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仃老先生跟當院長那時候判若兩人， 現在就是個菩薩。 ”很多原中央工藝美院的老學生都跟王魯湘感慨過張仃先生中年時期的嚴厲， 那時候所有學生和老師都懼怕他。 這與王魯湘印象中的張仃先生確實相差甚遠。
▌張仃印象
年輕的時候， 張仃桀驁不馴， 特立獨行。 尤其是在南京、上海時期， 張仃恃才傲物， 佩服的是張光宇， 看不上蔡若虹等人的漫畫。 他曾說過：“黨內不可能產生一流的藝術家。 ”在魯藝美術系任教的時候， 張仃我行我素， 推崇畢卡索， 與音樂系的杜矢甲、戲劇系的賽克， 並稱“延安三怪”。
而在王魯湘的印象裡， 張仃不僅是一位大藝術家， 還是一位謙和的真君子。
首先， 少言寡語， 從不言人過。 當年跟吳冠中打筆仗， 很多記者採訪張仃， 甚至很多畫家想挑起事端， 但是張仃不為所動。 只對事， 不對人。 雖然張仃口才一向特別好， 做報告、演講的時候， 從來不用講稿。 但是， 老年時期的張仃卻變得相當沉默， 即便王魯湘跟隨了他這麼多年， 關係如此親近， 相處的時候話也不多， 甚至有時候會枯坐整個下午。 當然， 這同他晚年耳背有關。
其次， 非常愛才， 甚至有時候會看走眼。
比如某畫家， 文革以後， 張仃不僅把該畫家調到了中央工藝美術學院， 還帶著該畫家去香港辦展覽，
還有河南太行山的一個農民。 1991年， 張仃去太行山寫生， 聽當地人說該農民畫畫不錯， 於是來了興趣， 兩人上午認識的， 下午就一起去畫畫了。 這個農民非常有才， 但品行不佳， 張仃先生白天畫的速寫， 他晚上就畫成畫， 靠造張仃先生的假畫開店發了家。 張仃先生非常包容， 雖然看得清楚， 但是從來不說。 幸好有他的老伴幫他剔人， 後來跟這些人也就不來往了。
1999年， 與第二任妻子灰娃在海邊
第三， 張仃先生非常善良， 從不願意佔用別人的時間。
他從來不吝嗇給別人寫文章， 從齊白石、黃賓虹、李可染、朱屺瞻、陸儼少、衛天霖、吳冠中這一代的大師， 到名不見經傳的民間藝術家， 甚至還為幾歲的兒童寫文章推薦， 但是他從來不請別人為他寫文章， 哪怕佔用別人一點時間， 他都會非常愧疚， 所以， 當年只有妻子陳布文一個人在寫他的評論文章。
張仃與小畫家們親切交談， 1991年
有一天晚上， 王魯湘住在張仃先生家，
1996年在上海南京路，隨行有灰娃、王魯湘、尹光華
▌初遇
1987年暑假的某日，剛研究生畢業的王魯湘路過中國畫研究院，在看張仃先生的焦墨寫生山水畫展時，巧遇李兆忠，經其介紹認識了張仃先生。
當時，由於張仃先生家裡沒有大畫室，沒辦法畫大尺幅作品，所以他就搬到了中國畫研究院的畫室裡，以便為展覽畫一些大畫。那天，王魯湘在張仃先生的畫室裡談至深夜。印象最深的是，張仃先生很詳細地問到了精神分析學，恰巧王魯湘翻譯過幾篇佛洛德的文章，於是，兩人很認真地聊起佛洛德如何看待藝術創作的源動力，以及藝術與欲望的關係等等。
在那個年代，存在主義、精神分析學、符號學等西方理論在中青年學者之間非常流行，但對於大多數老年人來說，這些新知識接受起來有點困難，但張仃先生卻對精神分析學有如此興趣，這讓王魯湘既感意外，又生敬佩。
隨後，王魯湘在《美術》雜誌上發表了第一篇評論張仃先生的文章，從此私交甚密，亦師亦友。在隨後的歲月裡，恰是王魯湘人生中的大起大落，張仃先生對他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引路人
認識張仃先生不久後，王魯湘開始參與某電視節目，需要請設計師把演播室佈置成黃河文明的歷史空間，張仃先生經過2天的斟酌，推薦了中央工藝美院的劉巨德老師，王魯湘與劉巨德先生的私交就開始於那時候。由於當時的工作量太大，劉巨德先生的太太也參與進來。後來還扯進了王玉良。就這樣，因為張仃先生的關係，王魯湘逐漸與整個中央工藝美院的教學群體和重要畫家建立了良好關係，2000年去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擔任博導，也是得益于張仃先生的極力推薦，劉巨德等教授的四方奔走。
1989以後，王魯湘失去工作，張仃先生頓生惜才之心，為把他調入中央工藝美院或中國畫研究院而積極努力。可惜，受限於當時的社會背景，未能如願。後來，王魯湘去了香港鳳凰衛視工作，張仃先生才長舒一口氣，跟友人說，他胸中一塊石頭終於落地了。
為了讓王魯湘有更多時間做學問，張仃先生為他提供了很多與美術界接觸的機會，尤其是讓他去黃賓虹研究會任副秘書長，從此，王魯湘幸運地進入了黃賓虹研究領域。當時，黃賓虹研究會會員基本全是老年人，王魯湘是最年輕的一個，張仃先生幾次帶他參加黃賓虹研究會的年會，讓他有機會採訪到一些黃賓虹的老弟子，並過眼他們的藏品。
王魯湘的第一本專著《冰上飛鴻——黃賓虹畫學探微》，也是在張仃先生的授意下撰寫的。當時，為了去上海參加黃賓虹研究會的年會，張仃先生要求王魯湘向年會提交一篇關於黃賓虹的論文。可是那篇論文長達40000字，刊物無法完整刊發。於是，張仃先生建議王魯湘進一步充實這篇論文，以便出版成書。
書稿完成後，沒想到出版又成了難題，因為當時黃賓虹的價值尚未被發現，出版社對此不感興趣。為了這本書的出版，張仃先生到處奔走，推薦了好幾個出版社，結果一一遭到婉拒。姜寶林先生把書稿帶給香港一家出版社，不幸的是，還沒等書出版，出版社起火，書稿也被焚為灰燼。姜寶林先生認為這本書由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出版最合適，畢竟黃賓虹是浙江美院的教授。但直到姜先生的一個同學任職浙美出版社社長時，才答應出版此書。沒想到，不久之後出版社突然被公安局查封，因為有人舉報出版社在蕭山集資30萬出掛曆，屬於經濟犯罪，於是，書的出版又成為泡影。後來，管執中先生幫忙在臺灣聯繫了幾家出版社，仍然無果，只好把書稿帶在身上，打算回大陸退回，結果中途赴漢城參加亞洲藝術雙年展的時候，不幸突發腦溢血去世，書稿也不知所蹤。
三次都沒有出版成功，足見這本專著命途之多舛。無奈，張仃先生找到河北教育出版社，最終這本書以散文集的形式出版了。
所以，如果沒有張仃先生的力推，王魯湘進不了黃賓虹研究這樣一個高等級的圈子，得不到這麼多的素材和資料，也沒有動力去書寫，更不要說是在那個年代出版。後來，這本書多次再版，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時候改名為《黃賓虹研究》。至今，這本書仍是唯一一本黃賓虹研究的專著，王魯湘也因此被當做是黃賓虹研究的權威。
備註：本文刊發於《收藏》雜誌2017年5月刊。
1993年創刊的《收藏》雜誌，是中國創刊最早、發行量最大的、最具影響力的收藏類期刊。《收藏》填補了中國期刊界無一本收藏類期刊的空白，背靠豐富的文物資源和強大文博專家顧問團，全方位拓展雜誌的活動空間，反作用於中國的民間收藏，促進了收藏知識和收藏經驗的傳播和普及，催發了收藏品藝術市場的發育和成熟，推動了收藏理論的研討和收藏學的建立，影響和帶動了收藏類傳媒，包括收藏類報刊、收藏類專欄專版、收藏類書籍的創辦、出版熱。
1996年在上海南京路，隨行有灰娃、王魯湘、尹光華
▌初遇
1987年暑假的某日，剛研究生畢業的王魯湘路過中國畫研究院，在看張仃先生的焦墨寫生山水畫展時，巧遇李兆忠，經其介紹認識了張仃先生。
當時，由於張仃先生家裡沒有大畫室，沒辦法畫大尺幅作品，所以他就搬到了中國畫研究院的畫室裡，以便為展覽畫一些大畫。那天，王魯湘在張仃先生的畫室裡談至深夜。印象最深的是，張仃先生很詳細地問到了精神分析學，恰巧王魯湘翻譯過幾篇佛洛德的文章，於是，兩人很認真地聊起佛洛德如何看待藝術創作的源動力，以及藝術與欲望的關係等等。
在那個年代，存在主義、精神分析學、符號學等西方理論在中青年學者之間非常流行，但對於大多數老年人來說，這些新知識接受起來有點困難，但張仃先生卻對精神分析學有如此興趣，這讓王魯湘既感意外，又生敬佩。
隨後，王魯湘在《美術》雜誌上發表了第一篇評論張仃先生的文章，從此私交甚密，亦師亦友。在隨後的歲月裡，恰是王魯湘人生中的大起大落，張仃先生對他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引路人
認識張仃先生不久後，王魯湘開始參與某電視節目，需要請設計師把演播室佈置成黃河文明的歷史空間，張仃先生經過2天的斟酌，推薦了中央工藝美院的劉巨德老師，王魯湘與劉巨德先生的私交就開始於那時候。由於當時的工作量太大，劉巨德先生的太太也參與進來。後來還扯進了王玉良。就這樣，因為張仃先生的關係，王魯湘逐漸與整個中央工藝美院的教學群體和重要畫家建立了良好關係，2000年去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擔任博導，也是得益于張仃先生的極力推薦，劉巨德等教授的四方奔走。
1989以後，王魯湘失去工作，張仃先生頓生惜才之心，為把他調入中央工藝美院或中國畫研究院而積極努力。可惜，受限於當時的社會背景，未能如願。後來，王魯湘去了香港鳳凰衛視工作，張仃先生才長舒一口氣，跟友人說，他胸中一塊石頭終於落地了。
為了讓王魯湘有更多時間做學問，張仃先生為他提供了很多與美術界接觸的機會，尤其是讓他去黃賓虹研究會任副秘書長，從此，王魯湘幸運地進入了黃賓虹研究領域。當時，黃賓虹研究會會員基本全是老年人，王魯湘是最年輕的一個，張仃先生幾次帶他參加黃賓虹研究會的年會，讓他有機會採訪到一些黃賓虹的老弟子，並過眼他們的藏品。
王魯湘的第一本專著《冰上飛鴻——黃賓虹畫學探微》，也是在張仃先生的授意下撰寫的。當時，為了去上海參加黃賓虹研究會的年會，張仃先生要求王魯湘向年會提交一篇關於黃賓虹的論文。可是那篇論文長達40000字，刊物無法完整刊發。於是，張仃先生建議王魯湘進一步充實這篇論文，以便出版成書。
書稿完成後，沒想到出版又成了難題，因為當時黃賓虹的價值尚未被發現，出版社對此不感興趣。為了這本書的出版，張仃先生到處奔走，推薦了好幾個出版社，結果一一遭到婉拒。姜寶林先生把書稿帶給香港一家出版社，不幸的是，還沒等書出版，出版社起火，書稿也被焚為灰燼。姜寶林先生認為這本書由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出版最合適，畢竟黃賓虹是浙江美院的教授。但直到姜先生的一個同學任職浙美出版社社長時，才答應出版此書。沒想到，不久之後出版社突然被公安局查封，因為有人舉報出版社在蕭山集資30萬出掛曆，屬於經濟犯罪，於是，書的出版又成為泡影。後來，管執中先生幫忙在臺灣聯繫了幾家出版社，仍然無果，只好把書稿帶在身上，打算回大陸退回，結果中途赴漢城參加亞洲藝術雙年展的時候，不幸突發腦溢血去世，書稿也不知所蹤。
三次都沒有出版成功，足見這本專著命途之多舛。無奈，張仃先生找到河北教育出版社，最終這本書以散文集的形式出版了。
所以，如果沒有張仃先生的力推，王魯湘進不了黃賓虹研究這樣一個高等級的圈子，得不到這麼多的素材和資料，也沒有動力去書寫，更不要說是在那個年代出版。後來，這本書多次再版，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時候改名為《黃賓虹研究》。至今，這本書仍是唯一一本黃賓虹研究的專著，王魯湘也因此被當做是黃賓虹研究的權威。
備註：本文刊發於《收藏》雜誌2017年5月刊。
1993年創刊的《收藏》雜誌，是中國創刊最早、發行量最大的、最具影響力的收藏類期刊。《收藏》填補了中國期刊界無一本收藏類期刊的空白，背靠豐富的文物資源和強大文博專家顧問團，全方位拓展雜誌的活動空間，反作用於中國的民間收藏，促進了收藏知識和收藏經驗的傳播和普及，催發了收藏品藝術市場的發育和成熟，推動了收藏理論的研討和收藏學的建立，影響和帶動了收藏類傳媒，包括收藏類報刊、收藏類專欄專版、收藏類書籍的創辦、出版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