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才是汪曾祺所擅長的， 以篇幅來說， 他的一生中， 只寫短篇， 從未寫過長篇， 甚至中篇也沒有寫過， 最長的一篇文章是一萬七千字， 而短篇小說《虐貓》講述文革時小孩子虐貓的故事， 不到七百字。 在晚年時回顧自己的創作生涯時， 汪曾祺說， 這是因為他只知道短篇， 不知道長篇小說為何物。
其實， 汪曾祺並不是不知道長篇小說是什麼， 早在1947年， 在《短篇小說的本質》一文中， 他就說過， 長篇小說的“守護神”是因果關係， 長篇的結構編排也很重要。 而問題是， 實際人生從來不會這樣， “人生是散漫的， 不連貫的， 充滿千頭萬緒的”。
而短篇小說在汪曾祺眼中就不一樣了， 他認為， 短篇不光是篇幅的短， 更不能寫成長篇小說的大綱。 他對於“短篇”有一個理想化的想像——那是在小說形成之前就已經存在的東西， 好像宋儒所說， “未有此事物， 先有此事物的 ‘天理 ’。 ”所以他的《大淖記事》不能隨意抻長， 也不能縮短。
“小”也是題目， 汪曾祺說自己“只寫自己知道的”， 他的小說講的是熟悉地方高郵、昆明、上海、北京、張江口發生的熟悉的事， 寫人物也有的是有原型的， 他的散文談風俗、記食物， 還寫花鳥魚蟲。 不光如此， 他還用“三隻兔子的故事”諷刺那種沒有生活基礎卻隨意編造故事的做法。
三隻兔子住在兔圈裡， 他們說：“咱們寫小說吧？”
兩隻兔子把一隻兔子拖起來扔起來， 像體操技巧表演“扔人”那樣扔起來， 這只兔子向兔圈外面看了一眼， 在空中翻了一個跟頭， 落地了。
他們輪流扔。 三個人都向兔圈外面看了。
他們就寫小說。
小說寫成了， 出版了。
兒子汪朗這樣說父親——“汪曾祺真是一肚子壞水吧。 ”
而光是小的題目， 寫花鳥魚蟲、鹹菜、鴨蛋、必就有悠閒沖淡之意， 汪曾祺自認不是不食人間煙火、不動感情的人， 還很討厭中國的“忍”——認為這是一種庸俗的人生觀。 他說自己的作品比如《陳小手》是很沉痛的， 只是表面看來， 寫得比較平靜， 不那麼慷慨激昂而已。 他就算寫植物，
說到底， “小”， 也是一種自嘲的風格， 汪曾祺曾寫詩說之所以讀了中文、當了作家， 就是因為數學成績不好，
總是說文章不必寫太長， 也不愛讀板著面孔的說教， 所以汪曾祺才會說， “海明威比曹雪芹離我更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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