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小明 撰文
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
本專場學術顧問
毛筆書寫作為中國文化史上獨特的藝術現象與精神現象， 當下所主要關心的還是他的審美價值。 如何拓寬我們對中國知識人兩千年不倦書寫的認知， 如何將這一文化行為與中國的人文史連接， 更多關注書寫內容與形式相結合所產生的精神影響， 甚至使之成為我們進入某一段歷史時空去探知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導引， 這是我們在品鑒與收藏知識人書跡時需要思考的問題。
讓人鼓舞與欣喜的是， 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在2017年春拍推出“猗歟‘新命’—民國文化名人墨蹟專場”，
五四人物在英倫
現代著名歷史學家周穀城先生在《民國叢書序》中以通闊的眼光描述民國思想界、文化界的實況與歷史地位：五四時期及其後的一段時間裡,中國幾乎變成了世界學術的縮影,各種主義、學派、教派紛紛傳入,形形色色， 應有盡有。 一個時間內,中國歷史上出現了春秋戰國以後的又一次百家爭鳴的盛況。
周先生從學術層面來審視這一段歷史的偉卓之處， 透徹地指出了民國的特徵及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定位， 即以其多元包容的社會環境培植出了中國歷史上繼“春秋戰國”的之後又一次百家爭鳴的思想“盛況”。 新舊並存是民國社會多元包容的主要表徵， 以民國新年的景象為例， 李大釗筆下所呈現出“有的鞠躬， 有的拜跪， 有的脫帽， 有的作揖；有的在門首懸掛國旗， 有的張貼春聯”的如此複雜多樣的方式， 周穀城先生關於民國歷史的解讀尤為高屋建瓴之處， 在於他指出民國在中國歷史長時段上的定位， 即春秋戰國之後，
李大釗 致李辛白信劄 水墨箋本·鏡心
在余英時先生的研究中， 由傳統的“士”向現代知識份子這一特殊人群的轉變， 是現代中國與傳統中國最大的崩離之處， 也是現代中國之所以發生天翻地覆的根本動力。 戊戍維新之後， 作為群體與階層出現的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由“士”質變而來， 在這一質變的背後又潛默著幾重不易覺察的面相：首先是知識內容的變化， 由四書五經為主的中國傳統文化向以科學技術、民主人權為主的世界文化， 最具代表性的是關於“國家觀”的變化，即以現代權利觀念來區別君、國、民之間的彼此關係，而這一觀念的變化的實質，則是對以“三綱五常”為基礎的儒家文化的顛覆性解構，所以，任憑辛亥以後的歷史如何倒轉，捲土重來的封建君主制已失去了形式上的合法性，這也是袁世凱的帝制運動與溥儀的復辟努力歸於消亡的根本原因。其次是知識傳播場域的變化，1905年的廢除科舉，使得“私塾”、“書院”失去依靠的基礎，以新式學校為主要形式的現代教育體系便應運而起，新式學校既掌握著現代社會的文化標準與價值觀，更擁有知識生產的核心權力，隨著學校培養的越來越多的知識精英走向社會，通過學統所建構的各種知識社群在“治統”之外的公共與論領域同台競演。在現代公共傳媒“報刊”的助力之下，掌控著現代社會獨一無二的文化話語權。最後，不能不提到現代公共傳媒的作用，當晚清出現了《申報》、《新聞報》這樣的公共傳媒，特別是出現了《時務報》這樣以與論為中心的現代公共領域之後，以傳播現代思想為志業的現代知識份子才有了存在的可能性基礎。余英時的老師錢穆先生在討論中國傳統士紳時，曾以為決定士紳影響力的因素有兩者，一是清議，二是門第。而當士紳轉變現代知識份子後，清議則變為公共與論與公共傳媒，門第則嬗變為學校與文憑，則又是中國社會“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最分明的變化。
傅斯年 致陳受頤信劄
水墨紙本·鏡心
揆諸“猗歟‘新命’”這一專場中諸多民國“新文化運動”名人墨蹟，除了欣賞這些筆精墨妙的書法，談論類似“人間四月天”這樣的文壇花絮之外，在這些無聲的紙墨之中包藏著怎樣的時代的衝突、潮流的卷襲、思想的裂變呢？也許這才是我們收藏知識精英墨蹟需要關注的，當然以下幾個方面也是我在此需要重點揭櫫的。
首先，就出場人物而言，兼顧“高、大、全”這三個方面是本專場拍賣的最大亮點。以“高、大”言之，不必論有“中國脊樑”與“真的猛士”之稱的魯迅先生，也不必論“二十世紀中國文藝復興之父”的“我的朋友胡適”，就是梁啟超、嚴複、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郭沫若、錢鐘書等等，他們中哪一位不是一部讀之不盡、學之不竭的大書呢！？相比“高、大”的特點，本專場的出場人物之“全”是近期國內外拍賣專場上絕無僅有的，在最近的拍場上，以近現代文化名人墨蹟為專場的拍賣漸成常態性主題，在此強調本場的拍品中的某一件或某幾件再如何“高大上”，作為收藏家的您，在其它拍賣會上都有偶遇的可能，但是，象本專場這樣所建構的近百位民國文化名人墨蹟的全明星陣容，從品質與數量上說，雖不敢說是絕後的，但就目前而言當是空前的。借用法國年鑒學派的“整合的世界觀”的理念來言之，“猗歟‘新命’”專場的文化含量就接近等於一部民國文化的“全史”或“整體歷史”的專場，這裡既有處於思想與文化中心的自由主義群體，也有與時代漸行漸遠而處於邊緣的文化保守主義諸君，以及各種意見相左、旋起旋落的過渡性派系。如前所說，民國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海納百川”般的包容與多元，秉承這一精神，本專場也力求在將最整齊的新文化運動人物墨蹟呈現在這裡，這是本專場的第一大特點。
陳獨秀 致汪孟鄒信劄
水墨箋本·鏡心
其次，拍賣提供充足高質的貨源任君選擇外，當然也有潛在的文化期盼，就“猗歟‘新命’”專場而言，我們期盼提供這樣一個入口，從入口中我們既能鑒賞這些民國名人墨蹟，更可以領略到民國社會向上向前的思想折光，應當說這一願景也呼應著收藏行為如何與人文史甚至精神史接榫的命題。歷史的解釋往往因視域差別而產生殊異，就“五四”與“新文化運動”這一命題而言，具有著獨立意識、強烈社會關懷和批判精神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們所扮演的歷史角色則是無可替代的。他們在近現代中國發生發展的歷程中，雖然左支右絀、步履蹣跚，甚至屢遭挫折，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從來沒有放棄“政治民主”與“個人自由”的兩大夙願的追求，即使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海峽兩岸的極權主義甚囂塵上之時也毫不動搖，他們才是“五四”與“新文化運動”的最重要推手與成果，他們的思想與夙求才是這個國家的光榮與夢想。以本專場所收括的新文化名人墨蹟而論，在近現代中國思想蒼穹中，嚴複、梁啟超無疑是自由知識份子星空中的兩顆啟明星，胡適則當仁不讓居於蒼穹的北辰之所，在其周圍環繞著蔡元培、傅斯年、陶孟和、周作人、劉半農、羅家倫、林長民、梁實秋、錢玄同、蔣夢麟、梅貽琦、任鴻雋、陳衡哲、李四光、沈從文、楊杏佛、戈公振、馬寅初、陶行知、徐志摩、林語堂、沈尹默、顧頡剛、聞一多、朱自清、陳寅恪、竺可楨如此眾多的耀眼星辰。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與“五四之魂”的胡適及其思想群體，他與他們之于現代中國的重要性，余英時以世界性的眼光指出其長久意義：
二十世紀是中國歷史江河上的新渡口，將華夏文明擺渡到現代世界的新彼岸的行動中，胡適是真正意義上的船長！對華夏文明而言，胡適的重要性，可比肩孔、孟、程、朱、陽明這樣聖賢大哲。反觀當下的伊斯林世界，就是因為沒有出現胡適及其周圍這樣一批敢於“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後世開太平”的仁人志士，所以現代化道路依然崎嶇坎坷！
1948年10月20日胡適在大陸做了最後一次演講，題目是《自由主義與中國》，自從離開大陸，他所信奉的自由主義就遭到大規模批判，他的夙願，在很長時間內，在海峽兩岸，都有如太虛幻境般可望而不可求。自由主義思想亦似大荒山青梗峰下的那顆頑石一樣，補天不成，淪落榛莽。但是，國內著名思想家李慎之在逝世前一年（2002年），曾振聾發聵地預言“如果說，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的話，21世紀將會是胡適的世紀。”儘管中國的21世紀是不是“胡適的世紀”還將有待時間的驗證，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自由主義具有普世意義的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不虞匱乏的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既是我們區分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後的重要尺規，也是當下世界無法逆轉的總體趨向。
胡適 致單不庵信劄
水墨紙本·鏡心·1928年作
再次，在我們對“新文化運動”的解讀中，以“自由主義”為對手的“孔教派”（以康有為為代表）、“文化遺民派”（ 也稱“國粹派”，以羅振玉、王國維、沈曾植、林琴南為代表）、“東方派”（以杜亞泉為代表）、“學衡派”（以吳宓、梅光迪為代表）、“新儒家派”（以熊十力、梁瀨溟、錢賓四、馬一浮為代表）等各種文化保守主義也是 “新文化運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與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既有政治、思想上的分邦崩離，也有學術上爭奪與暗戰，有時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胡適所提出的“整理國故”與“文化遺民派”的某些主張則貌似神合，傅斯年主持下的史語所的大內檔庫整理與殷墟故地挖掘考古與“羅王學派”的學術志業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以羅振玉、王國維為代表的“羅王學派”為例，一方面他們是政治、思想上的抱殘守闕者，另一方面在學術研究上則是預流與開新的，甚至站在世界學術前列的。政治抱負的挫折失敗與學術志業的成就輝煌在他們身上形成了巨大反差，從而造就他們歌哭無端、痛苦莫名的精神狀態，最具代表性莫過於1927年王國維的昆明湖自沉事件。吳宓在王國維自沉之後，曾與陳寅恪孤燈長談，並在其《日記》中寫下一節極具深意的文字，吳宓以為舊理想與新世界“常互背馳而相衝突，強欲以己之力量兼顧之，則譬如二馬並馳，宓以左右二足分踏馬背而縶之，又以二手堅握二馬之韁于一處，強二馬比肩同進，然使吾力不繼，握韁不緊，二馬分道奔，則宓將受車裂之刑矣！”這種“新舊兩股力量所形成的“二馬分道奔”的“車裂之痛”，不惟是王國維自沉之原因，也不惟是吳宓一人之感受，實民國社會大裂變的時代之下中國知識份子普遍存在的刻骨刳肝之痛。面對從封建到共和這一太快、太急、太陡的高難度轉彎，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還沒有掌握這一操作技術甚至心理準備都不充分，所以，一旦天崩地解、滄海橫流，他們面對必然是花果飄零、無家可歸的悲劇命運。所以，陳寅恪在解讀王國維的“縱身一躍”時說：“凡一國文化衰亡之時，高明之士自視為此文化所寄託者，輒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感“車裂之痛”，抱遺恨而終，這是那個時代絕大多數文化保守主義者的集體心事與命運。
吳宓 致季平及西南師大祝領導信劄
26×37×37
水墨紙本·鏡心
說明：上款人季平，西南師範歷史學院第一任書記。
最後，在多元複雜的“新文化運動”歷史命題之下，還有一個曾被臉譜化甚至被妖魔化的集體需要還其清白，這一集體就是一度被稱為“北洋軍閥集團”的“北洋政府”。晚近中國有“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說法，變局與亂世往往是同一歷史時段的兩個不同的解讀視角罷了，在中國歷史小說的描述中也經常有“天下大亂，群雄並起”的說詞。換言之，只有天下大亂之時，才會給每個人自由發揮才能的舞臺。縱觀北洋集團的諸位大佬，除了袁世凱家世顯赫之外，其餘人等如段祺瑞、馮國璋、徐世昌、黎元洪、曹錕、張作霖都是起於寒微，靠的是從千難萬險中不屈不撓的打拼而走上權力巔峰，這也充分印證了“天下大亂，群雄並起”的小說套路並非向壁虛造。那麼，在國民黨南京政府之前的北洋政壇上的這些風雲人物有過怎樣的人生磨練呢？在此我們不妨看看“英雄不問出處”的那些寒酸往事吧：段祺瑞家道中落，上不起學，步行兩千里投軍。馮國璋因父親精神失常，他大哥為了維持生計而經營戲班，他則早早輟學在家，最後在無奈之下投了淮軍。徐世昌家境清貧，是靠袁世凱的資助才能進京趕考。黎元洪出身貧農，做過乞丐，為了活路參軍，甲午海戰中，軍艦沉沒，他居然是穿著救生衣遊上海岸，硬生生地撿回了一條命。曹錕則是布販子，做買賣賠多掙少，但得失從不上心。張作霖更悲催，先後以長工、獸醫、土匪、警棍等不同的身份掙扎在社會的最底層。就是這樣的一批人最後在北洋政府中叱吒風雲，他們靠的不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浪漫情懷，而是在需要英雄也產生英雄的民國時勢中百煉成鋼。當然，個人奮鬥是一回事，他們對國家民族又有什麼樣的貢獻呢？此處舉其大者說之一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新文化運動” ，特別是“五四運動”能夠發生發展最重要條件是北洋政府寬容的外部氛圍，試想如若沒有當國政府的包容甚至支持，新文化運動能夠長期進行下去嗎，能夠達到中國新舊社會變化的臨界點“五四運動”嗎？這一原本極其簡單的事實卻被許多的歷史敘述所忽視了。再者，北洋政府在文治武功上也頗有作為，文治上，以徐世昌為代表北洋政府對清代文化進行系統整理，如編修《清史稿》、《清儒學案》、《清詩匯》等大型典籍，系統總結前代文化，有功於後世。武功上，審時度勢參加一戰，不但收回中東路部分權利，最終還以戰勝國的身份參與世界政治。此外，國民黨政府的有關修訂不平等條約的“收回利權”運動，特別是收回關稅一事，段祺瑞的北洋政府與西方列強的談判已經進入實質性階段，與其說國民黨政府修成正果，不如說是國民黨政府繼承了北洋政府的部分成果。行文至此，我們當然有理公正地評價北洋政府的所作所為，他們在近現代中國社會向上向前的道路上絕非“絆腳石”與“敵對勢力”，而是“新文化運動”的支持者與同道中人。
楊昌濟 致章士釗明信片
水墨紙本·鏡心
如前所說，這是一場民國知識精英全明星陣容的書法盛宴，也是一次全面回顧與思考“五四”及“新文化運動”的絕佳良機。就人物版塊而言，除了以上重點揭櫫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與北洋政府這三個知識精英群體以外，國民黨知識份子群體、紅色知識份子與諸多的作家、藝術家都是那個群星閃耀的星空中不可或缺的崇高心靈。新與舊的角力，知識與政治的糾纏，國際潮流與國內接受的呼應，“新文化運動”的每一重面相都透視出晚近中國最激烈變革的時代折光，見證無數天翻地覆的變化。端詳著這些偉烈前賢的手澤，如此眾多的知識精英在“五四”的舞臺上同台競演，百年之後，他們與我們又不期而遇的相逢，對於這些心魂所系的知識精英書寫，我們是驚訝、震撼、仰望、讚頌、還是歎息呢？“五四”曾經存在過，好象也一直存在著，當我們懷著恭敬之心收藏這些知識精英墨蹟時，我們不但是在收藏那一段“又一次‘百家爭鳴’的黃金歲月”，可能還會不自覺在過去與現實之間作著優劣的比較與選擇，在今天與昨天之間作著思想的遊走與徘徊。最後，讓我們以梁濟與梁漱溟父子的“世紀之問答”來收關本文：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親梁濟正準備出門，遇到瀨溟，二人談起關於歐戰的一則新聞。“世界會好嗎？”梁濟問道。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濟說罷離開了家。三天之後，梁濟投淨業湖自盡。 ———《這個世界會好嗎：梁瀨溟晚年口述》
李立三
致周恩來信劄及批示
水墨紙本·鏡心
世人往往梁濟的自沉將之比附于痛心于中國深刻文化危機的“文化遺民”之行為，觀乎以上的梁氏父子的對話則知差矣，“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濟之問”所面對的是一戰以來人類命運的普遍問題，而不止乎清亡民興所引發的興亡遺恨這一特殊時期的體會。所以，“梁濟之問”更多地是在感情上與人類存在的狀態及意義這些永恆問題相聯繫，而當時梁漱溟“我相信世界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回答，也代表他在西學浸染之下所接受的社會進化論的觀點。充滿吊詭色彩的是，當時對世界未來充滿信心的回答者梁漱溟，經過大半世紀的顛簸，特別是鄉村建設運動、民盟活動及建國後農民問題的爭論之後，似乎又回到了梁濟發問的起點，在梁濟自沉半個多世紀之後，在遠道而來的美國學者艾愷面前，梁漱溟再次提起這個“梁濟之問”，顯然，當年“相信世界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的樂觀主義者，面對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種種祛魅式的變化，顯得有些迷茫甚至懷疑。也許，以一個世紀的長度來回答“梁濟之問”在時間上還不夠充分。但是，就目前觀之，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種種裂變、衝突與痛楚甚至非理性的選擇似乎日漸加重，也迫使我們不得不重新面對“梁濟之問”：這個世界會好嗎？
可能這問題的回答本身就是人言言殊的，可能有人會覺得“梁濟之問”與“五四”毫無關係。可我以為，“梁濟之問”與“五四”及“新文化運動”的“富強、民主、自由”的選項是同一指向的，所以，每當我們慷慨激昂地紀念“五四”的光榮與夢想之時，縱然我們不曾理會“梁濟之問”，我們也要想一想，我們是“五四”的繼承人嗎？如果不是，那誰是呢？“五四”飛揚的理想我們實現了嗎？如果說還沒有，那我們反復的紀念意義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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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代表性的是關於“國家觀”的變化，即以現代權利觀念來區別君、國、民之間的彼此關係，而這一觀念的變化的實質，則是對以“三綱五常”為基礎的儒家文化的顛覆性解構，所以，任憑辛亥以後的歷史如何倒轉，捲土重來的封建君主制已失去了形式上的合法性，這也是袁世凱的帝制運動與溥儀的復辟努力歸於消亡的根本原因。其次是知識傳播場域的變化，1905年的廢除科舉，使得“私塾”、“書院”失去依靠的基礎，以新式學校為主要形式的現代教育體系便應運而起，新式學校既掌握著現代社會的文化標準與價值觀，更擁有知識生產的核心權力，隨著學校培養的越來越多的知識精英走向社會，通過學統所建構的各種知識社群在“治統”之外的公共與論領域同台競演。在現代公共傳媒“報刊”的助力之下，掌控著現代社會獨一無二的文化話語權。最後，不能不提到現代公共傳媒的作用，當晚清出現了《申報》、《新聞報》這樣的公共傳媒，特別是出現了《時務報》這樣以與論為中心的現代公共領域之後，以傳播現代思想為志業的現代知識份子才有了存在的可能性基礎。余英時的老師錢穆先生在討論中國傳統士紳時，曾以為決定士紳影響力的因素有兩者，一是清議，二是門第。而當士紳轉變現代知識份子後，清議則變為公共與論與公共傳媒，門第則嬗變為學校與文憑，則又是中國社會“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最分明的變化。傅斯年 致陳受頤信劄
水墨紙本·鏡心
揆諸“猗歟‘新命’”這一專場中諸多民國“新文化運動”名人墨蹟，除了欣賞這些筆精墨妙的書法，談論類似“人間四月天”這樣的文壇花絮之外，在這些無聲的紙墨之中包藏著怎樣的時代的衝突、潮流的卷襲、思想的裂變呢？也許這才是我們收藏知識精英墨蹟需要關注的，當然以下幾個方面也是我在此需要重點揭櫫的。
首先，就出場人物而言，兼顧“高、大、全”這三個方面是本專場拍賣的最大亮點。以“高、大”言之，不必論有“中國脊樑”與“真的猛士”之稱的魯迅先生，也不必論“二十世紀中國文藝復興之父”的“我的朋友胡適”，就是梁啟超、嚴複、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郭沫若、錢鐘書等等，他們中哪一位不是一部讀之不盡、學之不竭的大書呢！？相比“高、大”的特點，本專場的出場人物之“全”是近期國內外拍賣專場上絕無僅有的，在最近的拍場上，以近現代文化名人墨蹟為專場的拍賣漸成常態性主題，在此強調本場的拍品中的某一件或某幾件再如何“高大上”，作為收藏家的您，在其它拍賣會上都有偶遇的可能，但是，象本專場這樣所建構的近百位民國文化名人墨蹟的全明星陣容，從品質與數量上說，雖不敢說是絕後的，但就目前而言當是空前的。借用法國年鑒學派的“整合的世界觀”的理念來言之，“猗歟‘新命’”專場的文化含量就接近等於一部民國文化的“全史”或“整體歷史”的專場，這裡既有處於思想與文化中心的自由主義群體，也有與時代漸行漸遠而處於邊緣的文化保守主義諸君，以及各種意見相左、旋起旋落的過渡性派系。如前所說，民國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海納百川”般的包容與多元，秉承這一精神，本專場也力求在將最整齊的新文化運動人物墨蹟呈現在這裡，這是本專場的第一大特點。
陳獨秀 致汪孟鄒信劄
水墨箋本·鏡心
其次，拍賣提供充足高質的貨源任君選擇外，當然也有潛在的文化期盼，就“猗歟‘新命’”專場而言，我們期盼提供這樣一個入口，從入口中我們既能鑒賞這些民國名人墨蹟，更可以領略到民國社會向上向前的思想折光，應當說這一願景也呼應著收藏行為如何與人文史甚至精神史接榫的命題。歷史的解釋往往因視域差別而產生殊異，就“五四”與“新文化運動”這一命題而言，具有著獨立意識、強烈社會關懷和批判精神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們所扮演的歷史角色則是無可替代的。他們在近現代中國發生發展的歷程中，雖然左支右絀、步履蹣跚，甚至屢遭挫折，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從來沒有放棄“政治民主”與“個人自由”的兩大夙願的追求，即使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海峽兩岸的極權主義甚囂塵上之時也毫不動搖，他們才是“五四”與“新文化運動”的最重要推手與成果，他們的思想與夙求才是這個國家的光榮與夢想。以本專場所收括的新文化名人墨蹟而論，在近現代中國思想蒼穹中，嚴複、梁啟超無疑是自由知識份子星空中的兩顆啟明星，胡適則當仁不讓居於蒼穹的北辰之所，在其周圍環繞著蔡元培、傅斯年、陶孟和、周作人、劉半農、羅家倫、林長民、梁實秋、錢玄同、蔣夢麟、梅貽琦、任鴻雋、陳衡哲、李四光、沈從文、楊杏佛、戈公振、馬寅初、陶行知、徐志摩、林語堂、沈尹默、顧頡剛、聞一多、朱自清、陳寅恪、竺可楨如此眾多的耀眼星辰。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與“五四之魂”的胡適及其思想群體，他與他們之于現代中國的重要性，余英時以世界性的眼光指出其長久意義：
二十世紀是中國歷史江河上的新渡口，將華夏文明擺渡到現代世界的新彼岸的行動中，胡適是真正意義上的船長！對華夏文明而言，胡適的重要性，可比肩孔、孟、程、朱、陽明這樣聖賢大哲。反觀當下的伊斯林世界，就是因為沒有出現胡適及其周圍這樣一批敢於“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後世開太平”的仁人志士，所以現代化道路依然崎嶇坎坷！
1948年10月20日胡適在大陸做了最後一次演講，題目是《自由主義與中國》，自從離開大陸，他所信奉的自由主義就遭到大規模批判，他的夙願，在很長時間內，在海峽兩岸，都有如太虛幻境般可望而不可求。自由主義思想亦似大荒山青梗峰下的那顆頑石一樣，補天不成，淪落榛莽。但是，國內著名思想家李慎之在逝世前一年（2002年），曾振聾發聵地預言“如果說，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的話，21世紀將會是胡適的世紀。”儘管中國的21世紀是不是“胡適的世紀”還將有待時間的驗證，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自由主義具有普世意義的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不虞匱乏的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既是我們區分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後的重要尺規，也是當下世界無法逆轉的總體趨向。
胡適 致單不庵信劄
水墨紙本·鏡心·1928年作
再次，在我們對“新文化運動”的解讀中，以“自由主義”為對手的“孔教派”（以康有為為代表）、“文化遺民派”（ 也稱“國粹派”，以羅振玉、王國維、沈曾植、林琴南為代表）、“東方派”（以杜亞泉為代表）、“學衡派”（以吳宓、梅光迪為代表）、“新儒家派”（以熊十力、梁瀨溟、錢賓四、馬一浮為代表）等各種文化保守主義也是 “新文化運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與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既有政治、思想上的分邦崩離，也有學術上爭奪與暗戰，有時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胡適所提出的“整理國故”與“文化遺民派”的某些主張則貌似神合，傅斯年主持下的史語所的大內檔庫整理與殷墟故地挖掘考古與“羅王學派”的學術志業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以羅振玉、王國維為代表的“羅王學派”為例，一方面他們是政治、思想上的抱殘守闕者，另一方面在學術研究上則是預流與開新的，甚至站在世界學術前列的。政治抱負的挫折失敗與學術志業的成就輝煌在他們身上形成了巨大反差，從而造就他們歌哭無端、痛苦莫名的精神狀態，最具代表性莫過於1927年王國維的昆明湖自沉事件。吳宓在王國維自沉之後，曾與陳寅恪孤燈長談，並在其《日記》中寫下一節極具深意的文字，吳宓以為舊理想與新世界“常互背馳而相衝突，強欲以己之力量兼顧之，則譬如二馬並馳，宓以左右二足分踏馬背而縶之，又以二手堅握二馬之韁于一處，強二馬比肩同進，然使吾力不繼，握韁不緊，二馬分道奔，則宓將受車裂之刑矣！”這種“新舊兩股力量所形成的“二馬分道奔”的“車裂之痛”，不惟是王國維自沉之原因，也不惟是吳宓一人之感受，實民國社會大裂變的時代之下中國知識份子普遍存在的刻骨刳肝之痛。面對從封建到共和這一太快、太急、太陡的高難度轉彎，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還沒有掌握這一操作技術甚至心理準備都不充分，所以，一旦天崩地解、滄海橫流，他們面對必然是花果飄零、無家可歸的悲劇命運。所以，陳寅恪在解讀王國維的“縱身一躍”時說：“凡一國文化衰亡之時，高明之士自視為此文化所寄託者，輒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感“車裂之痛”，抱遺恨而終，這是那個時代絕大多數文化保守主義者的集體心事與命運。
吳宓 致季平及西南師大祝領導信劄
26×37×37
水墨紙本·鏡心
說明：上款人季平，西南師範歷史學院第一任書記。
最後，在多元複雜的“新文化運動”歷史命題之下，還有一個曾被臉譜化甚至被妖魔化的集體需要還其清白，這一集體就是一度被稱為“北洋軍閥集團”的“北洋政府”。晚近中國有“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說法，變局與亂世往往是同一歷史時段的兩個不同的解讀視角罷了，在中國歷史小說的描述中也經常有“天下大亂，群雄並起”的說詞。換言之，只有天下大亂之時，才會給每個人自由發揮才能的舞臺。縱觀北洋集團的諸位大佬，除了袁世凱家世顯赫之外，其餘人等如段祺瑞、馮國璋、徐世昌、黎元洪、曹錕、張作霖都是起於寒微，靠的是從千難萬險中不屈不撓的打拼而走上權力巔峰，這也充分印證了“天下大亂，群雄並起”的小說套路並非向壁虛造。那麼，在國民黨南京政府之前的北洋政壇上的這些風雲人物有過怎樣的人生磨練呢？在此我們不妨看看“英雄不問出處”的那些寒酸往事吧：段祺瑞家道中落，上不起學，步行兩千里投軍。馮國璋因父親精神失常，他大哥為了維持生計而經營戲班，他則早早輟學在家，最後在無奈之下投了淮軍。徐世昌家境清貧，是靠袁世凱的資助才能進京趕考。黎元洪出身貧農，做過乞丐，為了活路參軍，甲午海戰中，軍艦沉沒，他居然是穿著救生衣遊上海岸，硬生生地撿回了一條命。曹錕則是布販子，做買賣賠多掙少，但得失從不上心。張作霖更悲催，先後以長工、獸醫、土匪、警棍等不同的身份掙扎在社會的最底層。就是這樣的一批人最後在北洋政府中叱吒風雲，他們靠的不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浪漫情懷，而是在需要英雄也產生英雄的民國時勢中百煉成鋼。當然，個人奮鬥是一回事，他們對國家民族又有什麼樣的貢獻呢？此處舉其大者說之一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新文化運動” ，特別是“五四運動”能夠發生發展最重要條件是北洋政府寬容的外部氛圍，試想如若沒有當國政府的包容甚至支持，新文化運動能夠長期進行下去嗎，能夠達到中國新舊社會變化的臨界點“五四運動”嗎？這一原本極其簡單的事實卻被許多的歷史敘述所忽視了。再者，北洋政府在文治武功上也頗有作為，文治上，以徐世昌為代表北洋政府對清代文化進行系統整理，如編修《清史稿》、《清儒學案》、《清詩匯》等大型典籍，系統總結前代文化，有功於後世。武功上，審時度勢參加一戰，不但收回中東路部分權利，最終還以戰勝國的身份參與世界政治。此外，國民黨政府的有關修訂不平等條約的“收回利權”運動，特別是收回關稅一事，段祺瑞的北洋政府與西方列強的談判已經進入實質性階段，與其說國民黨政府修成正果，不如說是國民黨政府繼承了北洋政府的部分成果。行文至此，我們當然有理公正地評價北洋政府的所作所為，他們在近現代中國社會向上向前的道路上絕非“絆腳石”與“敵對勢力”，而是“新文化運動”的支持者與同道中人。
楊昌濟 致章士釗明信片
水墨紙本·鏡心
如前所說，這是一場民國知識精英全明星陣容的書法盛宴，也是一次全面回顧與思考“五四”及“新文化運動”的絕佳良機。就人物版塊而言，除了以上重點揭櫫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與北洋政府這三個知識精英群體以外，國民黨知識份子群體、紅色知識份子與諸多的作家、藝術家都是那個群星閃耀的星空中不可或缺的崇高心靈。新與舊的角力，知識與政治的糾纏，國際潮流與國內接受的呼應，“新文化運動”的每一重面相都透視出晚近中國最激烈變革的時代折光，見證無數天翻地覆的變化。端詳著這些偉烈前賢的手澤，如此眾多的知識精英在“五四”的舞臺上同台競演，百年之後，他們與我們又不期而遇的相逢，對於這些心魂所系的知識精英書寫，我們是驚訝、震撼、仰望、讚頌、還是歎息呢？“五四”曾經存在過，好象也一直存在著，當我們懷著恭敬之心收藏這些知識精英墨蹟時，我們不但是在收藏那一段“又一次‘百家爭鳴’的黃金歲月”，可能還會不自覺在過去與現實之間作著優劣的比較與選擇，在今天與昨天之間作著思想的遊走與徘徊。最後，讓我們以梁濟與梁漱溟父子的“世紀之問答”來收關本文：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親梁濟正準備出門，遇到瀨溟，二人談起關於歐戰的一則新聞。“世界會好嗎？”梁濟問道。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濟說罷離開了家。三天之後，梁濟投淨業湖自盡。 ———《這個世界會好嗎：梁瀨溟晚年口述》
李立三
致周恩來信劄及批示
水墨紙本·鏡心
世人往往梁濟的自沉將之比附于痛心于中國深刻文化危機的“文化遺民”之行為，觀乎以上的梁氏父子的對話則知差矣，“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濟之問”所面對的是一戰以來人類命運的普遍問題，而不止乎清亡民興所引發的興亡遺恨這一特殊時期的體會。所以，“梁濟之問”更多地是在感情上與人類存在的狀態及意義這些永恆問題相聯繫，而當時梁漱溟“我相信世界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回答，也代表他在西學浸染之下所接受的社會進化論的觀點。充滿吊詭色彩的是，當時對世界未來充滿信心的回答者梁漱溟，經過大半世紀的顛簸，特別是鄉村建設運動、民盟活動及建國後農民問題的爭論之後，似乎又回到了梁濟發問的起點，在梁濟自沉半個多世紀之後，在遠道而來的美國學者艾愷面前，梁漱溟再次提起這個“梁濟之問”，顯然，當年“相信世界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的樂觀主義者，面對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種種祛魅式的變化，顯得有些迷茫甚至懷疑。也許，以一個世紀的長度來回答“梁濟之問”在時間上還不夠充分。但是，就目前觀之，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種種裂變、衝突與痛楚甚至非理性的選擇似乎日漸加重，也迫使我們不得不重新面對“梁濟之問”：這個世界會好嗎？
可能這問題的回答本身就是人言言殊的，可能有人會覺得“梁濟之問”與“五四”毫無關係。可我以為，“梁濟之問”與“五四”及“新文化運動”的“富強、民主、自由”的選項是同一指向的，所以，每當我們慷慨激昂地紀念“五四”的光榮與夢想之時，縱然我們不曾理會“梁濟之問”，我們也要想一想，我們是“五四”的繼承人嗎？如果不是，那誰是呢？“五四”飛揚的理想我們實現了嗎？如果說還沒有，那我們反復的紀念意義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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