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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翻譯界”的一股清流

《化石:洪荒時代的印記》, [英]理查·福提著, 邢路達、胡晗、王維譯,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年1 月出版

《演化》, [法]讓- 巴普蒂斯特·德·帕納菲厄著, [法] 派翠克·格裡斯攝, 邢路達、胡晗、王維譯, 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2016 年3 月出版

從2016年春天到2017年初, 中科院古脊椎所的一個學生翻譯小組, 先後出版了兩本科普讀物《演化》和《化石》。 這是番號為“大頭大腦”的小團隊在兩年裡, 除了科研之外, 幹得最熱火朝天的一件事。

這是他們作為“菜鳥”級翻譯選手接受的最初挑戰, 即為了向經典科普作品致敬, 也為讓更多讀者瞭解古生物學這門古老的學科。

■本報記者 胡瑉琦

從《演化》到《化石》

骨骼, 對於古生物學者, 或許意味著一切!十年前, 由法國生物學家讓-巴普蒂斯特·德·帕納菲厄和自由攝影師派翠克·格裡斯合作出版的一本通過現生動物骨骼講述生物演化歷史的科普讀物《演化》, 在法國一經出版, 就收穫了無數的讚譽。

來自於7家不同博物館(主要是法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兩百多個標本, 在半年內被修復、組裝或重裝、拆除金屬支架。 派翠克把它們置於黑色背景前, 讓骷髏呈現出雕塑的感覺。 最終, 那一幅幅充滿了極簡主義風格的黑白照片,

讓從事古生物研究的專業人士都驚歎于它所傳達出的動物骨骼最迷人和優雅的一面。 也迫使讀者重新去思考, 藝術與科學之間的界限。

2015年, 一次偶然的機會, 這本書到了中國古動物館社教部主管邢路達的手上。 巧合的是, 邢路達的本科第一專業正是法語。 除了攝影作品本身帶來的震撼, 文字的風格也讓他找到了一點熟悉的感覺。 而這種感覺, 對國內讀者而言, 可能是陌生的。

“長久以來, 法國都給我們一種浪漫而充滿激情的印象。 但是, 法國也是歷史上理性思潮的重要策源地。 從這本書的寫作中, 我們看到它的文字非常簡潔、直白, 但又不失嚴謹, 強調邏輯。 讀者無需糾結于各種詞彙, 而是直達作者的想法。 它不討好讀者,

卻能給讀者一種舒適感。 ”邢路達說, 最終應允翻譯這本書, 也是因為它和目前國內的許多科普作品的寫作風格非常不同。

由於出版時間緊迫, 譯者由一人變成了三人, 新加入的胡晗和王維都是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在讀博士, 彼此本就是無話不說的老友。

他們近乎瘋狂地, 用了兩個月時間, 完成了這部20多萬字作品的翻譯工作。 去年春天, 本書正式出版, 立刻成為了藝術、科普領域的一股清流。

有了自己的第一個“作品”, 也培養了默契, 三人翻譯小組就算正式成立了。 他們翻譯的第二本書是由著名古生物學家理查·福提撰寫的古生物學入門綜合指南——《化石, 洪荒時代的印記》, 首版於1984年問世, 第五版中譯本在今年年初上市。

“翻譯科普作品, 必須保證內容的絕對準確、嚴謹。 那麼, 譯者就僅僅作為一個轉述者, 思維、表達都要求盡可能與作者保持一致。 只有這樣, 才能達到讓讀者與作者直接交流的效果。 ”相對于科研中的原創工作, 這不是件讓人爽快的事。

熱愛文學的胡晗會拿村上村樹激勵自己。 “為什麼職業作家仍要堅持翻譯這項工作?相比于原創, 它沒那麼燒腦, 同時又會鍛煉你的文字、你的邏輯, 快速學習優秀作品的寫作。 ”

像做科研那樣做翻譯

作為科普翻譯界的“菜鳥”, 三人小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 強迫症外加完美主義的持續性發作, 這也給他們自己帶來了很多麻煩。

其實《化石》早在2014年就到了邢路達手上, 但到最終完稿花費了近兩年時間。 這本書不僅內容專業,而且涉獵面極為廣泛,幾乎涵蓋了化石和古生物學研究相關的所有學科領域。要完成一本近似教科書級別的科普圖書的翻譯工作,對於還處於學習階段的小組成員來說絕非易事。

所以,邢路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下《化石》,改去閱讀所有古生物地史類教科書。

“同一個單詞,出現在礦物學和地球沉積學中,可能有著不同的含義。如果不閱讀各自領域的教材,你絕不可能知道它們的區別。同時,學習前人是如何翻譯的,這也是很有必要的準備工作”。

讓小組幾近崩潰的是,《化石》中出現了100多個古生物學領域的拉丁名。要知道,這些名稱動輒出現在幾百年前的文獻中,此前沒有中譯名。為了找到詞源,並盡可能準確地翻譯,他們參考了大量古生物學詞典及相關的研究文獻。遺憾的是,唯獨留下了一個疑源類,陸續查找了一個月,還是沒能找到對應的譯名,最後只得音譯。

事實上,他們並不確定讀者是否真的在意這些古生物名詞到底叫什麼,甚至不知道什麼樣的人可能打開這本書。

“一本真正出色的科普作品就像一座好的博物館,能吸引不同年齡、層次的人群去參觀、學習,他們能有不同的收穫。”

王維是團隊裡的“小達爾文”,自小熱愛博物學,他的科學啟蒙很多來自科普圖書。“孩子們第一次看到的詞彙,會是他們印象最深刻的,所以,每一個名字都很重要”,這種樸素的想法影響他至今。如果是專業人士,內容更應該經得起他們的檢驗。

因此,三人小組自覺地拿出做科研時的嚴苛態度。

體現在《演化》中,讀者可能會注意到,在原文以外,譯者做了大量譯注。只要文中涉及科學性內容,他們就會查閱所有相關的研究歷史,以及最新的研究進展,從而對部分概念、資料等進行更新與說明。初出茅廬的他們甚至還因為一個小小的細節跟法國出版社糾錯死磕。此外,考慮到前人翻譯的習慣和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他們還對一些名詞進行了使用說明,以便大家能在同一套用詞體系中交流。

種種做法給翻譯本身帶來了大量額外的工作量,可對他們而言,這不是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而是一份“作品”。更何況,自認為“變態”的工作方式也讓他們的知識量在短時期內得到了擴充,這絕對是意外的收穫。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得到了前輩的傾心幫助,比如《化石》的審校、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員王原提供了多半的譯者注,以及許多中肯的修改意見。

“大頭大腦”的由來

一本圖書、三位譯者,翻譯小組被問到最多的就是,如何保持文風的一致性。不過,這對知識背景、閱讀背景一致,甚至審美和價值觀都很接近的朋友來說,並不困難。技術上的處理,無非就是及時傳閱和調整,剩下的靠默契。

事實上,團隊工作的模式不僅沒有影響翻譯的完成度,還讓過程本身樂趣不斷。

胡晗印象最深的就是和編輯敲定《演化》章節標題的那一天。四個“話癆”在一起頭腦風暴,那些天馬行空的想法滿是笑點。

比如“五綱的崩塌”前身是“五綱的崩潰”,“愛而後已”脫胎於“死了都要愛”,“碩大的頭顱”最初想法是“大頭大腦”。最後,“大頭大腦”還被確定為了4人小組的番號。

工作完成之後,“大頭大腦”小組專門組織了一次海洋館之行,僅僅是因為《演化》的翻譯涉及了很多海洋生物。從書本到現實,他們的心境好像回到了童年,第一次見到這些生物時的興奮和驚喜。

不僅如此,在翻譯第二本書《化石》的書名時,也多虧了“大頭大腦”小組的獻計獻策,才有了讓他們彼此滿意的結果。

邢路達介紹說,Fossils:the key to the past改寫自著名地質學家萊伊爾《地質學原理》中的名句——“The present is the key to the past”,它論述了地質學研究將今論古的基本思想,一般直譯為“現在是打開過去的鑰匙”。那麼書名準確的翻譯應該是《化石:打開過去的鑰匙》。但過於平白的表述,並不符合小組的預期。

直到有成員提到了著名翻譯家鄭克魯先生在2000年譯過的一本書《化石:洪荒世界的印記》。鄭先生是法國文學史的重要研究者,邢路達並不陌生。“既然難以保持原標題對萊伊爾的致敬,我們在翻譯上對鄭克魯先生致敬也未嘗不可。”

他解釋,“the key to the past”一語雙關,既是指我們打開過去奧秘大門的鑰匙,也是瞭解遠古生命演化的關鍵。將其翻譯為“洪荒時代的印記”,反映了第二層含義。“洪荒”指的是史前時代,正是化石所解讀的那一段歷史。

《中國科學報》 (2017-03-17 第6版 讀書)

這本書不僅內容專業,而且涉獵面極為廣泛,幾乎涵蓋了化石和古生物學研究相關的所有學科領域。要完成一本近似教科書級別的科普圖書的翻譯工作,對於還處於學習階段的小組成員來說絕非易事。

所以,邢路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下《化石》,改去閱讀所有古生物地史類教科書。

“同一個單詞,出現在礦物學和地球沉積學中,可能有著不同的含義。如果不閱讀各自領域的教材,你絕不可能知道它們的區別。同時,學習前人是如何翻譯的,這也是很有必要的準備工作”。

讓小組幾近崩潰的是,《化石》中出現了100多個古生物學領域的拉丁名。要知道,這些名稱動輒出現在幾百年前的文獻中,此前沒有中譯名。為了找到詞源,並盡可能準確地翻譯,他們參考了大量古生物學詞典及相關的研究文獻。遺憾的是,唯獨留下了一個疑源類,陸續查找了一個月,還是沒能找到對應的譯名,最後只得音譯。

事實上,他們並不確定讀者是否真的在意這些古生物名詞到底叫什麼,甚至不知道什麼樣的人可能打開這本書。

“一本真正出色的科普作品就像一座好的博物館,能吸引不同年齡、層次的人群去參觀、學習,他們能有不同的收穫。”

王維是團隊裡的“小達爾文”,自小熱愛博物學,他的科學啟蒙很多來自科普圖書。“孩子們第一次看到的詞彙,會是他們印象最深刻的,所以,每一個名字都很重要”,這種樸素的想法影響他至今。如果是專業人士,內容更應該經得起他們的檢驗。

因此,三人小組自覺地拿出做科研時的嚴苛態度。

體現在《演化》中,讀者可能會注意到,在原文以外,譯者做了大量譯注。只要文中涉及科學性內容,他們就會查閱所有相關的研究歷史,以及最新的研究進展,從而對部分概念、資料等進行更新與說明。初出茅廬的他們甚至還因為一個小小的細節跟法國出版社糾錯死磕。此外,考慮到前人翻譯的習慣和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他們還對一些名詞進行了使用說明,以便大家能在同一套用詞體系中交流。

種種做法給翻譯本身帶來了大量額外的工作量,可對他們而言,這不是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而是一份“作品”。更何況,自認為“變態”的工作方式也讓他們的知識量在短時期內得到了擴充,這絕對是意外的收穫。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得到了前輩的傾心幫助,比如《化石》的審校、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員王原提供了多半的譯者注,以及許多中肯的修改意見。

“大頭大腦”的由來

一本圖書、三位譯者,翻譯小組被問到最多的就是,如何保持文風的一致性。不過,這對知識背景、閱讀背景一致,甚至審美和價值觀都很接近的朋友來說,並不困難。技術上的處理,無非就是及時傳閱和調整,剩下的靠默契。

事實上,團隊工作的模式不僅沒有影響翻譯的完成度,還讓過程本身樂趣不斷。

胡晗印象最深的就是和編輯敲定《演化》章節標題的那一天。四個“話癆”在一起頭腦風暴,那些天馬行空的想法滿是笑點。

比如“五綱的崩塌”前身是“五綱的崩潰”,“愛而後已”脫胎於“死了都要愛”,“碩大的頭顱”最初想法是“大頭大腦”。最後,“大頭大腦”還被確定為了4人小組的番號。

工作完成之後,“大頭大腦”小組專門組織了一次海洋館之行,僅僅是因為《演化》的翻譯涉及了很多海洋生物。從書本到現實,他們的心境好像回到了童年,第一次見到這些生物時的興奮和驚喜。

不僅如此,在翻譯第二本書《化石》的書名時,也多虧了“大頭大腦”小組的獻計獻策,才有了讓他們彼此滿意的結果。

邢路達介紹說,Fossils:the key to the past改寫自著名地質學家萊伊爾《地質學原理》中的名句——“The present is the key to the past”,它論述了地質學研究將今論古的基本思想,一般直譯為“現在是打開過去的鑰匙”。那麼書名準確的翻譯應該是《化石:打開過去的鑰匙》。但過於平白的表述,並不符合小組的預期。

直到有成員提到了著名翻譯家鄭克魯先生在2000年譯過的一本書《化石:洪荒世界的印記》。鄭先生是法國文學史的重要研究者,邢路達並不陌生。“既然難以保持原標題對萊伊爾的致敬,我們在翻譯上對鄭克魯先生致敬也未嘗不可。”

他解釋,“the key to the past”一語雙關,既是指我們打開過去奧秘大門的鑰匙,也是瞭解遠古生命演化的關鍵。將其翻譯為“洪荒時代的印記”,反映了第二層含義。“洪荒”指的是史前時代,正是化石所解讀的那一段歷史。

《中國科學報》 (2017-03-17 第6版 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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