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誰都不爭
和誰爭我都不屑
我愛大自然
其次就是藝術
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準備走了
2016年5月25日淩晨，
楊絳燃盡了她的生命之火
病逝於北京
享年105歲
楊絳
作為著名女作家、
文學翻譯家和外國文學研究家、
錢鐘書的夫人
楊絳用自己的生命之火
烤暖了人世間所有的幽暗和不明。
這一年來， 人們紀念楊絳，
不僅僅是因為她做了什麼，
更是對她的人生境界和生活方式的致敬。
本文開頭的詩
是楊絳生前翻譯英國詩人瓦特·蘭德的作品
也是被楊絳鍾愛多年的一首詩。
大概是因為蘭德的詩照見了楊絳的心，
仿佛是她今生今世的注腳
歲月輪回， 靜水流深。
她這一生，
便如同明滅之中劃過的一根火柴，
用幽幽微光照亮著茫茫穹蒼。
相互成就 錢鐘書與楊絳的曠世愛情
錢鐘書， 1910年出生於詩書禮儀家學深厚的無錫錢家， 有著“江南才子”之稱的父親錢基博望子成龍，
錢鐘書愛讀中西方詩文， 也愛寫， 在清華學習的第三年， 他遇到了同樣愛詩的楊絳。 楊絳原名楊季康， 家中排行老四， 1911年出生於北京， 後因父親楊蔭杭時任京師高等檢查庭長， 不願在軍閥政府沉浮， 而舉家遷回老家無錫。 已經是東吳大學政治系大四學生的楊絳， 因為醉心文學創作， 最終踏上無錫開往北京的火車。 一年後她正式考入夢寐以求的清華大學外文系研究院， 在如夢之夢的清華園， 在古月堂下， 楊絳初遇錢鐘書。
楊絳第一次和錢鐘書見面是在1932年3月， 錢鐘書身著青布大褂， 戴一副老式眼鏡， 眉宇間蔚然而深秀。 見面時， 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沒有訂婚。 ”而楊絳則緊張的回答：“我也沒有男朋友。 ”於是便開始了鴻雁往來。
葉廷芳評價他們的愛情是天作之合。 兩人的知識背景， 兩人的智力的強度， 高度都一致， 沒有聽說過他倆人有拌過嘴， 或吵過架。
有朋友笑錢鍾書有誇妻癖， 總是不停地提起楊絳。 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薛鴻時曾做過錢、楊兩位先生的助手， 他回憶起錢鍾書評價楊絳：他誇讚楊絳是三個合一， 又是妻子又是情人又是知心的朋友。
1935年春， 錢鐘書獲公費留學資格， 那時楊絳還沒有畢業， 但是考慮到錢鐘書從小生活優裕， 被嬌養慣了， 除了讀書之外， 其它生活瑣事一概不關心， 尤其是不善於生活自理， 處處得有人照顧。 楊絳就下定決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國。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 全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查所謂“五一六”運動， 社科院的知識份子也在這一時期開始分批被下放幹校， 錢鐘書和楊絳先後下了幹校。 楊絳屬菜園班， 有時隨大隊到麥田或豆田鋤草， 而專職通信員的錢鐘書就經常借到郵電所去領取報紙信件的機會繞道來菜園， 停留片刻， 隔溪與妻子交談。
錢鐘書來的時候，還沒等坐下來，楊絳就把她寫的東西遞上去，錢鐘書就一邊看一邊找個馬紮坐下，兩個人在那裡聊天，有的時候有說有笑，有的時候也是很嚴肅，就這樣在那兒聊天。菜園相會的老夫婦，在楊絳看來“遠勝於舊小說戲劇裡後花園私相約會的情人”。
曾經，楊絳讀到英國傳記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要結婚；我娶了她幾十年，從未後悔娶她；也未想過要娶別的女人。”她把它念給錢鐘書聽，錢鐘書當即回說，“我和他一樣”。
為了承諾 心力交瘁仍舊筆耕不輟
歷經過戰亂，飽受了離情，這對相濡以沫的伴侶卻從未經受過天人兩隔的傷痛。1997年早春，兩人的愛女錢瑗因肺癌晚期匆匆辭世，僅僅一年後，錢鐘書帶著對妻子的萬般歉疚也離開了。望著未合好眼皮的丈夫和他尚且溫熱的身體，楊絳伏在丈夫耳邊說，“你放心，有我呐”。
| 一九八九年冬與錢鍾書在北京三裡河宿舍院中散步
2011年10月15日，在首都圖書館舉辦了一場名為“走進錢鐘書的讀書生活”的活動，由商務印書館編輯完成的《錢鐘書手稿集中文筆記》也在萬眾矚目下正式發行出版。十一年的精心努力，二十冊厚厚的筆記，只因為十三年前的一個承諾。
錢鐘書去世後，留下大量的學術成果沒來得及公之於眾，留下了大量的筆記和遺作。
為了讓“死者如生，生者無愧”，已年屆九十，本已身心交瘁的楊絳對錢鐘書的全部手稿開始精心地整理排編。她後來回憶道，此中的艱難辛苦，難以言表。
多年來，楊絳一頁一頁地拿剪子，漿糊，貼補。有的已經變脆了，變成兩半，她還要拿紙去貼好，補好。大量的義大利文、拉丁文和德文資料，也一度讓楊絳感到艱難無比。
對楊絳來說，很多工作都是暫時的，只有一件事終身不改，那就是“我是錢鐘書生命中的楊絳”。楊絳說：“我愛丈夫，勝過自己。”她瞭解錢鐘書的價值，願為他研究著述志業的成功，為充分發揮他的潛力、創造力而犧牲自己。但這並不能遮蓋掉楊絳本身的才華和光輝。
楊絳酷愛讀書，並將這一習慣保持了一生。她的這一愛好來源於父親，父親是高級知識份子，讀書是他的一大嗜好，楊絳喜好和父親談論讀書，同時又有自己獨一無二的審美。比如，楊絳喜愛李煜的詞，父親推崇杜甫的詩。就讀書這件事，他們父女二人還有過這樣的對話：
“阿季，三天不讓你看書，你怎麼樣？”
“不好過。”
“一星期不讓你看書呢？”
“一星期都白活了。”
無論是留學英國，還是耄耋之年，楊絳最大的愛好，也只是回家讀點書，做點學問。
精通英、法、西班牙文的楊絳，熱愛閱讀中西方古聖賢哲的書籍，這些書不僅為她的翻譯和文學創作提供源源不斷的靈感和想像力，也成為她晚年心有所歸的伴侶。
1978年6月，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來華訪問，鄧小平將《堂吉訶德》中譯本作為國禮贈送給貴賓。並在國宴上將譯者楊絳介紹給西班牙國王和王后。鄧小平問楊絳，《堂吉訶德》是什麼時候翻譯的，楊絳只答今年出版的，而為了這本譯著傾注的將近20年的心血卻略而不談。事實上《堂吉訶德》的翻譯始于1958年，為了忠實於原作，已經47歲的她開始學習西班牙語。
胡真才：她大概從1962年，1963年就開始譯，譯到1966年，就是已經譯了，《堂吉訶德》不是上下冊嘛，上冊都譯完了，下冊大概譯了三分之一吧，結果“文革”一爆發呢，就不能再譯了。不光不能譯，這個稿子還給沒收了，沒收以後呢，就一直沒有下落。讓她們打掃廁所，收拾屋子。她有一次在打掃一個很髒的屋子，無意中在這個屋子裡邊發現了自己的譯稿。
楊絳說她當時“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兒女”，但直到她下幹校之前，才最終和這個“兒女”團聚。因中斷多年，她得重新從頭再譯。
十年浩劫 楊絳優雅從容
楊絳說："從文學研究所1953年成立到1977年改革開放，二十五年間，我是一個零。"
1951年5月，全國批判電影《武訓傳》前夕，文藝創作的壓力還不算大，但老一輩文人學者長篇累牘的自我檢討。此時剛剛發表了《小陽春》的楊絳正值創作的鼎盛時期，心中醞釀已久的題材等待落筆。但是楊絳此時卻和錢鐘書一樣選擇了封筆。解放後的十七年中，她沒有再進行文學創作，披上了“隱身衣”。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群眾運動的高漲把已經“隱身”多年的楊絳“揪了出來”。
反右之後，文研所掀起了“拔白旗”運動，當時對三面白旗的批判，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因鄭振鐸因公遇難而作罷。錢鐘書的《宋詩選注》因海外學界的不同評價而中斷，只有楊絳這面白旗被“連根拔下，還撕得粉碎”。
而批判楊絳的材料，正是出自曾師從于錢鐘書門下的楊耀民之手。雙反運動最終落下帷幕，但是楊耀民卻始終沒有走出愧對師長的陰影。文革中，楊耀民自殺身亡，至死也沒有勇氣當面向兩位先生致歉。
但楊絳卻沒有怨恨他，楊絳看到的不是“披著羊皮的狼”，而是“披著狼皮的羊”，“都是善良的”，她堅信“性善論”，她認為大多數人都是性善的。
批鬥的聲浪剛剛變小，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全國又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查所謂“五一六”運動，社科院的知識份子也在這一時期開始分批被下放幹校，這個後來不了了之的運動，在當時的參與者看來卻仿佛是一場永不會醒的噩夢。
當時學部所有人只要點了名，就要立刻跟隨隊伍下放，已年逾七旬的俞平伯和夫人也“像學齡兒童那樣排著隊伍遠赴幹校上學”。而再過幾天，就要過六十歲生日的錢鐘書，也成為下幹校的先遣隊員。在他出發前的一個星期，強忍住離愁別恨的楊絳竭盡全力地為丈夫準備行裝。
1970年7月12日，將近60歲的楊絳也下了幹校。直到1972年3月，作為第二批“老弱病殘”的錢鐘書和楊絳才被遣送回京，寄居在學部的一間辦公室。
無論是“文革”初期的揪鬥，中期的下放幹校，還是末期的流亡歲月，幸運的是錢鐘書和楊絳身邊總有一群好心人，不僅敬重他們，而且關懷愛護備至。1976年10月6日下午，“四人幫”倒臺，一時間控訴“文革”的哭喊聲鋪天蓋地，而歷盡十年浩劫，失去多位親人的楊絳卻平靜地記下，“烏雲蔽天的歲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記憶裡不易磨滅的倒是那一道含蘊著光和熱的金邊”。
“我們仨” 終於團聚了
2003年，《我們仨》在大陸和港臺同期印行，楊絳在書的扉頁上寫下“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的字樣，所有讀過此書的人，無不被這個學者家庭相守相助，相聚相失的故事所打動。但是很少人知道，楊絳寫《我們仨》是因為想念女兒，楊絳曾對病中的錢鐘書說，我要寫一個女兒，叫她陪著我。當時已經不能交談的錢鐘書點頭表示同意。
1937年5月19日，當錢鐘書從護士手中抱過出生的女兒，他看了又看，高興地說，“這是我的女兒，我喜歡的”。
薛鴻時：楊先生說錢先生有一股癡氣嘛，很癡，就是他很專一，他很愛自己的女兒，就覺得假如再有一個孩子的話，我要分掉對她的愛了，所以我不要，有她夠了，足夠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錢瑗隨父母來到北京，她無比快樂地發現，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便是水木清華，當時她只有十五六歲，卻已經開始囫圇吞棗似的飽覽楊絳書桌上的各種外文書籍，楊絳對此也“絕對放任”，楊絳說“鐘書是我們的老師，我和阿瑗都是好學生，雖然近在咫尺，我們如有問題，問一聲就能解決，可是我們絕不打擾他”。
1978年，從俄語教師改習英語專業的錢瑗參加了我國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次公派出國考試，以出色的成績通過考試赴英深造。兩年後，學成歸國的錢瑗在北師大開設“英語文體學”，善於想辦法的錢瑗，不願照本宣科教授“死”知識，形象生動地把抽象得近乎生澀的知識講解得生動有趣。
在學生的讚揚，同行的好評，成功的教學成績背後，錢瑗卻有著常人不及的勤奮刻苦。楊絳說錢瑗每天一早挎個大包去趕車，緊張得一隻腳穿黃鞋，一隻腳穿黑鞋都沒發覺。回到家電話也多，有時答問一談就是幾十分鐘，還常出差。楊絳心疼女兒問“能不能偷點懶”，錢瑗搖搖頭。
1995年春天，錢瑗開始咳嗽，當年秋冬忽然腰疼加劇，起不了床，此時錢瑗儘管站立、行走都已困難，當司機和她的博士生陪送她住進胸科醫院，臨走時她還輕鬆地對媽媽說，“媽媽等著我，我很快就回來”。
楊絳說1996年10月間，錢瑗記起媽媽曾說要記一篇《我們仨》，便要求把這個題目讓給她，當楊絳答應後，儘管錢瑗當時仰臥寫字很困難，她卻樂於以此自遣。11月醫院報病危，她還在愛惜光陰。忍受病苦的錢瑗，此時最需要家人無微不至的呵護關懷，但是她卻並不要楊絳來看望，反而擔心醫院路途太遠，讓媽媽勞累。
1997年3月4日下午，錢瑗在安睡中去世，8日火化，錢鐘書和楊絳沒有參加遺體告別儀式。錢瑗生前有言不留骨灰，但北師大外語系的師生捨不得錢瑗，還是將她的骨灰帶回校園，埋在文史樓西側她每天走過的一棵雪松下。在錢瑗去世百日後，楊絳到距離這棵雪松有一段距離，錢瑗曾工作的教學樓邊上，遙遙地望瞭望這棵樹。楊絳套用蘇東坡悼亡詞“從此老母斷腸處，明月下長青樹”，她說“我肯定圓圓不在樹下，看了樹，只叫我痛失圓圓”。
| 抗戰勝利後，約1946年，攝於上海。
從左至右楊絳、錢瑗、錢鐘書
女兒和丈夫相繼離去，對於楊絳來說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面對這無法承受，無法撫平的傷痛，楊絳卻選擇了一件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翻譯了先前並不通曉的用古希臘文寫作的伯拉圖的《斐多》篇。
2000年，當中譯本《斐多》一經出版，便被廣大讀者稱頌為“迄今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學譯本”，2002年，楊絳又將對女兒的思念化作了一本《我們仨》，在點點滴滴的往事中，楊絳與錢鐘書和女兒阿圓又聚了聚。在她溫潤細膩的筆下，女兒活了，又與媽媽能夠相依相偎。而2004年，經過楊絳反復修改校訂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8冊裝的《楊絳文集》。
楊絳曾說，靈魂不滅的信念，對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觀念的追求給我以孤單單生活下去的勇氣。我感到女兒和鐘書並沒有走遠，2011年7月8日，楊絳以筆答的形式在《文匯報》發表著述《坐在人生的邊上》。她回顧自己的一生，寫下這樣的句子：人有優良的品質，又有許多劣根性雜糅在一起，好比一塊頑鐵得在火裡燒，水裡淬，一而再，再而三，又燒又淬，再加千錘百煉，才能把頑鐵煉成可鑄寶劍的鋼材。而楊絳的一生，便是認認真真淘洗污穢、萃取精華的鍛煉過程。
2011年、2014年，鳳凰衛視曾兩度獨家訪問楊絳先生和她的親友，製作了紀錄片《楊絳：坐在人生的邊上》，通過影像記憶，記錄下這位元可敬可愛的老人的故事。
| 獨家影像回顧：紀錄片《楊絳：坐在人生的邊上》
楊絳，
她微笑著，倔強著，
一生都在細心地為她的靈魂清點行囊，
用讀書、翻譯和寫作來告慰
“給予過、贈與過和已經離開了的”靈魂伴侶。
她帶著全部最寶貴的收穫平靜地離開。
卻留給我們長久敬仰的智慧。
編輯：撕紙小妹
錢鐘書來的時候，還沒等坐下來，楊絳就把她寫的東西遞上去，錢鐘書就一邊看一邊找個馬紮坐下，兩個人在那裡聊天，有的時候有說有笑，有的時候也是很嚴肅，就這樣在那兒聊天。菜園相會的老夫婦，在楊絳看來“遠勝於舊小說戲劇裡後花園私相約會的情人”。
曾經，楊絳讀到英國傳記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要結婚；我娶了她幾十年，從未後悔娶她；也未想過要娶別的女人。”她把它念給錢鐘書聽，錢鐘書當即回說，“我和他一樣”。
為了承諾 心力交瘁仍舊筆耕不輟
歷經過戰亂，飽受了離情，這對相濡以沫的伴侶卻從未經受過天人兩隔的傷痛。1997年早春，兩人的愛女錢瑗因肺癌晚期匆匆辭世，僅僅一年後，錢鐘書帶著對妻子的萬般歉疚也離開了。望著未合好眼皮的丈夫和他尚且溫熱的身體，楊絳伏在丈夫耳邊說，“你放心，有我呐”。
| 一九八九年冬與錢鍾書在北京三裡河宿舍院中散步
2011年10月15日，在首都圖書館舉辦了一場名為“走進錢鐘書的讀書生活”的活動，由商務印書館編輯完成的《錢鐘書手稿集中文筆記》也在萬眾矚目下正式發行出版。十一年的精心努力，二十冊厚厚的筆記，只因為十三年前的一個承諾。
錢鐘書去世後，留下大量的學術成果沒來得及公之於眾，留下了大量的筆記和遺作。
為了讓“死者如生，生者無愧”，已年屆九十，本已身心交瘁的楊絳對錢鐘書的全部手稿開始精心地整理排編。她後來回憶道，此中的艱難辛苦，難以言表。
多年來，楊絳一頁一頁地拿剪子，漿糊，貼補。有的已經變脆了，變成兩半，她還要拿紙去貼好，補好。大量的義大利文、拉丁文和德文資料，也一度讓楊絳感到艱難無比。
對楊絳來說，很多工作都是暫時的，只有一件事終身不改，那就是“我是錢鐘書生命中的楊絳”。楊絳說：“我愛丈夫，勝過自己。”她瞭解錢鐘書的價值，願為他研究著述志業的成功，為充分發揮他的潛力、創造力而犧牲自己。但這並不能遮蓋掉楊絳本身的才華和光輝。
楊絳酷愛讀書，並將這一習慣保持了一生。她的這一愛好來源於父親，父親是高級知識份子，讀書是他的一大嗜好，楊絳喜好和父親談論讀書，同時又有自己獨一無二的審美。比如，楊絳喜愛李煜的詞，父親推崇杜甫的詩。就讀書這件事，他們父女二人還有過這樣的對話：
“阿季，三天不讓你看書，你怎麼樣？”
“不好過。”
“一星期不讓你看書呢？”
“一星期都白活了。”
無論是留學英國，還是耄耋之年，楊絳最大的愛好，也只是回家讀點書，做點學問。
精通英、法、西班牙文的楊絳，熱愛閱讀中西方古聖賢哲的書籍，這些書不僅為她的翻譯和文學創作提供源源不斷的靈感和想像力，也成為她晚年心有所歸的伴侶。
1978年6月，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來華訪問，鄧小平將《堂吉訶德》中譯本作為國禮贈送給貴賓。並在國宴上將譯者楊絳介紹給西班牙國王和王后。鄧小平問楊絳，《堂吉訶德》是什麼時候翻譯的，楊絳只答今年出版的，而為了這本譯著傾注的將近20年的心血卻略而不談。事實上《堂吉訶德》的翻譯始于1958年，為了忠實於原作，已經47歲的她開始學習西班牙語。
胡真才：她大概從1962年，1963年就開始譯，譯到1966年，就是已經譯了，《堂吉訶德》不是上下冊嘛，上冊都譯完了，下冊大概譯了三分之一吧，結果“文革”一爆發呢，就不能再譯了。不光不能譯，這個稿子還給沒收了，沒收以後呢，就一直沒有下落。讓她們打掃廁所，收拾屋子。她有一次在打掃一個很髒的屋子，無意中在這個屋子裡邊發現了自己的譯稿。
楊絳說她當時“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兒女”，但直到她下幹校之前，才最終和這個“兒女”團聚。因中斷多年，她得重新從頭再譯。
十年浩劫 楊絳優雅從容
楊絳說："從文學研究所1953年成立到1977年改革開放，二十五年間，我是一個零。"
1951年5月，全國批判電影《武訓傳》前夕，文藝創作的壓力還不算大，但老一輩文人學者長篇累牘的自我檢討。此時剛剛發表了《小陽春》的楊絳正值創作的鼎盛時期，心中醞釀已久的題材等待落筆。但是楊絳此時卻和錢鐘書一樣選擇了封筆。解放後的十七年中，她沒有再進行文學創作，披上了“隱身衣”。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群眾運動的高漲把已經“隱身”多年的楊絳“揪了出來”。
反右之後，文研所掀起了“拔白旗”運動，當時對三面白旗的批判，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因鄭振鐸因公遇難而作罷。錢鐘書的《宋詩選注》因海外學界的不同評價而中斷，只有楊絳這面白旗被“連根拔下，還撕得粉碎”。
而批判楊絳的材料，正是出自曾師從于錢鐘書門下的楊耀民之手。雙反運動最終落下帷幕，但是楊耀民卻始終沒有走出愧對師長的陰影。文革中，楊耀民自殺身亡，至死也沒有勇氣當面向兩位先生致歉。
但楊絳卻沒有怨恨他，楊絳看到的不是“披著羊皮的狼”，而是“披著狼皮的羊”，“都是善良的”，她堅信“性善論”，她認為大多數人都是性善的。
批鬥的聲浪剛剛變小，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全國又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查所謂“五一六”運動，社科院的知識份子也在這一時期開始分批被下放幹校，這個後來不了了之的運動，在當時的參與者看來卻仿佛是一場永不會醒的噩夢。
當時學部所有人只要點了名，就要立刻跟隨隊伍下放，已年逾七旬的俞平伯和夫人也“像學齡兒童那樣排著隊伍遠赴幹校上學”。而再過幾天，就要過六十歲生日的錢鐘書，也成為下幹校的先遣隊員。在他出發前的一個星期，強忍住離愁別恨的楊絳竭盡全力地為丈夫準備行裝。
1970年7月12日，將近60歲的楊絳也下了幹校。直到1972年3月，作為第二批“老弱病殘”的錢鐘書和楊絳才被遣送回京，寄居在學部的一間辦公室。
無論是“文革”初期的揪鬥，中期的下放幹校，還是末期的流亡歲月，幸運的是錢鐘書和楊絳身邊總有一群好心人，不僅敬重他們，而且關懷愛護備至。1976年10月6日下午，“四人幫”倒臺，一時間控訴“文革”的哭喊聲鋪天蓋地，而歷盡十年浩劫，失去多位親人的楊絳卻平靜地記下，“烏雲蔽天的歲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記憶裡不易磨滅的倒是那一道含蘊著光和熱的金邊”。
“我們仨” 終於團聚了
2003年，《我們仨》在大陸和港臺同期印行，楊絳在書的扉頁上寫下“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的字樣，所有讀過此書的人，無不被這個學者家庭相守相助，相聚相失的故事所打動。但是很少人知道，楊絳寫《我們仨》是因為想念女兒，楊絳曾對病中的錢鐘書說，我要寫一個女兒，叫她陪著我。當時已經不能交談的錢鐘書點頭表示同意。
1937年5月19日，當錢鐘書從護士手中抱過出生的女兒，他看了又看，高興地說，“這是我的女兒，我喜歡的”。
薛鴻時：楊先生說錢先生有一股癡氣嘛，很癡，就是他很專一，他很愛自己的女兒，就覺得假如再有一個孩子的話，我要分掉對她的愛了，所以我不要，有她夠了，足夠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錢瑗隨父母來到北京，她無比快樂地發現，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便是水木清華，當時她只有十五六歲，卻已經開始囫圇吞棗似的飽覽楊絳書桌上的各種外文書籍，楊絳對此也“絕對放任”，楊絳說“鐘書是我們的老師，我和阿瑗都是好學生，雖然近在咫尺，我們如有問題，問一聲就能解決，可是我們絕不打擾他”。
1978年，從俄語教師改習英語專業的錢瑗參加了我國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次公派出國考試，以出色的成績通過考試赴英深造。兩年後，學成歸國的錢瑗在北師大開設“英語文體學”，善於想辦法的錢瑗，不願照本宣科教授“死”知識，形象生動地把抽象得近乎生澀的知識講解得生動有趣。
在學生的讚揚，同行的好評，成功的教學成績背後，錢瑗卻有著常人不及的勤奮刻苦。楊絳說錢瑗每天一早挎個大包去趕車，緊張得一隻腳穿黃鞋，一隻腳穿黑鞋都沒發覺。回到家電話也多，有時答問一談就是幾十分鐘，還常出差。楊絳心疼女兒問“能不能偷點懶”，錢瑗搖搖頭。
1995年春天，錢瑗開始咳嗽，當年秋冬忽然腰疼加劇，起不了床，此時錢瑗儘管站立、行走都已困難，當司機和她的博士生陪送她住進胸科醫院，臨走時她還輕鬆地對媽媽說，“媽媽等著我，我很快就回來”。
楊絳說1996年10月間，錢瑗記起媽媽曾說要記一篇《我們仨》，便要求把這個題目讓給她，當楊絳答應後，儘管錢瑗當時仰臥寫字很困難，她卻樂於以此自遣。11月醫院報病危，她還在愛惜光陰。忍受病苦的錢瑗，此時最需要家人無微不至的呵護關懷，但是她卻並不要楊絳來看望，反而擔心醫院路途太遠，讓媽媽勞累。
1997年3月4日下午，錢瑗在安睡中去世，8日火化，錢鐘書和楊絳沒有參加遺體告別儀式。錢瑗生前有言不留骨灰，但北師大外語系的師生捨不得錢瑗，還是將她的骨灰帶回校園，埋在文史樓西側她每天走過的一棵雪松下。在錢瑗去世百日後，楊絳到距離這棵雪松有一段距離，錢瑗曾工作的教學樓邊上，遙遙地望瞭望這棵樹。楊絳套用蘇東坡悼亡詞“從此老母斷腸處，明月下長青樹”，她說“我肯定圓圓不在樹下，看了樹，只叫我痛失圓圓”。
| 抗戰勝利後，約1946年，攝於上海。
從左至右楊絳、錢瑗、錢鐘書
女兒和丈夫相繼離去，對於楊絳來說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面對這無法承受，無法撫平的傷痛，楊絳卻選擇了一件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翻譯了先前並不通曉的用古希臘文寫作的伯拉圖的《斐多》篇。
2000年，當中譯本《斐多》一經出版，便被廣大讀者稱頌為“迄今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學譯本”，2002年，楊絳又將對女兒的思念化作了一本《我們仨》，在點點滴滴的往事中，楊絳與錢鐘書和女兒阿圓又聚了聚。在她溫潤細膩的筆下，女兒活了，又與媽媽能夠相依相偎。而2004年，經過楊絳反復修改校訂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8冊裝的《楊絳文集》。
楊絳曾說，靈魂不滅的信念，對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觀念的追求給我以孤單單生活下去的勇氣。我感到女兒和鐘書並沒有走遠，2011年7月8日，楊絳以筆答的形式在《文匯報》發表著述《坐在人生的邊上》。她回顧自己的一生，寫下這樣的句子：人有優良的品質，又有許多劣根性雜糅在一起，好比一塊頑鐵得在火裡燒，水裡淬，一而再，再而三，又燒又淬，再加千錘百煉，才能把頑鐵煉成可鑄寶劍的鋼材。而楊絳的一生，便是認認真真淘洗污穢、萃取精華的鍛煉過程。
2011年、2014年，鳳凰衛視曾兩度獨家訪問楊絳先生和她的親友，製作了紀錄片《楊絳：坐在人生的邊上》，通過影像記憶，記錄下這位元可敬可愛的老人的故事。
| 獨家影像回顧：紀錄片《楊絳：坐在人生的邊上》
楊絳，
她微笑著，倔強著，
一生都在細心地為她的靈魂清點行囊，
用讀書、翻譯和寫作來告慰
“給予過、贈與過和已經離開了的”靈魂伴侶。
她帶著全部最寶貴的收穫平靜地離開。
卻留給我們長久敬仰的智慧。
編輯：撕紙小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