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
周恩來以優異的成績從南開學校畢業。
這是該校畢業同學錄上的周恩來小傳。
傅作義將軍與南開也是很有緣分的。
1930年春， 教育部派專員視察北平、天津之學校， 對南開印象甚好， 認為南開是私立學校之中“成績卓然”者。 張伯苓先生正好借此機會在社會上廣泛活動， 募集資金， 發展南開。 5月20日上午時任天津警備司令的傅作義將軍來南開大學拜訪張伯苓校長， 商洽學校發展事宜。 一番誠摯的交談之後已是晌午， 校長備粗菜四樣， 留傅作義在校午飯， 又談良久， 下午二時三刻傅作義才起身辭別。
張伯苓校長常說：“只要他們說好， 要錢就不愁沒詞了。 ”當年(即1930年)， 天津警備司令部就向南開大學捐助每年小站營田千頃租金， 共計25000元。這是傅作義將軍與南開學校的一段非常重要的交往，從那時起，南開學校將傅作義視作“熱心教育”的自己人，在那些動亂的歲月裡，南開人多次向他尋求庇護；而傅作義也為南開精神和校長的個人魅力所感染，對張校長必是以禮相待，對南開的事也是照顧有加。
1948年底，解放軍兵臨城下。天津警備司令部以南開大學學生散發共產黨傳單為由，要武裝軍警進駐校園內搜查。南開大學學生聞之義憤填膺，好幾百名學生結隊守衛在學校門口，維護校園的一方淨土。雙方僵持不下，對峙了一天多，最後士兵與學生發生了武裝糾紛，數名學生受傷。為此，南開師生積極奔走，尋求各界之支援。1948年12月22日，南開教授44人聯名致電南開的老朋友、時任華北“剿匪”總司令的傅作義將軍，呼籲維護文化教育，反對駐軍學校。最後，這場校園風潮以駐軍撤出而告以平息。
世態迭變，重以滄桑。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族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紀元。傅作義將軍由於實現北平和平過渡而獲得政治上的新生；張伯苓校長于1949年11月在重慶迎接解放，並慨然要把重慶南開中學獻給國家。1950年，滿園春色撩起了張伯苓的思鄉之情，5月，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安排下，張伯苓夫婦乘坐飛機從重慶來到新中國的首都北京，住傅作義寓所。此次張伯苓夫婦北歸，周總理特地將校長的住所安排在傅作義家中，正是考慮到傅作義早年與南開的那層關係，又由於在30年代，傅作義家屬曾與張伯苓夫婦同住在重慶沙坪壩津南村教職員住宅區內，傅作義之女傅冬菊又就讀于重慶南開中學，因此兩家素有往來，交情也不錯。這一回，兩位故友又被歷史安排在了一起，一住便是四個多月，張伯苓與傅作義時常坐下來暢談舊事，感慨人生。
周恩來與南開大學（節選自：南開大學黨委宣傳部 南開大學校史研究室 徐悅）
1913年8月，素有“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志向的周恩來，考入天津南開學校（即今天津市南開中學。當時的南開學校辦學規模僅為中學，從1919年至1928年，逐步發展成為包括大學、中學、女中、小學在內的南開系列學校完整教育體系）。南開學校注重德、智、體、美“四育”並進的教育理念，以及嚴格的學習和生活管理制度，對青年時期的周恩來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校期間，他品學兼優，國文和數學成績尤為突出。與此同時，周恩來積極參加課外活動，表現出很強的社會活動能力和組織能力。他與同學共同創辦“敬業樂群會”，主持出版了會刊《敬業》，並先後擔任過《校風》的總經理、演說會副會長、國文學會幹事、江浙同學會會長、新劇團佈景部副部長、暑假樂群會總幹事和班中幹事。他對公益活動盡心盡力，曾在致友人信中說：“課外事務則如蝟集，東西南北，殆無時無地而不有責任系諸身。人視之以為愚，弟當之尚覺倍有樂趣存於中。”《南開學校第十次畢業同學錄》中對周恩來的評語是：“君性溫和誠實，最富於感情，摯于友誼，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盡力。”他的人品與才學深得嚴修和張伯苓的賞識，張伯苓曾多次說過：“周恩來是南開最好的學生。” 周恩來於1917年6月從南開學校畢業，同年9月東渡日本求學。臨行前，寫下了那首抒發他青年時期救國抱負的著名詩篇：“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在日本度過一年半留學時光後，1919年4月，周恩來得知南開學校即將創辦大學部的消息，遂決定回國在南開繼續深造。周恩來回到天津時，正值五四運動如火如荼之際，他以校友身份天天到南開去，積極投身愛國學生運動。 1919年9月25日南開大學開學紀念（後排左一為周恩來）。 1919年9月25日，南開大學正式開學（對內稱南開學校大學部），首期招收學生96人，周恩來經嚴修、張伯苓批准免試入文科學習，學籍註冊62號。至今，南開大學檔案館裡仍珍藏著當年周恩來的入校登記表和開學典禮合影。大學期間，周恩來利用業餘時間成立了“南開出校學生通訊處”（今南開校友總會前身），自任“辦事人”，為廣大校友服務。他親自撰寫了《南開出校學生通訊處細則》，並在校刊上發表了一封《給南開出校同學的信》，號召校友廣提建議，“為南開謀精神上的發展，事業上的改造”。此外，周恩來還受張伯苓校長委託，在修身班上向全校師生宣佈教育改革大綱。
1919年秋，南開大學學生周恩來、馬駿等人發起並組織天津青年學生進步社團——覺悟社，此為覺悟社成員合影（後排右一為周恩來）。 周恩來深受南開愛國傳統的薰陶，在此期間，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了領導天津愛國學生運動之中，1919年7月創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並任主編，9月組織創建革命團體覺悟社。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等學生領袖領導天津各校學生數千人到北洋政府直隸省公署請願，遭到逮捕。這年舊曆春節，張伯苓到員警廳探望了周恩來和南開其他被捕學生。被轉入獄中關押後，周恩來帶領難友堅持鬥爭，並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後經多方營救，反動當局被迫於7月17日釋放了周恩來等人。 周恩來在獄中就有了赴歐洲尋求救國真理的打算。他出獄後，嚴修與張伯苓商定，在南開設立“范孫獎學金”，資助周恩來和另一名學生李福景出國留學。為此，嚴修特地給北洋政府駐英公使顧維鈞寫了介紹信，還專門在嚴家賬上為周恩來立了戶頭，每半年支款一次，均托人負責轉寄。周恩來後來回憶：“當時有朋友提到，我用嚴修的錢，卻成為一個共產黨人。嚴修回答說：‘人各有志，不能相強。’”對此，周恩來十分感激，始終念念不忘，曾多次從張伯苓處要去嚴修的照片，並在新中國成立後親自囑託嚴修侄孫嚴仁曾及相關人員編寫嚴修年譜、整理嚴修日記。 全民族抗戰爆發前後，為建立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恩來與張伯苓及南開校友有了較多聯繫與接觸。1936年5月15日，周恩來在瓦窯堡給張伯苓寫了一封親筆信，言道：“不親先生教益，垂廿載矣。曾聞師言，中國不患有共產黨，而患假共產黨。自幸革命十餘年，所成就者，尚足為共產黨之證，未曾以假共產黨之行敗師訓也。”他還請“負華北重望”的張伯苓“一言為天下先”，促成各方“統一對外，並開抗日人民代表會議”。不久，周恩來在延安接受天津一家英文報刊《華北明星報》採訪時談道：“我在天津南開讀中學、大學。這個學校教學嚴格，課外活潑，我以後參加革命活動是有南開教育影響的。”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後，代理行政院長孔祥熙致電張伯苓，請張赴陝從中斡旋。未及動身，事變在中共主導下得到和平解決，張伯苓異常高興，在南開大學召開的大會上發表講演，稱：“西安事變解決得這麼好，咱們的校友周恩來起了很大的作用，立了大功。”不久，南開大學收到周恩來化名“約翰騎士”發來的英文復函，感謝南開師生致電慰問，並希望同學們關心國家命運，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 1938年5月，在武漢的100多名南開校友集會，歡迎到武漢為南開募捐的老校長張伯苓。周恩來出席並講話說：“南開除嚴格之訓練與優良之校風外，有兩點至可注意：一為抗日禦侮之精神，一為注意科學訓練。”會上放映了南開和校友的有關照片，當出現長征途中留著鬍鬚身穿戎裝的周恩來照片時，張伯苓用手杖指著對大家說：“這個腦袋要值十萬塊錢。”眾所周知，抗戰前蔣介石曾以十萬元高價懸賞周恩來首級。當即便有校友開玩笑回應：“校長，您可以領著周校友到蔣先生那裡，向他要幾十萬塊錢，這不是很好的募款方法嗎！”周恩來、張伯苓和校友們聽後一起開懷大笑。 周恩來在重慶領導統戰工作期間，常到沙坪壩津南村看望南開師友，縱論天下大勢，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激勵大家團結抗日。在一次對南開師生的演講中，周恩來結合形勢對“公能”校訓作了新的解釋，他說：“在當前，公，就是國家大事，就是抗戰到底，取得最後勝利，把日本侵略者趕出我神聖的領土；能，就是學習，學好抗日的本領、建國的本領，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他的《抗戰建國與南開精神》等講話，在南開校友和師生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1948年底，解放軍兵臨城下。天津警備司令部以南開大學學生散發共產黨傳單為由，要武裝軍警進駐校園內搜查。南開大學學生聞之義憤填膺，好幾百名學生結隊守衛在學校門口，維護校園的一方淨土。雙方僵持不下，對峙了一天多，最後士兵與學生發生了武裝糾紛，數名學生受傷。為此，南開師生積極奔走，尋求各界之支援。1948年12月22日，南開教授44人聯名致電南開的老朋友、時任華北“剿匪”總司令的傅作義將軍，呼籲維護文化教育，反對駐軍學校。最後，這場校園風潮以駐軍撤出而告以平息。
世態迭變，重以滄桑。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族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紀元。傅作義將軍由於實現北平和平過渡而獲得政治上的新生；張伯苓校長于1949年11月在重慶迎接解放，並慨然要把重慶南開中學獻給國家。1950年，滿園春色撩起了張伯苓的思鄉之情，5月，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安排下，張伯苓夫婦乘坐飛機從重慶來到新中國的首都北京，住傅作義寓所。此次張伯苓夫婦北歸，周總理特地將校長的住所安排在傅作義家中，正是考慮到傅作義早年與南開的那層關係，又由於在30年代，傅作義家屬曾與張伯苓夫婦同住在重慶沙坪壩津南村教職員住宅區內，傅作義之女傅冬菊又就讀于重慶南開中學，因此兩家素有往來，交情也不錯。這一回，兩位故友又被歷史安排在了一起，一住便是四個多月，張伯苓與傅作義時常坐下來暢談舊事，感慨人生。
周恩來與南開大學（節選自：南開大學黨委宣傳部 南開大學校史研究室 徐悅）
1913年8月，素有“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志向的周恩來，考入天津南開學校（即今天津市南開中學。當時的南開學校辦學規模僅為中學，從1919年至1928年，逐步發展成為包括大學、中學、女中、小學在內的南開系列學校完整教育體系）。南開學校注重德、智、體、美“四育”並進的教育理念，以及嚴格的學習和生活管理制度，對青年時期的周恩來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校期間，他品學兼優，國文和數學成績尤為突出。與此同時，周恩來積極參加課外活動，表現出很強的社會活動能力和組織能力。他與同學共同創辦“敬業樂群會”，主持出版了會刊《敬業》，並先後擔任過《校風》的總經理、演說會副會長、國文學會幹事、江浙同學會會長、新劇團佈景部副部長、暑假樂群會總幹事和班中幹事。他對公益活動盡心盡力，曾在致友人信中說：“課外事務則如蝟集，東西南北，殆無時無地而不有責任系諸身。人視之以為愚，弟當之尚覺倍有樂趣存於中。”《南開學校第十次畢業同學錄》中對周恩來的評語是：“君性溫和誠實，最富於感情，摯于友誼，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盡力。”他的人品與才學深得嚴修和張伯苓的賞識，張伯苓曾多次說過：“周恩來是南開最好的學生。” 周恩來於1917年6月從南開學校畢業，同年9月東渡日本求學。臨行前，寫下了那首抒發他青年時期救國抱負的著名詩篇：“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在日本度過一年半留學時光後，1919年4月，周恩來得知南開學校即將創辦大學部的消息，遂決定回國在南開繼續深造。周恩來回到天津時，正值五四運動如火如荼之際，他以校友身份天天到南開去，積極投身愛國學生運動。 1919年9月25日南開大學開學紀念（後排左一為周恩來）。 1919年9月25日，南開大學正式開學（對內稱南開學校大學部），首期招收學生96人，周恩來經嚴修、張伯苓批准免試入文科學習，學籍註冊62號。至今，南開大學檔案館裡仍珍藏著當年周恩來的入校登記表和開學典禮合影。大學期間，周恩來利用業餘時間成立了“南開出校學生通訊處”（今南開校友總會前身），自任“辦事人”，為廣大校友服務。他親自撰寫了《南開出校學生通訊處細則》，並在校刊上發表了一封《給南開出校同學的信》，號召校友廣提建議，“為南開謀精神上的發展，事業上的改造”。此外，周恩來還受張伯苓校長委託，在修身班上向全校師生宣佈教育改革大綱。
1919年秋，南開大學學生周恩來、馬駿等人發起並組織天津青年學生進步社團——覺悟社，此為覺悟社成員合影（後排右一為周恩來）。 周恩來深受南開愛國傳統的薰陶，在此期間，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了領導天津愛國學生運動之中，1919年7月創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並任主編，9月組織創建革命團體覺悟社。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等學生領袖領導天津各校學生數千人到北洋政府直隸省公署請願，遭到逮捕。這年舊曆春節，張伯苓到員警廳探望了周恩來和南開其他被捕學生。被轉入獄中關押後，周恩來帶領難友堅持鬥爭，並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後經多方營救，反動當局被迫於7月17日釋放了周恩來等人。 周恩來在獄中就有了赴歐洲尋求救國真理的打算。他出獄後，嚴修與張伯苓商定，在南開設立“范孫獎學金”，資助周恩來和另一名學生李福景出國留學。為此，嚴修特地給北洋政府駐英公使顧維鈞寫了介紹信，還專門在嚴家賬上為周恩來立了戶頭，每半年支款一次，均托人負責轉寄。周恩來後來回憶：“當時有朋友提到，我用嚴修的錢，卻成為一個共產黨人。嚴修回答說：‘人各有志，不能相強。’”對此，周恩來十分感激，始終念念不忘，曾多次從張伯苓處要去嚴修的照片，並在新中國成立後親自囑託嚴修侄孫嚴仁曾及相關人員編寫嚴修年譜、整理嚴修日記。 全民族抗戰爆發前後，為建立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恩來與張伯苓及南開校友有了較多聯繫與接觸。1936年5月15日，周恩來在瓦窯堡給張伯苓寫了一封親筆信，言道：“不親先生教益，垂廿載矣。曾聞師言，中國不患有共產黨，而患假共產黨。自幸革命十餘年，所成就者，尚足為共產黨之證，未曾以假共產黨之行敗師訓也。”他還請“負華北重望”的張伯苓“一言為天下先”，促成各方“統一對外，並開抗日人民代表會議”。不久，周恩來在延安接受天津一家英文報刊《華北明星報》採訪時談道：“我在天津南開讀中學、大學。這個學校教學嚴格，課外活潑，我以後參加革命活動是有南開教育影響的。”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後，代理行政院長孔祥熙致電張伯苓，請張赴陝從中斡旋。未及動身，事變在中共主導下得到和平解決，張伯苓異常高興，在南開大學召開的大會上發表講演，稱：“西安事變解決得這麼好，咱們的校友周恩來起了很大的作用，立了大功。”不久，南開大學收到周恩來化名“約翰騎士”發來的英文復函，感謝南開師生致電慰問，並希望同學們關心國家命運，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 1938年5月，在武漢的100多名南開校友集會，歡迎到武漢為南開募捐的老校長張伯苓。周恩來出席並講話說：“南開除嚴格之訓練與優良之校風外，有兩點至可注意：一為抗日禦侮之精神，一為注意科學訓練。”會上放映了南開和校友的有關照片，當出現長征途中留著鬍鬚身穿戎裝的周恩來照片時，張伯苓用手杖指著對大家說：“這個腦袋要值十萬塊錢。”眾所周知，抗戰前蔣介石曾以十萬元高價懸賞周恩來首級。當即便有校友開玩笑回應：“校長，您可以領著周校友到蔣先生那裡，向他要幾十萬塊錢，這不是很好的募款方法嗎！”周恩來、張伯苓和校友們聽後一起開懷大笑。 周恩來在重慶領導統戰工作期間，常到沙坪壩津南村看望南開師友，縱論天下大勢，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激勵大家團結抗日。在一次對南開師生的演講中，周恩來結合形勢對“公能”校訓作了新的解釋，他說：“在當前，公，就是國家大事，就是抗戰到底，取得最後勝利，把日本侵略者趕出我神聖的領土；能，就是學習，學好抗日的本領、建國的本領，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他的《抗戰建國與南開精神》等講話，在南開校友和師生中引起了強烈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