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朱翊鈞（Zhū Yì Jūn）（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為明朝第14代皇帝， 年號萬曆， 是明穆宗的第三子。 隆慶六年（1572年）， 穆宗駕崩， 九歲的朱翊鈞登基， 是為明神宗。 在位48年， 為明代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諡號為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
明神宗在位前十五年， 勵精圖治， 勤于朝政， 更新庶政， 繁榮經濟， 明朝一度呈現中興景象， 史稱萬曆中興， 而在位中期亦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征， 保護藩屬， 鞏固了漢家疆土。 張居正死後始親政， 因國本之爭等問題而倦于朝政， 自此不上朝， 國家運轉幾乎停擺， 征礦稅亦被評一大病。
早年經歷
明神宗是明穆宗的第三子， 母親李太后原本是個宮女， 以姿色美豔得寵， 生神宗。 隆慶二年立為皇太子， 明穆宗對其很有期望， 改名鈞， 意思是“夫鈞者,言聖王制馭天下猶制器者之轉鈞也”。 幼時朱翊鈞就十分聰惠， 明穆宗在宮中騎馬時， 年幼的朱翊鈞就大叫道“父皇為天下之主， 獨騎疾騁， 萬一馬驚， 卻如何是好”穆宗聽後恩喜萬分，
隆慶六年明穆宗駕崩， 朱翊鈞即位， 改元萬曆， 堅持按照祖宗舊制， 舉日講， 禦經筵， 讀經傳、史書。 而他每天讀書亦十分用功， 朝章典故都讀很多遍， 即使是隆冬盛暑亦從不間斷， 以後隨朱翊鈞年漸長而學愈進， 他自己後來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說：“朕五歲即能讀書。 ”另外他的書法也十分出色， 筆劃遒勁， 經常親自賜墨寶給大臣， 連張居正仔細端詳作品， 也不得不承認皇帝的書法是“揮瀚灑墨，
萬曆中興
神宗在位之初十年尚處年幼， 由母親李太後代為聽政。 即位之初內閣紛爭傾軋， 閣臣之間關係惡劣， 時高拱以主幼國危， 痛哭時說了偶然說了一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 引起朱翊鈞極為不滿， 最後在張居正與馮保添油加醋下罷免了高拱。 太后將一切內務大事交由馮保， 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軍政皆由張居正主持裁決， 獨握大權。
在小皇帝朱翊鈞以及張太后全力的支持下， 張居正大刀闊斧地實行了一條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清丈田畝，
神宗幼年， 太后及張居正都希望其成為儒家所宣導的皇帝典範。 萬曆七年， 神宗因和太監張鯨出遊行為輕浮不檢， 太監馮保告知李太后。 太后大怒，
而神宗親政後， 勵精圖治、生活節儉， 而神宗也每天辦理朝政十餘個小時。 而且廢考成法等張居正改革中弊政， 詔改《景皇帝實錄》去郕戾王號， 安撫流民， 減少徭役、稅負， 大大減緩社會矛盾， 有勤勉明君之風範， 維持了張居正死後的中興。
神宗年輕時儀容莊嚴穩重， 額頭廣闊、下巴飽滿， 步伐矯健、神采威嚴， 目光炯炯有神、舉手投足之間使人敬畏， 而帝王氣度更是深不可測， 是中外一至認為都有道明君。總括而言，這位少年天子在位的前十五年，勤于朝政，勵精圖治，大有作為，儼然如一代英主。
萬曆怠政
萬曆帝的老師、第一任內閣首輔兼萬曆新政的策劃與執行人張居正過世後，萬曆帝下詔追奪張居正的封號和諡號，並查抄張家。萬曆十七年起（1588年），萬曆帝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一說是染上鴉片煙癮）。後因立太子的國本之爭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郊、不廟、不朝。1589年，神宗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
萬曆二十五年，右副都禦史謝傑批評神宗荒于政事，親政後政不如初：“陛下孝親、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用、聽言、親親、賢賢，皆不克如初矣。”以至於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內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於慎行、趙志皋、張位和沈一貫等四位國家重臣雖對政事憂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數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值班的時間。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並不代表不理政，之後並沒有出現英宗以來的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萬曆對於日軍攻打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迅速的反應，如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甯兩宮大火，神宗下罪己詔書，表示雖然忽略一般朝政庶務，但還是關心國家大事，而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多通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此外礦稅之弊，即神宗在位期間的賦稅措施，一般被是認為萬曆怠政的一部分，萬曆擺脫張居正的束縛之後，開始獨裁統治，通過向各地徵收礦稅銀的方式，增加內庫的內帑，大多數學者認為這是一項弊政，也有許多的反對意見，認為礦稅也有相當的好處，如礦稅入內帑後大多用於國家救災，餉軍救急等。
萬曆三大征
神宗在軍事上任用幹練將校，先後發兵平定了播州（遵義）楊應龍之亂的播州之役、平寧夏哱拜之亂的寧夏之役、抵抗日本豐臣秀吉發兵侵略朝鮮以及奴兒幹都司的朝鮮之役，維護了明朝的內部統一及宗主國的權威。此三場戰爭合稱萬曆三大征。後世有說明軍雖均獲勝，但軍費消耗甚钜，對晚明的財政造成重大負擔。但實際上明代晚期僅對後金的戰事，耗費就高達千余萬兩，遠超三大征，且三大征都是不得不打之戰，如若不打甚至打敗了，明朝都有亡國之危。而三大征實際軍費則由內帑和太倉庫銀足額撥發，三大征結束後，內帑和太倉庫仍有存銀，而面對薩爾滸之戰的大敗，朱翊鈞用熊廷弼守遼東，屯兵築城，才稍稍將東北局勢扭轉。
而被明神宗再造其國的大恩，李氏朝鮮極為感謝。即使經壬辰倭亂使朝鮮國力銳減，還是於薩爾滸之戰派遣兵馬助戰，年年來貢，謹守藩邦職責。而在崇禎帝時曾為明朝事宜而與後金相戰兩次，分別是丁卯胡亂與丙子胡亂，最後不敵被逼成為後金的藩屬國，力屈而服，停止使用明朝年號。但實際上官方與民間依然極為思念明朝，甚至在明朝滅亡後（崇禎十七年，1644年）二百多年依然使用“崇禎”年號，極為恭奉明朝，世代依舊視明朝為父母之國，君上之國，而非清朝。可見明神宗發動朝鮮之役，在擴展明朝在東亞的威望以及影響力擔當了重要的角色。
西學東漸
神宗在位期間，西方傳教士紛紛來華，其中以利瑪竇為代表。利瑪竇還在萬曆二十八年（1601年）覲見了神宗，向神宗進呈《萬國圖志》、自鳴鐘、大西洋琴等西方方物，獲得了神宗的信任。利瑪竇還與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啟交情最好。除利瑪竇來華外，來中國的傳教士還有義大利的熊三拔、艾儒略，日爾曼人湯若望等人。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把西方數學、天文、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還有西方文化傳到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時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中國士大夫階層中的少數先進分子，同時起了一種喚醒的作用。
國本之爭
萬曆九年，神宗在向太后請安時臨幸一名宮女，生下了長子朱常洛（後來的明光宗泰昌皇帝）。因為朱常洛是宮女所生，神宗不喜歡他，且有意立愛妃鄭氏所生的朱常洵為太子。萬曆十四年群臣上奏請神宗即立常洛為太子，萬曆以常洛尚年幼體虛未定，拖延不決。
萬曆二十一年，明神宗變本加厲，下手詔要將皇長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同封為藩王，以後再選擇其中適合人選為太子。朝臣聽聞一片譁然，紛紛上奏神宗。如雪片般飛來的痛批奏摺，使神宗倍感壓力，迫於眾議只好不得已收回前命。直到萬曆二十九年，朱常洛已年滿二十歲，立儲一事已不可拖延，神宗才立其為皇太子。而長久以來的國本之爭引發出了兩次妖書案，這些案件即是朝廷大臣內哄的縮影，可說是東林黨爭。
女真崛起
此時東北女真族興起，成為日後中原帝國的隱患。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女真酋長努爾哈赤湊“七大恨”，以掀起叛亂，並稱國號為後金。四十六年四月，女真兵克撫順，朝野震驚。為了應付女真，自萬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後三次下令加派全國田賦，時稱遼餉，明末三餉之始。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遼東經略楊鎬四路進攻後金，在薩爾滸之戰大敗，死四萬餘人，開原和鐵嶺淪陷，首都燕京震動。朱翊鈞用熊廷弼守遼東，並給予其大力支持，屯兵築城，才稍稍將東北局勢扭轉。雖然明神宗多年未正式上朝，但大到朝鮮之役，小到順天府祈雨，均由皇帝在內宮作出，併發各部門直接執行。
駕崩
薩爾滸之戰後遼東陷，神宗鬱鬱寡歡，焦勞國事，隔年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駕崩於弘德殿，享年58歲。臨終前遺詔指出大臣應勉以用心辦事，以及廢礦稅，起用建言而得罪的官員等。光宗即位後葬於定陵。泰昌帝即位後，為其上廟號神宗。
評價
崔瑞德《劍橋中國明代史》：萬曆皇帝聰明而敏銳；他自稱早慧似乎是有根據的。他博覽群書；甚至在他最後的日子裡，在他已深居宮廷幾十年，並已完全和他的官吏們疏遠了時，按照他時代的標準，他仍然博聞廣識。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一書將萬曆皇帝的荒怠，聯繫到萬曆皇帝與文官群體在“立儲之爭”觀念上的對抗。怠政則是萬曆皇帝對文官集團的報復。黃仁宇說：“他（即萬曆皇帝）身上的巨大變化發生在什麼時候，沒有人可以做出確切的答覆。但是追溯皇位繼承問題的發生，以及一連串使皇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的出現，那麼1587年丁亥，即萬曆十五年，可以作為一條界線。這一年表面上並無重大的動盪，但是對本朝的歷史卻有它特別重要之處。”在《萬曆十五年》文末總結，“1587年，是為萬曆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于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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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外一至認為都有道明君。總括而言，這位少年天子在位的前十五年，勤于朝政，勵精圖治，大有作為，儼然如一代英主。萬曆怠政
萬曆帝的老師、第一任內閣首輔兼萬曆新政的策劃與執行人張居正過世後，萬曆帝下詔追奪張居正的封號和諡號，並查抄張家。萬曆十七年起（1588年），萬曆帝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一說是染上鴉片煙癮）。後因立太子的國本之爭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郊、不廟、不朝。1589年，神宗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
萬曆二十五年，右副都禦史謝傑批評神宗荒于政事，親政後政不如初：“陛下孝親、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用、聽言、親親、賢賢，皆不克如初矣。”以至於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內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於慎行、趙志皋、張位和沈一貫等四位國家重臣雖對政事憂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數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值班的時間。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並不代表不理政，之後並沒有出現英宗以來的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萬曆對於日軍攻打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迅速的反應，如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甯兩宮大火，神宗下罪己詔書，表示雖然忽略一般朝政庶務，但還是關心國家大事，而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多通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此外礦稅之弊，即神宗在位期間的賦稅措施，一般被是認為萬曆怠政的一部分，萬曆擺脫張居正的束縛之後，開始獨裁統治，通過向各地徵收礦稅銀的方式，增加內庫的內帑，大多數學者認為這是一項弊政，也有許多的反對意見，認為礦稅也有相當的好處，如礦稅入內帑後大多用於國家救災，餉軍救急等。
萬曆三大征
神宗在軍事上任用幹練將校，先後發兵平定了播州（遵義）楊應龍之亂的播州之役、平寧夏哱拜之亂的寧夏之役、抵抗日本豐臣秀吉發兵侵略朝鮮以及奴兒幹都司的朝鮮之役，維護了明朝的內部統一及宗主國的權威。此三場戰爭合稱萬曆三大征。後世有說明軍雖均獲勝，但軍費消耗甚钜，對晚明的財政造成重大負擔。但實際上明代晚期僅對後金的戰事，耗費就高達千余萬兩，遠超三大征，且三大征都是不得不打之戰，如若不打甚至打敗了，明朝都有亡國之危。而三大征實際軍費則由內帑和太倉庫銀足額撥發，三大征結束後，內帑和太倉庫仍有存銀，而面對薩爾滸之戰的大敗，朱翊鈞用熊廷弼守遼東，屯兵築城，才稍稍將東北局勢扭轉。
而被明神宗再造其國的大恩，李氏朝鮮極為感謝。即使經壬辰倭亂使朝鮮國力銳減，還是於薩爾滸之戰派遣兵馬助戰，年年來貢，謹守藩邦職責。而在崇禎帝時曾為明朝事宜而與後金相戰兩次，分別是丁卯胡亂與丙子胡亂，最後不敵被逼成為後金的藩屬國，力屈而服，停止使用明朝年號。但實際上官方與民間依然極為思念明朝，甚至在明朝滅亡後（崇禎十七年，1644年）二百多年依然使用“崇禎”年號，極為恭奉明朝，世代依舊視明朝為父母之國，君上之國，而非清朝。可見明神宗發動朝鮮之役，在擴展明朝在東亞的威望以及影響力擔當了重要的角色。
西學東漸
神宗在位期間，西方傳教士紛紛來華，其中以利瑪竇為代表。利瑪竇還在萬曆二十八年（1601年）覲見了神宗，向神宗進呈《萬國圖志》、自鳴鐘、大西洋琴等西方方物，獲得了神宗的信任。利瑪竇還與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啟交情最好。除利瑪竇來華外，來中國的傳教士還有義大利的熊三拔、艾儒略，日爾曼人湯若望等人。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把西方數學、天文、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還有西方文化傳到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時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中國士大夫階層中的少數先進分子，同時起了一種喚醒的作用。
國本之爭
萬曆九年，神宗在向太后請安時臨幸一名宮女，生下了長子朱常洛（後來的明光宗泰昌皇帝）。因為朱常洛是宮女所生，神宗不喜歡他，且有意立愛妃鄭氏所生的朱常洵為太子。萬曆十四年群臣上奏請神宗即立常洛為太子，萬曆以常洛尚年幼體虛未定，拖延不決。
萬曆二十一年，明神宗變本加厲，下手詔要將皇長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同封為藩王，以後再選擇其中適合人選為太子。朝臣聽聞一片譁然，紛紛上奏神宗。如雪片般飛來的痛批奏摺，使神宗倍感壓力，迫於眾議只好不得已收回前命。直到萬曆二十九年，朱常洛已年滿二十歲，立儲一事已不可拖延，神宗才立其為皇太子。而長久以來的國本之爭引發出了兩次妖書案，這些案件即是朝廷大臣內哄的縮影，可說是東林黨爭。
女真崛起
此時東北女真族興起，成為日後中原帝國的隱患。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女真酋長努爾哈赤湊“七大恨”，以掀起叛亂，並稱國號為後金。四十六年四月，女真兵克撫順，朝野震驚。為了應付女真，自萬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後三次下令加派全國田賦，時稱遼餉，明末三餉之始。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遼東經略楊鎬四路進攻後金，在薩爾滸之戰大敗，死四萬餘人，開原和鐵嶺淪陷，首都燕京震動。朱翊鈞用熊廷弼守遼東，並給予其大力支持，屯兵築城，才稍稍將東北局勢扭轉。雖然明神宗多年未正式上朝，但大到朝鮮之役，小到順天府祈雨，均由皇帝在內宮作出，併發各部門直接執行。
駕崩
薩爾滸之戰後遼東陷，神宗鬱鬱寡歡，焦勞國事，隔年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駕崩於弘德殿，享年58歲。臨終前遺詔指出大臣應勉以用心辦事，以及廢礦稅，起用建言而得罪的官員等。光宗即位後葬於定陵。泰昌帝即位後，為其上廟號神宗。
評價
崔瑞德《劍橋中國明代史》：萬曆皇帝聰明而敏銳；他自稱早慧似乎是有根據的。他博覽群書；甚至在他最後的日子裡，在他已深居宮廷幾十年，並已完全和他的官吏們疏遠了時，按照他時代的標準，他仍然博聞廣識。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一書將萬曆皇帝的荒怠，聯繫到萬曆皇帝與文官群體在“立儲之爭”觀念上的對抗。怠政則是萬曆皇帝對文官集團的報復。黃仁宇說：“他（即萬曆皇帝）身上的巨大變化發生在什麼時候，沒有人可以做出確切的答覆。但是追溯皇位繼承問題的發生，以及一連串使皇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的出現，那麼1587年丁亥，即萬曆十五年，可以作為一條界線。這一年表面上並無重大的動盪，但是對本朝的歷史卻有它特別重要之處。”在《萬曆十五年》文末總結，“1587年，是為萬曆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于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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