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麥爾Michael Meyer， 中文名梅英東， 美國非虛構作家。 文章多次在《紐約時報》《時代週刊》《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媒體上發表。 曾獲古根海姆獎、紐約市公共圖書館獎等寫作獎項。
《東北遊記》
作者：（美）邁克爾·麥爾
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7年1月
《再會， 老北京》
2013年4月
1997年， 經歷了數十年被忽略的命運， 哈爾濱的聖·索菲亞大教堂作為城市博物館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重新打開大門。
東北的歷史不算遙遠。
你乘坐的火車可能行駛在一條以沙皇命名的鐵路上；你途經的建築是洋蔥圓頂的俄羅斯東正教教堂；走過的路旁， 種植著日本赤松；樹木掩映之下， 可以看見殖民時期各國政府的辦公樓， 散發著木頭的淡香；在溥儀的“傀儡皇宮”， 曾經就關押過二戰時期日本的盟軍戰俘。
17世紀早期， 東北開始頻繁出現在古代歷史的記載中。 時至今日， 這片曾因擔負使命而備受關注的富庶土地卻在公眾話語中頻繁被“唱衰”。 美國非虛構作家邁克爾·麥爾，
緊迫感
“趁它們消失之前， 記錄下每個細節”
2010年， 在北京與自己的中國妻子相識之後， 邁克爾·麥爾決定做一次“上門女婿”， 到妻子的老家住上幾年。 就這樣， 因為對妻子的老家興趣濃厚， 邁克爾·麥爾來到位於東北腹地的吉林市昌邑區孤店子鎮大荒地村， 租了一間當地的房子， 睡火炕， 燒柴禾， 在附近的小學義務教英語， 同時記錄下了這座邊陲村落的興衰變遷。
一直以來， 和大多數西方讀者一樣， 麥爾聽聞的現代中國故事， 主角多半是大城市和沿海城市， 內容也無一例外和繁華與財富有關。 但在中國， 上世紀90年代初， 有將近一半的人口（約七億人）住在農村。
《東北遊記》寫的， 就是東北這片土地和生活在這裡的人。 前者輪回而不間斷， 如同季節更迭， 年年歲歲；後者也是輪回， 只是更加短暫易逝。 因“總有一種高度的緊迫感， 想要趁一些事情消失之前， 記錄下每個細節”， 住在荒地的兩年， 麥爾艱難地尋找柳條邊遺址， 四處打探能流利說滿語的老人， 找人厘清繁雜的中國土地權利問題， 尋找瀋陽二戰盟軍戰俘集中營和“長春圍困戰”的倖存者， 試圖從當地的博物館、檔案館、村落中的草木中發掘歷史的殘存。 他發覺，這裡的歷史從不寫在書本上，而是存活于村民的記憶中，記憶有多長，歷史就有多長。
在荒地這個封閉的社群，人人都相識，別說是“老外”，哪怕是外村來的都能一眼被識破。麥爾儘量讓自己顯得低調和無聊，只有這樣，村民才會慢慢忽視他的存在，最終他終於如願成為“風景的一部分”，揣著本子和筆，在人群中默默記錄下他們談話的每一個細枝末節。
憂思
“你怎麼就知道一個地方發展好了呢？”
早在1995年，邁克爾·麥爾作為第二批“和平隊”志願者，從明尼蘇達的一個小村莊來到中國四川，擔任英語教師。那時，能說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的他，更希望自己被派去拉丁美洲。而當得知自己被派到中國時，面對著如此“龐雜博大”的國家，邁克爾·麥爾發現自己不會用筷子，不會說中文，除了長城，對中國一無所知。
四川的支教結束後，邁克爾·麥爾隻身前往北京，在大柵欄地區的胡同深巷中度過了幾年時光，並在附近的煤市街小學教起了英語。他租一間四合院，和胡同裡的住戶共用廁所，洗公共澡堂，讀《北京晚報》，時刻關心拆遷的消息，吃當地人吃的小麵館。
2008年，《再會，老北京》中文版問世。書中記錄了這樣一個場景：
前門大街改造的時候，施工方曾經用擋板遮蓋沿街兩旁的房屋，上面寫著：“再現古都。”不知是哪位居民或路人，好事地把這個標語做了一點修改，卻道出了更多人的心聲：“再見古都。”
麥爾親身經歷了現代中國“傳統流失，老景翻新”的速度之快：“在北京，上周也許你還在一條巷子裡的小店吃麵條，下周再去就發現那兒已經變成一堆瓦礫。”而差不多十年前，在一個即將因三峽工程修建而拆遷的尼姑庵，麥爾遇到一個年長的尼姑，她說自己本來想在那裡住一輩子，問麥爾能不能將她寫進故事，“這樣也算永遠待在那裡了”。
麥爾同樣為荒地村的命運憂心。他親眼見到這裡是如何推掉農田和三姨種在路邊的虞美人，建起一條條公路，當地的米業公司驕傲地蠶食著農民們的勞動成果，讓他們遠離自己的土地，也遠離從前一畝三分地生活。“再見古都”的夢魘於是重現：“荒地村幾乎複製了同樣的現代化發展模式。最開始這種感覺相當糟糕，就像同時踏入兩條相同的河流。”
他不禁回憶起自己在北京教過的孩子們。他知道這些六年級的學生畢業後必須離開，回到自己的村莊進行小升初考試，他們中的大多數，不會再回來。“我想知道他們在那邊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將這本書獻給他的兒子：“我想讓他知道他的母親從何處來，她的家又將遷往何處。等到他長大了，自己能夠去瞭解這片土地，它估計早已改變。”
書中，三姨自言自語道：“你怎麼就知道一個地方發展好了呢？”這一問，問到了麥爾心裡。
困惑
誰能同時為西方和中國讀者解讀中國？
寫《再會，老北京》時，麥爾採訪了作家馮驥才。從他口中，麥爾意識到大部分中國歷史都以民間史、民俗史和口述史的方式存在。“人們年歲漸長、生命消逝，這些歷史就會散佚。所以這是一場和時間的競賽”。
然而在荒地村，歷史的發現與發掘遠不止於和時間競賽。
麥爾遇到的困難和挑戰不僅僅是沒有名片、助手和正規商業發票那麼簡單。書裡的故事來自一個很少有人去過，甚至沒多少人聽過的地方。他試圖從當地的博物館和檔案館搜尋歷史的蛛絲馬跡，卻發現：“在這裡聽不到一個地方或一個事件的多個面向，這裡沒有羅生門，所有的故事都指向一個結局：1949年，中國解放了。”為了補全整個故事，麥爾以宏大的民族敘事作為起點，通過調研，試圖補全不同的故事版本。站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飛行員俯衝轟炸過的丹東斷橋上，麥爾從刻有官方介紹的牌匾裡讀出了新的東西。“這些並非‘不真實’，它們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麥爾正在寫一本關於本傑明·佛蘭克林的書，美國圖書館的經歷讓他想起在中國調研的難。待在波士頓和華盛頓的一周時間，他直接和圖書館管理員說明來意，就順利拿到了所有本傑明·佛蘭克林的原始檔，包括遺囑、護照、出版協議。麥爾捏著這些簽署於1800年左右的檔，思緒萬千：“在中國，如果想看差不多同一時期的乾隆批過的檔，假如你沒有關係，又不屬於任何單位，你得費多少力氣去找啊。”
最初寫《東北遊記》，麥爾想為西方讀者介紹中國及其文化的多樣性，告訴他們中國不只有北京和上海。後來，書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有中國讀者質疑一個美國人書寫中國的資格。為了回應這個問題，麥爾反復咀嚼林語堂1935年在《吾國與吾民》中的問題：“誰能夠同時為西方和中國讀者解讀中國？”他漸漸發現，對於同一本書，中西方讀者的反應可能截然不同：“《再會，老北京》這本書，西方讀者認為它講述的是飛速現代化進程中的迷失，而中國讀者則專注于大城市的高房價問題。”
為了解答林語堂的問題，也為了回應自己的困惑，麥爾用下一本書——《通往臥龍之途：從頭瞭解中國》（The Road to Sleeping Dragon: Learning China from the Ground Up）作為答案。
“我曾經一無所知地來到中國，不會說中文，不知道怎麼用筷子。如果我都能沉浸于中國的文化和歷史之中，那麼，任何人都可以。”麥爾希望自己能一直這樣書寫中國：懷抱同情之瞭解，同時又不陷於單一的敘說。
采寫/新京報記者 張暢
他發覺，這裡的歷史從不寫在書本上，而是存活于村民的記憶中，記憶有多長，歷史就有多長。在荒地這個封閉的社群，人人都相識，別說是“老外”，哪怕是外村來的都能一眼被識破。麥爾儘量讓自己顯得低調和無聊，只有這樣，村民才會慢慢忽視他的存在，最終他終於如願成為“風景的一部分”，揣著本子和筆，在人群中默默記錄下他們談話的每一個細枝末節。
憂思
“你怎麼就知道一個地方發展好了呢？”
早在1995年，邁克爾·麥爾作為第二批“和平隊”志願者，從明尼蘇達的一個小村莊來到中國四川，擔任英語教師。那時，能說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的他，更希望自己被派去拉丁美洲。而當得知自己被派到中國時，面對著如此“龐雜博大”的國家，邁克爾·麥爾發現自己不會用筷子，不會說中文，除了長城，對中國一無所知。
四川的支教結束後，邁克爾·麥爾隻身前往北京，在大柵欄地區的胡同深巷中度過了幾年時光，並在附近的煤市街小學教起了英語。他租一間四合院，和胡同裡的住戶共用廁所，洗公共澡堂，讀《北京晚報》，時刻關心拆遷的消息，吃當地人吃的小麵館。
2008年，《再會，老北京》中文版問世。書中記錄了這樣一個場景：
前門大街改造的時候，施工方曾經用擋板遮蓋沿街兩旁的房屋，上面寫著：“再現古都。”不知是哪位居民或路人，好事地把這個標語做了一點修改，卻道出了更多人的心聲：“再見古都。”
麥爾親身經歷了現代中國“傳統流失，老景翻新”的速度之快：“在北京，上周也許你還在一條巷子裡的小店吃麵條，下周再去就發現那兒已經變成一堆瓦礫。”而差不多十年前，在一個即將因三峽工程修建而拆遷的尼姑庵，麥爾遇到一個年長的尼姑，她說自己本來想在那裡住一輩子，問麥爾能不能將她寫進故事，“這樣也算永遠待在那裡了”。
麥爾同樣為荒地村的命運憂心。他親眼見到這裡是如何推掉農田和三姨種在路邊的虞美人，建起一條條公路，當地的米業公司驕傲地蠶食著農民們的勞動成果，讓他們遠離自己的土地，也遠離從前一畝三分地生活。“再見古都”的夢魘於是重現：“荒地村幾乎複製了同樣的現代化發展模式。最開始這種感覺相當糟糕，就像同時踏入兩條相同的河流。”
他不禁回憶起自己在北京教過的孩子們。他知道這些六年級的學生畢業後必須離開，回到自己的村莊進行小升初考試，他們中的大多數，不會再回來。“我想知道他們在那邊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將這本書獻給他的兒子：“我想讓他知道他的母親從何處來，她的家又將遷往何處。等到他長大了，自己能夠去瞭解這片土地，它估計早已改變。”
書中，三姨自言自語道：“你怎麼就知道一個地方發展好了呢？”這一問，問到了麥爾心裡。
困惑
誰能同時為西方和中國讀者解讀中國？
寫《再會，老北京》時，麥爾採訪了作家馮驥才。從他口中，麥爾意識到大部分中國歷史都以民間史、民俗史和口述史的方式存在。“人們年歲漸長、生命消逝，這些歷史就會散佚。所以這是一場和時間的競賽”。
然而在荒地村，歷史的發現與發掘遠不止於和時間競賽。
麥爾遇到的困難和挑戰不僅僅是沒有名片、助手和正規商業發票那麼簡單。書裡的故事來自一個很少有人去過，甚至沒多少人聽過的地方。他試圖從當地的博物館和檔案館搜尋歷史的蛛絲馬跡，卻發現：“在這裡聽不到一個地方或一個事件的多個面向，這裡沒有羅生門，所有的故事都指向一個結局：1949年，中國解放了。”為了補全整個故事，麥爾以宏大的民族敘事作為起點，通過調研，試圖補全不同的故事版本。站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飛行員俯衝轟炸過的丹東斷橋上，麥爾從刻有官方介紹的牌匾裡讀出了新的東西。“這些並非‘不真實’，它們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麥爾正在寫一本關於本傑明·佛蘭克林的書，美國圖書館的經歷讓他想起在中國調研的難。待在波士頓和華盛頓的一周時間，他直接和圖書館管理員說明來意，就順利拿到了所有本傑明·佛蘭克林的原始檔，包括遺囑、護照、出版協議。麥爾捏著這些簽署於1800年左右的檔，思緒萬千：“在中國，如果想看差不多同一時期的乾隆批過的檔，假如你沒有關係，又不屬於任何單位，你得費多少力氣去找啊。”
最初寫《東北遊記》，麥爾想為西方讀者介紹中國及其文化的多樣性，告訴他們中國不只有北京和上海。後來，書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有中國讀者質疑一個美國人書寫中國的資格。為了回應這個問題，麥爾反復咀嚼林語堂1935年在《吾國與吾民》中的問題：“誰能夠同時為西方和中國讀者解讀中國？”他漸漸發現，對於同一本書，中西方讀者的反應可能截然不同：“《再會，老北京》這本書，西方讀者認為它講述的是飛速現代化進程中的迷失，而中國讀者則專注于大城市的高房價問題。”
為了解答林語堂的問題，也為了回應自己的困惑，麥爾用下一本書——《通往臥龍之途：從頭瞭解中國》（The Road to Sleeping Dragon: Learning China from the Ground Up）作為答案。
“我曾經一無所知地來到中國，不會說中文，不知道怎麼用筷子。如果我都能沉浸于中國的文化和歷史之中，那麼，任何人都可以。”麥爾希望自己能一直這樣書寫中國：懷抱同情之瞭解，同時又不陷於單一的敘說。
采寫/新京報記者 張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