與諸侯分庭抗禮的程度。奴隸的贖身費用雖然不菲，但是對子貢這樣能進入“福布斯財富排行榜”的“超款”（既有“超女”，則富得流油者可稱為“超款”）來說，不啻九牛之一毛，何足掛齒，能否“報帳”，實在是無所謂的事情。二是子貢雖屬“超款”，但畢竟是聖門之風薰陶出來的“儒商”，或許他念及老師“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裡仁》）的“聖訓”，而準備朝著做“聖人”的方向努力，做一個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優秀人物。在子貢的意識深處，這樣的做法，才是踐行孔門的道義，才是把孔子的教導貫徹落實到具體的行動之中，才算是孔子所期待的好學生的應有表現……我想，當他作出不“報帳”的決定時，一定會閃過如此的念頭：這下老師肯定大大地開心了，會把最美好的表揚毫不吝嗇地加在我的頭上，就讓顏淵、曾參等同門去羡慕、去妒嫉吧！
然而，孔子知道這一情況後的反應卻出乎包括子貢本人在內的所有人的意料。他不僅沒有贊許子貢的行為，反而非常嚴肅地訓斥了子貢一通。我們可以想像，孔子當時會以這樣的神態和言辭批評子貢：任何法律都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基礎上，而道德的標準並不取決於最傑出人士的水準，而是以大多數人的認識水準與行為準則為鵠的，魯國贖奴之法同樣不曾例外。它制定的初衷是為了讓盡可能多的魯國人擺脫奴隸的身份，重新回歸正常人的生活，而其中有關贖金國庫“報銷”的規定，則完全是合乎一般正常人道德情操水準的作法。因為對大多數人來說，同情之心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見同胞受苦落難，都願意盡自己的力量予以幫助，使之儘快恢復自由之身。然而，救贖奴隸畢竟要花費一大筆錢，是個不小的經濟負擔，要他們自己掏腰包來承擔，則不免躊躇為難，於是，政府根據這種實際情況，制定了先“墊支”贖金，爾後到國庫“報銷”的法規，從而妥善解決了人們既能體現同情心，又犯難個人“大出血”之間的矛盾，使事情獲得圓滿的解決。
孔子接著指出子貢行為中的問題所在：現在，你的所作所為卻徹底違背了國家立法的初衷，完全超越了人們所能接受的道德限度，陳義雖高卻事與願違，讓貌似正確的道德優越妨礙了問題的解決，在正義的假像下造成實質上的人道危機。
道理非常簡單，你子貢的做法表面上十分完美，無懈可擊，可實際上卻根本脫離了正常的道德要求，使絕大多數人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如果效法你子貢的做法，由個人來承擔數目不菲的贖金，則財力和覺悟都是無法甘心的，不免心痛個人的巨大損失；如果不效仿你子貢的行為，繼續採取先 “墊支”贖金後找國家財政部門“報銷”，則會感覺自己處於道德的困境，生怕其他人指自己的脊樑骨說三道四、鄙視輕蔑：人家子貢多高尚，多偉大，他能做到，你為什麼怎麼看重錢財，不能做到無私奉獻，自己出錢替奴隸贖身呢！這種道德的壓力，是無法化解的，也是沒有勇氣去直面的，這叫做“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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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件事情，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孔子不保守、不拘泥的理性態度，可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乃是孔子認識社會，對待問題，處理矛盾的原則立場和行為方式。他從來不唱什麼高調，從來不擺什麼架子，而總是能通權達變，設身處地貼近生活的實際，做出最明智、最實在的選擇，找到最平易同時也是最高明的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其實正是他“中庸”思想方法論在處理日常生活中具體問題的必有之義。孟子稱道他為“聖之時者”（《孟子·萬章下》），可謂是說到點子上了。人因平凡而偉大，因務實而高明，因通達而神聖，孔子之所以成為“聖人”，真正的奧秘正在於此！
以孔子“聖之時者”的人格與氣度，來觀照某些我們身邊的現象，是很有幫助的；可以使我們看清一些人的真實面目，洞察其不純動機。識人之難，古今一律，所以白居易也曾浩歎：“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放言五首》其三）有人將這一現象精闢地概括為：“始於作偽，終於無恥。”
其實，作偽也好，無恥也罷，終歸有蛛絲馬跡可尋。我們時不時聽到有這樣的典型，老婆生孩子，他不回去照顧；父親病故棄世，他不回去送喪。理由是工作很忙碌，故公而忘私，捨身忘家。這顯然是不合起碼的人情的，也是把自己抬高到甚至與其他人對立的做法。我們很難設想，一個人連對自己最親近的人都冷漠無情，還能夠真正關心他人，熱愛集體和國家嗎？從這個角度觀察問題，我們不能不對他這類背悖基本人情、缺乏基本人性的舉動產生合理的懷疑。在我們看來，他這麼做，一定是懷有某種不大純正的動機：是為了實現自己夤緣而上、飛黃騰達的企圖，是不折不扣的“作偽”。
中國古代哲人莊子說得好：“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莊子·馬蹄》）。就是這些小人的虛偽與欺詐，把我們社會的風氣搞壞了，“澆淳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民始惑亂”（《莊子·繕性》）。對於這類唱道德高調，“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偽君子、假道學，我們應該提高必要的警惕，防止他們用“高尚”的口號把我們引入道德的歧路；而作為掌握用人權力的部門或領導，則更加有必要增強防範意識，使任何偽君子、假道學徹底碰壁，無所售其奸，白白忙乎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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