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90天， 美聯儲再次加息， 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聯儲的第三次加息。 此次加息時點的選擇， 巧合地發生在我國“兩會”結束後。 美聯儲此次25個基點的加息， 從市場反映來看是相對溫和的， 並未引發全球匯率市場的大幅波動， 相反在議息聲明後， 美元卻加速走軟， 美元指數跌至近一月低位。
不可否認的是， 美聯儲加息進程的開啟， 對於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而言， 無疑會增大經濟的外部壓力， 對我國的流動性環境以及人民幣匯率產生持續的衝擊， 進而對各類資產價格產生負面影響。 不過，
美聯儲加息如約而至， 且預期年內仍有兩次加息， 這只落地且又將被不斷舉起的靴子， 會否在當前波詭雲譎的國際經濟棋局中踏出一個吸取資金的“黑洞”？會否對中國經濟形成巨大衝擊？就中國而言， 筆者認為，
加息“三部曲”或步入常態化階段
整體而言， 美聯儲的此輪始於2015年12月份的加息， 可概括為三部曲：第一， “醞釀階段”。 自2013年底開始逐步退出量化寬鬆， 是美國經濟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逐漸復蘇的體現， 亦拉開了其貨幣政策常態化的序幕， 直到2014年9月隨著經濟資料的逐漸向好正式進入加息通道。 第二， “試探階段”。 2015年12月實現了第一次加息， 加息25個基點。 到2016年12月， 其間每次議息會議， 均在對下一階段將會加息進行“預期引導”。 其主要原因， 還在於經濟雖然有復蘇態勢， 然並不足以支撐連續的加息， 但又不得不用“鷹派”的發言來掩蓋這一事實， 並在不斷的試探中等待真正的加息時機。
為什麼會認為美聯儲加息將進入“常態化”階段呢？筆者認為， 除了美聯儲此前的行為特徵之外， 還受到了以下幾點因素影響：其一， 美國經濟資料持續復蘇， 美國2月非農就業人數大幅增加23.5萬人， 遠超市場預期增加20萬人， 2月失業率降至4.7%， 投資及消費資料也向好；其二， 目前加息後0.75%~1%的利率區間， 結合當前美國通脹率不足2%的情況， 離3%的貨幣政策緊縮區間還有一段距離；其三， 特朗普將在國內實行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包括減稅、加大基建投資等， 都可能促進通脹率的上升，
不過， 筆者同時也認為， 國際經濟形勢不確定性因素較多， 包括歐洲等地的政治經濟格局變動， 以及特朗普政策的實施力度及效果依然存在一定不確定性， 這些都可能成為掣肘美聯儲加息進程的因素。
美聯儲加息對中國資金的“黑洞”效應有限
既然美聯儲加息有“常態化”預期， 在全球貨幣環境依舊寬鬆， 各主要經濟體採用低利率政策的大環境下， 美元勢必有走強的動力， 美國市場將對他國資金形成“黑洞”般的吸金效應， 對一些金融市場開放性較高而自身經濟體量較小穩定性不足的新興經濟體而言， 其衝擊尤甚。 因此，
但， 需要注意的是， 自金融危機以來， 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美國、歐盟和日本， 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 這讓以美元及其強關聯國家貨幣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地位出現鬆動， 逐漸向“美元及其強關聯國家貨幣——人民幣”的“中心—衛星”模式過渡， 美國維持其貨幣強國地位將付出更大代價， 維持核心地位更是力有不逮。 在大國外交需求之下， 匯率穩定是雙方共同需求， 這也從另外層面限制了其加息後對全球資金、尤其是人民幣的“黑洞”效應。
對中國而言， 這是兩個大國之間貨幣體系的抗衡， 也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必然會遇到的一個關口。 美聯儲的加息，對人民幣必然會帶來貶值壓力，但影響應有限。筆者認為，從2014年9月美聯儲進入加息通道以來，加息預期對美元指數的邊際效應在遞減，從而對人民幣的貶值壓力也在遞減。這從今年以來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強勢表現上便可見一斑。2017年1月以來，離岸市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較2016年期末值升值1.8%，在岸市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與交易價分別較2016年期末值升值1.1%和1.0%，境內外人民幣匯率均遠離7.0這一心理大關。因此，在當前美元指數處於相對高位、且聯儲連續加息已有充分預期的情況下，美聯儲加息對中國資金的“黑洞”效應有限。
在此大背景下，即使我國短期保持或升級資本項目管制，以應對相關衝擊保持匯率及外儲穩定，但中國的外匯政策在總體上應不會有比較大的變化，而這從剛剛發佈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可管窺一二。報告中指出“政府將堅持匯率市場化方向，保持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穩定地位”，這與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設定的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準上的基本穩定”這一方針是一脈相承的。
在貨幣政策方面，“兩會”中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這表明相較於此前貨幣政策的調控更多會配合中國經濟增長的節奏，轉向與強調財政戰略與結構性改革。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表明，短期貨幣政策方面可能為應對美聯儲加息的衝擊而結構性加息，比如3月16日，央行宣佈分別上調7天、14天、28天逆回購利率10個BP，分別至2.45%、2.6%和2.75%；分別上調6個月及1年期MLF利率10個BP至3.05%和3.2%。疊加2月份的利率上調政策，上調幅度基本對沖了美聯儲加息幅度的影響。
利好出口，但政策應轉向促進“內生增長”
前文講到，美聯儲加息會對全球資金形成如同“黑洞”般的吸力，其一個重要因素在於一旦美元持續走強，則資金購買“黃金”等貴金屬類大宗商品的避險需求會下降，尤其是下半年持續加息之後，美國國債收益率實際收益率上揚，則黃金會持續承壓。但若歐盟內部成員國掀起脫歐潮，各地地緣政治衝突加劇等因素升溫，則又會增加對貴金屬類大宗商品的需求。多空拉鋸之下貴金屬價格將呈現震盪波動狀態。
對基本金屬與原油等能源而言，中長期尚需觀察中美等重要經濟體復蘇情況對需求的支撐力度，若經濟持續復蘇，結合OPEC削減產能等因素，則加息更多是短期影響，中長期反而有向上的動能。
當然，在後續美聯儲持續加息預期壓力之下，人民幣在一定程度上不排除還是會有貶值壓力的，這會導致一定熱錢外流，但反過來，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也有有利的一面：一方面是有助於出口導向型企業增強出口競爭力。因為人民幣貶值會使得企業以美元結算的收入價值提升而增加當期現金流；同時與國際市場同類企業產品相比成本下降競爭力增加。另外一方面，從財務角度來說，若採用資產負債表日即期匯率折算為人民幣，該日即期匯率與初始確認時或者前一資產負債表日即期匯率不同而產生的匯兌差額，計入匯兌損益。那麼，有外幣資產的公司就會產生匯兌收益，有外幣負債的公司產生匯兌損失。從產業角度來說，部分海外業務及出口占比重的公司依次在“電子、機械、紡織服裝、輕工、化工、家電”等行業中集中度相對較高。
誠如我們此前所述，人民幣貶值力度應有限。而且根據特朗普的執政理念，將採取減稅、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等措施，且一直主張將會對中國的不平等貿易以及貨幣操縱（事實上並不存在）進行懲罰。屆時雖短期發生大面積貿易戰可能性極小，但局部貿易摩擦依然存在，故這必將倒逼中國經濟產業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尋求“內生增長力”。鑒於此，如前文所述，國內貨幣政策會維持“穩健中性”的基調，而在財政政策方面，應會通過減稅、轉移支付等方式，給金融體系降杠杆，支援供給側改革和企業轉型升級，發展新興產業，最終激發經濟活力，促進消費升級作為內生增長力，以實現投資、消費的內生增長來抵消外貿馬車疲弱導致的增長放緩。
（作者系國金證券研究員）
美聯儲的加息，對人民幣必然會帶來貶值壓力，但影響應有限。筆者認為，從2014年9月美聯儲進入加息通道以來，加息預期對美元指數的邊際效應在遞減，從而對人民幣的貶值壓力也在遞減。這從今年以來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強勢表現上便可見一斑。2017年1月以來，離岸市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較2016年期末值升值1.8%，在岸市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與交易價分別較2016年期末值升值1.1%和1.0%，境內外人民幣匯率均遠離7.0這一心理大關。因此，在當前美元指數處於相對高位、且聯儲連續加息已有充分預期的情況下，美聯儲加息對中國資金的“黑洞”效應有限。在此大背景下，即使我國短期保持或升級資本項目管制，以應對相關衝擊保持匯率及外儲穩定，但中國的外匯政策在總體上應不會有比較大的變化，而這從剛剛發佈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可管窺一二。報告中指出“政府將堅持匯率市場化方向，保持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穩定地位”，這與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設定的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準上的基本穩定”這一方針是一脈相承的。
在貨幣政策方面，“兩會”中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這表明相較於此前貨幣政策的調控更多會配合中國經濟增長的節奏，轉向與強調財政戰略與結構性改革。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表明，短期貨幣政策方面可能為應對美聯儲加息的衝擊而結構性加息，比如3月16日，央行宣佈分別上調7天、14天、28天逆回購利率10個BP，分別至2.45%、2.6%和2.75%；分別上調6個月及1年期MLF利率10個BP至3.05%和3.2%。疊加2月份的利率上調政策，上調幅度基本對沖了美聯儲加息幅度的影響。
利好出口，但政策應轉向促進“內生增長”
前文講到，美聯儲加息會對全球資金形成如同“黑洞”般的吸力，其一個重要因素在於一旦美元持續走強，則資金購買“黃金”等貴金屬類大宗商品的避險需求會下降，尤其是下半年持續加息之後，美國國債收益率實際收益率上揚，則黃金會持續承壓。但若歐盟內部成員國掀起脫歐潮，各地地緣政治衝突加劇等因素升溫，則又會增加對貴金屬類大宗商品的需求。多空拉鋸之下貴金屬價格將呈現震盪波動狀態。
對基本金屬與原油等能源而言，中長期尚需觀察中美等重要經濟體復蘇情況對需求的支撐力度，若經濟持續復蘇，結合OPEC削減產能等因素，則加息更多是短期影響，中長期反而有向上的動能。
當然，在後續美聯儲持續加息預期壓力之下，人民幣在一定程度上不排除還是會有貶值壓力的，這會導致一定熱錢外流，但反過來，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也有有利的一面：一方面是有助於出口導向型企業增強出口競爭力。因為人民幣貶值會使得企業以美元結算的收入價值提升而增加當期現金流；同時與國際市場同類企業產品相比成本下降競爭力增加。另外一方面，從財務角度來說，若採用資產負債表日即期匯率折算為人民幣，該日即期匯率與初始確認時或者前一資產負債表日即期匯率不同而產生的匯兌差額，計入匯兌損益。那麼，有外幣資產的公司就會產生匯兌收益，有外幣負債的公司產生匯兌損失。從產業角度來說，部分海外業務及出口占比重的公司依次在“電子、機械、紡織服裝、輕工、化工、家電”等行業中集中度相對較高。
誠如我們此前所述，人民幣貶值力度應有限。而且根據特朗普的執政理念，將採取減稅、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等措施，且一直主張將會對中國的不平等貿易以及貨幣操縱（事實上並不存在）進行懲罰。屆時雖短期發生大面積貿易戰可能性極小，但局部貿易摩擦依然存在，故這必將倒逼中國經濟產業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尋求“內生增長力”。鑒於此，如前文所述，國內貨幣政策會維持“穩健中性”的基調，而在財政政策方面，應會通過減稅、轉移支付等方式，給金融體系降杠杆，支援供給側改革和企業轉型升級，發展新興產業，最終激發經濟活力，促進消費升級作為內生增長力，以實現投資、消費的內生增長來抵消外貿馬車疲弱導致的增長放緩。
（作者系國金證券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