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作者問題， 是400年來曠日持久的一樁公案， 謎底至今未解。 現在多說為吳承恩， 其實並非定論。 明代嘉萬年間《西遊記》問世之際， 即告作者佚名。 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當時小說為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 作者不願署名；二是《西遊記》內容廣袤， “其有殷鑒存焉”， 其中不乏諷刺等敏感話題， 書商不敢署名。 當然， 《西遊記》不是“飛來峰”， 不是花果山上無父無母的石卵， 它理應有一個（或若干個）作者存在， 只不過我們還不知道、或者對此持有不同的認識而已。
《西遊記》作者署名的三個階段
1、明代：佚名
今見最早的《西遊記》版本是明代萬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簡稱世本），
2、清代：邱處機
清初康熙年間， 有汪澹漪者將《西遊記》箋評為《西遊證道書》， 首倡作者為元初道士邱處機（邱本作丘， 因諱孔子改）。 其卷首置有假託元代大文豪虞集《西遊記原序》， 其中明確說：“此國初長春真君所纂《西遊記》也。 ”汪澹漪還在《原序》後面添置了《邱長春真君傳》和《玄奘取經事蹟》兩則附錄，
3、現代：吳承恩
“五四”之際， 魯迅、胡適和董作賓等學者根據清人提供的線索， 多方搜尋史料， 經過綜合考證， 反復論辯， 先是批駁“邱作”說這一“不根之談”， 剝去長期以來被邱處機“冒名頂替”的著作權， 最後根據天啟《淮安府志》“吳承恩《西遊記》”的記載論定《西遊記》為淮安吳承恩所作。 30年代又有鄭振鐸、孫楷第、趙景深、劉修業著名等學者進行不斷引證、申述。
邱處機PK吳承恩
進入新時期， 在《西遊記》作者問題上紛爭驟起。 先是海外學者在不同場合不斷地提出反對“吳著”說的意見， 還對“邱作”說， 以及其他候選物件作了深入研究， 終於在1983年以章培恒先生《百回本是否吳承恩所作》（載《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4期）一文為標誌， 對“吳著”說提出全面質疑， 從此拉開了規模空前、影響巨大的新一輪論爭。 時至今日， 猶如披沙瀝金， 許白雲、蔡金、唐新庵、李春芳、陳元之、朱觀錠、閆希言等人或遭淘汰， 或基本退出“競選”， 只剩吳承恩、邱處機雙峰對峙，
1、邱處機（1148—1227）， 字通密， 號長春子， 始為“全真七子”之一、全真教教主， 後自創全真道磻溪派、龍門派， 有《大丹直指》、《攝生論》、《蹯溪集》和《鳴道集》等著作傳世。 因其道教身份與玄奘取經的佛教題材具有先天性矛盾， “邱作”說創立不久也曾遭多方質疑。
其一是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 他在《西遊記》中發現了“多明制”（官制、官職）的現象， 於是懷疑“邱作”說“時間不合”。 邱處機是宋元之際人， 他創作的《西遊記》怎麼會有錦衣衛、司禮監、會同館、東城兵馬司等諸多明代的官制與官職呢？反而言之， 既然《西遊記》“多明制”， 那麼必定“為明人依託無疑”， 其作者當為明代人， 尤其不可能是宋元道士邱處機。 借用現代刑偵學術語：他“沒有作案時間”。
二是乾嘉朴學大師錢大昕。 他居然於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在蘇州玄妙觀正統《道藏》中發現並抄出邱處機二卷本《長春真人西遊記》。 於是所謂邱處機《西遊記》真相大白。 它原來是全真教道士李志常代師操刀撰寫的一本遊記， 主要記述邱處機率領十八弟子歷時四年遠赴雪山覲見成吉思汗的途中見聞， 以及邱處機與成吉思汗的幾場對話， 薄薄兩卷不足5萬字， 與《西遊記》百回本小說實為同名異書。 以邱處機為《西遊記》作者， 純屬以訛傳訛的“郢書燕說”。 （參見《長春真人西遊記跋》）
魯迅、胡適正是憑藉上述紀昀、錢大昕還有吳玉搢、丁宴、阮葵生等清人提供的材料， 運用現代學術方法對“邱作”說作了深入考證和辨析， 最終予以推翻之。 比如魯迅以史論視角切入，從“邱作”說產生、流傳的歷史中揭示出兩書混淆的原因，揭穿“清人刻《西遊記》小說者（實指汪澹漪）又取虞集撰《長春真人西遊記》之序文冠其首”的諸種把戲，從而得出“邱作”說“不根之談乃愈不可拔”的結論。（《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七篇）。
學界還有人堅持“邱作”說，對邱處機的辯護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其一，以《長春真人西遊記》否定“邱作”說未必充分，邱處機有可能是兩部《西遊記》的共同作者。其二，《西遊記》是世代累積之作，邱處機所作或為某一原始《西遊記》。其三，《西遊記》客觀存在許多道教全真教內容，邱處機理應是《西遊記》作者的不二人選。
鑒於這些“翻案”辯護具有一定迷惑力，特作辨析如下：
邱處機“大小通吃”一人獨撰兩部同名著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古代文人有“多歧為貴，不取苟同”的為文追求，即使是同類文字也必定會在書名上翻新求變，起碼會標出之一、之二。所以，提出這個邏輯上的“充分律”，在今天並無實際的可信度。
“原始《西遊記》”，蓋指世本《西遊記》以前的“西遊”作品《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詩話》、《西遊記》雜劇和《西遊記》平話。問題在於：1、“原始《西遊記》”不等同於《西遊記》，“原始《西遊記》”的作者也就不等同於《西遊記》的作者，所以，所謂“邱處機是《西遊記》的原始作者”本身即是一個偽命題，等於自我否定邱處機曾創作《西遊記》百回本小說。2、這些原始“西遊”作品的署名情況相當清晰：《詩話》系唐五代時寺院講經話本，無名氏作；《西遊記》雜劇為明代戲曲名家楊景賢所作（據孫楷第說）；明代《西遊記平話》全本已佚去，至今只發現兩則片斷，分別保留於《永樂大典》和古代朝鮮漢語教科書《樸通事諺解》，作者佚名，根本沒有邱處機的影子。——可見，“原始西遊記”與邱處機風馬牛不相及。3、當年汪澹漪託名元代大文豪虞集杜撰《西遊證道書原序》，明言邱處機所作為百回本《西遊記》小說，其有“見書中所載乃唐玄奘法師取經事蹟”和“其書離奇浩瀚，亡慮數十萬言”之語，並非言辭吞吐地虛指某一種“原始《西遊記》”。把邱處機作為《西遊記》的“原始作者”，不過是一些邱處機擁躉們無奈的美好夢囈。
至於“《西遊記》有全真教內容，作者即為道教中人”，此論並不靠譜。《西遊記》是中國文化寶典，三教共處，九流雜存，具有多元化文化底蘊，儒釋道、抑或諸子百家，任何一方都無法以此將《西遊記》攬入獨家彀中。殊不知，《西遊記》神魔世界，精魅故事，其中竟有不少儒家言論，我們難道可將《西遊記》視為《論語》、《孟子》，斷定出於孔孟之手？
總之，這些辯護基本不合學理，似乎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邱作”“不根之談”的命運。
2、“吳著”說的流行並非偶然，具有豐富的證據支撐。主要有：吳承恩曾任職湖北荊憲王府，符合世本陳元之《序》“《西遊記》出於藩王府”的先決條件；《淮安府志》關於吳承恩生平個性，特別是“吳承恩著《西遊記》”有明確記載；吳承恩《射陽先生存稿》（現編為《吳承恩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與《西遊記》的多方互證；《西遊記》諸多淮海地緣特徵，諸如孫悟空原型為淮河神猴無支祁、唐僧籍貫為海州聚賢莊等；當然也還與魯迅和胡適兩位學術大師的崇高威望、人民文學出版社通行本和央視同名電視的強勢普及密切相關。
但是，從學理上作仔細考量，“吳著”說也有漏洞。其遭遇的證據“短板”在於：《淮安府志》記錄“吳承恩《西遊記》”，並沒有注明小說體裁及卷回篇幅，根據文史傳統，小說未必能夠入方志，入方志的必定不是小說。所以它極有可能與邱處機《西遊記》一樣，也是一部記錄吳承恩某次西行方向的遊記。後來發現清初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有“吳承恩《西遊記》的著錄”，但卻被編入輿地類，顯然屬於地理類（譬如遊記）著作；如此，又多了一層“非吳”的確證，“吳著”說被套上了“死結”。
吳承恩：被“存疑”的《西遊記》作者
應該看到，面對多方質疑，“吳著”說陣營有所退卻。在許多著作和論文中，出現了“《西遊記》作者，一說為吳承恩”、“以吳承恩為《西遊記》作者，學界尚有異見，這裡聊備一說”這樣委婉而嚴謹的表述。
我以為，在當前學術背景下，吳承恩有理由作為《西遊記》作者的一個合理的指代，因為吳承恩著《西遊記》畢竟具備最大的可能性。“信者存信，疑者存疑”，這種“懸置”的方法已有許多成功的範例，並為我們作出了有益的借鑒。如解放前葉德均先生作《西遊記研究的資料》，開篇即指出：“天啟《淮安府志》卷十九《藝文志》一‘淮賢文目’、康熙《淮安府志》卷十二均著錄吳承恩《西遊記》，此《西遊記》是否即通俗小說，不無可疑，但在尚無確證可以推翻‘吳作’說之前，仍不妨認他為《西遊記》的一個修訂者。” （《戲曲小說叢考》下冊）並以此為前提展開對《西遊記》和吳承恩資料的蒐集、鉤輯和征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邱作”說於理不合，在邱處機與吳承恩的巔峰對局中率先出局，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採納“吳著”說；既然其理由還不夠充分，不足以服眾，那麼暫且存疑——即以吳承恩為《西遊記》作者的一個指代，便是最為合理的選擇。否則就只能倒退到明代“無名氏”的混沌狀態了。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主編：王多
文/竺洪波 比如魯迅以史論視角切入，從“邱作”說產生、流傳的歷史中揭示出兩書混淆的原因，揭穿“清人刻《西遊記》小說者（實指汪澹漪）又取虞集撰《長春真人西遊記》之序文冠其首”的諸種把戲，從而得出“邱作”說“不根之談乃愈不可拔”的結論。（《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七篇）。學界還有人堅持“邱作”說，對邱處機的辯護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其一，以《長春真人西遊記》否定“邱作”說未必充分，邱處機有可能是兩部《西遊記》的共同作者。其二，《西遊記》是世代累積之作，邱處機所作或為某一原始《西遊記》。其三，《西遊記》客觀存在許多道教全真教內容，邱處機理應是《西遊記》作者的不二人選。
鑒於這些“翻案”辯護具有一定迷惑力，特作辨析如下：
邱處機“大小通吃”一人獨撰兩部同名著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古代文人有“多歧為貴，不取苟同”的為文追求，即使是同類文字也必定會在書名上翻新求變，起碼會標出之一、之二。所以，提出這個邏輯上的“充分律”，在今天並無實際的可信度。
“原始《西遊記》”，蓋指世本《西遊記》以前的“西遊”作品《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詩話》、《西遊記》雜劇和《西遊記》平話。問題在於：1、“原始《西遊記》”不等同於《西遊記》，“原始《西遊記》”的作者也就不等同於《西遊記》的作者，所以，所謂“邱處機是《西遊記》的原始作者”本身即是一個偽命題，等於自我否定邱處機曾創作《西遊記》百回本小說。2、這些原始“西遊”作品的署名情況相當清晰：《詩話》系唐五代時寺院講經話本，無名氏作；《西遊記》雜劇為明代戲曲名家楊景賢所作（據孫楷第說）；明代《西遊記平話》全本已佚去，至今只發現兩則片斷，分別保留於《永樂大典》和古代朝鮮漢語教科書《樸通事諺解》，作者佚名，根本沒有邱處機的影子。——可見，“原始西遊記”與邱處機風馬牛不相及。3、當年汪澹漪託名元代大文豪虞集杜撰《西遊證道書原序》，明言邱處機所作為百回本《西遊記》小說，其有“見書中所載乃唐玄奘法師取經事蹟”和“其書離奇浩瀚，亡慮數十萬言”之語，並非言辭吞吐地虛指某一種“原始《西遊記》”。把邱處機作為《西遊記》的“原始作者”，不過是一些邱處機擁躉們無奈的美好夢囈。
至於“《西遊記》有全真教內容，作者即為道教中人”，此論並不靠譜。《西遊記》是中國文化寶典，三教共處，九流雜存，具有多元化文化底蘊，儒釋道、抑或諸子百家，任何一方都無法以此將《西遊記》攬入獨家彀中。殊不知，《西遊記》神魔世界，精魅故事，其中竟有不少儒家言論，我們難道可將《西遊記》視為《論語》、《孟子》，斷定出於孔孟之手？
總之，這些辯護基本不合學理，似乎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邱作”“不根之談”的命運。
2、“吳著”說的流行並非偶然，具有豐富的證據支撐。主要有：吳承恩曾任職湖北荊憲王府，符合世本陳元之《序》“《西遊記》出於藩王府”的先決條件；《淮安府志》關於吳承恩生平個性，特別是“吳承恩著《西遊記》”有明確記載；吳承恩《射陽先生存稿》（現編為《吳承恩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與《西遊記》的多方互證；《西遊記》諸多淮海地緣特徵，諸如孫悟空原型為淮河神猴無支祁、唐僧籍貫為海州聚賢莊等；當然也還與魯迅和胡適兩位學術大師的崇高威望、人民文學出版社通行本和央視同名電視的強勢普及密切相關。
但是，從學理上作仔細考量，“吳著”說也有漏洞。其遭遇的證據“短板”在於：《淮安府志》記錄“吳承恩《西遊記》”，並沒有注明小說體裁及卷回篇幅，根據文史傳統，小說未必能夠入方志，入方志的必定不是小說。所以它極有可能與邱處機《西遊記》一樣，也是一部記錄吳承恩某次西行方向的遊記。後來發現清初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有“吳承恩《西遊記》的著錄”，但卻被編入輿地類，顯然屬於地理類（譬如遊記）著作；如此，又多了一層“非吳”的確證，“吳著”說被套上了“死結”。
吳承恩：被“存疑”的《西遊記》作者
應該看到，面對多方質疑，“吳著”說陣營有所退卻。在許多著作和論文中，出現了“《西遊記》作者，一說為吳承恩”、“以吳承恩為《西遊記》作者，學界尚有異見，這裡聊備一說”這樣委婉而嚴謹的表述。
我以為，在當前學術背景下，吳承恩有理由作為《西遊記》作者的一個合理的指代，因為吳承恩著《西遊記》畢竟具備最大的可能性。“信者存信，疑者存疑”，這種“懸置”的方法已有許多成功的範例，並為我們作出了有益的借鑒。如解放前葉德均先生作《西遊記研究的資料》，開篇即指出：“天啟《淮安府志》卷十九《藝文志》一‘淮賢文目’、康熙《淮安府志》卷十二均著錄吳承恩《西遊記》，此《西遊記》是否即通俗小說，不無可疑，但在尚無確證可以推翻‘吳作’說之前，仍不妨認他為《西遊記》的一個修訂者。” （《戲曲小說叢考》下冊）並以此為前提展開對《西遊記》和吳承恩資料的蒐集、鉤輯和征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邱作”說於理不合，在邱處機與吳承恩的巔峰對局中率先出局，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採納“吳著”說；既然其理由還不夠充分，不足以服眾，那麼暫且存疑——即以吳承恩為《西遊記》作者的一個指代，便是最為合理的選擇。否則就只能倒退到明代“無名氏”的混沌狀態了。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主編：王多
文/竺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