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頁>文化>正文

中國古代藝術史研究的另一條路徑——評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國皇家的藝術與權力》

長久以來,明代藩王及其子孫一直以負面形象存在。 在明代,官員、學者及士紳嚴厲批評他們給財政所造成的嚴重負擔及對封地所在地區的荼毒,這種批評延續到當代史學著作中。 近年來,對藩王的研究開始轉向客觀、積極的評價。 國內學者主要從史料出發,拋開既有政治與經濟層面,轉向了藩王在書寫、出版、藝術方面的成就及影響;西方學者如柯律格先生(Craig Clunas)則在近來考古進展基礎上,總結其在明代藝術史領域所建立的研究範式,多方發掘史料對該領域進行了綜合性研究,其所著《藩屏:明代中國皇家的藝術與權力》(Screen of Kings: Royal Art and Power in Ming China,2013),更將明代藩王研究向前推動了一大步。

柯律格是繼美國學者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1944)和華裔學者巫鴻之外,又一位對中國藝術史研究有著巨大影響力的學者。 他的成名作《長物: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狀況》(1991)為其贏得了廣泛的讚譽和聲望。 柯氏早年研究目標是為了給西方學者提供閱讀中國歷史的便利,所以在書中往往套用西方的理論框架。 曾有學者質疑《長物》,認為沒必要去引用福柯的專著,但柯氏認為要用西方藝術史家的語言而不是漢學家的著作來表達。 這種學術取徑,也深刻體現在《藩屏》中。

《藩屏》是一本理論性強、史料豐富的著作,但並不是作者對既往研究的簡單修正,而是對自己研究的突破:“這部關於明代中國的著述有意成為一部修正主義歷史學的作品,特別是還要對本書著者此前出版的關於這一時期的著述進行修正。

”作者旨在向西方解釋真實的中國。 同時,他認為儘管明代藩王的史料並不缺乏,但對明代藩王及藩王文化的研究一直被忽視,所以他從藝術史和物質文化研究的角度出發,希望能重新闡釋藩王豐富的社會活動與時下研究中被忽視的一種反差。 他的自我評價:“我的有些書更偏向藝術史,另一部分傾向于漢學,我好像在兩者之間遊移。 ”

作者深諳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他並不諱言這種選擇,比如他討論了柯利弗德格爾茨的典範中心的概念用來描述作為封地中心的藩王們,他援引埃利亞斯的著作《宮廷社會》來說明正確理解明代的藩王需要比對其特性在何處,而不是盲目貼上諸如貴族階級的標籤,這無疑是對既往研究的一種委婉的批評。

而在本書的最後,作者討論了“封建”一詞對藩王評價的負面影響,並援引格林布拉特“普遍而集中的單一模式”以及“徹底的相對主義”認識的危險性。

需要說明的是,柯律格運用了權力轉移的理論討論了文人們從江南地區轉向藩王封地所帶來的影響,而這種轉移除了廣為人知的書法和繪畫,還有珠寶、青銅器等長期被人忽略的物品。 作者認為,討論這些必須要從藩王文化所處的景觀地和地貌入手。 正如本書的書名,Screen(屏),可以展示影像,藩王就像用來展示皇室影像的螢幕。

如果以上是學術史回顧或理論探討,那麼第二章“王家景觀”就從總體概括了不同地區藩王們所處的生活環境及其所形成的人文景觀特色,比如王宮、陵墓、宗教建築等景觀。 作者在充分發掘了相關史料之後認為,藩王們並不像以往所描述的那樣,恪于祖訓的限制,只能局促在封地,其顯赫的身份、耀目的居所及數量龐大的後裔從文化心理上衝擊著封地的民眾,封地在西安的秦藩就是其中的代表。 對有關宗教藝術在明代衰落的觀點,作者認為藩王們是各種宗教建築的重要資助者。 本章最後,作者著重提到了耗費巨大人力、物力的陵墓的建設。

“晉王的書寫”、“周王的繪畫”是個案討論。 同樣是朱元璋的兒子,晉王與周王選擇了不同方式來維繫他們作為分支的地位與傳統。

作者試圖表明“明代藩王如何創建了書法傳統的重要的里程碑,王者之風和書法權威兩種之風是如何交織在一起的”。 他認為王府的社會環境和收藏,讓他們比文人們更早參與法帖的彙編,書法的作用在這裡更多被賦予神聖與政治的涵義。 王府拓本彙編“展示了皇室家族對文的價值的集體承諾,從而證實了他們的統治應該延續下去”。 作者認為,藩王們對複製文字的興趣使人關注他們與帝國中心的聯繫和距離,並貫穿整個明代。 相比書法,藩王們對繪畫的興趣更為廣泛。 書中討論了湮沒於歷史中藩王在繪畫藝術上的創舉,認為書法與繪畫“藩王們本身就是以帝國中心為根本,作為帝國血脈的複製品,通過文本和圖像來接收和傳遞皇室的權力”。

柯律格的研究始終圍繞著藩王的權力及其與文化的聯繫,“梁王的珠寶”討論陵墓景觀的差異性,也延續了這一思路。藩王陵寢的規模受到制度限制,但隨葬品卻是個人風格的體現。因為女性似乎從歷史中消失,柯氏用梁王墓葬出土的隨葬品的特殊性解釋了藩國女性的活動與痕跡,並試圖構建一個較為完整的關於王室女性的歷史影像。

因政治限制以及優厚的待遇,藩王們的活動完全轉向了文學藝術,他們與文人打交道,成了明代文化傳播和複製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而其中最重要也是研究成果最多的就是藩王的刻書。關於藩王與文人的交往,作者引用著名文人張翰的親身經歷用來說明存留在世的關於王府的記憶。文人們的追憶與社會大眾的認識延伸到了現代,前者成為學者利用的材料並在現代社會中進一步發酵,而後者則口耳相傳成為封地的傳說。借助媒體的傳播,兩者的記憶契合點或許可以顯示在人們視野當中的出土文物上。

值得一提的是,全書譯文曉暢生動,且逐一核對注釋引文,並將索引一同譯出,殊為難得。譯本中難免有幾處錯誤,期望再版時補正。

柯律格的研究始終圍繞著藩王的權力及其與文化的聯繫,“梁王的珠寶”討論陵墓景觀的差異性,也延續了這一思路。藩王陵寢的規模受到制度限制,但隨葬品卻是個人風格的體現。因為女性似乎從歷史中消失,柯氏用梁王墓葬出土的隨葬品的特殊性解釋了藩國女性的活動與痕跡,並試圖構建一個較為完整的關於王室女性的歷史影像。

因政治限制以及優厚的待遇,藩王們的活動完全轉向了文學藝術,他們與文人打交道,成了明代文化傳播和複製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而其中最重要也是研究成果最多的就是藩王的刻書。關於藩王與文人的交往,作者引用著名文人張翰的親身經歷用來說明存留在世的關於王府的記憶。文人們的追憶與社會大眾的認識延伸到了現代,前者成為學者利用的材料並在現代社會中進一步發酵,而後者則口耳相傳成為封地的傳說。借助媒體的傳播,兩者的記憶契合點或許可以顯示在人們視野當中的出土文物上。

值得一提的是,全書譯文曉暢生動,且逐一核對注釋引文,並將索引一同譯出,殊為難得。譯本中難免有幾處錯誤,期望再版時補正。

Next Article
喜欢就按个赞吧!!!
点击关闭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