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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爾誕辰:林徽因為他表演祝壽,徐志摩與他父子相稱

眼光日曆

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1861年—1941年), 印度著名詩人、文學家、社會活動家、哲學家和印度民族主義者。 1861年5月7日, 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出生於印度加爾各答一個富有的貴族家庭。 1913年, 他以《吉檀迦利》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人。 他的詩中含有深刻的宗教和哲學的見解, 一生創作了50多部詩集, 12部中長篇小說, 100多篇短篇小說, 20多部劇本及大量文學、哲學、政治論著。 他的《飛鳥集》、《眼中沙》、《新月集》等作品伴隨著幾代中國人的成長。

與中國的歷史淵源

我起了中國名字, 穿上中國服裝。 我深深地體會到:哪裡有朋友, 哪裡就有新生, 哪裡就有生命的奇跡……

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 一個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名字, 他是印度著名詩人、文學家、社會活動家、哲學家。

1881年, 年僅20歲的泰戈爾撰寫了《鴉片——運往中國的死亡》一文, 發表在《婆羅蒂》雜誌上。 文中義憤填膺地指出, “對中國的鴉片貿易中, 隱藏著齷齪卑鄙的動機, 其中陰暗的偷竊心理比搶劫還要可惡”。 他譴責“英國坐在亞洲最大的文明古國的胸脯上, 把病菌似的毒品一點一滴注入他健全的肌體和靈魂, 推著他走向死亡”。 字裡行間表達了對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的真誠同情。 泰戈爾一生三次來到中國, 與徐志摩、梁啟超、梅蘭芳等人結下深厚友誼。 他美麗詩篇, 連接著中國與印度, 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

1924年4月12日, 上海的碼頭上人頭攢動, 徐志摩、張君勱、鄭振鐸、瞿菊農以及印度旅滬人士、報館記者等數百人早早趕到碼頭。

放到現在, 隨便一個人都是大咖級別的, 可見泰戈爾先生在大家心中的地位。 輪船緩緩靠岸, 中國這塊悠久的土地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 一踏上中國的大地, 這位身材高大、白髮銀須、高鼻深目、道骨仙風的老詩人就情不自禁地說:“朋友們, 我不知道什麼緣故, 到中國便像回到故鄉一樣, 我始終感覺, 印度是中國極其親近的親屬, 中國和印度是極老而又極親愛的兄弟。 ”

林徽因為他表演祝壽

同年5月18日, 正值詩人64歲壽辰。 胡適、梁啟超等人在北京協和大禮堂為他舉行了盛況空前的祝壽大會。 舞臺帷幕前取意于泰戈爾的名詩《新月集》, 設計了一位玲瓏嬌媚的古裝少女和一個稚氣天真的幼童, 仰望著一彎冉冉升起的新月的浮雕, 如詩如畫。 祝壽大會上, 演出了泰戈爾的名劇《齊拉德》, 才女林徽因飾演公主齊德拉, 徐志摩飾演愛神瑪達那。 祝壽大會快結束時, 梁啟超以自己特有的方式, 送給了泰戈爾一份特殊的禮物。 他這樣說:“今天是泰戈爾的生日, 理應為他送上一份禮物,表示心意。泰戈爾視徐志摩為知音,為他取了一個印度名字‘蘇薩瑪’。在孟加拉語中,‘蘇薩瑪’意謂雅士。這是對我國年輕文化人的褒獎。今天,我也要給泰戈爾取個好聽的中國姓名,作為生日禮物送給他!印度在中國古書中稱為‘天竺’,就讓泰戈爾姓‘竺’,古代印度稱中國為‘震旦’,就讓他叫‘震旦’,泰戈爾的中國名字就叫‘竺震旦’。”梁啟超為詩人起的名字,表達了他對泰戈爾在兩國文化交流領域寄予的厚望。而泰戈爾也無愧於這個名字,他一生致力於中印文化的交流與傳播。1937年4月14日,他發表了著名的演講《中國和印度》:“讓我們堅持不懈地履行職責,保護並提高各自文化的特殊價值。”從泰戈爾到“竺震旦”,詩人用自己的一生,履行著促進中印文化交流的承諾。

與徐志摩父子相稱

在首次訪華一個多月的行程裡,泰戈爾由徐志摩全程陪同並擔當翻譯,先後抵達上海、杭州、南京、濟南、北京、太原、武漢等地。一老一少兩位詩人形同父子,漸成異國忘年好友。漫步於西湖,吟詩、論詩、寫詩,通宵未眠,泰戈爾像個孩子般對徐志摩說:“真想在湖邊買個小屋住上幾天。”1924年5月底,結束了首次對中國的訪問,泰戈爾取道日本回國。按照中國“十八相送”的禮節,徐志摩陪伴泰戈爾來到日本。告別之時,老人無限傷感地說:“我把心落在中國了。”

1929年3月,借去美國和日本講學之際,泰戈爾再次來到中國,住在徐志摩和陸小曼的家裡。對徐志摩夫婦,泰戈爾像對待自己的兒女一樣寵愛,稱他倆是“自己的兒子和媳婦”。離去時,泰戈爾為他們留下了一幅自畫像並附詩一首:“山峰盼望他能變成一隻小鳥,放下他那沉默的重擔。”6月11日,詩人訪問歸來經過上海,再次到徐志摩家裡小住。他拿出一件紫紅色的印度長袍,對徐志摩夫婦說:“我老了,恐怕以後再也不能到中國來了,這件衣服就留給你們作紀念吧。”

為梅蘭芳題詩

在泰戈爾64歲的壽宴上,梅蘭芳也是賓客之一。泰戈爾向梅蘭芳提出:“希望在離京前能看到你的演出。”梅蘭芳點頭答應。沒隔幾天,梅先生便在開明戲院為泰戈爾演了一場《洛神》。臺上清麗優雅、美輪美奐,唱著演著。台下泰戈爾一襲紅色禮服,聚精會神地看著、聽著,像年輕人一樣激動、歡呼,頻頻鼓掌。

散場後,泰戈爾專門到後臺向梅蘭芳道謝並對佈景提出了改進意見:“我看了這齣戲很愉快。如果色彩上多用一些紅、綠、黃、黑、紫等重色,更能烘托出奇峰、怪石、瑤草、琪花的神話氣氛。”泰戈爾的一席話,說得梅蘭芳連連點頭。為表達自己的謝意,梅蘭芳將收藏的譚鑫培等老一輩舞臺藝術家灌錄的一套京劇唱片贈與泰戈爾。詩人欣然提筆,在梅蘭芳的一柄紈扇上寫了一首小詩:“認不出你,親愛的,你用陌生的語言蒙著面孔,遠遠地望去,好似一座雲遮霧繞的秀峰。”

第二天,梅蘭芳帶著親自寫好的摺扇為泰戈爾送行,白紙扇上題寫著洛神登場時唱的一段詞:滿天雲霞濕輕裳,如在銀河碧河旁。縹緲春情何處傍,一汀煙月不勝涼。徐志摩用英語一句句翻譯著,泰戈爾一面聽,一面頻頻點頭說:“好,好,這也是一首好詩,清麗得像洛神,也像梅先生本人!”

後來,梅蘭芳在《憶泰戈爾》一文中說:“……更使我感動的是,在泰戈爾紀念館的大廳東面窗前,擺著一個特製的保存留聲機片的大櫥,其中大部分是我的戲劇唱片……”

中國之行所遇尷尬

泰戈爾在中國享有的崇高地位在上文中可見一斑,然而,在百家爭鳴的當時,並不是所有人都對泰戈爾及其理念有一致的認同。同時,由於當時中國所處的特殊時期——在救亡壓倒一切的歷史背景下,反封建反傳統成為當時中國人最迫切的任務。這時,泰戈爾對東方傳統文化的推崇以及對西方的批評,便成為一場文化風波的導火索。

本就不平靜的中國思想文化界因此分成兩大陣營,以梁啟超、徐志摩、胡適等人為代表的一方,對泰戈爾的到來表現出極大的熱情,“那種不僅出於禮儀而且更是出於文化認同的熱誠歡迎”;以陳獨秀、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吳稚暉、沈澤民、林語堂等人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成果的捍衛者和左翼文化人士,則要“激顏厲色送他走”。

於是,便有了這一幕:在南京演說進入尾聲的時候,出現的一個意外——有青年出來散發傳單,內容是嚴厲批評泰戈爾的,甚至聲稱要將老人趕緊送回國去。

5月7日,是泰戈爾誕辰紀念日。他的詩篇,像夏天的飛鳥一樣仍然徘徊在我們的窗前,他在《我有一個中國名字》裡這樣寫著:……陌生的面紗不知不覺垂落了,心中出現永恆的人。出乎意料的親密開啟了歡樂的閘門。我起了中國名字,穿上中國服裝。我深深地體會到:哪裡有朋友,哪裡就有新生,哪裡就有生命的奇跡……泰戈爾,這位偉大的印度詩人,以他傑出的智慧影響了包括中國現代文學在內的整個世界文學的進程。

理應為他送上一份禮物,表示心意。泰戈爾視徐志摩為知音,為他取了一個印度名字‘蘇薩瑪’。在孟加拉語中,‘蘇薩瑪’意謂雅士。這是對我國年輕文化人的褒獎。今天,我也要給泰戈爾取個好聽的中國姓名,作為生日禮物送給他!印度在中國古書中稱為‘天竺’,就讓泰戈爾姓‘竺’,古代印度稱中國為‘震旦’,就讓他叫‘震旦’,泰戈爾的中國名字就叫‘竺震旦’。”梁啟超為詩人起的名字,表達了他對泰戈爾在兩國文化交流領域寄予的厚望。而泰戈爾也無愧於這個名字,他一生致力於中印文化的交流與傳播。1937年4月14日,他發表了著名的演講《中國和印度》:“讓我們堅持不懈地履行職責,保護並提高各自文化的特殊價值。”從泰戈爾到“竺震旦”,詩人用自己的一生,履行著促進中印文化交流的承諾。

與徐志摩父子相稱

在首次訪華一個多月的行程裡,泰戈爾由徐志摩全程陪同並擔當翻譯,先後抵達上海、杭州、南京、濟南、北京、太原、武漢等地。一老一少兩位詩人形同父子,漸成異國忘年好友。漫步於西湖,吟詩、論詩、寫詩,通宵未眠,泰戈爾像個孩子般對徐志摩說:“真想在湖邊買個小屋住上幾天。”1924年5月底,結束了首次對中國的訪問,泰戈爾取道日本回國。按照中國“十八相送”的禮節,徐志摩陪伴泰戈爾來到日本。告別之時,老人無限傷感地說:“我把心落在中國了。”

1929年3月,借去美國和日本講學之際,泰戈爾再次來到中國,住在徐志摩和陸小曼的家裡。對徐志摩夫婦,泰戈爾像對待自己的兒女一樣寵愛,稱他倆是“自己的兒子和媳婦”。離去時,泰戈爾為他們留下了一幅自畫像並附詩一首:“山峰盼望他能變成一隻小鳥,放下他那沉默的重擔。”6月11日,詩人訪問歸來經過上海,再次到徐志摩家裡小住。他拿出一件紫紅色的印度長袍,對徐志摩夫婦說:“我老了,恐怕以後再也不能到中國來了,這件衣服就留給你們作紀念吧。”

為梅蘭芳題詩

在泰戈爾64歲的壽宴上,梅蘭芳也是賓客之一。泰戈爾向梅蘭芳提出:“希望在離京前能看到你的演出。”梅蘭芳點頭答應。沒隔幾天,梅先生便在開明戲院為泰戈爾演了一場《洛神》。臺上清麗優雅、美輪美奐,唱著演著。台下泰戈爾一襲紅色禮服,聚精會神地看著、聽著,像年輕人一樣激動、歡呼,頻頻鼓掌。

散場後,泰戈爾專門到後臺向梅蘭芳道謝並對佈景提出了改進意見:“我看了這齣戲很愉快。如果色彩上多用一些紅、綠、黃、黑、紫等重色,更能烘托出奇峰、怪石、瑤草、琪花的神話氣氛。”泰戈爾的一席話,說得梅蘭芳連連點頭。為表達自己的謝意,梅蘭芳將收藏的譚鑫培等老一輩舞臺藝術家灌錄的一套京劇唱片贈與泰戈爾。詩人欣然提筆,在梅蘭芳的一柄紈扇上寫了一首小詩:“認不出你,親愛的,你用陌生的語言蒙著面孔,遠遠地望去,好似一座雲遮霧繞的秀峰。”

第二天,梅蘭芳帶著親自寫好的摺扇為泰戈爾送行,白紙扇上題寫著洛神登場時唱的一段詞:滿天雲霞濕輕裳,如在銀河碧河旁。縹緲春情何處傍,一汀煙月不勝涼。徐志摩用英語一句句翻譯著,泰戈爾一面聽,一面頻頻點頭說:“好,好,這也是一首好詩,清麗得像洛神,也像梅先生本人!”

後來,梅蘭芳在《憶泰戈爾》一文中說:“……更使我感動的是,在泰戈爾紀念館的大廳東面窗前,擺著一個特製的保存留聲機片的大櫥,其中大部分是我的戲劇唱片……”

中國之行所遇尷尬

泰戈爾在中國享有的崇高地位在上文中可見一斑,然而,在百家爭鳴的當時,並不是所有人都對泰戈爾及其理念有一致的認同。同時,由於當時中國所處的特殊時期——在救亡壓倒一切的歷史背景下,反封建反傳統成為當時中國人最迫切的任務。這時,泰戈爾對東方傳統文化的推崇以及對西方的批評,便成為一場文化風波的導火索。

本就不平靜的中國思想文化界因此分成兩大陣營,以梁啟超、徐志摩、胡適等人為代表的一方,對泰戈爾的到來表現出極大的熱情,“那種不僅出於禮儀而且更是出於文化認同的熱誠歡迎”;以陳獨秀、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吳稚暉、沈澤民、林語堂等人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成果的捍衛者和左翼文化人士,則要“激顏厲色送他走”。

於是,便有了這一幕:在南京演說進入尾聲的時候,出現的一個意外——有青年出來散發傳單,內容是嚴厲批評泰戈爾的,甚至聲稱要將老人趕緊送回國去。

5月7日,是泰戈爾誕辰紀念日。他的詩篇,像夏天的飛鳥一樣仍然徘徊在我們的窗前,他在《我有一個中國名字》裡這樣寫著:……陌生的面紗不知不覺垂落了,心中出現永恆的人。出乎意料的親密開啟了歡樂的閘門。我起了中國名字,穿上中國服裝。我深深地體會到:哪裡有朋友,哪裡就有新生,哪裡就有生命的奇跡……泰戈爾,這位偉大的印度詩人,以他傑出的智慧影響了包括中國現代文學在內的整個世界文學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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