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諸儒之大成授百代之精深——朱熹

他的淵博的學識， 使他成為著名的學者；他的精深的思想， 使他成為第一流哲學家。 爾後數百年中， 他在中國思想界占統治地位，

決不是偶然的。 ———馮友蘭

宋代是中國儒學的復興時代。 宋儒吸取了玄學、佛學、道教的思想成果， 根據新的時代要求， 對儒家經典進行了再闡釋、再創造， 形成了被稱為“道學”的新儒學， 分化為“理學”與“心學”兩大派別。 在宋儒的眾多著述中， 影響最深廣、最持久者， 莫過於南宋理學家朱熹所撰的《四書集注》了。

朱熹， 字元晦， 改字仲晦， 號晦庵， 祖籍為徽州婺源（今屬江西）， 出生地是福建尤溪。 其父名朱松， 曾做過南宋朝廷的秘書官。 他對漢高祖劉邦把儒生的帽子摘下來撒尿一事感到有點寒心， 就不再戴儒生的帽子了， 對朱熹反而期望他長大以後能去打仗、守邊關。 但朱家長期受孔孟之道的薰陶， 以儒學作為家教。 朱熹10歲讀《孟子》中的“聖人與我同類”一句時，

非常高興地決心學做聖人。 最後， 他父親還是送他到書院讀書。

紹興十七年秋中舉人， 次年春登進士。 淳熙八年十二月， 任直秘閣受命巡視台州時， 上書彈劾前太守唐仲友“違法擾民， 貪污淫虐， 蓄養亡命， 偷盜官錢”， 宰相王淮包庇， 朱熹不畏權奸， 連上書10次， 終於罷免了唐仲友新任江西提刑官職。 並上奏朝廷， 指出當時南宋天下“如人有重病， 內自心腹， 外達四肢， 無一毛一發不受病者”， 提出“輔翼太子， 選任大臣， 振舉綱紀， 變化風俗， 愛養民力， 修明軍政”六大政策。 然而南宋皇帝昏庸無能， 並未能採納朱熹的良諫。

朱熹一生仕途坎坷， 他以主要的精力從事著述和講學。 他利用任地方官的機會， 先後複建白鹿書院，

建立武夷精舍， 重開嶽麓書院， 修設滄州精舍， 對發展古代高等教育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朱熹的著述甚豐， 有《近思錄》、《詩集傳》等， 又有《朱文公文集》100 卷、《朱子語類》140 卷， 而影響最大者則是《四書集注》。

所謂《四書》， 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經過朱熹著《四書集注》， 《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終於形成與“五經”同等重要的“四書”概念， “四書五經”成為儒家經典的總概括。

《四書集注》全稱《四書章句集注》， 是朱熹在不同時間完成的。 在《四書集注》中， 朱熹對這四部不同時代的儒學著作進行了精心編排， 把它們解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朱熹認為， 人們讀《四書》， 必須“先讀《大學》， 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 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 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 以求古人之微妙處”（《朱子語類》）。

這就是說， 《四書》實際上是一個嚴密的思想體系， 各書之間有其內在的、不可逾越的邏輯聯繫。 《大學》是進入這個體系的大門， 《論語》奠定了這個體系的基本思想， 《孟子》是對這個體系的展開和發揮， 而《中庸》則蘊含著這個體系的精髓。 人們只有按照這個順序讀《四書》， 才能步步深入， 登堂入室， 領會儒家義理， 獲得孔門真傳。 但實際上， 朱熹在《四書集注》中精心設計的這個思想體系， 並不是真正要恢復先秦儒學的本色與傳統， 而是依據他的理學思想重新解釋儒學經典， 由此來闡發自己的理學體系。 可以說， 《四書集注》的主旨就在於以理學注《四書》， 以《四書》論理學。

朱熹著《四書集注》， 在哲學史和文化史上的意義是雙重的：一方面，

他強調了“理”的意義， 強調了人的精神境界和倫理道德的作用， 強調了教化對人的改造和塑造的作用。 在這裡， 他確實抓住並突出了人之所以為人、社會之所以為社會的根本；另一方面， 他在人的個體價值與類價值、物質利益與精神境界之間， 又過分強調了類價值、精神境界， 而忽視了個體價值、物質利益。 他通過對儒家原典的解釋， 闡發了自己的思想， 是對古代解釋學的一大發展；他又把儒學原典視為不可超越的教條， 把人們的思想局限在這些本本之中。

西元1313年， 元仁宗皇帝下令科舉考試以《四書》為主要內容， 以《四書集注》為官方解釋和立論根據。 這種做法一直沿用到1905年廢科舉、興學校。 《四書集注》作為官方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 長達600 年之久。

長達600 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