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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華投資太少而非太多

黃育川:從民粹主義情緒看, 貌似美國有太多的FDI流向中國, 損害美國就業和貿易。 但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美國對華投資這麼少?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 黃育川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貿易和匯率問題主導著特朗普政府對華經濟議程。 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習近平在海湖莊園(Mar-a-Lago)商定的100天計畫將專注於減輕雙邊貿易失衡。 但是, 特朗普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的競選言論, 已讓位於中國一直在支撐人民幣匯率的證據。

特朗普採取行動、準備徵收鋼鐵進口關稅這件事表明, 貿易衝突仍有可能發生。 然而, 更重要的經濟關切應該針對北京方面限制外國投資的制度。 該制度對美國和歐盟(EU)都有負面影響。

從民粹主義情緒看, 貌似美國有太多外商直接投資(FDI)流入了中國, 損害了美國的就業和貿易。 然而, 令人驚訝的是, 儘管美中是全球兩個最大經濟體和貿易國,

但過去10年裡, 美國對外FDI只有1%至2%流向中國。 相比之下, 韓國和日本都有大約20%的FDI流向中國。 所以, 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美國對華投資這麼少?

資料缺陷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這一低比例, 因為全球很大一部分外國投資是通過避稅天堂操作的, 其來源被模糊。 但國家間對比有助於消除這種扭曲。 考慮一下經濟規模(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8萬億美元)和對華雙邊貿易(超過5000億美元)與美國相當的歐盟吧。 過去10年裡, 歐盟每年流入中國的FDI大約是美國的兩倍, 約占歐盟FDI總量的4%左右, 儘管在10年前, 歐美流向中國的FDI比例大致相同。 與此同時, 榮鼎諮詢(Rhodium)使用2008年至2011年報告的交易進行的對比顯示, 歐盟在製造業和服務業兩個領域對華投資都多得多。

儘管中國構成一個龐大並潛在具有吸引力的市場, 但人均自然資源量不高、安全擔憂, 以及產權執法不力, 都被視為中國吸引美國FDI較少的原因。 但是, 面對類似的進入障礙, 為什麼歐盟對華投資增長得更快?

答案在於, 歐盟在製造業方面的經濟實力, 對中國的市場需求構成更好的補充。 歐盟對華出口最多的是機械和運輸工具, 以及面向高端消費者和工業企業的產品。 這些部門帶來FDI流入, 以支持市場滲透、維修保養, 並建立當地語系化產能。

相比之下, 過去15年裡, 美國對華出口的前三大品類是油籽與穀物、航空航太產品, 以及出人意料的回收廢料(廢金屬和廢紙)。 這些品類都沒有導致大量的FDI流入;對糧食和回收廢料來說並不奇怪。

至於航空航太產品, 直到不久以前, 波音(Boeing)一直沒有在中國開設業務, 而歐洲的空客(Airbus)早在2008年就在中國擁有製造中心, 並隨著中國增加國內航班而擴大生產。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 在近年數量變得可觀的汽車進口中, 近來中國從美國進口增長的很大一部分是歐洲豪華品牌的運動型多功能汽車(SUV), 如奧迪(Audi)和梅賽德斯(Mercedes)。 這些車是在美國製造的, 但根據中國的稅收政策, 它們能夠以比在中國生產更便宜的價格進口到中國, 而相關的FDI來源地被記為歐洲, 而不是美國。

對華貿易關係說明了構成在影響FDI流動方面的重要性。 製造業進口與投資在中國國內市場基本上受到歡迎, 而且更切合歐盟的優勢,

而中國封閉的服務業則對美國產生更為負面的影響。 對美國來說, 較高價值的服務業(尤其是IT和金融業)更為重要。 此外, 許多在中國業務很扎眼的美國大公司——例如包括麥當勞(McDonald’s)等速食品牌和酒店連鎖店——都是以特許經營權方式經營的, 美國公司並不擁有當地附屬企業, 而只是在特許制度下讓後者使用自己的品牌, 因此未必會出現在官方的FDI資料中。

說明這一問題的是, 經合組織(OECD)把中國列為在服務業——尤其是通信、電信、法律、保險與金融行業——對外資限制最嚴格的國家之一, 而美國公司恰恰對這幾個行業最感興趣。

中美之間、中歐之間的雙邊投資條約已經談判多年了。 但是, 與歐盟的談判已被英國退歐(Brexit)打亂, 而特朗普政府不願簽訂一項將鼓勵美國公司增加對外投資的協定。然而,對於許多正在或希望在中國經營的美歐企業來說,推動中國放寬FDI政策將創造商機,在國內造就更多就業機會。因此,推進達成雙邊投資條約應該是美歐議程上的優先事項。

而特朗普政府不願簽訂一項將鼓勵美國公司增加對外投資的協定。然而,對於許多正在或希望在中國經營的美歐企業來說,推動中國放寬FDI政策將創造商機,在國內造就更多就業機會。因此,推進達成雙邊投資條約應該是美歐議程上的優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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