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桃疆
電視劇版《白鹿原》播出已過四分之一， 在市場上所占的份額僅為《歡樂頌2》的幾分之一。 儘管口碑很好， 但作為一部大眾文化作品， 傳播範圍如此有限， 很難對電視劇品質所產生的影響力和社會效果做出較高的期待。
在大眾文藝作品範疇內衡量這部作品， 電視劇版《白鹿原》在藝術上不可謂沒有追求。
出品方投入大量成本請知名編劇、知名導演、知名演員出演電視劇， 收視紅線即便不好看， 也心甘情願， 類似的例子在影視行業中屢見不鮮——這些有藝術追求的電視劇是用來評獎的、給出品方做品質背書的，
將眼光放得更長遠， 回溯歷史， 不難發現一個規律：既然選擇跟《白鹿原》沾邊， 就不要指望有大紅大紫、洛陽紙貴、萬人空巷的一天。 小說如此、電影如此， 電視劇也沒有逃過這片原的宿命。
已故作家陳忠實的《白鹿原》在《當代》雜誌上刊登時已經經歷過一次刪節，
電影版幾經波折上映之後票房藝術雙雙失意。 電影選擇改編了原著諸多副線故事中的一個， 將之放大到最大化， 輔以濃郁的陝西方言呈現在大銀幕上。 對於沒有讀過小說的觀眾而言難於理解， 同時又能氣死小說讀者， 兩頭不討好， 除了電影女主角， 影視、文學乃至監管層面沒有一方會因電影感到高興。
堪稱鴻篇巨制的電視劇版本面臨著與小說、電影同樣的難題。
儘管陳忠實的小說在文學評價上存在爭議， 但不可否認的是， 長篇小說《白鹿原》是有力量的， 它超越了簡單的意識形態問題， 從倫理錯位、時間洪流中揭示鄉村的悲劇， 有腐朽與陳舊之處， 但材料、結構、行文上還是結實的， 是非常有意義的。
正如小說揭示了白鹿原上人的命運， 小說經歷的曲折故事也解釋了“白鹿原”這一概念統轄的所有創作的命運。
比起頌揚對象明確的類型化正劇， 希冀通過漫長的訴說展現民族是如何從歷史中走向現在的《白鹿原》摻雜了許多難以言說的故事， 既不可控， 也不適合放到整體娛樂化的氛圍中進行展示。
電視劇《白鹿原》播出一集後遭遇臨時停播，
借用《大西洋月刊》雜誌撰稿人兼編輯德里克·湯普森的暢銷書《熱門炮製者》(Hit Makers)一書的觀點分析， 電視劇《白鹿原》全然不具有成為熱門劇的特質。
想要在瞬息變幻的大眾文化領域大鳴大放、大紅大紫起來，作品需要具備三點：新舊融合、尋找推手、重複曝光。
三點特質，就像召喚神龍必備的七顆龍珠，缺一不可。
電視劇《白鹿原》低調得很，只能在“新舊融合”上下一點功夫。
對比電影，電視劇對原著的改動更大。電視劇在大框上可以看到小說的影子，但也只有影子而已，張嘉譯、何兵、秦海璐演活了人物，但這些人物不是小說裡原上的白嘉軒、鹿子霖和仙草，只不過是恰好重名的人物而已。
電視劇對原上人物的關係以及家族結構也做了全新的調整。仙草從關係戶家早就相識的女娃變成了白嘉軒好心搭救的有緣人；小說中開篇就過世了的白家老爺子在電視劇中還多次表演陝式吃面；白家三個兒子中最小的白孝義在電視劇中被抹去了，順帶抹掉了孝義媳婦因為丈夫不育向兔娃借種生子的故事……
看完《白鹿原》，想吃褲帶面
這種改編一來是為了盡最大努力減少小說中大量對原始欲望、男女關係的展示，二來是為了強化戲劇衝突，提高電視劇的可看性。但在改動的過程中也難免出問題。
比如，小說中辛亥革命發生在白家閨女白靈出生之後，電視劇一開始辛亥革命就發生了，此時白嘉軒的大兒子還沒有出生，白靈進城讀書時北伐戰爭已經開始，從1912年清帝退位、老百姓剪辮子到1926年北伐中間僅僅過了十四年，問：電視劇中白靈進女校讀書時多少歲？
孫銥飾“白靈”
對於小說觀眾而言，電視劇展示的完全是另外一個發生在秦川大地上的故事，需要以全新的視角和眼光去看待的故事。《白鹿原》是有形式上的新舊融合，舊的東西來自具有封建象徵意義的祠堂、鄉約族規，新的東西是表現形式和對故事內涵的理解。
可《白鹿原》所展現出的新與舊，和炮製爆款所需要的新與舊在概念上是完全不同的。
炮製爆款所需要的“舊”，是大眾所熟悉的事物、現象，而“新”則是基於熟悉添加的新意，換言之“新舊融合”就是在大眾已經接受的範圍裡創作最前沿的東西，用湯普森的話講就是“適度的新鮮”(optimal newness)。
祠堂、書院、戲樓、鎮妖塔和閨房構成了小說《白鹿原》中最重要的幾個空間場景，這些空間是大多數電視劇觀眾所不熟悉的，它從真實的歷史中走出來，即便對空間中的場景做最大限度的現代化詮釋，仍然是陌生的。
電視劇中的祠堂和戲樓共同承擔了建立討論的公共空間，多數時間像是秦川上的眾議院，偶爾也承擔教堂的作用，戲樓與祠堂本可以作為一動一靜的互補，電視劇為了消解祠堂的封建屬性，讓這個地方熱鬧起來。
小說中的白鹿原是從舊到新的過程，一種對歷史的回溯和再現，有了前面構建的難以撼動的權力結構，才能體現革命及其所帶來的變化。
但在電視劇中自始自終都沒有壓迫感，倒不是因為電視劇一開始就把時間節點設定在了辛亥革命結束清朝統治，而是為了按照更加現代的思路塑造人物的內在需求。
電視劇《白鹿原》將男主角白嘉軒塑造成了一個趨近于完人的形象，一個瑕不掩瑜的高大形象，一個和小說中的白鹿村族長白嘉軒完全不同的形象。而何冰飾演的鹿子霖則完全站到了正面人物的對立面去。
安排白、鹿兆字輩、孝字輩的一代迅速成長起來之後，故事的重心很快便被轉移到這一代身上發生的故事上。年輕一輩的故事交織著新民主革命時期的思想，一方面又沒能完全擺脫鄉土文化的束縛，這一代的故事以及代際之間的糾葛構成了白鹿原最複雜的故事情節。
遺憾的是，被綁住手腳的電視劇改編很難展現出鬥爭的複雜性和深刻意義，加上年輕演員年輕化的表演，電視劇幾乎完全從那片原上放飛了，大人們成了次要角色。
小說的眾多主題之一，是封建社會對於女性的壓迫，到了電視劇中被簡化為地方習慣與新思潮的矛盾衝突。帶有迷信色彩的因果報應經過加工後變成了電視劇中單純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最具代表性的“封建迷信”已經不再像恐怖故事一樣對現代人構成威懾，使得現代化的《白鹿原》少了一絲神秘，也少了許多魅力。
受制於剪輯，《白鹿原》的流暢性並不好，全賴演員的表演撐場面。但光靠讚美演員的表演功力，是無法幫助《白鹿原》獲得更好的收效的，不紅是《白鹿原》的宿命，用書裡的話說，“要想在咱原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子”。
電視劇《白鹿原》全然不具有成為熱門劇的特質。想要在瞬息變幻的大眾文化領域大鳴大放、大紅大紫起來，作品需要具備三點：新舊融合、尋找推手、重複曝光。
三點特質，就像召喚神龍必備的七顆龍珠，缺一不可。
電視劇《白鹿原》低調得很，只能在“新舊融合”上下一點功夫。
對比電影，電視劇對原著的改動更大。電視劇在大框上可以看到小說的影子，但也只有影子而已，張嘉譯、何兵、秦海璐演活了人物，但這些人物不是小說裡原上的白嘉軒、鹿子霖和仙草，只不過是恰好重名的人物而已。
電視劇對原上人物的關係以及家族結構也做了全新的調整。仙草從關係戶家早就相識的女娃變成了白嘉軒好心搭救的有緣人；小說中開篇就過世了的白家老爺子在電視劇中還多次表演陝式吃面；白家三個兒子中最小的白孝義在電視劇中被抹去了，順帶抹掉了孝義媳婦因為丈夫不育向兔娃借種生子的故事……
看完《白鹿原》，想吃褲帶面
這種改編一來是為了盡最大努力減少小說中大量對原始欲望、男女關係的展示，二來是為了強化戲劇衝突，提高電視劇的可看性。但在改動的過程中也難免出問題。
比如，小說中辛亥革命發生在白家閨女白靈出生之後，電視劇一開始辛亥革命就發生了，此時白嘉軒的大兒子還沒有出生，白靈進城讀書時北伐戰爭已經開始，從1912年清帝退位、老百姓剪辮子到1926年北伐中間僅僅過了十四年，問：電視劇中白靈進女校讀書時多少歲？
孫銥飾“白靈”
對於小說觀眾而言，電視劇展示的完全是另外一個發生在秦川大地上的故事，需要以全新的視角和眼光去看待的故事。《白鹿原》是有形式上的新舊融合，舊的東西來自具有封建象徵意義的祠堂、鄉約族規，新的東西是表現形式和對故事內涵的理解。
可《白鹿原》所展現出的新與舊，和炮製爆款所需要的新與舊在概念上是完全不同的。
炮製爆款所需要的“舊”，是大眾所熟悉的事物、現象，而“新”則是基於熟悉添加的新意，換言之“新舊融合”就是在大眾已經接受的範圍裡創作最前沿的東西，用湯普森的話講就是“適度的新鮮”(optimal newness)。
祠堂、書院、戲樓、鎮妖塔和閨房構成了小說《白鹿原》中最重要的幾個空間場景，這些空間是大多數電視劇觀眾所不熟悉的，它從真實的歷史中走出來，即便對空間中的場景做最大限度的現代化詮釋，仍然是陌生的。
電視劇中的祠堂和戲樓共同承擔了建立討論的公共空間，多數時間像是秦川上的眾議院，偶爾也承擔教堂的作用，戲樓與祠堂本可以作為一動一靜的互補，電視劇為了消解祠堂的封建屬性，讓這個地方熱鬧起來。
小說中的白鹿原是從舊到新的過程，一種對歷史的回溯和再現，有了前面構建的難以撼動的權力結構，才能體現革命及其所帶來的變化。
但在電視劇中自始自終都沒有壓迫感，倒不是因為電視劇一開始就把時間節點設定在了辛亥革命結束清朝統治，而是為了按照更加現代的思路塑造人物的內在需求。
電視劇《白鹿原》將男主角白嘉軒塑造成了一個趨近于完人的形象，一個瑕不掩瑜的高大形象，一個和小說中的白鹿村族長白嘉軒完全不同的形象。而何冰飾演的鹿子霖則完全站到了正面人物的對立面去。
安排白、鹿兆字輩、孝字輩的一代迅速成長起來之後，故事的重心很快便被轉移到這一代身上發生的故事上。年輕一輩的故事交織著新民主革命時期的思想，一方面又沒能完全擺脫鄉土文化的束縛，這一代的故事以及代際之間的糾葛構成了白鹿原最複雜的故事情節。
遺憾的是，被綁住手腳的電視劇改編很難展現出鬥爭的複雜性和深刻意義，加上年輕演員年輕化的表演，電視劇幾乎完全從那片原上放飛了，大人們成了次要角色。
小說的眾多主題之一，是封建社會對於女性的壓迫，到了電視劇中被簡化為地方習慣與新思潮的矛盾衝突。帶有迷信色彩的因果報應經過加工後變成了電視劇中單純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最具代表性的“封建迷信”已經不再像恐怖故事一樣對現代人構成威懾，使得現代化的《白鹿原》少了一絲神秘，也少了許多魅力。
受制於剪輯，《白鹿原》的流暢性並不好，全賴演員的表演撐場面。但光靠讚美演員的表演功力，是無法幫助《白鹿原》獲得更好的收效的，不紅是《白鹿原》的宿命，用書裡的話說，“要想在咱原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