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yson Perry
他被貼滿了標籤：制陶匠， 異裝癖者， 文化和時尚偶像， 廣播員， 電視迷， 怪胎， 藝術明星， 泰迪熊崇拜者， 透納獎（Turner Prize）得主， 皇家藝術學院皇家院士，
Grayson Perry
1960年， 格雷森·佩里出生於英國的切姆斯福德鎮（Chelmsford）。 在家庭暴力的陰影下， 他孤獨地守著一隻名叫艾倫·密叟斯（Alan Measles）的泰迪熊度過悲慘童年， 青少年時期發覺自己喜歡穿女裝出門，
Grayson Perry
格雷森·佩里的作品形式主要是陶器和掛毯， 也有一些繪畫、印刷品、雕塑、電影等。 他的大多數作品都帶著強烈的自傳色彩， 常常融入泰迪熊艾倫與自己的女性角色克雷爾（Clair）的形象， 及從生活中提取的素材。 他關注的問題範圍很廣泛：性、家庭、暴力、政治、戰爭、宗教、死亡、環境……
Grayson Perry
他站在主流的概念藝術（Conceptual Art）的對立面， 以挑釁的姿態強調被概念藝術排斥的感性， 擁抱感官愉悅、情感、想像力、敘事性、裝飾性、手工藝、塗鴉風格和大眾文化。
Grayson Perry
他從不生搬硬套艱澀的術語闡釋作品，
Grayson Perry
我挑選了格雷森·佩里的幾件我認為頗具代表性的作品， 並翻譯了相應的作品陳述，以向中國觀眾展現籠罩在各種光環下的，他的真實的陶器/淘氣世界。
（以下內容譯自Thames & Hudson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英文版畫冊《格雷森·佩里》（Grayson Perry），作者是傑基·克萊因（Jacky Klein）。）
性與毒品與陶器 | 1995
這是一個帶有朋克精神的中國式花瓶。我選擇了一個優雅的形狀，然後故意用搖滾、性與毒品方面的圖像覆蓋它。這其中有近來剛去世的科特·柯本（Kurt Cobain），和在當時同樣有爭議的人物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kson），以及一些下流的繪畫。彼時我正閱讀許多性特徵極其突出的美國易裝癖者雜誌，所以我加上了一張我自己的照片，並將之標注成一個變態征友欄目。罐子的表面是拼貼而成的，看起來像隨意的、可棄的、剪貼畫式的粉絲專刊——恰恰與通常古典花瓶的精心編排的圖案相反。
我看到這個花瓶並覺得它美，然後我仔細看了看它 | 1995
這件作品的題目直接引用了我妻子的某個親戚對於我的作品的看法。人們對一個罐子的期望是由他們對陶藝的偏見構建的，比如對嬸嬸的廚櫃裡的陶器的記憶，比如對在汽車後備箱舊貨攤或博物館見到的陶器的印象。我的罐子總是背負著陶藝的歷史、考古學、地理學和價值體系的思想包袱。但從近處看，我的作品的內容可以混淆它們全部。
這個花瓶上有一些藍色的維多利亞風格圖片，和“手淫者”、“賤貨”、“基佬”、“腦殘”之類的下流語彙。它還有灰色的剪紙圖案，和抹了銅銹的雕刻塗鴉。我想到東方陶器上的象形標記，比如三四筆劃的鳥。這是那種風格的我的版本，但異於即興、流動的禪宗姿態，我用了令人厭惡的塗鴉。
這陣子，一位收藏家購買了我的一件包含廁所下流塗鴉的作品。一些字詞的一部分被其它圖層遮蓋了，而她沒仔細看。畫廊工作人員讓她檢視她購買的作品，當看清後她決定將之換成另一件作品。人們往往難以接受與承載作品的媒介產生過多衝突的資訊。
情感風景 | 1999
1990年代早期正值M11林克路抗議活動（M11 link-road protests）進行之時，我在萊頓斯通（Leytonstone）有一個工作室。我被人們的充滿想像力的抗議方式迷住了。有個傢伙給他的房子設置了陷阱一般的吊橋式的秘密通道和門。其他人在他們的房頂上搭建了像中世紀堡壘似的飄揚著旗幟的腳手架塔。當員警來了，抗議者們就跑走並把自己鎖進房子。
我參加了抗議者們在其中一座廢棄的房子裡舉辦的展覽。我為之做了一個罐子，隨後在另一個大型道路抗議活動進行期間它被偷了。我現在的這件作品回顧了那個罐子。作品上的“不再有更多藝術”（No More Art）的陳述是關鍵。有時候我覺得藝術太多了，而如此擁擠的文化風景的問題便是只有尖銳的聲音才會脫穎而出。我還有一張照片，照片中的我在泰特畫廊（Tate Gallery）外舉著一個標語牌。我的幽默包含著嚴肅。有人曾問我應該在藝術學校教什麼，我說“越來越少的人”（less people）。是真的，任何人都可以做藝術，但並非很多人能把它做得非常好。
愛麗森女孩們的復仇 | 2000
這件作品是我在職業生涯的一個有趣的階段創作的，彼時我重新燃起了對亨利·達格（Henry Darger）的興趣。我做這個罐子前沒對他進行過調研。但我記得他的繪畫裡的女孩們都有一點恐懼不安，我想她們是叫作愛麗森女孩們（Alison girls）吧。在我的罐子上，我讓她們以一種類似革命的形式向父母復仇，這實際很接近達格的故事，儘管我那時候尚不知曉。他故事裡的姐妹們——實際叫作薇薇安女孩們（Vivian girls）——引導了一場奴隸兒童對抗格蘭德裡尼亞人（Glandelinians）的大軍的叛亂。當閱讀了更多關於達格的內容，我挺驚異地發現他的故事反映了一種與我自己非常相似的心理學範例。他令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親切感：他運用想像力的方式與我十分相似。
物品對我們的評價 | 2002
這個罐子相當注重“字詞”：它展示了消費品對購買它們的人的看法。罐子上畫著的所有商品都是被遺棄在鄉村風景中的，它們說著諸如“時尚受害者”或者“無聊的手淫男”之類的話。
品位與民主 | 2004
透納獎（Turner Prize）展覽舉行過程中，我收集了令我難忘的評論和話語。透納獎的提名會把一個藝術家推入主流：你從藝術的世界中被運輸到大眾的意識中，你的作品被暴露給公眾，恰恰和只被暴露給去畫廊的公眾相反。
我給這個罐子的背景畫了油畫感的風景——大部分人對“藝術是什麼”的陳舊認知，然後我還畫了發表各種觀點的普通大眾。實際上，那些話語來自許多不同的人，包括我自己、朋友們與評論家。例如“哈利·波特”（Harry Potter），我想這是電視主持人喬納森·羅斯（Jonathan Ross）說的。“人民的公主”很有趣，是我的朋友說的。“怪誕的金髮姑娘”，我記得是電影導演邁克爾·溫納（Michael Winner）說的。有一句非常美的話來自一個異裝癖者網站上的想看我在透納獎頒獎典禮的電視廣播節目出場的傢伙。他沒告訴他的妻子他是異裝癖者，當她注意到電視的聲響，問播出的是什麼節目，他說，“高速檔”（Top Gear，譯注：汽車節目的名稱），仿佛高速檔節目同時播出著似的！我覺得那絕對是完美的：最男性化的節目正播出著，而這個異裝癖者想看我贏取透納獎。
透納獎的宣傳機制是龐大的，我向它獻了不少殷勤。我是理想的新聞飼料，因為我對媒體比較友好。新聞不僅僅跟藝術有關，但那干擾不著我。某些方面看來，我的名氣和我的作品是平行的。我想，許多從未親眼見過我的作品的人卻知道我是誰，那沒問題。許多人知道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是誰，但從未讀過謝默斯·希尼的詩。我們的文化的本質就是如此。
我愛美 | 2005
人們問我為什麼我經常給我的作品選擇令人不安的主題。我的潛在的恐懼是如果我開始過濾掉爭議性，我的作品就會除了陶器什麼也不是。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花瓶，它表明了我正冒險地向製作純粹的陶器靠近。那是我要為它付的代價。
“裝飾”與“美”是當代藝術中經常被視為詛咒的字詞，但隨著年齡漸長，我意識到裝飾性包含著值得探尋的深刻性 。當代文化中對想法的過分重視使得純粹視覺美的力量被輕視，但藝術並非必須具備一個深奧的概念令其嚴肅。在這件作品裡，題目用了大寫：“我愛美”（I LOVE BEAUTY）。圖像是簡單的——舉著一個權杖和一隻猛禽的克雷爾（Clair），以及一些紋章動物和一面英國國旗——它們不是為了充分證明任何重要的想法。鑒於我最初置身於手工藝和藝術之間的爭論時是從藝術方面出發的，我現在又反向溜回了手工藝的競技場。隨著我獲得了更多的自信，我小心翼翼地朝著精巧的裝飾性藝術的創作方向走去——同時嘗試拖拽上當代藝術的定義。
並翻譯了相應的作品陳述，以向中國觀眾展現籠罩在各種光環下的，他的真實的陶器/淘氣世界。（以下內容譯自Thames & Hudson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英文版畫冊《格雷森·佩里》（Grayson Perry），作者是傑基·克萊因（Jacky Klein）。）
性與毒品與陶器 | 1995
這是一個帶有朋克精神的中國式花瓶。我選擇了一個優雅的形狀，然後故意用搖滾、性與毒品方面的圖像覆蓋它。這其中有近來剛去世的科特·柯本（Kurt Cobain），和在當時同樣有爭議的人物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kson），以及一些下流的繪畫。彼時我正閱讀許多性特徵極其突出的美國易裝癖者雜誌，所以我加上了一張我自己的照片，並將之標注成一個變態征友欄目。罐子的表面是拼貼而成的，看起來像隨意的、可棄的、剪貼畫式的粉絲專刊——恰恰與通常古典花瓶的精心編排的圖案相反。
我看到這個花瓶並覺得它美，然後我仔細看了看它 | 1995
這件作品的題目直接引用了我妻子的某個親戚對於我的作品的看法。人們對一個罐子的期望是由他們對陶藝的偏見構建的，比如對嬸嬸的廚櫃裡的陶器的記憶，比如對在汽車後備箱舊貨攤或博物館見到的陶器的印象。我的罐子總是背負著陶藝的歷史、考古學、地理學和價值體系的思想包袱。但從近處看，我的作品的內容可以混淆它們全部。
這個花瓶上有一些藍色的維多利亞風格圖片，和“手淫者”、“賤貨”、“基佬”、“腦殘”之類的下流語彙。它還有灰色的剪紙圖案，和抹了銅銹的雕刻塗鴉。我想到東方陶器上的象形標記，比如三四筆劃的鳥。這是那種風格的我的版本，但異於即興、流動的禪宗姿態，我用了令人厭惡的塗鴉。
這陣子，一位收藏家購買了我的一件包含廁所下流塗鴉的作品。一些字詞的一部分被其它圖層遮蓋了，而她沒仔細看。畫廊工作人員讓她檢視她購買的作品，當看清後她決定將之換成另一件作品。人們往往難以接受與承載作品的媒介產生過多衝突的資訊。
情感風景 | 1999
1990年代早期正值M11林克路抗議活動（M11 link-road protests）進行之時，我在萊頓斯通（Leytonstone）有一個工作室。我被人們的充滿想像力的抗議方式迷住了。有個傢伙給他的房子設置了陷阱一般的吊橋式的秘密通道和門。其他人在他們的房頂上搭建了像中世紀堡壘似的飄揚著旗幟的腳手架塔。當員警來了，抗議者們就跑走並把自己鎖進房子。
我參加了抗議者們在其中一座廢棄的房子裡舉辦的展覽。我為之做了一個罐子，隨後在另一個大型道路抗議活動進行期間它被偷了。我現在的這件作品回顧了那個罐子。作品上的“不再有更多藝術”（No More Art）的陳述是關鍵。有時候我覺得藝術太多了，而如此擁擠的文化風景的問題便是只有尖銳的聲音才會脫穎而出。我還有一張照片，照片中的我在泰特畫廊（Tate Gallery）外舉著一個標語牌。我的幽默包含著嚴肅。有人曾問我應該在藝術學校教什麼，我說“越來越少的人”（less people）。是真的，任何人都可以做藝術，但並非很多人能把它做得非常好。
愛麗森女孩們的復仇 | 2000
這件作品是我在職業生涯的一個有趣的階段創作的，彼時我重新燃起了對亨利·達格（Henry Darger）的興趣。我做這個罐子前沒對他進行過調研。但我記得他的繪畫裡的女孩們都有一點恐懼不安，我想她們是叫作愛麗森女孩們（Alison girls）吧。在我的罐子上，我讓她們以一種類似革命的形式向父母復仇，這實際很接近達格的故事，儘管我那時候尚不知曉。他故事裡的姐妹們——實際叫作薇薇安女孩們（Vivian girls）——引導了一場奴隸兒童對抗格蘭德裡尼亞人（Glandelinians）的大軍的叛亂。當閱讀了更多關於達格的內容，我挺驚異地發現他的故事反映了一種與我自己非常相似的心理學範例。他令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親切感：他運用想像力的方式與我十分相似。
物品對我們的評價 | 2002
這個罐子相當注重“字詞”：它展示了消費品對購買它們的人的看法。罐子上畫著的所有商品都是被遺棄在鄉村風景中的，它們說著諸如“時尚受害者”或者“無聊的手淫男”之類的話。
品位與民主 | 2004
透納獎（Turner Prize）展覽舉行過程中，我收集了令我難忘的評論和話語。透納獎的提名會把一個藝術家推入主流：你從藝術的世界中被運輸到大眾的意識中，你的作品被暴露給公眾，恰恰和只被暴露給去畫廊的公眾相反。
我給這個罐子的背景畫了油畫感的風景——大部分人對“藝術是什麼”的陳舊認知，然後我還畫了發表各種觀點的普通大眾。實際上，那些話語來自許多不同的人，包括我自己、朋友們與評論家。例如“哈利·波特”（Harry Potter），我想這是電視主持人喬納森·羅斯（Jonathan Ross）說的。“人民的公主”很有趣，是我的朋友說的。“怪誕的金髮姑娘”，我記得是電影導演邁克爾·溫納（Michael Winner）說的。有一句非常美的話來自一個異裝癖者網站上的想看我在透納獎頒獎典禮的電視廣播節目出場的傢伙。他沒告訴他的妻子他是異裝癖者，當她注意到電視的聲響，問播出的是什麼節目，他說，“高速檔”（Top Gear，譯注：汽車節目的名稱），仿佛高速檔節目同時播出著似的！我覺得那絕對是完美的：最男性化的節目正播出著，而這個異裝癖者想看我贏取透納獎。
透納獎的宣傳機制是龐大的，我向它獻了不少殷勤。我是理想的新聞飼料，因為我對媒體比較友好。新聞不僅僅跟藝術有關，但那干擾不著我。某些方面看來，我的名氣和我的作品是平行的。我想，許多從未親眼見過我的作品的人卻知道我是誰，那沒問題。許多人知道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是誰，但從未讀過謝默斯·希尼的詩。我們的文化的本質就是如此。
我愛美 | 2005
人們問我為什麼我經常給我的作品選擇令人不安的主題。我的潛在的恐懼是如果我開始過濾掉爭議性，我的作品就會除了陶器什麼也不是。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花瓶，它表明了我正冒險地向製作純粹的陶器靠近。那是我要為它付的代價。
“裝飾”與“美”是當代藝術中經常被視為詛咒的字詞，但隨著年齡漸長，我意識到裝飾性包含著值得探尋的深刻性 。當代文化中對想法的過分重視使得純粹視覺美的力量被輕視，但藝術並非必須具備一個深奧的概念令其嚴肅。在這件作品裡，題目用了大寫：“我愛美”（I LOVE BEAUTY）。圖像是簡單的——舉著一個權杖和一隻猛禽的克雷爾（Clair），以及一些紋章動物和一面英國國旗——它們不是為了充分證明任何重要的想法。鑒於我最初置身於手工藝和藝術之間的爭論時是從藝術方面出發的，我現在又反向溜回了手工藝的競技場。隨著我獲得了更多的自信，我小心翼翼地朝著精巧的裝飾性藝術的創作方向走去——同時嘗試拖拽上當代藝術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