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說：“藝術中沒有進步的概念， 因為不管我們回頭看多遠， 都會發現前人已經達到了完美的境界……假如有人認為幾個世紀的努力已經使我們進一步接近完美，
一般而言， 撰寫本國人的歷史大多難以擺脫“光榮與夢想”模式的窠臼， 即通過撫今追昔， 在總體肯定本國輝煌歷史的同時， 以史為鑒， 觀照當下和未來。 而外國人寫他國歷史， 則主要處於一種不同民族和國家間交往與傳播的客觀需要。 歷史一如既往充滿著複雜性、多面性的魅力。 千秋功罪集于一身的李鴻章發出天問， “一萬年來誰著史”?中國歷史浩如煙海， 一篇讀罷頭飛雪。 新近湧現的大陸臺灣日本美國四地中國通史雅俗共賞， 各有千秋， 歷史的魅力在此灼灼生輝， 堪為典範。 四地通史按大陸引進或出版時間先後順序排列， 計有：2014年廣西師大引進出版的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
第七屆北京閱讀季期間， 大陸臺灣日本美國四地中國通史鑒賞沙龍在中信書店舉行，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王子今、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馬勇、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孫曉、華夏出版社副總編輯潘平作為主講嘉賓與讀者一起分享四大中國通史的精華。
作為新近中國通史的佼佼者， 四套通史都是有全球視野的。 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美國《哈佛中國史》域外看中國乃情理之中。 對於前者， 清華大學教授張國剛先生說：“在國際中國史研究中， 日本學者有獨特的優勢， 形成了自己學術風格和學術傳統。 由於文化傳統和學術傳統不同， 西洋人、東洋人觀察中國歷史的角度和興趣、重點也不同， 所以， 在許多方面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對於後者， 20世紀90年代初清史研究專家朱維錚教授對《哈佛中國史》的主編、漢學家蔔正民所說的一段話啟迪了這套書的創作， “你想像中國是一個僅有一扇窗戶的房間。 我坐在房間裡面， 屋裡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
從創作者角度來看，大陸社科院五卷本《中國通史》、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美國《哈佛中國史》都是集體撰稿，臺灣版《姚著中國史》則是姚大中先生一人獨自創作。大陸社科院五卷本《中國通史》和美國《哈佛中國史》每卷都是由這個歷史時段專業歷史學者撰寫的。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則不一定由歷史領域學者創作，大家各寫各的，保持最基本的形式上的一致，至於內容上作者最大限度地放開來寫。姚大中先生是臺灣東吳大學教授，早年畢業于中央大學，後在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專職研究中國古代史。這種學術背景使得《姚著中國史》具有兩個明顯特徵，一是彙聚大陸臺灣日本蘇聯多地研究成果；二是敘述語言古雅，錢穆遺風再現。
從創作目的來看，大陸社科院五卷本《中國通史》、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美國《哈佛中國史》都是學者寫給大眾的中國通俗歷史，希冀充當聯結學術研究與大眾閱讀的橋樑。因此，它們都規避了專業歷史著作的艱深晦澀，語言比較通曉流暢，兼具學術性與可讀性。臺灣版《姚著中國史》則是創作者集傳統士人風骨與匠人精神于一身的產物。姚大中先生對中華文明飽含熱情而又異常冷峻。他耗盡畢生精力獨自創作了《姚著中國史》這部生平唯一恢弘巨著，奮力在中華歷史長河中撐篙前行，尋找中華民族卓越向上的力量。同時，他毫不忌諱中華文明的中衰，並在《後語》中告誡後人，“中國歷史是偉大的，但沒落的世家子而盡緬懷昔日榮華，表示的惟是懦弱。知恥庶近乎勇。忘懷歷史的民族註定滅亡，顧影自憐或自怨自艾，又或只會自打嘴巴，同樣為沒出息”。頗具古典之美。
此外，四種中國通史在創作體例、材料使用、跨學科研究等方面各有千秋。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美國《哈佛中國史》由於初衷都是寫給本國大眾看的，可能是為了規避理解異域文化的困難，二者都按照中國歷史的時間順序來安排。講談社《中國的歷史》按時間順序共分十卷，《哈佛中國史》叢書共六卷，分秦漢、南北朝、唐、宋、元明和清六個時代分野。大陸社科院五卷本《中國通史》則打破一般編年體歷史的窠臼，結合重要歷史事件和文物用100個專題講述中國歷史。臺灣版《姚著中國史》則是在民族史、邊疆史方面獨闢蹊徑，它在全部五卷中單獨用兩卷——《古代北西中國》《南方的奮起》從地理學視角詮釋中國歷史。在新材料使用方面，大陸社科院五卷本《中國通史》近水樓臺先得月，許多最新的考古發現都囊括其中。而美國《哈佛中國史》在引用史料時往往有中國人創作時意想不到或者不太關注的地方。在跨學科研究方面，美國《哈佛中國史》比較突出，其涉及天文學、地理學、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氣候學、環境史等多個學科。而臺灣版《姚著中國史》不逞多讓，作者在《後語》中說得很明白：“傳統歷史偏向于政治史的敘述，但人類活動非限於政治層面，則同時也應該注視當時人的社會、經濟生活。還有，今日發達的考古學，應該可以加以利用，以改變傳統專憑文獻資料的習慣。同樣，社會學、地理學等諸學問，又何妨與歷史學結合，對歷史解明，應該只有幫助，而不致拒斥”。
總體來說，由於寫作者的學術背景不同，不僅價值取向有很大的差別，而且現實關懷也根本不同。大陸社科院五卷本《中國通史》關注的是中國崛起的大問題，因此，基本上以中國歷史上的大轉折、大事件、大趨勢為敘述終點，而且將敘述史學與分析史學結合起來，有利於深化讀者的歷史認識。臺灣版《姚著中國史》受到日本中國史研究的影響，對周邊民族、周邊國家的敘述分析有獨到之處，是其他幾部通史所不及的。《哈佛中國史》改變了以往“單線”的書寫方式，在幾乎每一卷中，都專門設有一章討論社會史意義上有關宗族、親屬、性別、日常禮儀的內容，比過去通史提供了更加立體的圖景，使歷史不再是嚴肅卻刻板的單一向度。在歷史文獻的運用方面，《哈佛中國史》雖然引用了一些邊緣文獻，但對中國正史文獻的重視不足，尤其是對中國學者近來的研究成果關注嚴重不足，使歷史停留在敘述的層面，分析層面顯得不足。此外，在讀者接受的過程中，審美距離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國外歷史學者的中國史在國內受到大眾歡迎，在於他們不同於中國久已習慣的歷史觀念、敘述方式和評價立場，這種審美異趣讓看慣或讀厭了中國歷史教科書的讀者感到別有一番滋味。
但作者姚大中先生在《前言》裡特意強調超越中國本土的視角：“中國在世界非為孤立，應該從敘述空間適度再擴大。本國人筆下的本國史，容易主觀而作身在其‘內’的環顧，觀察自有所局限。外國人置身事外，自上鳥瞰的客觀性系其長處，但究竟非中國人，透視深度不夠或只見屋頂未及屋內，又或存在先入為主偏見時，便非只遺憾而已。於適切今日時代的歷史觀點之下，調和中外雙方的治學方法與態度，又非不可能辦到”。這一點殊為難能可貴。這四部中外通史全球視野差別在於，大陸臺灣的中國通史由於本身的位置只能是“守正出奇”，日本美國的中國通史則“以奇為正”。兩方面互為補充，把中國的裡裡外外看的更加透徹、清晰。從創作者角度來看，大陸社科院五卷本《中國通史》、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美國《哈佛中國史》都是集體撰稿，臺灣版《姚著中國史》則是姚大中先生一人獨自創作。大陸社科院五卷本《中國通史》和美國《哈佛中國史》每卷都是由這個歷史時段專業歷史學者撰寫的。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則不一定由歷史領域學者創作，大家各寫各的，保持最基本的形式上的一致，至於內容上作者最大限度地放開來寫。姚大中先生是臺灣東吳大學教授，早年畢業于中央大學，後在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專職研究中國古代史。這種學術背景使得《姚著中國史》具有兩個明顯特徵，一是彙聚大陸臺灣日本蘇聯多地研究成果；二是敘述語言古雅，錢穆遺風再現。
從創作目的來看，大陸社科院五卷本《中國通史》、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美國《哈佛中國史》都是學者寫給大眾的中國通俗歷史，希冀充當聯結學術研究與大眾閱讀的橋樑。因此，它們都規避了專業歷史著作的艱深晦澀，語言比較通曉流暢，兼具學術性與可讀性。臺灣版《姚著中國史》則是創作者集傳統士人風骨與匠人精神于一身的產物。姚大中先生對中華文明飽含熱情而又異常冷峻。他耗盡畢生精力獨自創作了《姚著中國史》這部生平唯一恢弘巨著，奮力在中華歷史長河中撐篙前行，尋找中華民族卓越向上的力量。同時，他毫不忌諱中華文明的中衰，並在《後語》中告誡後人，“中國歷史是偉大的，但沒落的世家子而盡緬懷昔日榮華，表示的惟是懦弱。知恥庶近乎勇。忘懷歷史的民族註定滅亡，顧影自憐或自怨自艾，又或只會自打嘴巴，同樣為沒出息”。頗具古典之美。
此外，四種中國通史在創作體例、材料使用、跨學科研究等方面各有千秋。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美國《哈佛中國史》由於初衷都是寫給本國大眾看的，可能是為了規避理解異域文化的困難，二者都按照中國歷史的時間順序來安排。講談社《中國的歷史》按時間順序共分十卷，《哈佛中國史》叢書共六卷，分秦漢、南北朝、唐、宋、元明和清六個時代分野。大陸社科院五卷本《中國通史》則打破一般編年體歷史的窠臼，結合重要歷史事件和文物用100個專題講述中國歷史。臺灣版《姚著中國史》則是在民族史、邊疆史方面獨闢蹊徑，它在全部五卷中單獨用兩卷——《古代北西中國》《南方的奮起》從地理學視角詮釋中國歷史。在新材料使用方面，大陸社科院五卷本《中國通史》近水樓臺先得月，許多最新的考古發現都囊括其中。而美國《哈佛中國史》在引用史料時往往有中國人創作時意想不到或者不太關注的地方。在跨學科研究方面，美國《哈佛中國史》比較突出，其涉及天文學、地理學、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氣候學、環境史等多個學科。而臺灣版《姚著中國史》不逞多讓，作者在《後語》中說得很明白：“傳統歷史偏向于政治史的敘述，但人類活動非限於政治層面，則同時也應該注視當時人的社會、經濟生活。還有，今日發達的考古學，應該可以加以利用，以改變傳統專憑文獻資料的習慣。同樣，社會學、地理學等諸學問，又何妨與歷史學結合，對歷史解明，應該只有幫助，而不致拒斥”。
總體來說，由於寫作者的學術背景不同，不僅價值取向有很大的差別，而且現實關懷也根本不同。大陸社科院五卷本《中國通史》關注的是中國崛起的大問題，因此，基本上以中國歷史上的大轉折、大事件、大趨勢為敘述終點，而且將敘述史學與分析史學結合起來，有利於深化讀者的歷史認識。臺灣版《姚著中國史》受到日本中國史研究的影響，對周邊民族、周邊國家的敘述分析有獨到之處，是其他幾部通史所不及的。《哈佛中國史》改變了以往“單線”的書寫方式，在幾乎每一卷中，都專門設有一章討論社會史意義上有關宗族、親屬、性別、日常禮儀的內容，比過去通史提供了更加立體的圖景，使歷史不再是嚴肅卻刻板的單一向度。在歷史文獻的運用方面，《哈佛中國史》雖然引用了一些邊緣文獻，但對中國正史文獻的重視不足，尤其是對中國學者近來的研究成果關注嚴重不足，使歷史停留在敘述的層面，分析層面顯得不足。此外，在讀者接受的過程中，審美距離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國外歷史學者的中國史在國內受到大眾歡迎，在於他們不同於中國久已習慣的歷史觀念、敘述方式和評價立場，這種審美異趣讓看慣或讀厭了中國歷史教科書的讀者感到別有一番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