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板橋刪鄭板橋

劉誠龍

文人形容向老，大都有編撰全集的雅好，以等身著作來蓋棺，比層卷白卷來裹身，人生成就感是大不同的。只要時間容許，文人也都喜歡對全集親自校訂，以此為准，其他皆偽。自然，這也是有天然合理性的，知己莫如己，無人能代己，自己校對自己，更具有權威性；然則，這其中也可能另有隱情，人的一生，都那麼複雜，既有光輝一面，也有難堪之處，贏得生前身後名，端的全賴這套文集了，去偽存真，除臭取鮮，自然也有“悔其少作”之處，得棄其糟粕取其精華。

鄭板橋先生曾自刻《後刻詩序》，

將其平生大作歸攏來，整理一套自選全集，刪刪減減，取取捨舍，作為傳世文本，以此為定。他以法老咒語之語，警戒任何人都不得在此刻本之上再行增增補補：“板橋詩刻於此矣，死後若有託名翻版，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改竄闌入，吾必為厲鬼以擊其腦。 ”

讀到板橋先生這句法老咒語，我曾大不解，作家一生著作不少，也可能有許多作品散失，自己也是找不到了的，旁人辛勤搜索，查漏補缺，于海量文字中把其大作尋出來，再補入其文集中，這是別人給他好事做善事，幹嘛惡狠狠地要化“為厲鬼以擊其腦”？

讀柯平先生大著《明清文人那些事兒﹒兩個板橋》,可為我們釋疑解難，在柯先生文章裡，鄭板橋先生有兩副面目， “從現在所能掌握的資料看，

我們可以發現他熱衷於自我標榜道德情操的同時，身影卻在揚州世俗的燈紅酒綠裡醉生夢死。 ” 概括言之，兩個板橋，一是人世間的板橋，一是書冊間的板橋。板橋先生在其自選集裡，他刪刪改改其人世間的板橋，以玉全書冊間的板橋。

板橋先生以清介自守而傳於世。他曾經痛駡過文學界攀附權貴之醜狀， “近世詩家題目，滿紙人名，非賞花即宴集，非喜晤即贈行……其題如此，其詩可知；其詩可知，其人品又可知。 ”這話說的是文學概論中 “文如其人”的老題目，果真是文如其人不？很不一定。板橋先生痛駡詩人趣阿權貴，以文如其人來論，先生應該是從不以詩以文去頌權之面去諛貴之墓的了，其實不然，柯平先生說：“西元一七三七到一七四二年，

鄭板橋匆忙的身影像一架短途客機一樣在江南的幾座大城市裡不停地飛來飛去。 ”這麼備嘗辛苦奔波，為的是向江浙官場位居要津者獻詩，在這一時期，板橋先生寫了許多“滿紙人名”之詩，如《上江南大方伯宴老夫子》，如《謝大中丞尹年伯贈帛》，如《送都轉運盧公四首》，對諸位權貴頌語特高，如對當時兩淮鹽運使盧雅雨可見端的，盧氏是鹽官兼鹽商，大部分時間都在買鹽賣鹽，哪有時間寫勞什子詩詞？板橋先生卻將盧氏譽為李白杜甫王昌齡一類人物。只是頌歌寫完，呈貢盧公，恰逢盧公因被指控貪腐，自身難保，這詩沒起效果。

板橋先生不堪複述的是替王爺允禧操刀出書。板橋先生考中進士，

長達六年，未曾補缺實職，艱難苦痛可知，窮困潦倒可想，板橋先生在江浙跑官，幾無效果，所以直接跑北京，得到一位名為李複堂者引薦，攀上了乾隆叔父慎郡王允禧，在這位少他20歲的王公家裡，板橋先生打起了不要工錢的短工，親自為其刻版出版兩冊詩集《隨獵詩草》與《花間詩草》，奉上六頂高帽給這位王公，稱其是杜甫、韓愈、王維、杜牧、岳飛、韋應物。這次，板橋先生心想事成，只打了半年短工，就放任山東范縣知縣了。

跟現代許多文人一樣，某文人對某一醜惡現象批判得最厲害，就可以由此推斷，這某文人幹這種醜惡勾當數他幹得最凶；批庸俗批低俗批媚俗批得聲貝最高的，其實就搞庸俗搞低俗搞媚俗之最烈者。板橋先生雖然不完全如此，

比當代文人做得要好一些，但他批他人犯俗，自己也未免，卻也是真的。比如他曾經猛批文人不作文只做官：“一捧書本，便想中舉，進進士，一當官位，便想攫金錢，造大屋，置田產……”板橋先生這麼罵別人，其實他走的正是這種路線圖，比如他山東濰縣任期滿了，提腳走人，他說囊袋空空，官俸都給了地方，而柯平先生考證說：“在任期間他除了刻稿討小外，還在家鄉興化置田買宅，後因式樣不理想，又在城東鸚鵡橋一帶買地另造，光地價就花了50兩銀子。 ”比如板橋先生對知識份子專為利益集團說話，大加韃伐：“凡米鹽算之事，聽氣候于商人，未聞文章學問，亦聽氣候于商人也。吾揚之士，奔走蹀蹀於其門，以其一言之是非為欣戚，其損士品而喪士氣，真不可複述。”要講賣鹽賣房，自然鹽老闆與房地產老闆是內行，要講學術學問，當然學者專家是權威，學者專家談學術學問，都以鹽商房老闆之是非為是非了，士品不可複述了。可是板橋先生曾經拜伏在巨賈之下，其言其行也是“真不可複述”。他多次奔趨豪門，去吟詩作畫做幫閒，“……請酒一次，請遊湖一次，送下程一次，送綢緞禮物一次，送銀四十兩……”端了老闆碗，板橋先生也為老闆說過不少話，這些都是先生與巨賈豪貴交往時，其日記所記，只是到了他晚年要出版全集之時，被他視為“平日無聊應酬之作”，與他那些“滿紙人名”之詩，全部給刪掉了，誰也不准“改竄闌入”，否則他就要“為厲鬼以擊其腦”。

鄭板橋刪鄭板橋，與朱元璋刪孟夫子不好同語；與唐太宗刪房玄齡卻有一比，看起來不一樣，鄭板橋是自刪，唐太宗刪的是人家著作，而算起來其實差不多，機心都是立自身形象。只是唐太宗與朱元璋以權刪史刪孟，大家肯定窮追猛打，偷雞不著反失把米，更討人罵;而文人自刪，別人就不太去窮根究底，直把其立言當立功立德，其實這與官人以控制輿論而立身一樣，也是得保持警惕，小心才是。比如鄭板橋，一生形狀，應該不會太難堪，但是不是如他自我立言那樣高大，那也是得打個疑問號的。

其損士品而喪士氣，真不可複述。”要講賣鹽賣房，自然鹽老闆與房地產老闆是內行，要講學術學問，當然學者專家是權威，學者專家談學術學問，都以鹽商房老闆之是非為是非了，士品不可複述了。可是板橋先生曾經拜伏在巨賈之下，其言其行也是“真不可複述”。他多次奔趨豪門，去吟詩作畫做幫閒，“……請酒一次，請遊湖一次，送下程一次，送綢緞禮物一次，送銀四十兩……”端了老闆碗，板橋先生也為老闆說過不少話，這些都是先生與巨賈豪貴交往時，其日記所記，只是到了他晚年要出版全集之時，被他視為“平日無聊應酬之作”，與他那些“滿紙人名”之詩，全部給刪掉了，誰也不准“改竄闌入”，否則他就要“為厲鬼以擊其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