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 近日於三聯書店出版了新著——《中國印刷史研究》。 辛德勇稱， 寫作該書時務求“另立新意”“打破看起來天經地義的認知”。
該書共分為三篇。 上篇結合具體的社會文化條件， 對印刷術的產生原因和時間做出說明。 中篇考述唐憲宗元和年間是否以雕版印刷的方式大量刊印元稹和白居易的詩集， 揭示了印刷術早期發展的內在原因。 下篇集中論述了活字印刷中的銅活字問題。
“印刷術出現在密宗入華以後”
辛德勇在《中國印刷史研究》上篇提出“印刷術的發明實受印度捺印陀羅尼經技術的啟發， 而印刷術的真正出現則在密宗入華以後”。
關於印刷術的源起， 前人眾說紛紜。 唐代之前有西漢說、東漢說、魏晉南北朝說和隋代說；到了唐代， 又有貞觀說、高宗說、武周說和開元說等等。
辛德勇在《中國印刷史研究》中認為， 就目前所知反映唐代雕版印刷書籍最早年代的比較可靠的證據，
辛德勇說：由於宗教信仰原因， 陀羅尼經最好是用梵文原文寫作。 直至清朝， 一個高官過世， 皇帝賜給他的陀羅尼經被， 上面都是梵文。 用梵文可以更好地發揮其“消除人世一切業障， 脫離苦海到極樂世界”的作用。 印刷術的產生就是根據這個觀念， 最初雕版的是梵文， 因為漢文誰都能寫， 梵文卻是要高級的外國專家才能寫的， 所以雕版印刷術應運而生。
辛德勇認為密宗的全面興盛則是印刷術產生的社會驅動力：“開元年間佛教、密宗達到全面興盛之後，
辛德勇在公開的發佈會上談及， 方廣錩（佛教與敦煌學研究學者）曾問：“你這麼大膽地提出觀點， 萬一有更早的考古挖掘的東西出現怎麼辦？”他回答：“沒關係， 犯錯誤是很正常的， 我必須在現有的條件下努力推進， 即使做錯了， 我的研究也是向深推了一步。 ”
辛德勇在談到自己對存世文物和現存文獻的觀點時說：“方先生說他曾接觸到山西來的， 持有帶武則天年號的雕版印刷的佛經的文物販子， 但方先生沒見到實物。 我說如果有， 那個年號一定是佛經的譯出時間而不是刊刻時間， 如果是刊刻時間那就太離奇了， 因為跟一系列的時間都有衝突， 我不相信。 世界上流傳的很多東西（即存世文物），
“在元白生活的時代還沒有足夠的需求促成以雕版印刷刊印詩作”
辛德勇《中國印刷史研究》的中篇為“書籍雕版印刷技術在世俗社會的傳播擴散過程與元白流行詩篇的複製方式 ”。
辛德勇列舉了前輩學者的觀點：“以趙萬里為代表的一些學者， 在論述書籍雕版印刷術的產生原因時， 往往首舉市民階層傳播文化的需要， 唐人模勒元、白詩一事， 則是其最為有力的證據。 ”“向達稱：元氏所雲， 揆之刊書蛻演之跡， 及日本《陀羅尼經》， 理實可能。 ”
辛德勇認為趙萬里“過分強調了書籍雕版印刷產生的社會下層因素， 顯然帶有那個特定時代扭曲的痕跡 ”。 此外， 他認為向達“沒有區分不同性質讀物對雕版印刷的不同需求， 單純思考社會上是否已經產生印刷技術”。
辛德勇以“傳世文獻中有確切記載和在出土文獻中得以證明的世俗讀物印刷品，只有曆日（即曆書）、常用針灸方術（敦煌所見《新集備急灸經》）、民間儀式應用程文（敦煌所見《崔氏夫人訓女文》）以及韻書和字書等小學書籍”得出結論：“在這樣的背景下，若是很早就出現雕印鬻賣元、白詩作的情況，其性質與同時期其他宗教讀物差別甚大，將顯得非常突兀，恐怕不夠合乎情理。 ”
“徐夤文集被刊刻，不足以成為元白詩集被刊刻的佐證”
在論述元白詩篇時否付之雕版印刷時，辛德勇用很大的篇幅討論了徐夤的《自詠十韻》中 “拙賦偏聞鐫印賣，惡詩親見畫圖呈”。
這句詩歷來被作為五代刻書的實例，也因而被很多學者拿來作為元白詩集也有可能被刊刻的佐證。
辛德勇認為，“徐夤上述諸賦被鐫印販賣，似乎更有可能是在其乾甯元年進士及第之後未久的時候。 且被刊刻的原因在於徐夤在進士考試時，即因所試《止戈為武賦》中‘破山加點’ ‘擬戍無人’諸句為主考者激賞而中第，成為一時‘知名進士’，後 ‘嘗作《人生幾何賦》，四方傳寫，長安紙價為高者三日’ ，徐氏既是這樣一位作賦的名家高手，世人自然要競相賞析揣摩其作品。”
接著，辛德勇提出：“元、白二人播諸四方的元和體詩歌，雖然受到比較廣泛的歡迎，但畢竟與功利沒有直接關聯，求索者只是出於一種喜好，從而也就未必過分迫切。當時更有一些文人，將他們二人撰寫的那些‘纖豔不呈’之詩，視同‘淫言媟語’，直欲‘用法以治之’，而這種厭惡嫉恨情緒已不僅僅限止在某些衛道士的私下言談議論範圍之內，事實上，白居易被貶謫為江州司馬的罪狀之一，便是所作‘《賞花》及《新井》詩， 甚傷名教’。因而，對促動製作流行詩篇售賣牟利的社會需求以及由此引發的商業動力，也不宜估計過高。”
2013年4月19日，海南海口，在“中華印刷之光”巡迴展上展出的銅活字。 東方IC 資料圖
“我否認明代出現了銅活字印刷”
銅活字印書，在明代弘治至萬曆初年曾經盛極一時，其中尤以無錫華氏會通館、蘭雪堂和安氏桂坡館最為著名，這大體上已經成為海內外學術界高度一致的共識，甚至可以說已經成為中國古代文化常識。
辛德勇在《中國印刷史研究》下篇指出：這種認識缺乏合理依據。由於明朝銅資源的緊張與銅原料的昂貴，政府法律對民間用銅的嚴格限制，以及銅的硬度太高，中國過去缺乏大量刻制銅字的技術手段，事實上明朝並不存在銅活字印刷，中外學術界流行多年的傳統看法，難以成立。
他論述道：“活字印刷，字和版是兩個東西，活字銅版或者銅版活字，不一定是指字和版都是銅的。銅版按理說是放字的硬板，跟字沒關係。明末人方以智稱：用木刻之，用銅板合之；清朝王士禛仍然說當時應用的活字印刷是用木刻字，銅板合之。方以智、王士禛等人講到的情況，顯然都是將木活字安放在銅質版片上印刷。”
“根據切實可靠的記載，雕版印刷刻字的時候需要合金以提高銅的硬度，一般是加入錫、鉛、砷。錫太軟，肯定也加其他東西，所以古人有‘銅板錫制’的記載。我推測有兩個原因，一是錫的造價比銅低一點，二是銅的硬度高，刻不動。所以銅活字在明代基本是不存在的。”辛德勇說。
（本文參考3月12日舉辦的“辛德勇：像小孩子一樣真心思考——我的中國印刷史研究”活動與辛德勇《中國印刷史研究》部分觀點及內容。竹君對此文亦有貢獻。）
單純思考社會上是否已經產生印刷技術”。辛德勇以“傳世文獻中有確切記載和在出土文獻中得以證明的世俗讀物印刷品，只有曆日（即曆書）、常用針灸方術（敦煌所見《新集備急灸經》）、民間儀式應用程文（敦煌所見《崔氏夫人訓女文》）以及韻書和字書等小學書籍”得出結論：“在這樣的背景下，若是很早就出現雕印鬻賣元、白詩作的情況，其性質與同時期其他宗教讀物差別甚大，將顯得非常突兀，恐怕不夠合乎情理。 ”
“徐夤文集被刊刻，不足以成為元白詩集被刊刻的佐證”
在論述元白詩篇時否付之雕版印刷時，辛德勇用很大的篇幅討論了徐夤的《自詠十韻》中 “拙賦偏聞鐫印賣，惡詩親見畫圖呈”。
這句詩歷來被作為五代刻書的實例，也因而被很多學者拿來作為元白詩集也有可能被刊刻的佐證。
辛德勇認為，“徐夤上述諸賦被鐫印販賣，似乎更有可能是在其乾甯元年進士及第之後未久的時候。 且被刊刻的原因在於徐夤在進士考試時，即因所試《止戈為武賦》中‘破山加點’ ‘擬戍無人’諸句為主考者激賞而中第，成為一時‘知名進士’，後 ‘嘗作《人生幾何賦》，四方傳寫，長安紙價為高者三日’ ，徐氏既是這樣一位作賦的名家高手，世人自然要競相賞析揣摩其作品。”
接著，辛德勇提出：“元、白二人播諸四方的元和體詩歌，雖然受到比較廣泛的歡迎，但畢竟與功利沒有直接關聯，求索者只是出於一種喜好，從而也就未必過分迫切。當時更有一些文人，將他們二人撰寫的那些‘纖豔不呈’之詩，視同‘淫言媟語’，直欲‘用法以治之’，而這種厭惡嫉恨情緒已不僅僅限止在某些衛道士的私下言談議論範圍之內，事實上，白居易被貶謫為江州司馬的罪狀之一，便是所作‘《賞花》及《新井》詩， 甚傷名教’。因而，對促動製作流行詩篇售賣牟利的社會需求以及由此引發的商業動力，也不宜估計過高。”
2013年4月19日，海南海口，在“中華印刷之光”巡迴展上展出的銅活字。 東方IC 資料圖
“我否認明代出現了銅活字印刷”
銅活字印書，在明代弘治至萬曆初年曾經盛極一時，其中尤以無錫華氏會通館、蘭雪堂和安氏桂坡館最為著名，這大體上已經成為海內外學術界高度一致的共識，甚至可以說已經成為中國古代文化常識。
辛德勇在《中國印刷史研究》下篇指出：這種認識缺乏合理依據。由於明朝銅資源的緊張與銅原料的昂貴，政府法律對民間用銅的嚴格限制，以及銅的硬度太高，中國過去缺乏大量刻制銅字的技術手段，事實上明朝並不存在銅活字印刷，中外學術界流行多年的傳統看法，難以成立。
他論述道：“活字印刷，字和版是兩個東西，活字銅版或者銅版活字，不一定是指字和版都是銅的。銅版按理說是放字的硬板，跟字沒關係。明末人方以智稱：用木刻之，用銅板合之；清朝王士禛仍然說當時應用的活字印刷是用木刻字，銅板合之。方以智、王士禛等人講到的情況，顯然都是將木活字安放在銅質版片上印刷。”
“根據切實可靠的記載，雕版印刷刻字的時候需要合金以提高銅的硬度，一般是加入錫、鉛、砷。錫太軟，肯定也加其他東西，所以古人有‘銅板錫制’的記載。我推測有兩個原因，一是錫的造價比銅低一點，二是銅的硬度高，刻不動。所以銅活字在明代基本是不存在的。”辛德勇說。
（本文參考3月12日舉辦的“辛德勇：像小孩子一樣真心思考——我的中國印刷史研究”活動與辛德勇《中國印刷史研究》部分觀點及內容。竹君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