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 柳無忌找到了他父親的這批舊藏嗎？我未查到結果。 為什麼這麼多的書幾十年間變得杳無音信了呢？這會不會是王瑞豐編的一個故事？從柳無忌的《尋書》一文中， 能夠感覺到王的所言確實並非杜撰， 比如柳無忌在文中有如下一個段落印證了王瑞豐的說法：
王瑞豐在文內列舉了好幾種書稿， 內有柳亞子以20日抄寫， 14日校勘完畢， 有十數萬言的清初溫睿臨著的《南疆逸史》（足本， 56卷）。 關於此書， 柳亞子在《續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文中， 這樣寫著：‘56卷本則是我離開上海以前從西諦先生（鄭振鐸）那兒借來親自抄寫的，
如此說來， 王瑞豐的敘述確實有這麼回事。 雖然至今不能知道這批書的下落， 但基本可以肯定這些書仍存在於天壤之間， 這個結果不知會讓多少愛書人又生出了蠢蠢欲動的貪欲， 當然， 這裡面也包括我。
其實柳亞子的本名並非如此， 陳錫岳、林基鴻合編《名人與圖書館》中，
柳亞子（1887－1958）， 原名慰高， 字安如。 16歲因崇信天賦人權說， 以亞洲盧梭自命， 改名人權， 字亞盧。 18歲， 模仿友人陳去病的名字， 改名棄疾， 以示對宋代愛國詩人辛棄疾的敬慕。 在上海健行公學任教時， 友人高旭嫌盧字筆劃太多， 常在詩箋贈答時作亞子， 他慢慢地採用了。 “五四”以後， 為了統一名號， 只用“亞子”二字了。
原來， 柳亞子之名跟其崇尚盧梭有關。 而對於他的藏書， 該文中寫到：
“五四”以後， 柳亞子客居上海， 銳意收藏圖書。 上海是舊中國文化的中心， 大小出版機構不下二、三百家， 占全國出版機構的一半以上。 柳亞子唯一的嗜好是書， 買書不惜工本， 尤其是印數較少的“冷門書”。
前面提到柳亞子藏書有兩大主題， 一是鄉邦文獻， 二是南明史料， 其實他的藏書中還有一個版塊也是他人未留意者， 陳錫岳、林基鴻所編的該書中講到：“三十年代， 柳亞子住在上海裴德路（今復興中路）柳家大廳和書室時， 他收藏了幾十櫥圖書。 1935年， 任上海通志館館長時， 為整理這批圖書， 請正在編輯上海圖書館史的胡道靜來家分類編目， 胡道靜花了一個多月時間編好書目， 名為《磨劍室文藝書目》， 胡道靜趁此編目之機有幸拜讀了柳亞子的藏書， 胡先生認為‘柳亞子圖書館’的藏書很有特色，
到了這裡才稱為“柳亞子故居”
對於柳亞子的這一類收藏， 鄭振鐸都很羡慕， 鄭偉章所著《文獻家通考》中稱：“有《磨劍室藏革命文庫目錄》， 所著錄百三十六種皆系辛亥革命前後鼓吹國民革命之書籍、報刊，
由此可知， 柳亞子的藏書視野十分廣泛， 並且他在每個專題的收藏上都能做出自己成就。 然而他的藏書之好是由何而來者？黃建林認為柳亞子的藏書之好有其家傳， 其在《柳亞子藏紅梨社文獻考論》一文中， 首先從柳亞子的高祖講起：
柳氏家族是分湖地區典型的文學世家， 然而柳氏族人科舉不顯于世， 柳亞子高祖柳樹芳僅為秀才。 然而這位秀才在柳氏家族發展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柳亞子尊稱其為‘大勝柳氏在文壇上的開山祖師’。 柳氏家族與紅梨社的關係也要從這位‘開山祖師’說起。柳樹芳，字湄生，晚自號古查，又號粥粥翁。性伉爽直諒，樂善好施，嘗刊先輩遺書數種。詩精警明爽，不屑為鉤章棘句。著述宏富，有《養餘齋詩初集》四卷、《二集》四卷、《三集》六卷、《四集》二卷、《文集》二卷、《勝溪竹枝詞》一卷，《分湖小識》六卷，《分湖詩苑》一卷等。
正因如此，柳亞子有了收集紅梨社文獻的舉措。而黃建林認為，柳亞子的藏書思想正是基於鄉邦文獻的收集：“考察柳亞子藏書思想，我們有必要概述一下柳氏家族對於地方文獻的態度，這可看作是柳亞子藏書思想的淵源之一。高祖柳樹芳在《分湖小識·自序》中言：‘邑中諸鎮若同裡、盛澤、黃溪、黎裡均有人焉，刻其裡志以備採訪，獨分湖無聞焉。生其地者忍聽其文獻無傳，廢墜而不知舉耶？抑或尚有待於來者，謂此事非我責耶？樹芳志在搜羅，閱二十餘年矣。家庭多故，歲月少閑，惟茲一事拳拳於寢興食息之餘，而不忍釋。’除此而外，柳樹芳還為吳江鄉史善長刊刻《秋樹讀書樓詩集》，所有這些行動都是對地方文獻責任感的高度體現。柳樹芳之子柳兆薰著有《作者姓氏、爵裡、著述考》，得以彌補《松陵文錄》僅列作者姓名而無人物小傳之不足，保存了大量吳江地方人物的傳記資料。高祖、曾祖對地方文獻之重視必然對柳亞子有潛移默化之影響，亞子《自撰年譜》‘三十三歲’條言：‘狂臚鄉邦文獻，購書萬餘卷。資用不足，則舉債以繼之。’”
展板
柳亞子故居位於江蘇省蘇州市黎裡鎮滸涇街。這一天是乘會卜若愚先生的車，因為卜兄的朋友葉劍青先生認為卜開車水準太過一般，所以他前來堅持自己來做司機。而卜兄為了讓我瞭解到更多的細節，他請來了蘇扇博物館的張琦。我等一行四人沿著蘇州的三個方向兜了一大圈，其中的一站就是來到了黎裡鎮。
雖說這裡也是江南的富庶之地，可是在該鎮上依然能見到許多老建築，尤其是鎮中心的一條河，雖然河水已經變得污濁，河面上還停泊著一些廢棄的水泥船，但我還是覺得有水就有靈氣，而南方人的精明肯定也是由這些水的滋潤而形成者。
張琦說，前些年她曾來過此地，然而僅僅過了幾年，鎮上就有了不小的變化，以至於我們前往柳亞子故居仍然需要打聽。在河的兩岸能夠看到已恢復了一些古建築，而今這裡被改造成了步行街，於是請葉先生把車停在橋頭附近的一個空地，我等四人徒步沿著步行街邊觀賞邊尋找。
柳亞子被評為“江蘇英雄模範人物”
可能不是旅遊旺季的原因，沿路的商戶一半都關著門，因為遊客少，所以走在這石板路上多了幾分從容與悠閒，可以慢慢地走，慢慢地看，暖暖的陽光照在身上，這讓自己的心情也舒緩了下來，心情不同則眼中所見也會隨之變化：原本我頗為反感旅遊景點太過商業化，尤其不喜那種強迫購物的惡習，可是大多數景點都會設有一條長長的商業街，使得遊客必須經過這些商業街才能到達真正要看的景點，這裡雖然也是如此，但我卻饒有興趣的一家家地探看著，甚至旅遊紀念品的千點一面也會變得不那麼可憎，甚至沿途所見的一家“陳小姐私房奶茶鋪”，也成為了我等三位大男人調笑的話題。
這些印石有些低廉
在這條長長的古街上，柳亞子紀念館並不顯眼，以至於錯過了正門幾十米後我們才發現，回到正門時，看到紀念館的門牌號為“中心街75號”。紀念館不收費，進門即看到了柳亞子的塑像，而後沿著參觀路線一直向裡走，此處舊居窄而深長，一路參觀下來，大約有五進院落。
關於這處舊居為什麼不叫“柳亞子故居”而叫“柳亞子紀念館”？我在一處文獻上看到，因為這處舊居乃是柳家租用他人者，並且當時只租了最後兩進院落，如此說來，稱為“紀念館”確實更為恰當。
此處被佈置成了南社紀念室
對於此院落的本主，李海瑉在《柳亞子書齋名考釋》一文中寫到：“壽恩堂共分四進，第二進樓房五開間，有一個匾額，上書‘題紅仙館’。第三進是大廳，匾額上題有‘壽恩堂’三字，是乾隆的御筆，下筆還寫著‘賜直錄總督臣周元理’。‘磨劍室’就在‘題紅仙館’對面的壽恩堂一側，共二間，打通後作為柳亞子和他父親共同的書房。壽恩堂是周元理任直隸總督以前所造，周元理告老回鄉後，另建更為高大的新宅。周元理在乾隆年間任工部尚書多年，因此新宅的工藝特別是磚雕門樓代表了當時的最高藝術水準。新宅落成，乾隆皇帝曾大書九個‘福’字賜予周元理。故新宅稱為‘賜福堂’，周元理也以‘周賜福’名噪江南。新宅共六進，真正賜福堂在第三進大廳。”
磨劍室介紹牌
看來這是乾隆時的一處老宅，到了近現代，柳亞子之名蓋過了原房主，反而少有人知這處院落本是乾隆年間工部尚書周元理的舊宅。而這處舊宅藝術性最高的地方，則是這裡的磚雕，細看有些磚雕雖然已經殘損，但卻依然能看出當年是何等的精美。
在一間展室內有毛澤東給柳亞子題詩詞的塑像。當毛澤東前往重慶談判，柳亞子與毛見面後，柳希望毛能贈給自己一幅墨寶，於是柳就得到了那首極具名氣的《沁園春·雪》，而這組雕像正是表現了這個場景。
室雅何需大？
一路參觀下去，直到第四進院落才看到了“柳亞子先生故居”的匾額，看來這裡才是他當年真正使用之地。而今這裡佈置成了展室的模樣，裡面用很多展板介紹著柳亞子的生平事蹟，同時還擺放著一些他生前用過的物品，而我等四人最感興趣者則是他的幾方印章。從印章的用石以及材質看，這些印章應該都是複製者，這對有藏書之好的人來說，看到這樣的印章，怎麼都覺得是個遺憾。
轉朱閣，低綺戶
老宅的最後一個院落則是柳亞子的居所和藏書處，這裡有他的藏書室——磨劍室的介紹，而磨劍室也成為了柳亞子最為人所熟知的堂號。其實柳亞子的堂號有近20個之多，而每一個堂號都是根據其思想的變化與其不同的境遇所起者，李海瑉在《柳亞子書齋名考釋》一文中說到：“有砥礪自身決心為國為民貢獻才華的（磨劍室），有追隨孫中山崇尚馬列主義的（拜孫悼李樓），有陷於苦悶惚惚如狂憤世嫉俗的（活埋庵），有抗日救國時的擂鼓呐喊（羿樓、射日齋），有金甌不全一家難圓時的苦苦企盼（鷗夢圓移），也有抒發胸中浩然的氣概（上天下地之廬）。”
精美的磚雕
這些堂號中最具革命性者乃是“拜孫悼李樓”，關於此堂號的含義，我做出了本能地猜測：“拜孫”當然指的是崇拜孫中山，而“悼李”，我則想到了李大釗，可是，柳亞子的這個堂號使用於1924到1925年之間，而李大釗則是去世於1927年，顯然這個“李”跟李大釗沒關係。而當我讀到李海瑉的這篇文章時，我方得知這個“李”乃是指列寧，因為在早期列寧曾被翻譯成“李寧”。而在李海瑉的《考釋》一文中又說到柳亞子曾請人刻了一方印章，其印文為“親炙中山，私淑列寧”，這裡又成了“列寧”，不知當時這兩種稱呼方式是否同時在使用。
此處有些殘損
對於柳亞子藏書的數量及其歸宿，鄭偉章在《文獻家通考》中說：“解放後，所藏共七萬餘冊，三百箱，一九五三年捐上海文管會，轉入上圖。其革命文庫之書歸中共中央宣傳部、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及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
七萬字的數量足夠大，這應該是柳亞子藏書的總量，然而李海瑉在《藏書大家遺澤後世》一文中則說出了與之相差較大的一個數字：“黎裡的藏書多達44000餘冊，在1950年冬，分裝成300多箱，亞子先生把它捐獻給了上海圖書館。黎裡的書都是亞子先生1927年以前所藏，此後還有滬寓藏書、香港藏書和北京北長街89號的藏書，亞子先生也都分別捐獻給了國家各級圖書館。”
繁複
李海瑉說在黎裡舊居的藏書數量是“四萬四千多冊”，這跟《文獻家通考》中所說的“七萬多冊”差距較大，而捐贈的時間也差了三年，可是這兩個說法在箱數上卻很相近，鄭偉章說是“三百箱”，李海瑉說是“三百多箱”。如果把“七萬多冊”視之為柳亞子藏書的總量，而“四萬四千多冊”視之為僅是故居藏的這一部分，倒是可以解釋通的一種理解方式。
《清人絕句選》民國二十四年開明書局排印本，柳亞子題
但兩者在箱數上卻又如此的相近，真不知哪種說法更接近事實，陳燮君、盛巽昌主編的《20世紀圖書館與文化名人》中《柳亞子：藏書全都捐獻給國家》一文中稱：“建國後，柳亞子於1950年9月由北京飯店遷居北長街新居後，在度過國慶日後就興沖沖南返上海。他毅然決定將上海復興中路舊宅的藏書和黎裡老家的44000餘冊藏書，包括期刊、信劄、手記等，共有四、五百箱，全數捐獻給國家。1951年春天，上海文管會派版本學家陳乃乾負責清理造冊，這些書籍，信劄等，爾後就全部交與上海圖書館典藏；與此同時，柳亞子也將北京新居‘上天下地之廬’存藏的南明史料、南社文庫和其它書刊、信劄，全數捐獻與北京圖書館。”如此說來，這“四萬四千多冊”指的僅為此處舊居所藏者，餘外的那近三萬冊，應該是柳亞子藏在別處的書。
如今柳亞子的藏書之處完好地保留了下來，並且根據介紹牌上的所言，這處藏書樓的後面還有一進院落，裡面展放著柳家所刻的碑石，可惜這進院落被封閉了起來，看不到後面的情形，於是我站在這座U形的樓前，看著陽光透過樹葉把斑駁的影子投在樓體之上，那份安寧能讓人真切地體會到世間的美好。
柳氏家族與紅梨社的關係也要從這位‘開山祖師’說起。柳樹芳，字湄生，晚自號古查，又號粥粥翁。性伉爽直諒，樂善好施，嘗刊先輩遺書數種。詩精警明爽，不屑為鉤章棘句。著述宏富，有《養餘齋詩初集》四卷、《二集》四卷、《三集》六卷、《四集》二卷、《文集》二卷、《勝溪竹枝詞》一卷，《分湖小識》六卷，《分湖詩苑》一卷等。正因如此，柳亞子有了收集紅梨社文獻的舉措。而黃建林認為，柳亞子的藏書思想正是基於鄉邦文獻的收集：“考察柳亞子藏書思想，我們有必要概述一下柳氏家族對於地方文獻的態度，這可看作是柳亞子藏書思想的淵源之一。高祖柳樹芳在《分湖小識·自序》中言：‘邑中諸鎮若同裡、盛澤、黃溪、黎裡均有人焉，刻其裡志以備採訪，獨分湖無聞焉。生其地者忍聽其文獻無傳，廢墜而不知舉耶？抑或尚有待於來者，謂此事非我責耶？樹芳志在搜羅，閱二十餘年矣。家庭多故，歲月少閑，惟茲一事拳拳於寢興食息之餘，而不忍釋。’除此而外，柳樹芳還為吳江鄉史善長刊刻《秋樹讀書樓詩集》，所有這些行動都是對地方文獻責任感的高度體現。柳樹芳之子柳兆薰著有《作者姓氏、爵裡、著述考》，得以彌補《松陵文錄》僅列作者姓名而無人物小傳之不足，保存了大量吳江地方人物的傳記資料。高祖、曾祖對地方文獻之重視必然對柳亞子有潛移默化之影響，亞子《自撰年譜》‘三十三歲’條言：‘狂臚鄉邦文獻，購書萬餘卷。資用不足，則舉債以繼之。’”
展板
柳亞子故居位於江蘇省蘇州市黎裡鎮滸涇街。這一天是乘會卜若愚先生的車，因為卜兄的朋友葉劍青先生認為卜開車水準太過一般，所以他前來堅持自己來做司機。而卜兄為了讓我瞭解到更多的細節，他請來了蘇扇博物館的張琦。我等一行四人沿著蘇州的三個方向兜了一大圈，其中的一站就是來到了黎裡鎮。
雖說這裡也是江南的富庶之地，可是在該鎮上依然能見到許多老建築，尤其是鎮中心的一條河，雖然河水已經變得污濁，河面上還停泊著一些廢棄的水泥船，但我還是覺得有水就有靈氣，而南方人的精明肯定也是由這些水的滋潤而形成者。
張琦說，前些年她曾來過此地，然而僅僅過了幾年，鎮上就有了不小的變化，以至於我們前往柳亞子故居仍然需要打聽。在河的兩岸能夠看到已恢復了一些古建築，而今這裡被改造成了步行街，於是請葉先生把車停在橋頭附近的一個空地，我等四人徒步沿著步行街邊觀賞邊尋找。
柳亞子被評為“江蘇英雄模範人物”
可能不是旅遊旺季的原因，沿路的商戶一半都關著門，因為遊客少，所以走在這石板路上多了幾分從容與悠閒，可以慢慢地走，慢慢地看，暖暖的陽光照在身上，這讓自己的心情也舒緩了下來，心情不同則眼中所見也會隨之變化：原本我頗為反感旅遊景點太過商業化，尤其不喜那種強迫購物的惡習，可是大多數景點都會設有一條長長的商業街，使得遊客必須經過這些商業街才能到達真正要看的景點，這裡雖然也是如此，但我卻饒有興趣的一家家地探看著，甚至旅遊紀念品的千點一面也會變得不那麼可憎，甚至沿途所見的一家“陳小姐私房奶茶鋪”，也成為了我等三位大男人調笑的話題。
這些印石有些低廉
在這條長長的古街上，柳亞子紀念館並不顯眼，以至於錯過了正門幾十米後我們才發現，回到正門時，看到紀念館的門牌號為“中心街75號”。紀念館不收費，進門即看到了柳亞子的塑像，而後沿著參觀路線一直向裡走，此處舊居窄而深長，一路參觀下來，大約有五進院落。
關於這處舊居為什麼不叫“柳亞子故居”而叫“柳亞子紀念館”？我在一處文獻上看到，因為這處舊居乃是柳家租用他人者，並且當時只租了最後兩進院落，如此說來，稱為“紀念館”確實更為恰當。
此處被佈置成了南社紀念室
對於此院落的本主，李海瑉在《柳亞子書齋名考釋》一文中寫到：“壽恩堂共分四進，第二進樓房五開間，有一個匾額，上書‘題紅仙館’。第三進是大廳，匾額上題有‘壽恩堂’三字，是乾隆的御筆，下筆還寫著‘賜直錄總督臣周元理’。‘磨劍室’就在‘題紅仙館’對面的壽恩堂一側，共二間，打通後作為柳亞子和他父親共同的書房。壽恩堂是周元理任直隸總督以前所造，周元理告老回鄉後，另建更為高大的新宅。周元理在乾隆年間任工部尚書多年，因此新宅的工藝特別是磚雕門樓代表了當時的最高藝術水準。新宅落成，乾隆皇帝曾大書九個‘福’字賜予周元理。故新宅稱為‘賜福堂’，周元理也以‘周賜福’名噪江南。新宅共六進，真正賜福堂在第三進大廳。”
磨劍室介紹牌
看來這是乾隆時的一處老宅，到了近現代，柳亞子之名蓋過了原房主，反而少有人知這處院落本是乾隆年間工部尚書周元理的舊宅。而這處舊宅藝術性最高的地方，則是這裡的磚雕，細看有些磚雕雖然已經殘損，但卻依然能看出當年是何等的精美。
在一間展室內有毛澤東給柳亞子題詩詞的塑像。當毛澤東前往重慶談判，柳亞子與毛見面後，柳希望毛能贈給自己一幅墨寶，於是柳就得到了那首極具名氣的《沁園春·雪》，而這組雕像正是表現了這個場景。
室雅何需大？
一路參觀下去，直到第四進院落才看到了“柳亞子先生故居”的匾額，看來這裡才是他當年真正使用之地。而今這裡佈置成了展室的模樣，裡面用很多展板介紹著柳亞子的生平事蹟，同時還擺放著一些他生前用過的物品，而我等四人最感興趣者則是他的幾方印章。從印章的用石以及材質看，這些印章應該都是複製者，這對有藏書之好的人來說，看到這樣的印章，怎麼都覺得是個遺憾。
轉朱閣，低綺戶
老宅的最後一個院落則是柳亞子的居所和藏書處，這裡有他的藏書室——磨劍室的介紹，而磨劍室也成為了柳亞子最為人所熟知的堂號。其實柳亞子的堂號有近20個之多，而每一個堂號都是根據其思想的變化與其不同的境遇所起者，李海瑉在《柳亞子書齋名考釋》一文中說到：“有砥礪自身決心為國為民貢獻才華的（磨劍室），有追隨孫中山崇尚馬列主義的（拜孫悼李樓），有陷於苦悶惚惚如狂憤世嫉俗的（活埋庵），有抗日救國時的擂鼓呐喊（羿樓、射日齋），有金甌不全一家難圓時的苦苦企盼（鷗夢圓移），也有抒發胸中浩然的氣概（上天下地之廬）。”
精美的磚雕
這些堂號中最具革命性者乃是“拜孫悼李樓”，關於此堂號的含義，我做出了本能地猜測：“拜孫”當然指的是崇拜孫中山，而“悼李”，我則想到了李大釗，可是，柳亞子的這個堂號使用於1924到1925年之間，而李大釗則是去世於1927年，顯然這個“李”跟李大釗沒關係。而當我讀到李海瑉的這篇文章時，我方得知這個“李”乃是指列寧，因為在早期列寧曾被翻譯成“李寧”。而在李海瑉的《考釋》一文中又說到柳亞子曾請人刻了一方印章，其印文為“親炙中山，私淑列寧”，這裡又成了“列寧”，不知當時這兩種稱呼方式是否同時在使用。
此處有些殘損
對於柳亞子藏書的數量及其歸宿，鄭偉章在《文獻家通考》中說：“解放後，所藏共七萬餘冊，三百箱，一九五三年捐上海文管會，轉入上圖。其革命文庫之書歸中共中央宣傳部、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及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
七萬字的數量足夠大，這應該是柳亞子藏書的總量，然而李海瑉在《藏書大家遺澤後世》一文中則說出了與之相差較大的一個數字：“黎裡的藏書多達44000餘冊，在1950年冬，分裝成300多箱，亞子先生把它捐獻給了上海圖書館。黎裡的書都是亞子先生1927年以前所藏，此後還有滬寓藏書、香港藏書和北京北長街89號的藏書，亞子先生也都分別捐獻給了國家各級圖書館。”
繁複
李海瑉說在黎裡舊居的藏書數量是“四萬四千多冊”，這跟《文獻家通考》中所說的“七萬多冊”差距較大，而捐贈的時間也差了三年，可是這兩個說法在箱數上卻很相近，鄭偉章說是“三百箱”，李海瑉說是“三百多箱”。如果把“七萬多冊”視之為柳亞子藏書的總量，而“四萬四千多冊”視之為僅是故居藏的這一部分，倒是可以解釋通的一種理解方式。
《清人絕句選》民國二十四年開明書局排印本，柳亞子題
但兩者在箱數上卻又如此的相近，真不知哪種說法更接近事實，陳燮君、盛巽昌主編的《20世紀圖書館與文化名人》中《柳亞子：藏書全都捐獻給國家》一文中稱：“建國後，柳亞子於1950年9月由北京飯店遷居北長街新居後，在度過國慶日後就興沖沖南返上海。他毅然決定將上海復興中路舊宅的藏書和黎裡老家的44000餘冊藏書，包括期刊、信劄、手記等，共有四、五百箱，全數捐獻給國家。1951年春天，上海文管會派版本學家陳乃乾負責清理造冊，這些書籍，信劄等，爾後就全部交與上海圖書館典藏；與此同時，柳亞子也將北京新居‘上天下地之廬’存藏的南明史料、南社文庫和其它書刊、信劄，全數捐獻與北京圖書館。”如此說來，這“四萬四千多冊”指的僅為此處舊居所藏者，餘外的那近三萬冊，應該是柳亞子藏在別處的書。
如今柳亞子的藏書之處完好地保留了下來，並且根據介紹牌上的所言，這處藏書樓的後面還有一進院落，裡面展放著柳家所刻的碑石，可惜這進院落被封閉了起來，看不到後面的情形，於是我站在這座U形的樓前，看著陽光透過樹葉把斑駁的影子投在樓體之上，那份安寧能讓人真切地體會到世間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