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3年秋天， 習近平主席出訪東南亞時提出了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憑藉其宣導的高標準、高效、廉潔、綠色等理念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歡迎。
放棄“否決權”
長久以來， “否決權”是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一道護身符， 幾乎所有人都篤定亞投行不可能不要？甚至在其提議發出後就有人拋出亞投行是“中國版的佈雷頓森林體系”言論。
在世界銀行及IMF中， 雖然沒有明文指出美國擁有一票否決權， 但是由於兩者的議事規則均規定， 只有贊同票權重達到85％以上時， 重大決議才能通過。 而美國在兩者中佔有的投票權重分別為15．9％與16．8％，
然而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卻多次強調：“‘第一大股東’的地位不是特權， 而是責任、擔當。 作為一個在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大國， 中國將遵守國際通行準則， 不會以老大自居， 而是平等待人。 ”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中， 中國持有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股本占比為30．34％， 投票權占總投票權的26．06％。 但《協定》中也寫明：隨著新成員的不斷加入， 中方和其他創始成員的股份和投票權比例均將被逐步稀釋。
作為表決權股份超過25％的唯一成員， 中國目前對亞投行重要決定擁有事實上的否決權。 等到全部申請人都加入時， 中國準備交出這一權力。
雖然“否決權”只能是在針對自己不利的情況下進行防禦， 而不能對事件向好的方向發展起到推動作用， 但若放棄“否決權”意味著， 沒有哪個國家能在亞投行中主導決策進程。
據瞭解， 今後如果亞投行有新成員加入， 出資比率和投票權將根據國內生產總值還是國際發展領域的新夥伴， 但卻肩負著和“一帶一路”齊頭並進為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發展戰略的重要使命。
作為首個由中國倡議設立的多邊金融機構， 其全貌以及其可能要面臨的挑戰是什麼？本報獨家專訪了中金啟元國家新興產業引導基金董事長、中金資本總裁丁瑋，
丁瑋長期在世界銀行是由中國主導推動的第一個多邊的國際金融機構， 其從誕生的那一刻起， 即註定了要面對一場複雜的博弈。 如何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開行等國際組織平衡發展？作為金融機構， 防風險是第一要務， 亞投行又該如何防範貸款風險？中國經濟時報特別邀請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劉軍紅， 為讀者進一步解讀亞投行在世界金融格局中的博弈。
合作學習
中國經濟時報：最近亞投行和世行簽署了備忘錄加深合作， 您如何看待雙方的合作？
劉軍紅：亞投行致力於區域基礎設施建設專案融資， 解決地區互聯互通中的關鍵節點的相容性融資難題，
中國經濟時報：亞投行接受世界銀行的合作又是出於什麼考慮？
劉軍紅：目前， 從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更好完成互聯互通專案融資， 及其方法和信用建設角度， 亞投行存在與世行合作， 並學習的必要。 世行在發展金融、專案開發金融領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而且對二戰後的發展中國家為主的世界經濟發展歷史和現狀有較好的把握， 比如統計、調查及研究， 形成了很好的體系， 對這些經驗、體系和資料的掌握， 也是展開專案融資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 亞投行剛剛起步， 還遠沒有建起獨立的統計、調查體系和功能， 需要利用世行現有條件和體系。但這種合作並不意味二者的捆綁，與清邁倡議框架與IMF的關聯性合作不同，亞投行與世行的合作應該是項目、融資條件的合作。
中國經濟時報：亞投行除了基礎設施投資是否應該學習世行關注教育和扶貧等工作，亞投行民心相通應該如何落地？
劉軍紅：從當前的條件看，亞投行仍以致力於支援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突出其專業性，不宜過度追求類似世行、亞開行的發展金融業務。發展金融是需要條件的，也是需要政治支援的。亞開行總裁中尾武彥曾在《日本經濟新聞》撰文強調過亞開行展開發展金融的“八個條件”。事實上，發展金融的展開不僅僅需要“八個條件”，兼具發展、合作、協調等外交手段功能。扶貧、教育、環保，和諧發展問題都在其中。但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重點則在於解決基礎設施建設中的難題。美國奧巴馬政府就曾提出搞“基礎設施銀行”構想，其出發點是，美國50個州與聯邦政府之間，在基礎設施建設上，事實上存在“三不管”的空白地帶，至少存在各方法律不適用、財政達不到的空白處，而這裡正是基礎設施建設的關鍵節點，是突出表現整體基礎設施完整性的關鍵，也是基礎設施之所以能發揮基礎設施功能之關鍵所在。為了解決這些重要的“三不管”問題，需要設立聯邦基礎設施專業銀行，解決專業問題。而不是解決廣泛的發展問題，亞投行的專業性也正在於此。
控制風險
中國經濟時報：目前看亞投行規避貸款風險的方式主要是主權結算，從世行經驗看，主權結算是不是化解風險的萬能解藥？
劉軍紅：主權結算的主要特點事實上就是“政府信用擔保”，獨立主權國家的政府信用包括政治穩定、制度穩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這是確保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融資健全、可持續性的最關鍵條件。特別是亞投行的業務多以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專案為主要支持項目，金額大、週期長，非市場風險（甚至國家風險）高，使用市場運用方式分散風險、控制風險是不夠的，必須在制度上使用直接規避國家風險的方式。主權結算便是其中一種方式。即使從世行、亞行等發展金融的經驗看，這也僅僅是規避國家風險的方式之一，也不可能是包羅萬象的靈丹妙藥。
中國經濟時報：貸款風險評估，亞投行延用穆迪等三大國際評級機構是否有弊端？怎麼規避？
劉軍紅：儘管歷史經驗證明三大評級機構存在自身缺陷，但歷史實踐也證明，特別是市場實踐證明，其評級仍有市場信用性，是當今世界市場的最具市場信用度的評價體系。但是，這個風險評價體系並不能保證風險完全可規避。其評級僅限於對其發行債券的評級，即融資條件的評價。專案融資的風險是綜合的，並不是簡單的市場風險，因此，規避、管理風險的手段也是多樣的。除了一般市場分散風險、利用多種條件平衡風險與利益，比如掉期、套期保值等常態手段之外，專案實施後的“風險管理”，尤其是“非市場風險管理”“國家風險管理”也是重要的方式。
主 編丨毛晶慧 編 輯丨曹陽
【中國經濟時報--中國經濟新聞網 http://www.cet.com.cn】
需要利用世行現有條件和體系。但這種合作並不意味二者的捆綁，與清邁倡議框架與IMF的關聯性合作不同，亞投行與世行的合作應該是項目、融資條件的合作。中國經濟時報：亞投行除了基礎設施投資是否應該學習世行關注教育和扶貧等工作，亞投行民心相通應該如何落地？
劉軍紅：從當前的條件看，亞投行仍以致力於支援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突出其專業性，不宜過度追求類似世行、亞開行的發展金融業務。發展金融是需要條件的，也是需要政治支援的。亞開行總裁中尾武彥曾在《日本經濟新聞》撰文強調過亞開行展開發展金融的“八個條件”。事實上，發展金融的展開不僅僅需要“八個條件”，兼具發展、合作、協調等外交手段功能。扶貧、教育、環保，和諧發展問題都在其中。但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重點則在於解決基礎設施建設中的難題。美國奧巴馬政府就曾提出搞“基礎設施銀行”構想，其出發點是，美國50個州與聯邦政府之間，在基礎設施建設上，事實上存在“三不管”的空白地帶，至少存在各方法律不適用、財政達不到的空白處，而這裡正是基礎設施建設的關鍵節點，是突出表現整體基礎設施完整性的關鍵，也是基礎設施之所以能發揮基礎設施功能之關鍵所在。為了解決這些重要的“三不管”問題，需要設立聯邦基礎設施專業銀行，解決專業問題。而不是解決廣泛的發展問題，亞投行的專業性也正在於此。
控制風險
中國經濟時報：目前看亞投行規避貸款風險的方式主要是主權結算，從世行經驗看，主權結算是不是化解風險的萬能解藥？
劉軍紅：主權結算的主要特點事實上就是“政府信用擔保”，獨立主權國家的政府信用包括政治穩定、制度穩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這是確保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融資健全、可持續性的最關鍵條件。特別是亞投行的業務多以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專案為主要支持項目，金額大、週期長，非市場風險（甚至國家風險）高，使用市場運用方式分散風險、控制風險是不夠的，必須在制度上使用直接規避國家風險的方式。主權結算便是其中一種方式。即使從世行、亞行等發展金融的經驗看，這也僅僅是規避國家風險的方式之一，也不可能是包羅萬象的靈丹妙藥。
中國經濟時報：貸款風險評估，亞投行延用穆迪等三大國際評級機構是否有弊端？怎麼規避？
劉軍紅：儘管歷史經驗證明三大評級機構存在自身缺陷，但歷史實踐也證明，特別是市場實踐證明，其評級仍有市場信用性，是當今世界市場的最具市場信用度的評價體系。但是，這個風險評價體系並不能保證風險完全可規避。其評級僅限於對其發行債券的評級，即融資條件的評價。專案融資的風險是綜合的，並不是簡單的市場風險，因此，規避、管理風險的手段也是多樣的。除了一般市場分散風險、利用多種條件平衡風險與利益，比如掉期、套期保值等常態手段之外，專案實施後的“風險管理”，尤其是“非市場風險管理”“國家風險管理”也是重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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