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傅高義（Ezra F. Vogel， 1930 —）：被認為是美國唯一一位元對中日兩國事務都精通的學者， 在哈佛有著“中國先生”的稱號， 一直是受中國政府重視的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 他是繼費正清之後的第二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和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 1998 年入選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 2013 年 3 月 23 日， 第五屆世界中國學論壇在上海展覽中心舉行， 被授予“世界中國學貢獻獎”。 2014 年福岡亞洲文化獎獲得者。
傅高義於 1963 年發表《日本新中產階級》一書， 憑藉此書從社會學領域轉身， 此後專注日本和中國研究， 又將視野擴展到包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與香港在內的亞洲“四小龍”，
書籍摘錄：
中文版序
這本著作是根據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間我以中產階級家庭為物件所做的一項研究寫成的， 令我非常驚訝的是， 中國的出版社會對這部半個世紀前出版的有關日本家庭的著作發生興趣。
當然， 近來許多中國家庭已經步入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他們中的一些人尤為關注日本中產階級的現代生活方式， 在文化的諸多面向上如何受到了來自西方的影響。
在研究日本之前， 我和我的前妻（她現在已經離世）在波士頓地區研究美國家庭。 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 我們開始在東京的一所語言學校學習日語， 此後搬到近郊市川市的一個當地街區生活， 碰巧郭沫若及其日裔妻兒多年前也在這裡住過， 他們的房子離我們的咫尺之遙。
我的妻子去日本人家訪談妻子，
我們發現這些人家的丈夫都為大公司或政府部門工作——日本人稱之為“工薪族”， 社會學家們則稱之為“新中產階級”；他們的生活方式與“老中產階級”（小型獨立家族企業或小公司雇員）迥然不同。
在我們的著作中， 我描述了這些家庭的日常生活， 他們如何撫育孩子， 如何看待自己的政府， 又如何適應經濟的變動。
和大多數中國中產階級家庭大相徑庭的是， 日本的婦女都是全職家庭主婦， 她們幾乎花費了所有的時間照看家庭和孩子。 我的妻子稱其為“職業主婦”， 因為她們以非常專業的方式扮演著主婦和母親的角色， 似乎那就是她們的工作。 這使得她們的丈夫能夠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
和中國的中產階級家庭非常相似的是， 日本的父母也都全力以赴支持孩子們備考， 以便他們能夠在學業考試中出類拔萃。 日本人流行“教育媽媽”一詞， 因為她們花了大量的時間， 竭盡全力幫助孩子成就學業。
在我們與日本人的接觸過程中， 我們覺得他們已經全然拒絕了二戰時期及之前盛行的軍國主義精神， 他們致力於世界和平。 因為中國人在二戰時期與日本人有過親身接觸， 十分自然的是， 許多中國人仍然會將日本人視為軍國主義者。 不過， 如果中國人能夠對日本家庭有更深的瞭解， 他們將意識到日本人已經放棄軍國主義。 如果不是因為現在中日關係惡化的話，日本人是願意與中國人做朋友的。
哈佛大學榮休教授
傅高義
二〇一七年春
第七章 基本價值觀（節選）
共產主義國家的公民未必真心贊同馬克思主義的所有觀點，但儘管如此，馬克思主義還是提供了一個業經整合的價值觀系統，表達了他們的基本目標，並賦予他們存在的意義。與此相似，西方國家的公民也會指出，民主和個人主義是體現於其生活方式中的基本準則。與此恰成對照的是， M町的居民卻沒有一個能夠體現其基本信仰的清晰的思想體系。晚近以來社會的迅速變遷削弱了對傳統意識形態的信仰，卻沒有出現具備一致性而又被廣泛接受的新型價值體系。就像許多日本學者指出的那樣，德國人對戰敗的反應是，並未對其進行嚴肅的重新審視就再次高舉起了戰前的價值觀大旗，而絕大部分日本人的反應則是質疑自己的人生觀，忍痛予以反省，卻再也沒有從中恢復過來。
儒教和神道儘管在戰前被人們廣泛接受，現在卻被視為“封建主義”的過去，並因與二戰期間軍國主義和極端愛國主義的聯繫而遭受汙名。今天， M 町已經很少有人不加修正地完全接受這些觀念—例如，很少有人相信丈夫應該為了上司而犧牲家庭。另一方面，許多 M 町的居民相信，儘管民主和個人主義能夠指出通向新的價值體系的道路，但它們經常也只被用作自私自利的藉口，因此無法成為道德觀的堅實基礎。例如，人們無法接受那種以個人為中心卻忽略年長父母的個人主義哲學。一些年輕的、具有知識份子氣質的 M 町居民被改良的馬克思主義所吸引，但馬克思主義的訴求看上去過於嚴苛和絕對，對絕大部分 M町的居民而言並無吸引力—比如，他們不可能贊同鎮壓匈牙利暴動的方式。
缺少清晰的、被廣泛接受的價值體系，導致人們願意甚至非常急切地質疑傳統信仰中最基本的方面，並思考西方價值觀中什麼元素最值得日本學習。許多人急於質疑以往他們可能會不假思索接受的權威觀點—比如，吃苦耐勞和艱苦奮鬥的必要性，而這在以前接受起來十分自然、在所難免，甚至構成了日本人的基本特質。人們也質疑象徵著傳統價值和地位高低的傳統禮儀有無必要保持。不只是男性，女性和兒童以及雇員都更加公開和直接地對傳統實踐提出了疑問。
儘管人們現在仍在討論這些問題，但已經不像戰爭剛結束時那樣普遍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儘管缺少清晰系統的價值觀，但實際上 M 町的居民對什麼是值得追求的價值已形成高度共識。許多與精神探求有關的討論建立在何者值得追求的共同假設上，而這些精神探求通常也只是試圖尋找一套價值體系，以使這些已被廣泛接受的假設能夠獲得清晰和合理的闡述。一旦形成了關於價值目標的有效共識，價值觀的模糊與缺乏系統性就不再會像其他情形下那樣，會繼續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許多人每天忙忙碌碌，沒工夫擔憂怎麼發展出一套整合的生活哲學。
也許由於戰前灌輸的價值觀業已幻滅，一些人甚至對任何意識形態的正式言說都感到懷疑，似乎意識形態天生就是過時、迷信、專制或是誤導民眾的。許多人更傾向於認為他們沒有特定的價值觀，並解釋說其行為不是源自信念和價值觀，而是來自局勢或者習俗，似乎他們沒有把習俗內化一樣。也有許多人熱切地討論生活中的各種哲學，好像哲學與個人信念沒有什麼關係。例如，人們會說，在過去的日本，信仰是這樣或那樣的，但是在當代的日本則不再如此。他們比較美國的民主和歐洲的存在主義以及日本傳統，但當他們說到這些時，就好像他們和自己所談及的關於日本人的觀點是不相干的。他們可能會說“日本人的觀點是……”，或者“傳統上，日本人認為……”，再或“現代的日本人認為……”，而很少有人會說“我們（或者我）認為……”，或者“我們確信……”。
對“什麼是值得擁有的”這一問題存在內在共識，使得人們能夠容忍正式而完整的共識表述的缺失，但這種缺失也的確給 M町的群體造成了至少三個方面的問題。其中之一是群體中新成員的社會化問題，因為在某個思想體系中缺乏明確奉行的信條，也就沒有清晰的基本理論去回答出現的種種問題。由於缺乏基本準則，對群體的忠誠只能通過信條和個案來傳授。概念不是通過統一的信條代代相傳的，而是通過描述、故事、民間傳說以及諺語來傳承的。例如，在四十七個浪人為他們的領主犧牲自己生命的故事中，就蘊含著在道德上忠於主人或群體的教化之意。每年一度的男孩節，紀念的是一個名叫弁慶的英雄，一個完全將自己奉獻給主人的武士。類似的民間傳說褒揚那些地位尊崇卻為集體犧牲自我的人。例如，有個故事講述說，富裕的領主放棄了他的土地，以使一條河流可以改道而拯救他所在的村莊；又或者，故事講述一個人在自己山頂的房子上放了把火，吸引海邊那些沒有注意到威脅生命的巨大海浪正在襲來的人注意，這樣就能夠給予他們警示。儘管年輕人最終能夠從這些缺少明確信條的故事中獲知價值觀，但如果一個年輕人對這些價值觀提出疑問，人們卻很難給他毋庸置疑的答案。
許多父母擔心他們的孩子沒有得到道德守則的教化，一些人公開支持把傳統道德教育重新納入學校教學體系的運動。即使是不太保守的父母也擔心，今天沒有像自己那樣得到道德引導和規訓指導的孩子們，會無法承受未來的艱難。許多父母相信，正是嚴格的道德訓練，以及苦難經歷給了他們強壯的道德神經，自己才能夠在重重威脅中倖存。但他們擔心，由於缺乏堅實的道德基石，自己的孩子會被時尚和虛妄浮華所吸引。一些觀察者注意到，父母的觀點中存在合理化自己所遭遇的苦難的傾向，但有很多論據來支持另一論點，即年輕人更喜歡追逐時尚是因為他們缺少一個完整的信仰體系。一些尋求解釋的年輕人曾有過嘗試奉行馬克思主義的經歷，另一些人則堅定地信奉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還有一些人信奉虛無主義，反對任何教條。更多的人也會傾聽和討論各種各樣的觀點，但卻無法對其中任何一種堅信不疑，因為對於他們提出的問題，這些主義中沒有任何一種能夠給出讓人滿意的標準答案。
清晰表述的價值體系的缺失造成的第二個問題是，群體在控制越軌者時遇到了困難。一些有能力的人會公開批評其他成員的無能，一些人在得到群體成員的説明時沒有顯示出足夠的感激，一些人說其他成員的閒話，一些人表現自私自利，一些人的行為僭越了自己所處的地位，這些越軌行為都會導致嚴重的問題，讓其所在的群體疲於應對。從長遠來看，絕大部分群體具備有效的手段，能夠對這類越軌者施加社會壓力，但在越軌者頭一次對群體的某些假設表示懷疑時，群體並無確鑿無疑的答案。而且，群體不僅僅只是無法回答越軌者的疑問，除此之外，越軌者的挑戰行動同樣也會經常給其他成員帶來疑慮：反對他的這一行為本身是否合理？群體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有效抑制越軌者所造成的威脅。
最後，縝密價值體系的缺失會帶來一些與此相關的不滿情緒。對那些與群體聯繫緊密的人而言，群體能夠讓他們感受到意義和目標，但那些處於群體邊緣或是被排除在外的人卻沒有這一目標感。在當代 M町，當越來越多的人與各類群體、各種思想接觸之後，對缺乏這樣一個能夠引領他們應對各色狀況的更高、更具整合性的目標都深感不滿，但同時，這種不滿還沒有嚴重到讓他們去奮力尋求一個更嚴密完整的價值體系的地步。
在 M 町，非正式的價值觀共識提供了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取向，因此在細節中詳察這一共識就非常重要。必須承認，試圖清晰地描述一個尚未獲得明確闡釋的共識，可能會冒較大的出錯風險，也無法像正式信條那樣提供讓人信服的闡釋。
但是，通過對不同人及其行動中流露出的、具體表達其價值判斷的信仰模式抽象化，確實能夠基本瞭解此價值體系的大致輪廓。對於他們的價值觀，儘管 M町的居民眾說紛紜，但對一位西方觀察家來說，有兩個最重要的基本特徵至關重要：那就是忠誠和能力。
題圖來自：pixabay
如果不是因為現在中日關係惡化的話，日本人是願意與中國人做朋友的。哈佛大學榮休教授
傅高義
二〇一七年春
第七章 基本價值觀（節選）
共產主義國家的公民未必真心贊同馬克思主義的所有觀點，但儘管如此，馬克思主義還是提供了一個業經整合的價值觀系統，表達了他們的基本目標，並賦予他們存在的意義。與此相似，西方國家的公民也會指出，民主和個人主義是體現於其生活方式中的基本準則。與此恰成對照的是， M町的居民卻沒有一個能夠體現其基本信仰的清晰的思想體系。晚近以來社會的迅速變遷削弱了對傳統意識形態的信仰，卻沒有出現具備一致性而又被廣泛接受的新型價值體系。就像許多日本學者指出的那樣，德國人對戰敗的反應是，並未對其進行嚴肅的重新審視就再次高舉起了戰前的價值觀大旗，而絕大部分日本人的反應則是質疑自己的人生觀，忍痛予以反省，卻再也沒有從中恢復過來。
儒教和神道儘管在戰前被人們廣泛接受，現在卻被視為“封建主義”的過去，並因與二戰期間軍國主義和極端愛國主義的聯繫而遭受汙名。今天， M 町已經很少有人不加修正地完全接受這些觀念—例如，很少有人相信丈夫應該為了上司而犧牲家庭。另一方面，許多 M 町的居民相信，儘管民主和個人主義能夠指出通向新的價值體系的道路，但它們經常也只被用作自私自利的藉口，因此無法成為道德觀的堅實基礎。例如，人們無法接受那種以個人為中心卻忽略年長父母的個人主義哲學。一些年輕的、具有知識份子氣質的 M 町居民被改良的馬克思主義所吸引，但馬克思主義的訴求看上去過於嚴苛和絕對，對絕大部分 M町的居民而言並無吸引力—比如，他們不可能贊同鎮壓匈牙利暴動的方式。
缺少清晰的、被廣泛接受的價值體系，導致人們願意甚至非常急切地質疑傳統信仰中最基本的方面，並思考西方價值觀中什麼元素最值得日本學習。許多人急於質疑以往他們可能會不假思索接受的權威觀點—比如，吃苦耐勞和艱苦奮鬥的必要性，而這在以前接受起來十分自然、在所難免，甚至構成了日本人的基本特質。人們也質疑象徵著傳統價值和地位高低的傳統禮儀有無必要保持。不只是男性，女性和兒童以及雇員都更加公開和直接地對傳統實踐提出了疑問。
儘管人們現在仍在討論這些問題，但已經不像戰爭剛結束時那樣普遍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儘管缺少清晰系統的價值觀，但實際上 M 町的居民對什麼是值得追求的價值已形成高度共識。許多與精神探求有關的討論建立在何者值得追求的共同假設上，而這些精神探求通常也只是試圖尋找一套價值體系，以使這些已被廣泛接受的假設能夠獲得清晰和合理的闡述。一旦形成了關於價值目標的有效共識，價值觀的模糊與缺乏系統性就不再會像其他情形下那樣，會繼續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許多人每天忙忙碌碌，沒工夫擔憂怎麼發展出一套整合的生活哲學。
也許由於戰前灌輸的價值觀業已幻滅，一些人甚至對任何意識形態的正式言說都感到懷疑，似乎意識形態天生就是過時、迷信、專制或是誤導民眾的。許多人更傾向於認為他們沒有特定的價值觀，並解釋說其行為不是源自信念和價值觀，而是來自局勢或者習俗，似乎他們沒有把習俗內化一樣。也有許多人熱切地討論生活中的各種哲學，好像哲學與個人信念沒有什麼關係。例如，人們會說，在過去的日本，信仰是這樣或那樣的，但是在當代的日本則不再如此。他們比較美國的民主和歐洲的存在主義以及日本傳統，但當他們說到這些時，就好像他們和自己所談及的關於日本人的觀點是不相干的。他們可能會說“日本人的觀點是……”，或者“傳統上，日本人認為……”，再或“現代的日本人認為……”，而很少有人會說“我們（或者我）認為……”，或者“我們確信……”。
對“什麼是值得擁有的”這一問題存在內在共識，使得人們能夠容忍正式而完整的共識表述的缺失，但這種缺失也的確給 M町的群體造成了至少三個方面的問題。其中之一是群體中新成員的社會化問題，因為在某個思想體系中缺乏明確奉行的信條，也就沒有清晰的基本理論去回答出現的種種問題。由於缺乏基本準則，對群體的忠誠只能通過信條和個案來傳授。概念不是通過統一的信條代代相傳的，而是通過描述、故事、民間傳說以及諺語來傳承的。例如，在四十七個浪人為他們的領主犧牲自己生命的故事中，就蘊含著在道德上忠於主人或群體的教化之意。每年一度的男孩節，紀念的是一個名叫弁慶的英雄，一個完全將自己奉獻給主人的武士。類似的民間傳說褒揚那些地位尊崇卻為集體犧牲自我的人。例如，有個故事講述說，富裕的領主放棄了他的土地，以使一條河流可以改道而拯救他所在的村莊；又或者，故事講述一個人在自己山頂的房子上放了把火，吸引海邊那些沒有注意到威脅生命的巨大海浪正在襲來的人注意，這樣就能夠給予他們警示。儘管年輕人最終能夠從這些缺少明確信條的故事中獲知價值觀，但如果一個年輕人對這些價值觀提出疑問，人們卻很難給他毋庸置疑的答案。
許多父母擔心他們的孩子沒有得到道德守則的教化，一些人公開支持把傳統道德教育重新納入學校教學體系的運動。即使是不太保守的父母也擔心，今天沒有像自己那樣得到道德引導和規訓指導的孩子們，會無法承受未來的艱難。許多父母相信，正是嚴格的道德訓練，以及苦難經歷給了他們強壯的道德神經，自己才能夠在重重威脅中倖存。但他們擔心，由於缺乏堅實的道德基石，自己的孩子會被時尚和虛妄浮華所吸引。一些觀察者注意到，父母的觀點中存在合理化自己所遭遇的苦難的傾向，但有很多論據來支持另一論點，即年輕人更喜歡追逐時尚是因為他們缺少一個完整的信仰體系。一些尋求解釋的年輕人曾有過嘗試奉行馬克思主義的經歷，另一些人則堅定地信奉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還有一些人信奉虛無主義，反對任何教條。更多的人也會傾聽和討論各種各樣的觀點，但卻無法對其中任何一種堅信不疑，因為對於他們提出的問題，這些主義中沒有任何一種能夠給出讓人滿意的標準答案。
清晰表述的價值體系的缺失造成的第二個問題是，群體在控制越軌者時遇到了困難。一些有能力的人會公開批評其他成員的無能，一些人在得到群體成員的説明時沒有顯示出足夠的感激，一些人說其他成員的閒話，一些人表現自私自利，一些人的行為僭越了自己所處的地位，這些越軌行為都會導致嚴重的問題，讓其所在的群體疲於應對。從長遠來看，絕大部分群體具備有效的手段，能夠對這類越軌者施加社會壓力，但在越軌者頭一次對群體的某些假設表示懷疑時，群體並無確鑿無疑的答案。而且，群體不僅僅只是無法回答越軌者的疑問，除此之外，越軌者的挑戰行動同樣也會經常給其他成員帶來疑慮：反對他的這一行為本身是否合理？群體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有效抑制越軌者所造成的威脅。
最後，縝密價值體系的缺失會帶來一些與此相關的不滿情緒。對那些與群體聯繫緊密的人而言，群體能夠讓他們感受到意義和目標，但那些處於群體邊緣或是被排除在外的人卻沒有這一目標感。在當代 M町，當越來越多的人與各類群體、各種思想接觸之後，對缺乏這樣一個能夠引領他們應對各色狀況的更高、更具整合性的目標都深感不滿，但同時，這種不滿還沒有嚴重到讓他們去奮力尋求一個更嚴密完整的價值體系的地步。
在 M 町，非正式的價值觀共識提供了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取向，因此在細節中詳察這一共識就非常重要。必須承認，試圖清晰地描述一個尚未獲得明確闡釋的共識，可能會冒較大的出錯風險，也無法像正式信條那樣提供讓人信服的闡釋。
但是，通過對不同人及其行動中流露出的、具體表達其價值判斷的信仰模式抽象化，確實能夠基本瞭解此價值體系的大致輪廓。對於他們的價值觀，儘管 M町的居民眾說紛紜，但對一位西方觀察家來說，有兩個最重要的基本特徵至關重要：那就是忠誠和能力。
題圖來自：pixab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