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資料所描述的世界與人們對周遭的現實感受， 終究有所不同。 就像每日裡天氣預報播報的氣溫刻度， 其實與每一個人的真實體感溫度有時會出現明顯差異。
比如， 假若告訴你2016年北京的十大重點服務業利潤總額下跌了11.3%， 且改革開放以來第三產業全行業利潤首次出現下滑， 而2015年同期還同比勁增了42%， 你很可能會不信。 然而這一切偏偏是真的。 當你出沒於工體、三裡屯、藍色港灣發現人頭依舊在攢動， 但這一年首都文體娛樂業的利潤卻足足少賺了28億元， 連帶從業人口也從2014年峰值時的14.86萬掉落至9.2萬。
有時， 親眼所見的恰是楚門的世界。
又比如， 65萬億。 這是3月1日國家發改委秘書長、新聞發言人李樸民透露的一個預期資料。 他說， 2017年全國32個省級單位（含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將會達到65萬億左右。 這個進入發改委已達十年之久的經濟學博士同時引述了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16年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度，
固定資產投資規模， 從來不像GDP增長率那般能挑動民眾對本國經濟發展判斷的神經。 甚至， 遠不及超市中雞蛋、豬肉的價牌， 街邊地產仲介對房價的最新標注更易激發某種情緒。
但， 必須說明一點， 這個枯燥的專業名詞非常重要， 作為一種風向， 它同樣左右著每一個國民未來的生存品質。
這意味著， 與2016年相比， 2017年一年時間內中國完成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量要達到5萬億左右。 一種慣有的思維定式， 準確地說是參照對比油然而生。 全球金融危機期間， 中國在2008年四季度到2010年年底， 用兩年時間完成了新增的4萬億刺激計畫。
並不奇怪。 之前當有媒體統計國內20多個省份分別發佈的固定資產投資額累計相權已達40多萬億時， “4萬億”也曾被拿來說事， 對“大水漫灌”的擔心撲面而來， 以至於李樸民不得不就兩者間的差異做特別說明。
李強調， 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分屬總量概念， 即全社會以貨幣表現的製造和購置固定資產的工作量及相關費用， 包括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及外商投資。 而投資刺激計畫顯然是特殊時點下由政府一家主導的增量行為。
事實上， 自2014年年底， 發改委推出交通運輸、城市軌道交通、能源礦產等12大類投資工程包以來， 投資再次成為中國經濟名副其實的壓艙石和推進器。 過去兩年間， 無論是投資規模、投資專案還是投資進度，
在2016年一季度， 國務院公佈第二次大督查情況， 湖南省的株洲市成為全國20個“穩增長”受表揚的單位之一。 對於像株洲這類投資主動作為、受到表揚的地方， 國務院直屬部門不僅會減少地方企業債券審批環節、給予重點專案安排支援， 還會將2016年督查收回的中央預算內投資和專項轉移支付沉澱資金挪予其用。 有獎自然有罰， 那些投資落實不力、進展緩慢的地方就會受到問責。 在東部的一些地區， 找專案， 特別是大項目已成為那裡的官員們最頭疼的事情。
這是中國經濟陌生又熟悉的場景。 它與過去有所不同， 但偏偏很難精准地概括區別究竟在哪裡。
這一結果讓人感到錯愕：政府手中曾經屢試不爽的投資引擎如此火熱， 但為何依然沒能完成既定的預期增長目標？沒錯， 當年由4萬億引爆的民營企業揭竿而起接棒加注的局面已然不再， 斷崖式下挫的背後—2016年民間投資增速同比下滑6.9%—當然是老闆們自主決策安全第一的結果。 至於外商投資， 商務部的資料說， 2017年首月又同比下降了9.2%。“春節因素”，這是某種官方解釋，而經濟學界和民間顯然也有自己的解讀。那麼曾充分體現中國國情和特色，歷來指哪打哪軍令如山的政府投資為何沒能填上缺口？一個正式的答案、一個非官方的答案，或者一個真實的答案，選哪個？
還有另外一個指標也值得注意：廣義貨幣餘額，俗稱M2。它通常被用來描述政府的貨幣投放情況。2016年，政府預設的M2增速為13%左右，實際增速是11.3%。粗略測算，2016年中國實際比計畫少投放了2萬多億元的貨幣。
這是緊貨幣的一種反應，也可說是財政政策再度超越貨幣政策的必然。
2017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其政府工作報告中通過不同的數位，既回憶了過去一年的成就和不易，也勾畫出當下一年的政經樣貌。人們根據它來揣摩下一步經濟冷暖和政策走向，好奇心更重的人則會從中品味諸多的微妙細節：2016年，中國完成了6.7%的預期經濟增速，但是完成投資卻比預期少了1.5萬億，另外還有超過2萬億的貨幣沒有投出去。
這意味著中國能用更少的貨幣投入、更少的投資規模，來完成一個符合預期的經濟增長目標嗎？
二
目前，人們再次被北京吸引—一年一次最重要的“兩會”正在召開。同樣，人們也不會忘記，一個更重要的黨的大會將在大半年後召開。
和過往四年一樣，李克強總理用了大量通俗、接地氣的語言來講述他的報告—這似乎也是這一屆中國最高領導層刻意凸顯的親民風格。不過人們更關心的是，這份經過最高決策層反復醞釀過的政府工作報告，究竟將如何安排2017年的經濟工作。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2017年的GDP增速被定為6.5%左右，“在實際工作中爭取更好結果”；與之搭配的是“更加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和“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請注意，這之間的前後秩序以及著重表達方式。作為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投資規模將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達2.38萬億元，比去年增加2000億元。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餘額預期增長均為12%左右。根據國家發改委發佈的資料，2017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預期增長9%左右。
從預期資料指標看，2017年的中國經濟實現了所謂GDP、投資和貨幣供應的“三降”和財政赤字的“一增”。按照測算，2017年中國要完成超過65萬億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到2017年年底M2餘額要達到173.6萬億，2017年比2016年多投放貨幣超過18萬億。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對此分析說，這樣的資料搭配，意味著2017年的政策將更多地著眼於中長期增長。GDP增長目標適度下調至6.5%左右，低於去年6.7%的實際增速，也低於去年6.5%-7%的經濟增長目標區間。這表明政府並沒有因為經濟短期的回暖而擾亂中長期方向，主動調低短期經濟增速目標是為了中長期更好地增長。
不過，一些憂慮也隨之而來。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說，按12%的M2增速，今年的M2規模將達到173萬億，如此快的貨幣膨脹速度，經濟怎麼可能脫虛向實？
而瑞士信貸亞洲首席經濟學家陶冬的觀點就更有意味。在他看來，中國工業化時代最好的時間已經結束，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最好時代也已經結束。“接下來的十年、二十年，中國的年均增長率估計只有4%，”他說，“二次大戰後世界上沒出現一個國家從製造業拉動轉向服務業拉動還能維持4%以上的增長，一次都沒有，中國可能是第一個例子。”
你想讓經濟學家難堪，就讓他去預言。好吧，錄此存照。
不過，如果從完成65萬億的投資目標看，這一規模依然龐大，兩相比對，特朗普宣佈推動5000億美元用於國土基建的計畫簡直不值一提，而且別忘了，這很可能是一張須打五折的支票。至於中國政府，要採取更加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意圖已表露無遺，但同時亦又一次力證中國經濟對投資的深度依賴。
有信心嗎？未必！
過去兩年的投資狀況，難免讓北京方面不敢盲目樂觀。一個不容忽視的情況是，儘管2016年政府不斷加大投資油門，但全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低於預定目標。這是中國多年未見的投資場景：中央投資計畫不斷發力，但整體投資卻一路向下，進而讓整個實體經濟不斷承壓。而這背後，折射出一個在當下中國矛盾又迷茫的群體—民營企業。
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是中國獨特的一個統計概念，它是指具有集體、私營、個人性質的內資企事業單位以及由其控股（包括絕對控股和相對控股）的企業單位在中國境內建造或購置固定資產的投資。很繞吧，那就簡潔處理—外界將民間投資理解為除政府投資、國有企業投資和外商投資之外，所有民營企業投資。這，是觀察中國經濟真實活躍度和經濟體制演化的標本。
國家統計局的歷史資料顯示：從2013年到2015年的36個月裡，民間投資增速一直都高於全社會投資增速。但自進入2016年以來，民間投資與全社會投資分道揚鑣，前者增速開始一路下滑，至2016年七八月間，民間投資增速已降至2.1%的歷史冰點，為近20年來罕見。2016年的最後四個月，在政府不斷加碼的政策引導下，民間投資開始艱難回升，不過儘管如此，卻依然維持在3%上下的低水準增長。
更值得關切的一點：在增速斷崖式下降外，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比重出現了近10年來罕見的下滑。
現在可以理解玻璃大王曹德旺6億美元投資美國引發的連串輿論風波，這並不只是簡單歸結為“別讓××跑了”的民粹發酵，也不能僅限於稅負承重的專業主義，問題的關鍵，是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當然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曹在今年兩會上公開表示要在2017年投資國內20多億，是一次很漂亮的“講政治”的行為。
然而，這是民營資本的主流嗎？在中國經濟2016年一季度超預期企穩回升背後，實際擴張的財政政策和相對寬鬆的貨幣投放，搭配大規模由國有企業做主導的基建專案，確實穩住了不斷承壓的實體經濟，但民間投資增速和占比的雙線回落，又著實給中國經濟敲響了警鐘。它表明，中國最具活力和闖勁的民營企業以及民營企業家群體，失去了鬥志、方向和安全感。
三
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其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2017年要落實和完善促進民間投資的政策措施，更好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加快構建新型政商關係。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進一步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准入。
針對民營企業，李克強進一步提出了三個凡是：“凡法律法規未明確禁入的行業和領域，都要允許各類市場主體平等進入；凡向外資開放的行業和領域，都要向民間資本開放；凡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的不合理行為，都要堅決制止。”
不知坐在台下聆聽報告的諸多民營企業家當時作何感想。事實上，自2015年下半年以來，政府為了穩定經濟增長、改善民間投資環境和預期，已經釋放了大量基建投資項目，並出臺了多項吸引民間投資優惠政策。
但在實際執行中，不少民營企業發現，諸多領域投資專案由國企主導的比例依然較大。這一方面佔用了大量的銀行信貸資源，另一方面又反過來進一步影響了民營資本的積極性。一些穩增長的關鍵項目上，金融機構和國有企業對民間資本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再加上本輪結構調整過程中，民營企業不斷暴露的債務違約現象，讓原本就謹慎的金融機構更趨謹慎，金融“脫實向虛”的現象再抬頭，民企的融資難題也再次降臨。此外，持續發力的去產能、去庫存給傳統製造行業進一步帶來陣痛和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讓部分民間資本無力可投、無處可投。
2017年的“兩會”上，全國工商聯為民營企業提出了諸多提案，諸如“關於加強民參軍企業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提案”、“關於進一步完善政策鼓勵民間資本參與PPP的提案”、“關於鼓勵支援商會組織建立智慧財產權糾紛調解機制，支持民營企業創辦科研機構的提案”、“關於進一步落實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支援小額貸款公司健康發展的提案”，等等。這些提案與往年相同的指向是：公平、公正的市場機會，而一個不易察覺的新指向則是：安全感。
政府其實早就察覺到了民營企業這一欲說還休的秘密。3月5日，李克強在其政府工作報告中表態稱，要加快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障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公民財產權，激勵人們創業創新創富，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使企業家安心經營、放心投資。對於侵害企業產權的行為，必須嚴肅查處、有錯必糾。
四
其實，上述表述早有預兆，只不過，它被很多人都忽視了。
2015年9月，中國最受關注的智囊人物、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組織召開改革專題會議，對開展產權保護制度研究作出安排部署。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劉稱，“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示，中央堅持國有企業改革方向沒有變，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方針沒有變。鞏固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保護產權是核心。”他還表示，加強產權保護，要從典型案例入手，開展深入調研，總結一批產權保護較好的案例，推廣其典型經驗；剖析一批破壞產權的案例，找出深層次體制原因，加大改革力度。
近一年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出爐。這份頂層檔明確了產權保護的十大任務，其中包括：妥善處理歷史形成的產權案件；嚴格規範涉案財產處置的法律程式；審慎把握處理產權和經濟糾紛的司法政策等。
這些來自高層的、意有所指又頗為大膽的表態，能喚回民營企業家們安全感嗎？或者能進一步促進中國民間投資的觸底回升嗎？
至少原科龍電器董事長顧雛軍想試試。不過他訴中國證監會行政公開案至今沒有進展。
現實地看，中國投資乏力以及民間投資低迷的情況，由多種原因導致。作為中國自2015年下半年開始發力的財政政策，發改委力推的投資領域，重點多集中在大型基建項目，而基建專案由於其投資規模大、回報週期長、投融資體制不健全等原因，歷來都不是民間投資參與的重點。中國的基建投資主要還是國企主導。而不斷承壓的實體經濟和相對悲觀的預期，讓不少民營企業的投資決策更加謹慎和保守。
此外，部分地方政府出於安全、謹慎等各種微妙因素的考量，在落實中央為微增長、調結構、發力供給側改革而推出的大規模基建投資專案時，天然選擇了國有企業。金融機構理所當然兩肋插刀。
現在，政府試圖盡力扭轉民間投資的頹勢，並試圖在新型政商關係的背景下重建民營企業的信心。如同剛剛下池的兩位探戈初學舞伴，這是一個艱難並且充滿彼此試探的漫長過程。
此時，距離備受爭議的2008年四萬億投資計畫已經過去近10年。這是中國經濟重尋軌道的10年，也是諸多民營企業天翻地覆脈衝心動的10年。
2017年首月又同比下降了9.2%。“春節因素”，這是某種官方解釋，而經濟學界和民間顯然也有自己的解讀。那麼曾充分體現中國國情和特色，歷來指哪打哪軍令如山的政府投資為何沒能填上缺口？一個正式的答案、一個非官方的答案，或者一個真實的答案，選哪個？還有另外一個指標也值得注意：廣義貨幣餘額，俗稱M2。它通常被用來描述政府的貨幣投放情況。2016年，政府預設的M2增速為13%左右，實際增速是11.3%。粗略測算，2016年中國實際比計畫少投放了2萬多億元的貨幣。
這是緊貨幣的一種反應，也可說是財政政策再度超越貨幣政策的必然。
2017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其政府工作報告中通過不同的數位，既回憶了過去一年的成就和不易，也勾畫出當下一年的政經樣貌。人們根據它來揣摩下一步經濟冷暖和政策走向，好奇心更重的人則會從中品味諸多的微妙細節：2016年，中國完成了6.7%的預期經濟增速，但是完成投資卻比預期少了1.5萬億，另外還有超過2萬億的貨幣沒有投出去。
這意味著中國能用更少的貨幣投入、更少的投資規模，來完成一個符合預期的經濟增長目標嗎？
二
目前，人們再次被北京吸引—一年一次最重要的“兩會”正在召開。同樣，人們也不會忘記，一個更重要的黨的大會將在大半年後召開。
和過往四年一樣，李克強總理用了大量通俗、接地氣的語言來講述他的報告—這似乎也是這一屆中國最高領導層刻意凸顯的親民風格。不過人們更關心的是，這份經過最高決策層反復醞釀過的政府工作報告，究竟將如何安排2017年的經濟工作。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2017年的GDP增速被定為6.5%左右，“在實際工作中爭取更好結果”；與之搭配的是“更加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和“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請注意，這之間的前後秩序以及著重表達方式。作為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投資規模將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達2.38萬億元，比去年增加2000億元。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餘額預期增長均為12%左右。根據國家發改委發佈的資料，2017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預期增長9%左右。
從預期資料指標看，2017年的中國經濟實現了所謂GDP、投資和貨幣供應的“三降”和財政赤字的“一增”。按照測算，2017年中國要完成超過65萬億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到2017年年底M2餘額要達到173.6萬億，2017年比2016年多投放貨幣超過18萬億。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對此分析說，這樣的資料搭配，意味著2017年的政策將更多地著眼於中長期增長。GDP增長目標適度下調至6.5%左右，低於去年6.7%的實際增速，也低於去年6.5%-7%的經濟增長目標區間。這表明政府並沒有因為經濟短期的回暖而擾亂中長期方向，主動調低短期經濟增速目標是為了中長期更好地增長。
不過，一些憂慮也隨之而來。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說，按12%的M2增速，今年的M2規模將達到173萬億，如此快的貨幣膨脹速度，經濟怎麼可能脫虛向實？
而瑞士信貸亞洲首席經濟學家陶冬的觀點就更有意味。在他看來，中國工業化時代最好的時間已經結束，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最好時代也已經結束。“接下來的十年、二十年，中國的年均增長率估計只有4%，”他說，“二次大戰後世界上沒出現一個國家從製造業拉動轉向服務業拉動還能維持4%以上的增長，一次都沒有，中國可能是第一個例子。”
你想讓經濟學家難堪，就讓他去預言。好吧，錄此存照。
不過，如果從完成65萬億的投資目標看，這一規模依然龐大，兩相比對，特朗普宣佈推動5000億美元用於國土基建的計畫簡直不值一提，而且別忘了，這很可能是一張須打五折的支票。至於中國政府，要採取更加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意圖已表露無遺，但同時亦又一次力證中國經濟對投資的深度依賴。
有信心嗎？未必！
過去兩年的投資狀況，難免讓北京方面不敢盲目樂觀。一個不容忽視的情況是，儘管2016年政府不斷加大投資油門，但全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低於預定目標。這是中國多年未見的投資場景：中央投資計畫不斷發力，但整體投資卻一路向下，進而讓整個實體經濟不斷承壓。而這背後，折射出一個在當下中國矛盾又迷茫的群體—民營企業。
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是中國獨特的一個統計概念，它是指具有集體、私營、個人性質的內資企事業單位以及由其控股（包括絕對控股和相對控股）的企業單位在中國境內建造或購置固定資產的投資。很繞吧，那就簡潔處理—外界將民間投資理解為除政府投資、國有企業投資和外商投資之外，所有民營企業投資。這，是觀察中國經濟真實活躍度和經濟體制演化的標本。
國家統計局的歷史資料顯示：從2013年到2015年的36個月裡，民間投資增速一直都高於全社會投資增速。但自進入2016年以來，民間投資與全社會投資分道揚鑣，前者增速開始一路下滑，至2016年七八月間，民間投資增速已降至2.1%的歷史冰點，為近20年來罕見。2016年的最後四個月，在政府不斷加碼的政策引導下，民間投資開始艱難回升，不過儘管如此，卻依然維持在3%上下的低水準增長。
更值得關切的一點：在增速斷崖式下降外，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比重出現了近10年來罕見的下滑。
現在可以理解玻璃大王曹德旺6億美元投資美國引發的連串輿論風波，這並不只是簡單歸結為“別讓××跑了”的民粹發酵，也不能僅限於稅負承重的專業主義，問題的關鍵，是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當然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曹在今年兩會上公開表示要在2017年投資國內20多億，是一次很漂亮的“講政治”的行為。
然而，這是民營資本的主流嗎？在中國經濟2016年一季度超預期企穩回升背後，實際擴張的財政政策和相對寬鬆的貨幣投放，搭配大規模由國有企業做主導的基建專案，確實穩住了不斷承壓的實體經濟，但民間投資增速和占比的雙線回落，又著實給中國經濟敲響了警鐘。它表明，中國最具活力和闖勁的民營企業以及民營企業家群體，失去了鬥志、方向和安全感。
三
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其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2017年要落實和完善促進民間投資的政策措施，更好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加快構建新型政商關係。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進一步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准入。
針對民營企業，李克強進一步提出了三個凡是：“凡法律法規未明確禁入的行業和領域，都要允許各類市場主體平等進入；凡向外資開放的行業和領域，都要向民間資本開放；凡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的不合理行為，都要堅決制止。”
不知坐在台下聆聽報告的諸多民營企業家當時作何感想。事實上，自2015年下半年以來，政府為了穩定經濟增長、改善民間投資環境和預期，已經釋放了大量基建投資項目，並出臺了多項吸引民間投資優惠政策。
但在實際執行中，不少民營企業發現，諸多領域投資專案由國企主導的比例依然較大。這一方面佔用了大量的銀行信貸資源，另一方面又反過來進一步影響了民營資本的積極性。一些穩增長的關鍵項目上，金融機構和國有企業對民間資本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再加上本輪結構調整過程中，民營企業不斷暴露的債務違約現象，讓原本就謹慎的金融機構更趨謹慎，金融“脫實向虛”的現象再抬頭，民企的融資難題也再次降臨。此外，持續發力的去產能、去庫存給傳統製造行業進一步帶來陣痛和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讓部分民間資本無力可投、無處可投。
2017年的“兩會”上，全國工商聯為民營企業提出了諸多提案，諸如“關於加強民參軍企業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提案”、“關於進一步完善政策鼓勵民間資本參與PPP的提案”、“關於鼓勵支援商會組織建立智慧財產權糾紛調解機制，支持民營企業創辦科研機構的提案”、“關於進一步落實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支援小額貸款公司健康發展的提案”，等等。這些提案與往年相同的指向是：公平、公正的市場機會，而一個不易察覺的新指向則是：安全感。
政府其實早就察覺到了民營企業這一欲說還休的秘密。3月5日，李克強在其政府工作報告中表態稱，要加快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障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公民財產權，激勵人們創業創新創富，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使企業家安心經營、放心投資。對於侵害企業產權的行為，必須嚴肅查處、有錯必糾。
四
其實，上述表述早有預兆，只不過，它被很多人都忽視了。
2015年9月，中國最受關注的智囊人物、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組織召開改革專題會議，對開展產權保護制度研究作出安排部署。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劉稱，“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示，中央堅持國有企業改革方向沒有變，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方針沒有變。鞏固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保護產權是核心。”他還表示，加強產權保護，要從典型案例入手，開展深入調研，總結一批產權保護較好的案例，推廣其典型經驗；剖析一批破壞產權的案例，找出深層次體制原因，加大改革力度。
近一年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出爐。這份頂層檔明確了產權保護的十大任務，其中包括：妥善處理歷史形成的產權案件；嚴格規範涉案財產處置的法律程式；審慎把握處理產權和經濟糾紛的司法政策等。
這些來自高層的、意有所指又頗為大膽的表態，能喚回民營企業家們安全感嗎？或者能進一步促進中國民間投資的觸底回升嗎？
至少原科龍電器董事長顧雛軍想試試。不過他訴中國證監會行政公開案至今沒有進展。
現實地看，中國投資乏力以及民間投資低迷的情況，由多種原因導致。作為中國自2015年下半年開始發力的財政政策，發改委力推的投資領域，重點多集中在大型基建項目，而基建專案由於其投資規模大、回報週期長、投融資體制不健全等原因，歷來都不是民間投資參與的重點。中國的基建投資主要還是國企主導。而不斷承壓的實體經濟和相對悲觀的預期，讓不少民營企業的投資決策更加謹慎和保守。
此外，部分地方政府出於安全、謹慎等各種微妙因素的考量，在落實中央為微增長、調結構、發力供給側改革而推出的大規模基建投資專案時，天然選擇了國有企業。金融機構理所當然兩肋插刀。
現在，政府試圖盡力扭轉民間投資的頹勢，並試圖在新型政商關係的背景下重建民營企業的信心。如同剛剛下池的兩位探戈初學舞伴，這是一個艱難並且充滿彼此試探的漫長過程。
此時，距離備受爭議的2008年四萬億投資計畫已經過去近10年。這是中國經濟重尋軌道的10年，也是諸多民營企業天翻地覆脈衝心動的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