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七百年來， 我們的命運與選擇。 ”
——國館君按
5月11日， 國館聯合浙江文藝出版社對易中天先生進行了專訪。 易中天穿一件黑色T恤， 往太師椅上一坐， 神采飛揚， 仿佛到了百家講壇的現場， 侃侃而談， 跟我們聊起了自2013年以來， 開始創作的《易中天中華史》。
視頻：國館聯合浙江文藝出版社專訪易中天老師
2013年5月2日， 易中天老師在自己的新浪博客發表長篇的致讀者書， 稱自己預備用5年時間， 把中國歷史重新梳理一遍， “從女媧寫到鄧小平， 寫出36卷本的《中華史》”。 計畫從2013年開始， 每季寫出兩卷本的《中華史》與讀者見面，
事實上， 這是一個宏大的計畫， 雖然， 易中天老師作為一名知名的文學教授， 有著相當好的學術素養和知識面。 但是此次寫作， 畢竟跨度長達數千年， 要寫盡5000年中華文明， 從上古到中古到近現代。 所需要查閱的資料， 思考的視野和格局， 和單一領域單一時間段的研究， 都有著本質的不同。
為此， 易中天潛居於江南某小鎮， 每天讀書寫作15個小時， 算得上是嘔心瀝血。
易中天老師甚至將這部《中華史》視為“我一生最後也是唯一的做皮”。
《易中天·中華史》前十六卷
但有一條是可以肯定的， 歷史的拐點肯定不放過
從女媧到鄧小平， 跨度幾十個世紀， 每天發生這麼多事情， 被記錄下來這麼多事情。 那麼， 寫中華史最大的問題來了， 那就是選材。
“就是哪些說哪些不說。 ”在我們的採訪中， 易中天老師說。
五千年文明， ——用易中天的寫法， 是3700年文明， 五千年文化。 這麼多人， 這麼多事兒， 總不能什麼都寫吧。 張三李四這些無名小輩都往書上寫， 別說36卷本， 三萬六千卷本也寫不完呀，
“所以我現在就是， 有一個想法， 絕不求全責備， 絕不面面俱到。 例如， 我想在糾結的一個事情， 王陽明要不要寫。 我寫了王陽明， 我寫不寫李贄呢？如果王陽明和李贄都寫， 不就變成思想史了嗎？”
王陽明是明中期的心學集大成者， 和朱熹都是齊名的；李贄是明代末期的思想家， 思想比較前沿， 甚至於公開批判君主制。 這些人雖然很偉大， 對歷史的影響也著實很大， 但在易中天老師的眼裡， 他們可能還是夠不上寫入《中華史》的標準。
那麼對於易中天來說， 標準是什麼？在我們採訪中， 易中天老師告訴我們， 是拐點。
“肯定的一條是， 歷史的拐點肯定不放過。 ”什麼叫拐點， 例如魏晉南北朝， 胡漢開始融合， 中國第一次出現南方和北方， 名教禮治崩壞， 人的個性全面釋放。 相較于秦漢， 這就是一個歷史拐點， 是一種社會階層的大變革， 也是社會思潮的大轉向。
易中天老師形容自己寫中華史是：“像新疆的坎兒井， 下面一條河流是通的， 水是通的， 但是地面上的井是一個一個隔開的。 ”《易中天中華史》正是如此， 從整個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流動來看， 36卷本一定是一以貫之融會貫通的， 但呈現出來的， 是一個又一個歷史拐點， 那些象徵著社會大變化的事件， 才能被寫出來。
用寫偵探小說的筆法寫《中華史》
錢穆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 大意是， 每個時代的歷史， 都是寫給當代人看的。 《史記》是寫給漢代人看得， 《三國志》是寫給西晉的人看得。 但嚴格來講， 在今天， 沒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歷史是寫給現代人看的。
白話文運動之後， 現代人的話語體系和古人的話語體系有著本質差別， 包括紀年法都是完全不同的， “不管是《續資治通鑒長編》，還是《續資治通鑒》，它所有的紀年，都是干支紀年。天干地支，甲子乙丑。熟悉的人知道，不熟悉的人就能完全不知道。”
為了讓現代讀者能夠讀得順暢，易中天老師還專門進行了轉換，把古人的紀年法，轉換成現代人熟悉的初一初二初三，十一十二十三，方便現代讀者閱讀。
為此，他還專門做了一個表，記載著歷史典籍上娜寫日子又發生了什麼事兒，然後進行排序，前前後後。採訪中，易中天老師詳細解釋道：“例如甲子就是朔望，朔就是初一，然後你順著往下數，就數得出它是初幾了。然後這樣做出一個年表，你看得清來龍去脈，哪件事情發生在前面，哪件事情發生在後面，這樣才知道歷史的真相在哪。”
在筆法上，易中天老師採用的是偵探小說的筆法，這一方面源於他經常看偵探小說，另一方面，偵探小說最講邏輯，而邏輯，正是中國歷代歷史典籍中最缺乏的。這一點，他深有感觸。在我們的採訪中，他說：“我們這個民族，傳下的一個傳統，不太講邏輯，你會發現兩個問題，一不太講邏輯，二不太講證據，主要講立場。然後發生什麼事情，先問你是哪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選邊，站隊，然後表達，表達都是情緒化的。”
這樣的傳統，在中國以往的歷史書籍中，都可以明顯看到。站隊比證據，比邏輯重要。易中天老師認為，邏輯和證據，才是最重要的，只有講邏輯，講證據，才能把歷史的真相擺出來，否則，寫出來的歷史就是御用歷史，沒什麼意義。故而在考證時，易中天老師也尤為慎重，“能用出土文物作為證據的，就用出土文物作為證據，不能，就用古文字，如果一定要用歷史文獻作證據的話，一定要仔細甄別。”
當然，用現代化話語體系和偵探小說的筆法寫《中華史》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好處，那就是通俗便讀，真正的歷史，寫起來應該很有意思，讀起來，也應該很有意思。
不討好任何人，堅持自己的史觀
易中天老師有一次接受採訪談自己寫的《中華史》時說：“我不討好任何人。”既不媚於上，也不媚於大眾。不是說，上面的人要我怎麼寫，我就怎麼寫。也不是說下面的想看什麼，我就寫什麼。易中天寫《中華史》最大的一個特點是，擺脫眾人的羈絆，堅持根據事實得出自己的看法。
在我們的採訪中，易中天老師講了幾個例子。
例如王安石變法，以前的人多支持司馬光，覺得司馬光的做法才是對的，王安石太沖了；現在的人多支持王安石，覺得司馬光太保守了。尤其是王安石說過的那句話：“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豪情萬丈，熱血沸騰。相比之下，司馬光無疑保守多了。擱在現代，很多人支持王安石的理由正在於此，王安石敢幹，敢變。
但易中天老師不這麼看：“我認為一個執政者，不能有大無畏什麼都不怕的精神，一定要有敬畏之心。當時就說了，說皇上最怕的就是天命，因為皇權太大了，皇權是不受制約的，不受監督的。如果濫用起來怎麼得了呢？那麼大一個國家，權力那麼集中，他還怕個老天爺嗎？那你現在天命不足畏，是不是就是胡來呢？膽大妄為啊。”
再例如隋煬帝，在我們的意識裡，對隋煬帝一貫持有批評態度，因為他太暴虐了，修運河，征高麗，自己也是窮奢極欲，老百姓沒法活。而易中天老師給的評價卻是這樣的八個字：“功德無量，勞民傷財。”
因為京杭大運河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起了太大的作用了，不僅是經濟層面，文化層面更甚，以前中國是沒有南北概念的，只有中央和四方的概念，中央就是中國，四方就是夷狄。南北概念是在南北朝之後才形成的。“而隋煬帝的京杭大運河的文化意志打通了南北，把南北打通了。”這就為後世唐太宗融合胡漢打下了基礎。“所以，這兩個人，隋煬帝和唐太宗，共同締造了後來的，這個盛唐氣象，打通南北，融合胡漢。”
採訪中，易中天老師強調：“我必須先去看史料，因為你不能先入為主，帶著這個結論去找材料，我的做法是，先把事實擺出來，再來討論。”這便是易中天老師所堅持的史觀。
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考。
《南方週末》在評價《易中天中華史》時，如此寫道：“中華民族到了最關鍵的時刻。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們有必要重新發現自己。打鐵還得自身硬，看得清自己才看得清世界。這就是《易中天中華史》的任務。”
這本書從上古中華文明開源之始，下迄近代，跨度數千年，而寫成這樣一本書，除了堅實的學術素養，還需要多麼巨集闊的眼光和胸懷。
古人寫史，是給古人看的，那麼今人的歷史在哪裡？幾乎沒有。所以我們很迫切需要一整由現代人寫的套梳理中華文明的中華史。
它必須足夠通俗，用現代話語體系寫就，沒有閱讀障礙；
它必須足夠有趣，文筆足夠優秀，能夠把歷史的血肉寫出來，插科打諢，令人不忍棄讀；
它也必須足夠有信服力，作者必須有足夠的學術修養，不會瞎扯，考證有力；
它也必須足夠寬容，擺脫意識形態的牽絆，擺脫非黑即白的價值判斷，盡可能貼近歷史中每一個人物，寫出他們的正義與邪惡，自私與大局觀，還有對現實的妥協無奈；
它也必須有足夠大的視野，縱向深挖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核，橫向比較中外兩種文明體系差異。
在本次國館聯合浙江文藝出版社的採訪中，我們發現，上述所有要求，易中天老師的《易中天中華史》都達到了。
對於我們而言，出入五千年文明，懂得過往，方知未來，在新的認知層級上，以更大的胸懷視野和格局看待世界，便是歷史對於個人的價值所在。
為了讓現代讀者能夠讀得順暢，易中天老師還專門進行了轉換，把古人的紀年法，轉換成現代人熟悉的初一初二初三，十一十二十三，方便現代讀者閱讀。
為此，他還專門做了一個表，記載著歷史典籍上娜寫日子又發生了什麼事兒，然後進行排序，前前後後。採訪中，易中天老師詳細解釋道：“例如甲子就是朔望，朔就是初一，然後你順著往下數，就數得出它是初幾了。然後這樣做出一個年表，你看得清來龍去脈，哪件事情發生在前面，哪件事情發生在後面，這樣才知道歷史的真相在哪。”
在筆法上，易中天老師採用的是偵探小說的筆法，這一方面源於他經常看偵探小說，另一方面，偵探小說最講邏輯，而邏輯，正是中國歷代歷史典籍中最缺乏的。這一點，他深有感觸。在我們的採訪中，他說：“我們這個民族，傳下的一個傳統，不太講邏輯，你會發現兩個問題，一不太講邏輯，二不太講證據，主要講立場。然後發生什麼事情，先問你是哪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選邊，站隊，然後表達，表達都是情緒化的。”
這樣的傳統，在中國以往的歷史書籍中，都可以明顯看到。站隊比證據，比邏輯重要。易中天老師認為，邏輯和證據，才是最重要的，只有講邏輯，講證據，才能把歷史的真相擺出來，否則，寫出來的歷史就是御用歷史，沒什麼意義。故而在考證時，易中天老師也尤為慎重，“能用出土文物作為證據的，就用出土文物作為證據，不能，就用古文字，如果一定要用歷史文獻作證據的話，一定要仔細甄別。”
當然，用現代化話語體系和偵探小說的筆法寫《中華史》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好處，那就是通俗便讀，真正的歷史，寫起來應該很有意思，讀起來，也應該很有意思。
不討好任何人，堅持自己的史觀
易中天老師有一次接受採訪談自己寫的《中華史》時說：“我不討好任何人。”既不媚於上，也不媚於大眾。不是說，上面的人要我怎麼寫，我就怎麼寫。也不是說下面的想看什麼，我就寫什麼。易中天寫《中華史》最大的一個特點是，擺脫眾人的羈絆，堅持根據事實得出自己的看法。
在我們的採訪中，易中天老師講了幾個例子。
例如王安石變法，以前的人多支持司馬光，覺得司馬光的做法才是對的，王安石太沖了；現在的人多支持王安石，覺得司馬光太保守了。尤其是王安石說過的那句話：“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豪情萬丈，熱血沸騰。相比之下，司馬光無疑保守多了。擱在現代，很多人支持王安石的理由正在於此，王安石敢幹，敢變。
但易中天老師不這麼看：“我認為一個執政者，不能有大無畏什麼都不怕的精神，一定要有敬畏之心。當時就說了，說皇上最怕的就是天命，因為皇權太大了，皇權是不受制約的，不受監督的。如果濫用起來怎麼得了呢？那麼大一個國家，權力那麼集中，他還怕個老天爺嗎？那你現在天命不足畏，是不是就是胡來呢？膽大妄為啊。”
再例如隋煬帝，在我們的意識裡，對隋煬帝一貫持有批評態度，因為他太暴虐了，修運河，征高麗，自己也是窮奢極欲，老百姓沒法活。而易中天老師給的評價卻是這樣的八個字：“功德無量，勞民傷財。”
因為京杭大運河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起了太大的作用了，不僅是經濟層面，文化層面更甚，以前中國是沒有南北概念的，只有中央和四方的概念，中央就是中國，四方就是夷狄。南北概念是在南北朝之後才形成的。“而隋煬帝的京杭大運河的文化意志打通了南北，把南北打通了。”這就為後世唐太宗融合胡漢打下了基礎。“所以，這兩個人，隋煬帝和唐太宗，共同締造了後來的，這個盛唐氣象，打通南北，融合胡漢。”
採訪中，易中天老師強調：“我必須先去看史料，因為你不能先入為主，帶著這個結論去找材料，我的做法是，先把事實擺出來，再來討論。”這便是易中天老師所堅持的史觀。
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考。
《南方週末》在評價《易中天中華史》時，如此寫道：“中華民族到了最關鍵的時刻。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們有必要重新發現自己。打鐵還得自身硬，看得清自己才看得清世界。這就是《易中天中華史》的任務。”
這本書從上古中華文明開源之始，下迄近代，跨度數千年，而寫成這樣一本書，除了堅實的學術素養，還需要多麼巨集闊的眼光和胸懷。
古人寫史，是給古人看的，那麼今人的歷史在哪裡？幾乎沒有。所以我們很迫切需要一整由現代人寫的套梳理中華文明的中華史。
它必須足夠通俗，用現代話語體系寫就，沒有閱讀障礙；
它必須足夠有趣，文筆足夠優秀，能夠把歷史的血肉寫出來，插科打諢，令人不忍棄讀；
它也必須足夠有信服力，作者必須有足夠的學術修養，不會瞎扯，考證有力；
它也必須足夠寬容，擺脫意識形態的牽絆，擺脫非黑即白的價值判斷，盡可能貼近歷史中每一個人物，寫出他們的正義與邪惡，自私與大局觀，還有對現實的妥協無奈；
它也必須有足夠大的視野，縱向深挖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核，橫向比較中外兩種文明體系差異。
在本次國館聯合浙江文藝出版社的採訪中，我們發現，上述所有要求，易中天老師的《易中天中華史》都達到了。
對於我們而言，出入五千年文明，懂得過往，方知未來，在新的認知層級上，以更大的胸懷視野和格局看待世界，便是歷史對於個人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