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日是楊絳先生病逝一周年的日子。
在過去的一年裡， 追懷楊絳先生的文字不斷見諸報端， 人們談著她的高風亮節、優雅平和、高深學識， 或是與錢鍾書的伉儷情深。 人們有許多理由紀念楊絳， 這些理由正如先生的身份一樣豐富：無論是因其身為一位優秀的舞臺劇本傳作者， 還是用二十餘年時間譯出文學巨著《唐·吉訶德》的翻譯家；無論是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後一位被尊稱為“先生”的女性， 還是在世上少有的百歲高齡時依然堅持創作的作家， 楊絳的一生有太多值得人們回溯的篇章。
百歲生日前， 楊絳先生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我的‘向上之氣’來自信仰， 對文化的信仰， 對人性的信賴”， “細細想來， 我這也忍， 那也忍， 無非是為了保持內心的自由， 內心的平靜。 ”楊先生曾在生前向人們提出三個要求：在她去世後不開追悼會， 不受奠儀， 至多七八至親送送。
舊相識， 新文人， 那些孜孜不倦講述楊絳先生故事的人們， 總要在這樣的故事裡提起錢鍾書來。 然而知妻莫若夫， 楊絳先生真正的“好”， 大概只有錢鍾書最懂得。 後者曾說， 自己的夫人是“最賢的妻， 最才的女”， 更是在妻子懷孕之時， 說出“我不要兒子， 我要女兒——只要一個， 像你的”這般暖言；而楊先生的心願始終是“做個平常的人，
作為作家， 他們是獨立的創作者；作為相知之人， 他們攜手共度、交流意見。 楊先生曾言錢鍾書“交流很多， 十分相投， 除了我讀不懂的哲學和文藝理論書， 我們總交流彼此的意見”， “錢楊互評”也成為了一段充滿意趣的歷史佳話。
在楊絳先生去世一年後的今天， 我們從《聽楊絳談往事》（增補版）一書中節選了部分章節， 希望與讀者一同分享楊絳與錢鍾書新婚後留學牛津時發生的故事。
《聽楊絳談往事》（節選）
文 | 吳學昭
牛津在倫敦西北泰晤士河上游， 它沒有都市的繁華喧囂， 風景幽絕， 古樸淡雅， 別具一種小城的靜美。 居民不到十萬， 淳樸和氣， 比都市人更富人情味。 小城因大學而著稱， 牛津是英國國學， 也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聲望最高的大學之一。
牛津大學每年三個學期， 每學期八周， 然後放假六周。 第三學期之後是暑假， 長達三個多月。 第一學期於十月中旬（第三周的星期一）開學， 十二月中旬結束。
錢鍾書到牛津， Silcock先生已為他安排好， 入埃克塞特學院（Exeter College）攻讀文學士（B.Litt.）學位。 阿季本打算進不住宿的女子學院研修文學， 如俞大絪那樣做一名Home student， 但接洽入學時攻讀文學的名額已滿， 要入學只能改修歷史。 她不願意，於是決定不入學院，而在牛津大學旁聽幾門文學課程，自修西方文學。
阿季和鍾書在校外租得一間較大的房間，做臥室兼起居室，窗臨花園倒也幽靜。房主姓金Mr.King，提供三餐和下午茶，房間衛生由老金的妻女負責打掃。同寓寄宿的還有另外兩個學醫的中國留學生。一姓林，上海人，阿季和鍾書戲稱他“林Doctor”；一姓曾，昭字排行，是俞大絪的親戚。二人都已學成，當時是訪問或進修。
錢鍾書是我國庚款留學的公費生，在牛津卻是自費生（commoner），自費的男女學生都穿一件黑布背心，背上有兩條黑布飄帶。男生還有一隻硬的方頂帽，但誰都不戴。領獎學金的學生穿長袍。牛津女生都戴軟的方頂帽子。在牛津小城街上到處可見穿黑布背心的學生，這道街景曾使阿季當時心裡難受，有失學兒童之感。她因不忍心向已患高血壓的父親開口要錢交付牛津昂貴的學費和導師費，寧願做一名旁聽生，聽幾門課，到大學圖書館自習。
學期開始以後，鍾書也領得一件黑布背心。在牛津兩年，他常穿著這種有黑飄帶的黑布背心去埃克塞特學院課堂上課，到學院食堂吃晚飯。牛津規定，學生每週必須在所屬學院的食堂吃四五次晚飯。吃飯，就證明這個學生住在學校。吃飯比上課重要。飯費較貴，因鍾書有家眷，照顧阿季，他只需每週吃兩頓飯。
虧得楊先生手勤心細，對於錢先生任何有紀念意義的物件都收藏保存得那麼好。錢先生穿過的這件黑布背心，雖然隨著主人屢經戰亂炮火，流徙遷移，六七十年後竟還完整如昔。 2003年初國家博物館為籌備百年留學歷史文物展，派員向楊先生徵集她父親楊蔭杭老先生以及她本人和錢先生留學英法時的文物。楊先生不僅提供了楊老先生與南洋公學留美同學在美國的合影，親筆謄錄了蔭杭先生的題記；提供了他們夫婦留學時拍的許多照片；還拿出寶貝的牛津黑布背心，慷慨捐贈給國家博物館。
2003年3月，題為“求學海外，建功中華”的百年留學歷史文物展在國家博物館舉行。在錢鍾書、楊絳提供的展品櫥窗前，人頭攢動，相機的閃光燈不斷。當我看見那件熟悉的黑布背心，耷拉著兩條飄帶，想到當年楊先生曾對它那麼羡慕和惆悵，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感動。
阿季沒有黑布背心，她一人穿著旗袍去上課，總和兩三位修女坐在課堂側面的旁聽座上聽講。牛津大學的大課，在大學樓的課堂上。埃克塞特學院的課，借用學院的飯廳，都有好些旁聽生。
阿季沒有和鍾書一起上過課，阿季上的課，他都不上，他有他的必修課。但他們在不上課的時候，兩人一起上圖書館。旁聽生沒有作業，不作論文，不考試，有更多可以自己支配的時間。阿季從沒享受過這等自由，正好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圖書館讀書。
牛津大學總圖書館名Bodleian Library，錢先生譯為飽蠹樓，藏書五百萬冊，手稿六萬卷。兩人在這裡埋頭用功，確有點像書蟲那樣飽蠹。楊先生說：“在東吳，學的是我並不感興趣的政治學，課餘常在圖書館尋尋覓覓，想走入文學領域而不得其門。進清華後，又深感自己欠修許多文學課程，來不及補習。這回，在牛津大學圖書館，滿室滿架的文學經典，正好從容自在地好好補習。”
牛津大學圖書館的圖書向例不外借。臨窗有一行單人書桌，阿季就佔據一張桌子，自己從架上取書來讀。讀不完的書留在桌上，下次來接著讀。在圖書館讀書的學生不多，環境非常清靜，阿季的心態也平和寧靜，她給自己訂了一個課程表，英國文學從喬叟（Geoffrey Chaucer）開始，一個一個經典作家按照文學史往下讀。主要作品一部一部從頭到尾細讀。代表作外，也讀有關的評論。
牛津大學圖書館的經典作品以十八世紀為界，限於十八世紀和十八世紀以前。據說這樣規定是因為他們認為十九世紀的文學作品算不上經典。“但十九世紀的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等大家，在我們心目中都是經典”，楊先生說。“二十世紀的作者比十九世紀多，越近代，作品越多。這類書都是從牛津市圖書館借的，借到就讀，不能按著文學史的先後讀了。戲劇、詩、小說，各大家至少看代表作三四部，有的能借到就全看。 Bodleian經典作家的評傳（館中也沒有後人寫的），能借到或買到就讀。回上海後以及 1949年再到清華，能到手就補讀。”
楊先生說，“法國文學也是如此，我們都按文學史先後一個個讀。莫里哀（Molière）的戲劇差不多全讀過。我最不喜歡司湯達（Stendhal）的《紅與黑》，不自然，但其他作品比此書可讀。也讀兩三本小作家如拉康特（Monon Lescout）、梅裡美（prosper Mérimée）等，輕鬆，但少分量。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自傳《懺悔錄》，至今未能讀完，太髒。他的《新愛洛綺絲》、《愛彌兒》等都讀過。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不甚喜歡，也讀了不少。左拉（Emile Zola）也讀了好幾本。”
她說，“你不問，我都忘了。”
“英國劇作家我讀得很多，巴里（James Barrie）（《潘·彼得》的作者）的劇作和小說，幾乎都讀過。但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我不喜歡，讀得不多。還有義大利名作、俄羅斯名著、德國名作，都讀英譯本。西班牙的《堂吉訶德》也先讀英譯。作為鍾書的妻子，他看的書我都沾染些，因為兩人免不了要交流思想的。至於‘收穫’，就只好老實說，‘生小孩兒忘了’。鍾書留下筆記，我未留下。我教書時又補讀、又重讀，但如今想想也忘得差不多了。筆記只是備課用的，無甚價值。我自己覺得說‘讀過’好像是吹牛了。
“鍾書的法國文學是從十五世紀的維庸（Fran.ois Villon）讀起，一路讀下去。然後讀德文書，他在清華學過德文。然後自學義大利文，拉丁文則有限。主要是在法國那一年肆意讀書，做筆記。到集市買菜購物則實習法語。他敢說，說得流利；而我面皮薄，只對房東太太和對門太太說說。”
楊先生感到“文學史上小家的書往往甚可讀。英國桂冠詩人梅斯菲爾德（John Masefield）有《沙德·哈克》、寫得特好，《奧德塔》兩部小說，至今難忘其中氣氛。只有詩人能寫得出。”英國小說種類最多，航海的、冒險的，她都看；她對船舶各部的專門名稱、船員的等級職稱等知識，大多由此而來。近代作品楊先生也讀得很普遍，直到錢先生去後，她未再讀新出作品。
我聽說楊先生閒暇時愛讀偵探小說，這一愛好也傳給了女兒，錢瑗讀的偵探小說之多不亞于媽媽。只聽說楊先生和錢先生經常在生活中玩玩福爾摩斯和華生，“格物致知”；就請她說說偵探小說。楊先生說：“英國學者多數愛偵探小說。偵探小說有科學性見長的，有寫世態人情見長的。科學性強就是犯罪計畫周到深密，不易破案，能教人犯罪。牛津一位專門研究老莊的英國研究員K.J.Spalding有一架子偵探小說。他說，‘你們愛讀什麼，隨便拿去看。’對偵探小說有同好的，交情也深一層。
“偵探小說，英國最好，也最多；法國不多，比起英國，單調多多，好像只兩大家，我都讀了。讀偵探有二好處，一是好玩，二是為了學習語言。讀偵探逼你能猜即猜，不能猜則查字典。我讀完全部法文偵探，閱讀法國小說可躺著看，不必查字典了。但我總記著老師的話：查一字，即收穫一字，以後看見就認得；不查，就失去了，再遇到也不相識。”
我知道楊先生英國文學作品讀得最多，也最熟，想問問她最愛哪位作家？楊先生說：“此問很難答。因為各作家各有所長，興趣可以很廣，越讀得多，越難說愛哪一人。譬如問最愛哪位詩人，最愛杜甫哪首詩，等等，都帶些孩子氣。各類文學作品，也各有可愛處。”
經不住我死乞白賴地盤問，楊先生蜻蜓點水式的表示簡·奧斯丁（Jane Austen）的作品筆調輕快，塑造的人物鮮活，個個別致不同，令人過目不忘。她更喜歡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心理刻畫和社會解剖巧妙結合，更有思想價值，更有分量。她說：Dickens是大天才，才氣洋溢，惜文字欠佳，Thackeray文筆比他好，但不如Dickens exuberant（活潑、精神充沛）。
楊先生說：“我對於約翰生博士（Samuel Johnson）沒讀過多少，我最喜歡他的談話，佩服他的博學，可憐他的身世，也崇敬他的為人。他的談話不管有理沒理，總很有趣，多警句，有識見，有勁，回味無窮。（鍾書也愛Johnson）。我沒見過他的大字典，唯讀過部分序言。他注釋莎士比亞非常博學，而且通情達理。小說卻十分沉悶，傳記看過不少，他的雜文我也愛讀，但並不特別欣賞（因為我讀書太浮，偶爾重讀時，好似未讀過）。
“據鍾書講，Johnson每天報導眾議院當日的辯論，雙方的言談（某人說什麼話）全是他編造的。他探得當日的議程，編造得有聲有色。眾議員讀了他的報導，都以為他在旁聽席上親自聽見的。妙不妙？”
我曾問楊先生：在牛津和巴黎，與錢先生都學西方文學，讀同一方面的書，兩人相互交流嗎？
楊先生答：“交流很多，十分相投，除了我讀不懂的哲學和文藝理論書，我們總交流彼此的意見。”又說：“我們文學上的‘交流’是我們友誼的基礎。彼此有心得，交流是樂事、趣事。鍾書不是大詩人，但評論詩與文都專長。他知道我死心眼，愛先讀原著，有了自己的看法，再讀別人的評論或介紹。他讀到好書，知道我會喜歡的，就讓我也讀。”
楊先生告訴我，她“有些小小的‘歪學問’，常使鍾書驚奇”。她說：“一次鍾書把我背的詞和他剛讀到的對比，一字不錯，就在日記上說我想‘勝過’他呢。當然是胡說。我讀了詩話，蘇東坡‘眾星爛如沸’句，被詩話作者打杠。我不服，鍾書和我所見恰好一樣。我讀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詩，有一句也是‘鳥鳴山更幽’的意思，他十分贊成，也記在日記上。現在《管錐編》裡還存此句，但未提我名。”
楊先生白天除了上課，就在圖書館讀書。白天讀外文書，晚上在家讀中文書。他們帶了一箱子中國舊書，還有筆、墨、硯臺、字帖到牛津。兩人比賽誰讀得書多，年終結算。1935年終統計結果，兩人所讀的書冊數大體相當，實際上錢先生讀的全是大部頭的書，阿季則把小冊子也算一本；錢先生讀的中文書全不算，阿季全算。錢先生在日記中寫道：“季承認自己‘無賴’。”錢先生讀的中外文書其實要多得多，有的書看幾遍。他的體會是：“一本書，第二遍再讀，總會發現讀第一遍時會有許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讀幾遍之後才會發現。”他不僅讀，還做筆記。先是在牛津大學圖書館邊讀邊記，因為那裡的圖書不外借，只准帶鉛筆和筆記本，書上也不許留下任何痕跡；所有的筆記都是回家經過反芻後寫成的。楊先生讀書筆記做的不多，所讀的書中雖包括幾本薄薄的小冊子，不過有的書像詩集、詩話等，也是翻來覆去讀幾遍的。
楊先生愛讀詩，中文詩、外文詩都喜歡，也喜歡和鍾書一起談詩論詩。他們常常一同背詩玩兒，並發現如果兩人同把詩句中的某一個字忘了，怎麼湊也不合適，那個字准是全詩中最欠貼切的字。楊先生說：“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認真閱讀和用心感悟，也大大啟發了阿季的創作靈感。她在牛津寫的第一篇散文《陰》，就是在讀了彌爾頓（John Milton）的兩篇輕鬆的小詩Perseroso和Láiesro後，有所感而寫的。阿季原以為彌爾頓很沉悶，不好讀，但一路讀下去覺得非常新鮮，就仔仔細細讀完他的全部著作。
牛津最大的好處是保留著書院式的導師制（Tutorial System），一對一，至多一對二，一個導師帶一兩個學生的教授法，逼得學生非用功不可。導師（tutor）是學生入學時由校方指定的。鍾書的導師名Brett Smith布瑞特—斯密斯。
鍾書在班上，第一年訓練作文，師生一對一地教學，導師很厲害，對學生要求非常嚴格，親自為學生批改作文。Brett-Smith要求Clear，simple（清楚，簡約），要Plain English，Good English，不要印度式的Babu English（指堆砌，濃得化解不開）。論文要有未經人道的新見，所以論文往往選僻題，選（沒人研究過的）小作家。
我不知道身為“清華才子”的鍾書接受這樣的作文訓練有何感想，不過如此嚴格的訓練肯定使人獲益匪淺，于他後來英文的用語典雅精緻，揮灑自如，不無積極影響。1986年10月英國女王訪問北京時，負責此事的英方官員請錢鍾書夫婦到人民大會堂的一間小房間喝下午茶。不久來了個名Ullman的，來和錢先生談學問，錢先生立即反駁，的確是“Johnsonian retort”。（這是Johnson與人論學時的慣態，駁斥對方槍頭不得力，倒過來用槍把打。）那位官員哈哈大笑說：“你活該！我早警告你，當著Ch’ien，勿賣弄學問。”Ullman挨了“一棍”也苦著臉笑了。
楊先生說：“鍾書在上海和英國人談學問，頗有約翰生氣概。英領館的Macaleavey（愛爾蘭人，劍橋出身，極聰明，老中國通）曾對我說：‘你丈夫的英文，比我們都好，我們都怕他。’Mac口說怕，就是不大怕，真怕他的是英國文化委員會的頭兒Hedley。他往往在鍾書一句俏皮話說完兩分鐘之後，才想明白，忙哈哈‘補’笑。”
阿季在牛津對“一對一”的嚴格訓練很羡慕，她抱憾自己沒有tutor給改文章。鍾書就權充她的tutor，完全按照導師對他那樣嚴格要求阿季clear and simple，並為她批改作文。不久前，楊先生清理舊物，居然發現了一份錢先生在牛津為她批改的作文，評為Excellent！
在老金家住，不需自己開夥，少了許多家務；阿季每天抽空練字。從國內帶來筆墨卻沒有紙，就在房東送的代餐巾的紙上練。英國朋友、詩人燕卜蓀（William Empson）來訪，見阿季臨帖，甚欣賞她有此雅興。鍾書起先學鄭孝胥體，一撇撇得又粗又長，很難看；後見阿季臨麓山寺碑帖，也改臨麓碑。
鍾書自稱從小拙手笨腳，混沌不開，兩人的小家由阿季主持。阿季雖然向來庇蔭母親膝下，從不曾管家理財，但寬打窄用，從未向鍾書鬧過饑荒。鍾書佩服得不得了，把財政權全部重托。阿季記的賬，他從不看。但見了好書，就忍不住要買。阿季怕書多了難以帶回，只說等下次吧。有時，“下次”書就賣掉了。他氣得在日記上發牢騷：“婦言不可聽。”淪陷在上海時家裡最窮，但阿季記帳總有多餘，就給鍾書做豬八戒塞在耳朵裡的“襯錢”，讓他買書。他經常只討幾文“襯錢”。
牛津不像倫敦那樣多雨多霧，晴和之日較多。阿季和鍾書每逢好天早晚都外出散步。早飯後散步，方便老金家妻女收拾房間；晚飯前散步，為調整身心，阿季稱為“養心散步”。除了牛津大學公園、附近荒僻靜處，他們專挑沒去過的地方。鬧市郊區，大街小巷，教堂住宅，店鋪郵局，一所所學院門前全走個遍，觀光加探險。路上碰見郵遞員，就把國內來信當面交付給他們，這時往往有小孩一旁等著，很客氣地向他們討中國郵票。他們看到身材魁梧的員警，傍晚沿街踱步，戴著白手套推推一家家的大門，看看是否關好，沒關好的就客氣地提醒。
晚上，回到老金家，拉上窗簾，兩人對坐讀書。
文摘與圖片經授權選摘自《聽楊絳談往事》（吳學昭 著），經出版社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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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願意，於是決定不入學院，而在牛津大學旁聽幾門文學課程，自修西方文學。阿季和鍾書在校外租得一間較大的房間，做臥室兼起居室，窗臨花園倒也幽靜。房主姓金Mr.King，提供三餐和下午茶，房間衛生由老金的妻女負責打掃。同寓寄宿的還有另外兩個學醫的中國留學生。一姓林，上海人，阿季和鍾書戲稱他“林Doctor”；一姓曾，昭字排行，是俞大絪的親戚。二人都已學成，當時是訪問或進修。
錢鍾書是我國庚款留學的公費生，在牛津卻是自費生（commoner），自費的男女學生都穿一件黑布背心，背上有兩條黑布飄帶。男生還有一隻硬的方頂帽，但誰都不戴。領獎學金的學生穿長袍。牛津女生都戴軟的方頂帽子。在牛津小城街上到處可見穿黑布背心的學生，這道街景曾使阿季當時心裡難受，有失學兒童之感。她因不忍心向已患高血壓的父親開口要錢交付牛津昂貴的學費和導師費，寧願做一名旁聽生，聽幾門課，到大學圖書館自習。
學期開始以後，鍾書也領得一件黑布背心。在牛津兩年，他常穿著這種有黑飄帶的黑布背心去埃克塞特學院課堂上課，到學院食堂吃晚飯。牛津規定，學生每週必須在所屬學院的食堂吃四五次晚飯。吃飯，就證明這個學生住在學校。吃飯比上課重要。飯費較貴，因鍾書有家眷，照顧阿季，他只需每週吃兩頓飯。
虧得楊先生手勤心細，對於錢先生任何有紀念意義的物件都收藏保存得那麼好。錢先生穿過的這件黑布背心，雖然隨著主人屢經戰亂炮火，流徙遷移，六七十年後竟還完整如昔。 2003年初國家博物館為籌備百年留學歷史文物展，派員向楊先生徵集她父親楊蔭杭老先生以及她本人和錢先生留學英法時的文物。楊先生不僅提供了楊老先生與南洋公學留美同學在美國的合影，親筆謄錄了蔭杭先生的題記；提供了他們夫婦留學時拍的許多照片；還拿出寶貝的牛津黑布背心，慷慨捐贈給國家博物館。
2003年3月，題為“求學海外，建功中華”的百年留學歷史文物展在國家博物館舉行。在錢鍾書、楊絳提供的展品櫥窗前，人頭攢動，相機的閃光燈不斷。當我看見那件熟悉的黑布背心，耷拉著兩條飄帶，想到當年楊先生曾對它那麼羡慕和惆悵，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感動。
阿季沒有黑布背心，她一人穿著旗袍去上課，總和兩三位修女坐在課堂側面的旁聽座上聽講。牛津大學的大課，在大學樓的課堂上。埃克塞特學院的課，借用學院的飯廳，都有好些旁聽生。
阿季沒有和鍾書一起上過課，阿季上的課，他都不上，他有他的必修課。但他們在不上課的時候，兩人一起上圖書館。旁聽生沒有作業，不作論文，不考試，有更多可以自己支配的時間。阿季從沒享受過這等自由，正好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圖書館讀書。
牛津大學總圖書館名Bodleian Library，錢先生譯為飽蠹樓，藏書五百萬冊，手稿六萬卷。兩人在這裡埋頭用功，確有點像書蟲那樣飽蠹。楊先生說：“在東吳，學的是我並不感興趣的政治學，課餘常在圖書館尋尋覓覓，想走入文學領域而不得其門。進清華後，又深感自己欠修許多文學課程，來不及補習。這回，在牛津大學圖書館，滿室滿架的文學經典，正好從容自在地好好補習。”
牛津大學圖書館的圖書向例不外借。臨窗有一行單人書桌，阿季就佔據一張桌子，自己從架上取書來讀。讀不完的書留在桌上，下次來接著讀。在圖書館讀書的學生不多，環境非常清靜，阿季的心態也平和寧靜，她給自己訂了一個課程表，英國文學從喬叟（Geoffrey Chaucer）開始，一個一個經典作家按照文學史往下讀。主要作品一部一部從頭到尾細讀。代表作外，也讀有關的評論。
牛津大學圖書館的經典作品以十八世紀為界，限於十八世紀和十八世紀以前。據說這樣規定是因為他們認為十九世紀的文學作品算不上經典。“但十九世紀的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等大家，在我們心目中都是經典”，楊先生說。“二十世紀的作者比十九世紀多，越近代，作品越多。這類書都是從牛津市圖書館借的，借到就讀，不能按著文學史的先後讀了。戲劇、詩、小說，各大家至少看代表作三四部，有的能借到就全看。 Bodleian經典作家的評傳（館中也沒有後人寫的），能借到或買到就讀。回上海後以及 1949年再到清華，能到手就補讀。”
楊先生說，“法國文學也是如此，我們都按文學史先後一個個讀。莫里哀（Molière）的戲劇差不多全讀過。我最不喜歡司湯達（Stendhal）的《紅與黑》，不自然，但其他作品比此書可讀。也讀兩三本小作家如拉康特（Monon Lescout）、梅裡美（prosper Mérimée）等，輕鬆，但少分量。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自傳《懺悔錄》，至今未能讀完，太髒。他的《新愛洛綺絲》、《愛彌兒》等都讀過。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不甚喜歡，也讀了不少。左拉（Emile Zola）也讀了好幾本。”
她說，“你不問，我都忘了。”
“英國劇作家我讀得很多，巴里（James Barrie）（《潘·彼得》的作者）的劇作和小說，幾乎都讀過。但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我不喜歡，讀得不多。還有義大利名作、俄羅斯名著、德國名作，都讀英譯本。西班牙的《堂吉訶德》也先讀英譯。作為鍾書的妻子，他看的書我都沾染些，因為兩人免不了要交流思想的。至於‘收穫’，就只好老實說，‘生小孩兒忘了’。鍾書留下筆記，我未留下。我教書時又補讀、又重讀，但如今想想也忘得差不多了。筆記只是備課用的，無甚價值。我自己覺得說‘讀過’好像是吹牛了。
“鍾書的法國文學是從十五世紀的維庸（Fran.ois Villon）讀起，一路讀下去。然後讀德文書，他在清華學過德文。然後自學義大利文，拉丁文則有限。主要是在法國那一年肆意讀書，做筆記。到集市買菜購物則實習法語。他敢說，說得流利；而我面皮薄，只對房東太太和對門太太說說。”
楊先生感到“文學史上小家的書往往甚可讀。英國桂冠詩人梅斯菲爾德（John Masefield）有《沙德·哈克》、寫得特好，《奧德塔》兩部小說，至今難忘其中氣氛。只有詩人能寫得出。”英國小說種類最多，航海的、冒險的，她都看；她對船舶各部的專門名稱、船員的等級職稱等知識，大多由此而來。近代作品楊先生也讀得很普遍，直到錢先生去後，她未再讀新出作品。
我聽說楊先生閒暇時愛讀偵探小說，這一愛好也傳給了女兒，錢瑗讀的偵探小說之多不亞于媽媽。只聽說楊先生和錢先生經常在生活中玩玩福爾摩斯和華生，“格物致知”；就請她說說偵探小說。楊先生說：“英國學者多數愛偵探小說。偵探小說有科學性見長的，有寫世態人情見長的。科學性強就是犯罪計畫周到深密，不易破案，能教人犯罪。牛津一位專門研究老莊的英國研究員K.J.Spalding有一架子偵探小說。他說，‘你們愛讀什麼，隨便拿去看。’對偵探小說有同好的，交情也深一層。
“偵探小說，英國最好，也最多；法國不多，比起英國，單調多多，好像只兩大家，我都讀了。讀偵探有二好處，一是好玩，二是為了學習語言。讀偵探逼你能猜即猜，不能猜則查字典。我讀完全部法文偵探，閱讀法國小說可躺著看，不必查字典了。但我總記著老師的話：查一字，即收穫一字，以後看見就認得；不查，就失去了，再遇到也不相識。”
我知道楊先生英國文學作品讀得最多，也最熟，想問問她最愛哪位作家？楊先生說：“此問很難答。因為各作家各有所長，興趣可以很廣，越讀得多，越難說愛哪一人。譬如問最愛哪位詩人，最愛杜甫哪首詩，等等，都帶些孩子氣。各類文學作品，也各有可愛處。”
經不住我死乞白賴地盤問，楊先生蜻蜓點水式的表示簡·奧斯丁（Jane Austen）的作品筆調輕快，塑造的人物鮮活，個個別致不同，令人過目不忘。她更喜歡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心理刻畫和社會解剖巧妙結合，更有思想價值，更有分量。她說：Dickens是大天才，才氣洋溢，惜文字欠佳，Thackeray文筆比他好，但不如Dickens exuberant（活潑、精神充沛）。
楊先生說：“我對於約翰生博士（Samuel Johnson）沒讀過多少，我最喜歡他的談話，佩服他的博學，可憐他的身世，也崇敬他的為人。他的談話不管有理沒理，總很有趣，多警句，有識見，有勁，回味無窮。（鍾書也愛Johnson）。我沒見過他的大字典，唯讀過部分序言。他注釋莎士比亞非常博學，而且通情達理。小說卻十分沉悶，傳記看過不少，他的雜文我也愛讀，但並不特別欣賞（因為我讀書太浮，偶爾重讀時，好似未讀過）。
“據鍾書講，Johnson每天報導眾議院當日的辯論，雙方的言談（某人說什麼話）全是他編造的。他探得當日的議程，編造得有聲有色。眾議員讀了他的報導，都以為他在旁聽席上親自聽見的。妙不妙？”
我曾問楊先生：在牛津和巴黎，與錢先生都學西方文學，讀同一方面的書，兩人相互交流嗎？
楊先生答：“交流很多，十分相投，除了我讀不懂的哲學和文藝理論書，我們總交流彼此的意見。”又說：“我們文學上的‘交流’是我們友誼的基礎。彼此有心得，交流是樂事、趣事。鍾書不是大詩人，但評論詩與文都專長。他知道我死心眼，愛先讀原著，有了自己的看法，再讀別人的評論或介紹。他讀到好書，知道我會喜歡的，就讓我也讀。”
楊先生告訴我，她“有些小小的‘歪學問’，常使鍾書驚奇”。她說：“一次鍾書把我背的詞和他剛讀到的對比，一字不錯，就在日記上說我想‘勝過’他呢。當然是胡說。我讀了詩話，蘇東坡‘眾星爛如沸’句，被詩話作者打杠。我不服，鍾書和我所見恰好一樣。我讀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詩，有一句也是‘鳥鳴山更幽’的意思，他十分贊成，也記在日記上。現在《管錐編》裡還存此句，但未提我名。”
楊先生白天除了上課，就在圖書館讀書。白天讀外文書，晚上在家讀中文書。他們帶了一箱子中國舊書，還有筆、墨、硯臺、字帖到牛津。兩人比賽誰讀得書多，年終結算。1935年終統計結果，兩人所讀的書冊數大體相當，實際上錢先生讀的全是大部頭的書，阿季則把小冊子也算一本；錢先生讀的中文書全不算，阿季全算。錢先生在日記中寫道：“季承認自己‘無賴’。”錢先生讀的中外文書其實要多得多，有的書看幾遍。他的體會是：“一本書，第二遍再讀，總會發現讀第一遍時會有許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讀幾遍之後才會發現。”他不僅讀，還做筆記。先是在牛津大學圖書館邊讀邊記，因為那裡的圖書不外借，只准帶鉛筆和筆記本，書上也不許留下任何痕跡；所有的筆記都是回家經過反芻後寫成的。楊先生讀書筆記做的不多，所讀的書中雖包括幾本薄薄的小冊子，不過有的書像詩集、詩話等，也是翻來覆去讀幾遍的。
楊先生愛讀詩，中文詩、外文詩都喜歡，也喜歡和鍾書一起談詩論詩。他們常常一同背詩玩兒，並發現如果兩人同把詩句中的某一個字忘了，怎麼湊也不合適，那個字准是全詩中最欠貼切的字。楊先生說：“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認真閱讀和用心感悟，也大大啟發了阿季的創作靈感。她在牛津寫的第一篇散文《陰》，就是在讀了彌爾頓（John Milton）的兩篇輕鬆的小詩Perseroso和Láiesro後，有所感而寫的。阿季原以為彌爾頓很沉悶，不好讀，但一路讀下去覺得非常新鮮，就仔仔細細讀完他的全部著作。
牛津最大的好處是保留著書院式的導師制（Tutorial System），一對一，至多一對二，一個導師帶一兩個學生的教授法，逼得學生非用功不可。導師（tutor）是學生入學時由校方指定的。鍾書的導師名Brett Smith布瑞特—斯密斯。
鍾書在班上，第一年訓練作文，師生一對一地教學，導師很厲害，對學生要求非常嚴格，親自為學生批改作文。Brett-Smith要求Clear，simple（清楚，簡約），要Plain English，Good English，不要印度式的Babu English（指堆砌，濃得化解不開）。論文要有未經人道的新見，所以論文往往選僻題，選（沒人研究過的）小作家。
我不知道身為“清華才子”的鍾書接受這樣的作文訓練有何感想，不過如此嚴格的訓練肯定使人獲益匪淺，于他後來英文的用語典雅精緻，揮灑自如，不無積極影響。1986年10月英國女王訪問北京時，負責此事的英方官員請錢鍾書夫婦到人民大會堂的一間小房間喝下午茶。不久來了個名Ullman的，來和錢先生談學問，錢先生立即反駁，的確是“Johnsonian retort”。（這是Johnson與人論學時的慣態，駁斥對方槍頭不得力，倒過來用槍把打。）那位官員哈哈大笑說：“你活該！我早警告你，當著Ch’ien，勿賣弄學問。”Ullman挨了“一棍”也苦著臉笑了。
楊先生說：“鍾書在上海和英國人談學問，頗有約翰生氣概。英領館的Macaleavey（愛爾蘭人，劍橋出身，極聰明，老中國通）曾對我說：‘你丈夫的英文，比我們都好，我們都怕他。’Mac口說怕，就是不大怕，真怕他的是英國文化委員會的頭兒Hedley。他往往在鍾書一句俏皮話說完兩分鐘之後，才想明白，忙哈哈‘補’笑。”
阿季在牛津對“一對一”的嚴格訓練很羡慕，她抱憾自己沒有tutor給改文章。鍾書就權充她的tutor，完全按照導師對他那樣嚴格要求阿季clear and simple，並為她批改作文。不久前，楊先生清理舊物，居然發現了一份錢先生在牛津為她批改的作文，評為Excellent！
在老金家住，不需自己開夥，少了許多家務；阿季每天抽空練字。從國內帶來筆墨卻沒有紙，就在房東送的代餐巾的紙上練。英國朋友、詩人燕卜蓀（William Empson）來訪，見阿季臨帖，甚欣賞她有此雅興。鍾書起先學鄭孝胥體，一撇撇得又粗又長，很難看；後見阿季臨麓山寺碑帖，也改臨麓碑。
鍾書自稱從小拙手笨腳，混沌不開，兩人的小家由阿季主持。阿季雖然向來庇蔭母親膝下，從不曾管家理財，但寬打窄用，從未向鍾書鬧過饑荒。鍾書佩服得不得了，把財政權全部重托。阿季記的賬，他從不看。但見了好書，就忍不住要買。阿季怕書多了難以帶回，只說等下次吧。有時，“下次”書就賣掉了。他氣得在日記上發牢騷：“婦言不可聽。”淪陷在上海時家裡最窮，但阿季記帳總有多餘，就給鍾書做豬八戒塞在耳朵裡的“襯錢”，讓他買書。他經常只討幾文“襯錢”。
牛津不像倫敦那樣多雨多霧，晴和之日較多。阿季和鍾書每逢好天早晚都外出散步。早飯後散步，方便老金家妻女收拾房間；晚飯前散步，為調整身心，阿季稱為“養心散步”。除了牛津大學公園、附近荒僻靜處，他們專挑沒去過的地方。鬧市郊區，大街小巷，教堂住宅，店鋪郵局，一所所學院門前全走個遍，觀光加探險。路上碰見郵遞員，就把國內來信當面交付給他們，這時往往有小孩一旁等著，很客氣地向他們討中國郵票。他們看到身材魁梧的員警，傍晚沿街踱步，戴著白手套推推一家家的大門，看看是否關好，沒關好的就客氣地提醒。
晚上，回到老金家，拉上窗簾，兩人對坐讀書。
文摘與圖片經授權選摘自《聽楊絳談往事》（吳學昭 著），經出版社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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