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華社
弘揚中華文化 促進國際交流——對話中華文促會主席王石
■新華社記者 梁相斌 周甯 孟菁 張漫子
近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指出，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 是人民的精神家園。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層、更持久的力量。 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 增添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自信和自豪。 要推動中外文化交流互鑒。 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合作， 創新人文交流方式， 豐富文化交流內容， 不斷提高文化交流水準。
迄今為止， 中華文化已成為所有中華兒女對傳統文化的統一認同。 2017年是中華文化促進會成立25周年。 25年來， 作為全國性的聯合性社會組織， 中華文促會在展現中華文化獨特魅力、增進世界對中華文化瞭解和認同等方面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在邁向人類文化共同體的進程中， 如何有效推動文化產業的繁榮與發展？在對外實踐中， 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播與推廣還存在哪些誤區， 又有何具體建議？對此， 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文化評論家王石日前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專訪。
記者：能否簡要介紹一下中華文促會的辦會宗旨和組織架構？
王石：中華文化促進會于1992年創立， 其宗旨是弘揚中華文化， 促進國際交流。 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稱謂有很多種：炎黃文化、華夏文化、中華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等。 還有更區域化的稱謂， 比如傳統文化中的魯文化、楚文化、晉文化等。 少數民族也有不同的稱謂。 但是， 隨著時代發展， 海內外、國內各民族形成了一致稱謂， 就是中華文化。
作為全國性的聯合性社會組織， 中華文促會立足國內， 面向海外。 在日本， 我們有辦事處， 在瑞士、澳大利亞、美國等國家， 都有我們的分支機搆或團體會員， 或建立了常年對口合作關係的單位。 截至目前， 中華文促會區域組織約有40多個， 有各專業委員會50多個， 有行業協作體7個， 還有企業界的團體會員300多個。 在同類社會組織中， 我們的組織結構、體量、類型方面都有一定優勢。
記者：中華文促會曾發起著名的《甲申文化宣言》， 這個宣言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王石：《甲申文化宣言》始於2004年， 那年是甲申年， 因此得名。 當年， 中華文促會的許嘉璐先生、季羨林先生、楊振寧先生、王蒙先生和任繼愈先生， 共同發起一個文化論壇， 國內外知名科學家、教育家、作家、藝術家和文化學者等百余位嘉賓踴躍參加。 論壇中， 我們討論了關於“中華文化與全球化”的議題， 這是中國知識份子對於自身文化再一次向世界的表達，
短短千餘字的宣言， 包含了“中華文化的涵義是什麼”“中華文化在中國人心中有怎樣的地位”“中華文化如何與全球化相適應”“如何與現代中國相適應”等諸多內容。 它概括了一個重要問題， 即中華文化是中國人的共同認同。
記者：近年來，國學非常“熱”，您認為中華文化與國學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王石：國學體現的是中國的學術部分。國學是相對于西學而言的，國學的中心是思想，所以我們常說文化是靈魂，實際上指的就是文化中間的學術和思想。但是，我們又說文化是生活方式，是禮儀、規矩、制度以及存在于百姓間的大眾文化。歐洲人把文化說成大傳統和小傳統，講的就是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所以中華文化這個概念應該說比國學的概念要寬泛很多。國學的概念基本在學術和思想領域，而文化的概念就較為寬泛了，從思想到核心價值、價值體系、制度體系、文學藝術體系等。
記者：近年來，中華文促會在促進國際交流方面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
王石：中國早已不是封閉的中國。從前，梁啟超先生訪問歐洲回國後，就關於中國有過這樣幾個說法：中國的中國，亞洲的中國，世界的中國。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的中國是世界的中國，世界離不開中國，中國也離不開世界。
然而，直至今天，提到“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多的還是外交用語。我認為這不僅是外交思想，更是文化思想。如今的中國是世界的中國，整個世界是關聯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中華文化需要在與世界的交流中傳承和發展，特別要充分運用海外文化節展、文物展覽、旅遊推介等各類品牌活動，助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播。支援中華醫藥、中華烹飪、中華武術、中華典籍、中國文物、中國園林、中國節日等中華傳統文化代表性專案走出去。積極宣傳推介戲曲、民樂、書法、國畫等我國優秀傳統文化藝術。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色、展示好中國形象，讓國外民眾在審美過程中獲得愉悅、感受魅力。
關於這一議題的討論，對如今整個世界信仰多元、宗教多元、社會制度和文化多元的大背景下，如何避免衝突、如何和平共處，具有借鑒意義。
其次，我們今年將召開東北亞NGO(非政府組織)會議。2005年，我們曾召開亞洲文化合作會議，17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參會，當時我們曾設想形成機制，比如說創立亞洲文化聯盟，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如願。現在我們採取更靈活的機制，就是會議機制。
從外交方面來說，作為非政府組織，我們主要從事“民相親”的工作。所謂睦鄰友好的“民相親”，首先要與“鄰居”處理好關係。
例如，2013年我們創立了“萬里茶道協作體”。“萬里茶道”是17世紀末在俄國、蒙古和中國形成的一條一萬多公里的茶葉之路，從俄國的聖彼德堡一直到蒙古、中國武夷山，它是中蒙俄友誼的象徵。所以我們創立了由這三國共同合作的“萬里茶道”，每年舉行一次“萬里茶道市長峰會”。這條萬里茶道的文化交流，現在已演變為沿路200餘座城市的協作體，去年“萬里茶道中蒙俄市長峰會”討論的議題是沿路國家的文化旅遊。
什麼是軟實力？無非就是讓人家喜歡你，從民間角度傳播中華文化的方式更容易讓海外受眾輕鬆接受、入腦入心。因此，民間層面的文化交流非常重要。
記者：您認為當今人類文化的發展趨勢是什麼？中華文化對人類文化發展有怎樣的貢獻？
王石：我記得有一年的兩岸人文對話專門談及這個題目：中華文化對人類文化“可能的貢獻”。“可能的貢獻”源自國學大師錢穆先生之作，他在96歲那年寫的最後一篇文章，闡述了中華文化對人類文化“可能的貢獻”。他認為，在思想上，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可能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他認為天人合一是中國人獨特的思想，這在世界哲學史上獨一無二。這也提出了一個特別問題，即貢獻不是單方面的承認，而要為世人所接受。比如，走向世界的“中華料理”。
目前，在人類文化發展方面有兩種聲音：一種叫多元，一種叫融合。我認為，多元既是歷史也是現實的存有狀態，趨勢是在不斷融合，這和人類的社會組織方式有關。人類的社會組織越大，就意味著文化越大，所以中國人有一種思想：你只要認同我的文化，你就是我的人了，意即“四海之內皆兄弟”。存有狀態是多元，歷史和現實就是多元，在發展中逐漸形成多元，在多元融合中出現新的文化。
何謂大同世界？首先是文化共同體，所以，融合是趨勢。這個趨勢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致的。因此，我們需重視三點：第一，珍惜自己的傳統和自己的文化；第二，不能誇大自己的文化；第三，不能誇大自身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差異性，反而，要更重視人的共同性，這才能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人類、人性、文化、願景、目標、希望基本是共同的，差異是次要的。
記者：繁榮和發展文化產業是邁向人類文化共同體的重要途徑，文化產業到底是文化還是產業？
王石：作為民間的非政府組織，中華文促會依靠動員社會的力量繁榮和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創意產業，強大自身力量，通過“內力”促進中華文化的傳播與發展，在發展中堅持文化的品質。
文化產業到底是文化還是產業？我認為，文化產業還是文化。我們發展文化產業，始終要考慮主流文化價值，考慮將經典文化推向市場，這是我們的堅守。如果一味地把“文化盤子”做大，必定會把文化稀釋，文化水土就會流失，甚至產生過度娛樂化、低俗化、商品化的傾向。作為文化人，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們面對的是大眾文化，我們希望受眾站著接受主流文化價值，而非我們跪下來遷就大眾。
記者：中華文促會自創會以來總計開展各類文化活動近2000項，尤以全面整理中華歷史典籍為目標的《今注本二十四史》為社會廣泛關注。能否介紹一下這部史學巨著的編纂出版工程？
王石：近代以來對於二十四史全面整理，有三個最重要的版本：一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由商務印書館整理出版的“百納本”，即用不同版本拼湊成一部完整的二十四史；二是“中華書局本”或“標點本”，即20世紀50年代，一大批中國當代史學家為二十四史做了標點；三是《今注本二十四史》。從1994年開始，中華文促會組織全國300多位元史學家開始這項浩大的編纂工程，如今20多年過去了，這部巨著已基本注釋完畢。在編纂過程中，我曾大哭了好幾場，因為參與這項工程的8位元史學家相繼離世。這項工程做得太吃力了，它也被稱為中國文史界的三峽工程。
如果說之前兩次是“官修”，那麼《今注本二十四史》是“民修”，主要任務有兩個：一是史家注史，二是糾正記錯了的歷史。這次“民修”的最大亮點在於，沒有改動二十四史的文本，可取的地方保留二十四史的原貌，而注釋處標明哪個地方應該改正、哪個地方應該解釋和如何解釋、有哪些不同觀點等，具有很大的參考意義。
很多人問我，為啥要做這個“苦差事”？我說，因為二十四史是最有連續性、最有規模、最有歷史意義的經典中國故事，而我們的工作就是傳承和保護中華文化經典。
記者：您認為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播實踐存在哪些誤區？又有哪些具體建議？
王石：目前，我國在海外建立了很多文化中心，但有相當一部分在閒置中。而且，從對等原則而言，他國就會想，我們能不能在北京也建立一個本國的文化中心？對此，我們如何應對？我認為應該重視民間交往，減少簡單的說教和宣傳。
中華文化走出去，到底為了什麼？這個問題值得深思。我認為，“走出去”是為了交朋友，而不是簡單地用所謂的文化炫耀國威。文化，是潤物細無聲的東西，應該從中表現中國人的真、善、美和可愛之處。
記者：今年中華文促會有怎樣的願景和工作計畫？
王石：2017年我們將把已經開闢的具有品牌意義的工作繼續保持和提升。比如，中華文化年度人物活動，將在和鳳凰衛視合作的基礎上加強傳播，讓這些具有文化含量、具有典範意義人感染大眾、感動世界。又例如兩岸人文對話，我們今年或在香港舉行，談論人們更加關注的文化議題，使活動走出學術和大師們的圈子。此外，我們還希望形成東北亞國家和地區的民間文化合作機制。
同時，我們今年開始嘗試“文化+”專案。例如創立中華文促會的文化旅遊研究院，協助國家推出特色小鎮的建設。又例如成立文化名鎮協作體，籌備世界性文化小鎮的規劃與設計展。此外，我們和華僑城集團合作成立文化企業，探索經典文化走入海內外市場的新路徑。
歸根結底，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國際交流，展現中華文化獨特魅力、增進世界對中華文化瞭解和認同，這是中華文促會始終追求的目標。
記者：近年來，國學非常“熱”，您認為中華文化與國學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王石：國學體現的是中國的學術部分。國學是相對于西學而言的，國學的中心是思想，所以我們常說文化是靈魂，實際上指的就是文化中間的學術和思想。但是，我們又說文化是生活方式，是禮儀、規矩、制度以及存在于百姓間的大眾文化。歐洲人把文化說成大傳統和小傳統，講的就是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所以中華文化這個概念應該說比國學的概念要寬泛很多。國學的概念基本在學術和思想領域，而文化的概念就較為寬泛了，從思想到核心價值、價值體系、制度體系、文學藝術體系等。
記者：近年來，中華文促會在促進國際交流方面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
王石：中國早已不是封閉的中國。從前，梁啟超先生訪問歐洲回國後，就關於中國有過這樣幾個說法：中國的中國，亞洲的中國，世界的中國。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的中國是世界的中國，世界離不開中國，中國也離不開世界。
然而，直至今天，提到“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多的還是外交用語。我認為這不僅是外交思想，更是文化思想。如今的中國是世界的中國，整個世界是關聯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中華文化需要在與世界的交流中傳承和發展，特別要充分運用海外文化節展、文物展覽、旅遊推介等各類品牌活動，助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播。支援中華醫藥、中華烹飪、中華武術、中華典籍、中國文物、中國園林、中國節日等中華傳統文化代表性專案走出去。積極宣傳推介戲曲、民樂、書法、國畫等我國優秀傳統文化藝術。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色、展示好中國形象，讓國外民眾在審美過程中獲得愉悅、感受魅力。
關於這一議題的討論，對如今整個世界信仰多元、宗教多元、社會制度和文化多元的大背景下，如何避免衝突、如何和平共處，具有借鑒意義。
其次，我們今年將召開東北亞NGO(非政府組織)會議。2005年，我們曾召開亞洲文化合作會議，17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參會，當時我們曾設想形成機制，比如說創立亞洲文化聯盟，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如願。現在我們採取更靈活的機制，就是會議機制。
從外交方面來說，作為非政府組織，我們主要從事“民相親”的工作。所謂睦鄰友好的“民相親”，首先要與“鄰居”處理好關係。
例如，2013年我們創立了“萬里茶道協作體”。“萬里茶道”是17世紀末在俄國、蒙古和中國形成的一條一萬多公里的茶葉之路，從俄國的聖彼德堡一直到蒙古、中國武夷山，它是中蒙俄友誼的象徵。所以我們創立了由這三國共同合作的“萬里茶道”，每年舉行一次“萬里茶道市長峰會”。這條萬里茶道的文化交流，現在已演變為沿路200餘座城市的協作體，去年“萬里茶道中蒙俄市長峰會”討論的議題是沿路國家的文化旅遊。
什麼是軟實力？無非就是讓人家喜歡你，從民間角度傳播中華文化的方式更容易讓海外受眾輕鬆接受、入腦入心。因此，民間層面的文化交流非常重要。
記者：您認為當今人類文化的發展趨勢是什麼？中華文化對人類文化發展有怎樣的貢獻？
王石：我記得有一年的兩岸人文對話專門談及這個題目：中華文化對人類文化“可能的貢獻”。“可能的貢獻”源自國學大師錢穆先生之作，他在96歲那年寫的最後一篇文章，闡述了中華文化對人類文化“可能的貢獻”。他認為，在思想上，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可能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他認為天人合一是中國人獨特的思想，這在世界哲學史上獨一無二。這也提出了一個特別問題，即貢獻不是單方面的承認，而要為世人所接受。比如，走向世界的“中華料理”。
目前，在人類文化發展方面有兩種聲音：一種叫多元，一種叫融合。我認為，多元既是歷史也是現實的存有狀態，趨勢是在不斷融合，這和人類的社會組織方式有關。人類的社會組織越大，就意味著文化越大，所以中國人有一種思想：你只要認同我的文化，你就是我的人了，意即“四海之內皆兄弟”。存有狀態是多元，歷史和現實就是多元，在發展中逐漸形成多元，在多元融合中出現新的文化。
何謂大同世界？首先是文化共同體，所以，融合是趨勢。這個趨勢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致的。因此，我們需重視三點：第一，珍惜自己的傳統和自己的文化；第二，不能誇大自己的文化；第三，不能誇大自身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差異性，反而，要更重視人的共同性，這才能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人類、人性、文化、願景、目標、希望基本是共同的，差異是次要的。
記者：繁榮和發展文化產業是邁向人類文化共同體的重要途徑，文化產業到底是文化還是產業？
王石：作為民間的非政府組織，中華文促會依靠動員社會的力量繁榮和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創意產業，強大自身力量，通過“內力”促進中華文化的傳播與發展，在發展中堅持文化的品質。
文化產業到底是文化還是產業？我認為，文化產業還是文化。我們發展文化產業，始終要考慮主流文化價值，考慮將經典文化推向市場，這是我們的堅守。如果一味地把“文化盤子”做大，必定會把文化稀釋，文化水土就會流失，甚至產生過度娛樂化、低俗化、商品化的傾向。作為文化人，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們面對的是大眾文化，我們希望受眾站著接受主流文化價值，而非我們跪下來遷就大眾。
記者：中華文促會自創會以來總計開展各類文化活動近2000項，尤以全面整理中華歷史典籍為目標的《今注本二十四史》為社會廣泛關注。能否介紹一下這部史學巨著的編纂出版工程？
王石：近代以來對於二十四史全面整理，有三個最重要的版本：一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由商務印書館整理出版的“百納本”，即用不同版本拼湊成一部完整的二十四史；二是“中華書局本”或“標點本”，即20世紀50年代，一大批中國當代史學家為二十四史做了標點；三是《今注本二十四史》。從1994年開始，中華文促會組織全國300多位元史學家開始這項浩大的編纂工程，如今20多年過去了，這部巨著已基本注釋完畢。在編纂過程中，我曾大哭了好幾場，因為參與這項工程的8位元史學家相繼離世。這項工程做得太吃力了，它也被稱為中國文史界的三峽工程。
如果說之前兩次是“官修”，那麼《今注本二十四史》是“民修”，主要任務有兩個：一是史家注史，二是糾正記錯了的歷史。這次“民修”的最大亮點在於，沒有改動二十四史的文本，可取的地方保留二十四史的原貌，而注釋處標明哪個地方應該改正、哪個地方應該解釋和如何解釋、有哪些不同觀點等，具有很大的參考意義。
很多人問我，為啥要做這個“苦差事”？我說，因為二十四史是最有連續性、最有規模、最有歷史意義的經典中國故事，而我們的工作就是傳承和保護中華文化經典。
記者：您認為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播實踐存在哪些誤區？又有哪些具體建議？
王石：目前，我國在海外建立了很多文化中心，但有相當一部分在閒置中。而且，從對等原則而言，他國就會想，我們能不能在北京也建立一個本國的文化中心？對此，我們如何應對？我認為應該重視民間交往，減少簡單的說教和宣傳。
中華文化走出去，到底為了什麼？這個問題值得深思。我認為，“走出去”是為了交朋友，而不是簡單地用所謂的文化炫耀國威。文化，是潤物細無聲的東西，應該從中表現中國人的真、善、美和可愛之處。
記者：今年中華文促會有怎樣的願景和工作計畫？
王石：2017年我們將把已經開闢的具有品牌意義的工作繼續保持和提升。比如，中華文化年度人物活動，將在和鳳凰衛視合作的基礎上加強傳播，讓這些具有文化含量、具有典範意義人感染大眾、感動世界。又例如兩岸人文對話，我們今年或在香港舉行，談論人們更加關注的文化議題，使活動走出學術和大師們的圈子。此外，我們還希望形成東北亞國家和地區的民間文化合作機制。
同時，我們今年開始嘗試“文化+”專案。例如創立中華文促會的文化旅遊研究院，協助國家推出特色小鎮的建設。又例如成立文化名鎮協作體，籌備世界性文化小鎮的規劃與設計展。此外，我們和華僑城集團合作成立文化企業，探索經典文化走入海內外市場的新路徑。
歸根結底，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國際交流，展現中華文化獨特魅力、增進世界對中華文化瞭解和認同，這是中華文促會始終追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