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館藏瓷器 瓷器是一種特殊的商品， 作為日用器皿經久耐用， 同時也是文化的載體。 在中國瓷器上不僅繪有中國風格的紋飾， 也有纏枝紋飾、寶相花等從西域流傳而來的圖案。 自漢唐以來的陸上絲綢之路行商不斷， 明代嘉靖以後海上絲綢之路日漸繁榮， 作為這兩條貿易通道上的重要商品， 中國陶瓷見證了中外交流的繁榮歷史。
大英博物館瓷器
瓷器是一種特殊的商品， 作為日用器皿經久耐用， 同時也是文化的載體。 在中國瓷器上不僅繪有中國風格的紋飾， 也有纏枝紋飾、寶相花等從西域流傳而來的圖案。 自漢唐以來的陸上絲綢之路行商不斷， 明代嘉靖以後海上絲綢之路日漸繁榮， 作為這兩條貿易通道上的重要商品， 中國陶瓷見證了中外交流的繁榮歷史。
千年漢唐， 絲路悠長
自漢代以來， 中國瓷器都是領先世界的獨特產品，
漢唐時期， 陸路貿易十分繁榮， 唐代三彩陶瓷的西域商人、駱駝， 以及黑人陶俑等， 都記錄下當年絲路之上的繁華景象。
中國瓷器不僅銷往古代絲路沿線各國， 還遠銷非洲與中東。 在古代埃及的上京福斯塔特城、伊拉克的薩馬拉， 以及在波斯、日本等許多地方都出土了唐代中國陶瓷瓷片。 與此同時， 這些國家也紛紛仿製中國瓷器。 例如現藏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伊朗產波斯三彩碗出土于伊朗尼沙布林， 便是西元10世紀時， 伊朗工匠仿唐三彩的作品。
當時只有中國才能燒制瓷器， 西域各國都把自己國家的器型、紋飾帶到中國定做。 例如現藏於陝西省博物館的“三彩象首杯”，
幽藍神采， 漫染絲路
及至宋代， 由於與金、遼兩國的戰爭， 宋政府對外貿易重點轉向海上。 隨後， 成吉思汗的鐵騎橫跨歐亞大陸， 中國元代陸地貿易重新成為主導， 馬可·波羅講述的中國故事再度喚起西方人對中國的嚮往， 對中國瓷器的熱情。 現藏於土耳其托布卡比宮的大量元青花瓷器， 在東南亞各國、波斯灣和絲綢之路沿線各地出土的大量元青花瓷， 以及義大利著名畫家喬凡尼·貝裡尼在1514年繪製的油畫《諸神之宴》中，
元青花瓷之“藍”， 是文化交流的結晶。 其實， 青花瓷中的白、藍兩色並非中國主流文化色彩：白色是伊斯蘭文明中的主流色， 藍色則是兩河流域貴族崇尚的色彩。 同時， 元青花中許多器型來自阿拉伯遊牧民族， 如扁壺、高足杯(碗)等， 例如藏於伊朗國家博物館的“青花鳳凰瑞獸穿花紋四系扁方壺”， 造型精美大方， 紋飾繪畫精緻， 青花色澤濃豔而明快。
在瓷器上講故事， 漂洋過海弘揚中國文化的傳統， 始于元代青花瓷。 自此， 瓷器作為文化載體所具有的文化傳播力量愈發明顯。 例如， 元青花瓷上就有“蕭何月下追韓信”梅瓶(現南京市博物館藏)、昭君出塞圖罐(現日本出光美術館藏)、劉備三顧茅廬罐(英國裴格斯基金會藏)， 還有元雜劇故事《青衫淚紋飾梅瓶》(現英國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藏)。
明永樂年間，埃及、伊朗與中東、東非一帶都曾有將金屬器型拿到中國定制相同樣式瓷器的記錄。現藏于大英博物館的青花瓷底座，其造型和裝飾均仿製一件埃及馬穆魯克的黃銅底座，黃銅原件上刻著君王的名稱和頭銜，在瓷器上也有仿效。
牽星過洋，瓷耀中西
自秦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雛形業已存在，《漢書·地理志》中就有記載，但在唐朝以前，中外貿易交流主要集中于陸路。海上絲路的繁榮起始於南宋，南宋政府甚至專門建立了市舶司來管理海上貿易。宋高宗趙構曾說：“市舶利最厚，若措置合怡，所得動以百萬。”自明朝永樂年間起，鄭和7次下西洋，極大促進了海外貿易的發展，並提升了朝貢貿易量。洪武七年，明政府一次贈琉球國瓷器7萬餘件;洪武十六年，賜台城和真臘各1.9萬件。
明代嘉靖年間，葡萄牙人到達中國南海，在沒有得到貿易許可之時，便在景德鎮定制家族紋章瓷。1557年，葡萄牙人獲准定居澳門，正式與中國開展貿易。此後百餘年裡，在中國與葡萄牙、荷蘭的貿易歷史上，中國出口的青花瓷均以克拉克樣式為主。
克拉克瓷因繪有大量中國傳統紋飾和人物服裝深受歐洲人喜愛，荷蘭小鎮代爾夫特更因仿製中國克拉克青花瓷聞名全歐。如今，在德國德累斯頓博物館中，藏有數千件品質精美的中國青花、釉裡紅和五彩瓷，有些體型巨大，觀之十分震撼。據說，為得到中國瓷器，普魯士國王曾用180名龍騎士換取18件大花瓶，因此，這種高達1米多的康熙大花瓶，也被統稱為“龍騎花瓶”(圖②)。
由於中國瓷器十分珍貴，歐美各國王族平民均熱衷於將自己家族的紋章繪於瓷器之上，200多年來，共有6000多個家族在中國定制了紋章瓷(圖③)。在西方彩色紋章都已消失的今天，中國瓷器為歐美的古老家族保留下一份歷史記憶。在家族記憶之外，中國瓷器也記錄下歐洲的歷史事件與城市景觀，色澤歷經百年不變，鮮活如昨。數百年變遷後，歐洲各國城市風貌發生很大變化，但中國瓷器上的繪畫則保留了曾經的城市風貌，有古城大門，也有公園碼頭。
此外，由於歐洲人對中國瓷器和紋飾的喜愛，17、18世紀的歐洲各國曾刮起一陣“中國風”，當時歐洲人的室內裝飾和餐飲習慣，乃至自然觀、園林設計等都隨之發生了改變。
自明清以來，先有葡萄牙、荷蘭，後有英國、美國，持續300餘年，沿海上絲路與中國開展貿易。在諸多貿易物品中，中國瓷器作為中國文化的載體，將中華文明之美、之深厚遠播世界。美國建國後派往中國的船隻“皇后號”滿載美國新貴的希望，當時美國總統華盛頓得知辛辛那提協會在中國定制一批協會紋章瓷時，便立刻寫信給“皇后號”船長，希望購買這些瓷器。由於不知道華盛頓購買中國紋章瓷的具體件數，今天，拍賣行把辛辛那提協會紋章瓷當做總統收藏瓷進行銷售。(餘春明)
還有元雜劇故事《青衫淚紋飾梅瓶》(現英國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藏)。明永樂年間，埃及、伊朗與中東、東非一帶都曾有將金屬器型拿到中國定制相同樣式瓷器的記錄。現藏于大英博物館的青花瓷底座，其造型和裝飾均仿製一件埃及馬穆魯克的黃銅底座，黃銅原件上刻著君王的名稱和頭銜，在瓷器上也有仿效。
牽星過洋，瓷耀中西
自秦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雛形業已存在，《漢書·地理志》中就有記載，但在唐朝以前，中外貿易交流主要集中于陸路。海上絲路的繁榮起始於南宋，南宋政府甚至專門建立了市舶司來管理海上貿易。宋高宗趙構曾說：“市舶利最厚，若措置合怡，所得動以百萬。”自明朝永樂年間起，鄭和7次下西洋，極大促進了海外貿易的發展，並提升了朝貢貿易量。洪武七年，明政府一次贈琉球國瓷器7萬餘件;洪武十六年，賜台城和真臘各1.9萬件。
明代嘉靖年間，葡萄牙人到達中國南海，在沒有得到貿易許可之時，便在景德鎮定制家族紋章瓷。1557年，葡萄牙人獲准定居澳門，正式與中國開展貿易。此後百餘年裡，在中國與葡萄牙、荷蘭的貿易歷史上，中國出口的青花瓷均以克拉克樣式為主。
克拉克瓷因繪有大量中國傳統紋飾和人物服裝深受歐洲人喜愛，荷蘭小鎮代爾夫特更因仿製中國克拉克青花瓷聞名全歐。如今，在德國德累斯頓博物館中，藏有數千件品質精美的中國青花、釉裡紅和五彩瓷，有些體型巨大，觀之十分震撼。據說，為得到中國瓷器，普魯士國王曾用180名龍騎士換取18件大花瓶，因此，這種高達1米多的康熙大花瓶，也被統稱為“龍騎花瓶”(圖②)。
由於中國瓷器十分珍貴，歐美各國王族平民均熱衷於將自己家族的紋章繪於瓷器之上，200多年來，共有6000多個家族在中國定制了紋章瓷(圖③)。在西方彩色紋章都已消失的今天，中國瓷器為歐美的古老家族保留下一份歷史記憶。在家族記憶之外，中國瓷器也記錄下歐洲的歷史事件與城市景觀，色澤歷經百年不變，鮮活如昨。數百年變遷後，歐洲各國城市風貌發生很大變化，但中國瓷器上的繪畫則保留了曾經的城市風貌，有古城大門，也有公園碼頭。
此外，由於歐洲人對中國瓷器和紋飾的喜愛，17、18世紀的歐洲各國曾刮起一陣“中國風”，當時歐洲人的室內裝飾和餐飲習慣，乃至自然觀、園林設計等都隨之發生了改變。
自明清以來，先有葡萄牙、荷蘭，後有英國、美國，持續300餘年，沿海上絲路與中國開展貿易。在諸多貿易物品中，中國瓷器作為中國文化的載體，將中華文明之美、之深厚遠播世界。美國建國後派往中國的船隻“皇后號”滿載美國新貴的希望，當時美國總統華盛頓得知辛辛那提協會在中國定制一批協會紋章瓷時，便立刻寫信給“皇后號”船長，希望購買這些瓷器。由於不知道華盛頓購買中國紋章瓷的具體件數，今天，拍賣行把辛辛那提協會紋章瓷當做總統收藏瓷進行銷售。(餘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