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 日本導演是枝裕和因“治癒”而爆紅， 而他想做的卻恰恰相反——“我只想如實地看待人類”
這是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第一次來北京，
四月底的北京悶熱， 空氣裡混合著沙塵和柳絮， 當他出現在庫布裡克書店裡時， 尖叫聲幾乎掀翻屋頂， 沒有能插腳的地方， 地上坐滿影迷， 主要是女性。 他們想知道關於是枝裕和的一切， 包括影片裡的料理和食物， 喜歡走路還是跑步， 個人生活是否像《海街日記》一樣寧靜， 母親是否像《步履不停》裡一樣嘮叨。
“在日本， 可不會有這麼多影迷對我尖叫。 ”在訪談中， 是枝裕和說得最多的話是“謝謝”和“其實並非如此”。 這次來北京， 除了參加北京國際電影節， 他還帶來了由電影《步履不停》改編的小說和新作預告片。
2015年上映的電影《海街日記》， 鐮倉老宅裡的四姐妹、梅酒、定食屋， 煙火大會以及沿海而建的新幹線，
事實上， “治癒”並不是是枝裕和的創作訴求， 他“只想如實地看待人類”。
遇見侯孝賢
《步履不停》海報
“如果沒有認識侯孝賢， 我現在可能不會是一名電影人。 ”是枝裕和說。
上世紀80年代， 是枝裕和進了早稻田大學文學部， 當作家的夢想被學校附近遍佈的大小放映廳耽誤了。 他在那裡消耗了大量的時間， “貪婪地”看文德斯、賈木許、肯·洛奇和安哲羅普洛斯的藝術片， 這“在那時是很酷的舉動”。
他也看亞洲電影， 那時日本電影以動漫和愛情片為主， “沒有讓我真正感到震撼的”， 而臺灣電影卻正在巔峰期。 是枝裕和看了侯孝賢的《童年往事》和《悲情城市》， 還有楊德昌根據社會新聞創作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被震住了。 電影多用長鏡頭和自然光， 安靜的講述背後， 似乎暗流湧動， “竟然還有這樣的電影，
是枝裕和的父親在臺灣高雄長大， 醉酒後， 父親常無限懷念地講起“故鄉”臺灣。 祖父母因為同姓無法通婚， 從日本來到高雄生活， 父親在氣候宜人的台南度過了童年和青年， 這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時光”。 日本戰敗後， 父親被發配到西伯利亞勞動， 回國後， 已經錯過了昭和時代的經濟騰飛。 於是， 是枝裕和記憶裡的童年比同齡孩子緊巴得多。
在隨筆《如同走路的速度》中， 他回憶9歲前一直住在破舊的獨棟小屋， 院子裡種滿波斯菊。 家裡很擠， 沒有自己的臥室， 想一個人呆著， 只能躲進壁櫥裡讀書。 買不起車， 常在別人家的汽車前擺拍， “要拍得像自己家的車一樣”。 也有美好的時候， 比如洗完澡可以吃霜淇淋，
1987年， 是枝裕和大學畢業， 進入電視臺成了一名電視紀錄片導演， 以一年兩部的速度， 拍攝了不少社會題材的紀錄片。
第一部作品是跟拍一所小學三年。 三年級學生從牧場領養了一頭母牛照顧， 餵食洗澡， 一起生活。 兩年後， 母牛生產， 小牛剛出生就死了。 一天內， 孩子們從無限期待變得傷心不已， 給它舉辦了葬禮。 他們在作文裡寫道：“嘩啦啦， 牛奶發出悅耳的聲音。 雖然悲傷， 還是要擠奶。 ”是枝裕和很感動， “雖然開心， 卻夾雜著悲傷， 能體會到這種複雜的感情， 就是成長。”他說自己後來對“孩子”和“生死”題材的拍攝興趣，就始於這部紀錄片。
在這以後，他的紀錄片拍攝也轉向了更有公共意義的社會事件。他拍攝過一名社會邊緣人的故事《我曾想成為日本人》，一名朝鮮人偽造護照冒充日本人五十年，隱瞞得連家人都不知情。《沒有他的八月》，主人公是日本首位公開承認因同性戀而感染的愛滋病患者，是枝裕和用一台家用攝像機記錄了他臨終前最後兩年的生活。《當記憶失去了》中，是枝裕和又和因醫療過失喪失短期記憶的患者及其家人朝夕相處。
1993年，是枝裕和因紀錄片拍攝認識了偶像侯孝賢。那年，侯孝賢的《戲夢人生》在日本上映，是枝裕和去臺灣拍攝關於他的紀錄片。在接受《知日》採訪時，他回憶侯孝賢身上“帶有那種老派的人情味”，工作室在“陳舊的日式民居，還有一個總是穿著運動衫的老伯在炒菜或烤魚”。是枝裕和說自己當時就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拍一部電影，給侯孝賢看。
兩年後，是枝裕和拍攝了電影《幻之光》。電影改編自小說，講述一名經歷前夫自殺的主婦，在家人幫助下，逐漸接受現實。他不希望這部影片是一部“死去丈夫的女人帶孩子改嫁”的俗套悲情戲，他更想探索人類如何與“生死問題”和解。
第一次拍電影，他有點緊張，給每個鏡頭都畫了分鏡劇本。侯孝賢看完片，語氣非常嚴肅：“你應該是寫了分鏡頭劇本了吧？”他告訴是枝裕和，如何取景得根據演員的現場表演決定，事先安排會讓影片不夠靈活自然，“作為紀錄片導演的你，連這都不明白嗎？”
拍完《幻之光》，侯孝賢說威尼斯電影節不錯，建議他送影片去參賽。“我就毫不猶豫地把錄影帶寄去了，並獲得了競賽資格，真是非常幸運。”這部影評獲得了威尼斯電影節當年的導演新人獎和最佳攝影獎。
外國影評人都說這是一部“小津安二郎式”電影。小津擅長用平靜克制的鏡頭表現日常生活的“禪意”，是外國影評人眼中“日式美”的代表。面對這種讚譽，當時的是枝裕和並不覺得自己和小津有什麼關係，“當時並不想製作日本電影，我更多模仿的是侯孝賢和維克多艾裡斯。”
是枝裕和一直耿耿於處女作中的模仿痕跡，“現在看來它就像是熱愛電影的學生完成的畢業論文。讓我有點兒羞愧。”不過，這部電影讓他和侯孝賢的友誼保持至今，每當侯孝賢去東京，兩人總要一起吃飯，“他在精神上就像我的父親一樣。”是枝裕和說。
《無人知曉》
《下一站，天國》劇照
第二部電影《下一站，天國》發生在一個看上去像是機關單位的老舊辦公樓裡。工作人員對坐在桌前的訪客說：“我們遺憾地通知您，您剛剛亡故了。”這是個逝者中轉站，訪客從青年到長者不等，對天國工作人員講述一生中最難忘的記憶，這些記憶將被拍成電影，他們將帶著這段記憶進入天國。
比起《幻之光》，這部電影用一種更為直白的方式探討生死，是枝裕和帶劇組在日本街頭採訪了500名普通人，讓他們談談最想留存的記憶，甚至還邀請其中10人和演員一同出演。這使得《下一站，天國》形式上很像一部紀錄片，現場沒有燈光、黑幕和反光板，手持的晃動鏡頭對準一個講述者長達三四分鐘。
《下一站，天國》收穫巨大成功，在超過30個國家上映，被英國評論家托尼·瑞恩斯稱為“傑作”。是枝裕和甚至認為這部片子才是自己的“處女作”。
從這以後，是枝裕和的工作重心從電視轉向電影，並於五年後拍出了《無人知曉》。
這是一次是枝裕和計畫了十五年的拍攝。1988年，他在新聞裡看到了當時震動日本的“西巢鴨棄嬰時間”。東京西巢鴨一間公寓裡，人們發現了三個奄奄一息的孩子和一具腐爛的屍體。母親和不同男友生下五個孩子，託付給14歲的長子照料，自己不知去向。
在母親消失的六個月裡，兩個孩子相繼死去。長子甚至將一個死去的弟弟裝進箱子，乘坐特別列車上山掩埋。在《知日》特輯裡，是枝裕和曾談到這個細節對他的震動，“他一定是想帶弟弟坐一次特別列車。”
他以此事件為原型寫下劇本，聯繫了不少製片人，但因他沒什麼電影資歷，沒人投資。十五年後，《幻之光》和《下一站，天國》為他獲得了不錯的國際聲譽，他也終於完成了《無人知曉》的拍攝。
挑選演員費了一番心思，是枝裕和一向有點排斥用職業演員，“電影的拍攝對象應該是看起來真實的活人，最理想的是普通人”。
在海選中，他見了許多“有了不起的表演欲”的孩子，最後選擇了看上去最普通的、沒有表演經驗的四個。他非常喜歡肯洛奇拍攝孩子的方法，《小孩與鷹》裡的孩子發現鷹死去，洛奇真的藏起了鷹，小演員在鏡頭前的憤怒和失望來自真實感受。他決定借鑒這種方法，《無人知曉》的四個孩子表演時沒有臺本，是臨場發揮的真實反應，“如果彩排，就會像校園劇一樣。”
他改編了故事，用一種溫暖的方式講述這個殘酷到恐怖的故事，形成一種奇特的矛盾感。母親帶著孩子搬進新公寓，孩子們捉迷藏一樣從箱子裡嘻嘻哈哈鑽出來，他們不明白自己是需要躲藏生活的黑戶，還以為是做遊戲。母親形象也並不令人憎惡，從表面上看，甚至是個有趣溫柔的好媽媽。因此在她消失後，孩子們願意遵守和她的約定，停水餓死也不走出公寓。
是枝裕和採用了過度曝光的明媚鏡頭，孩子們似乎過著快樂的生活，而事實正好相反。孩子們頂著野人一樣的頭髮玩耍，嬉笑著從公園打自來水回家煮面澆花，其實他們已經停水多日，餓得皮包骨頭。
是枝裕和總是在修改劇本，隨著拍攝，他對故事的理解也發生著變化。在原劇本結尾，長子夢到死去一家人團聚，一起幸福生活。在拍攝中，他覺得這個夢仍然“有點逃避現實的心態”，於是改掉了結尾，在埋葬妹妹後，長子帶著剩下的孩子打水覓食做遊戲，生活仍在繼續。
是枝裕和對這個殘酷的故事並沒有附加任何道德判斷，在一次採訪中，他否認拍社會題材電影能改變現狀，“我不喜歡傳達社會觀念的電影。導演總以為自己真理在握，但是世界不按他的道理出牌。”
《無人知曉》發行後，是枝裕和收到一些觀眾來信，說因為這部電影開始關心很晚還在社區公園遊蕩玩耍的孩子。他很欣慰，“影迷把電影帶入了生活，而不是一出影院就拋在腦後了”，儘管他並不想刻意通過電影使世界變好，“但這種改變是好事。”
突然翻頁
母親去世後，是枝裕和總是想起和母親一起吃“壽喜燒”，儘管心裡有預感“這可能是最後一次和母親吃飯了”，然而他什麼都沒做。失去母親後，他在新幹線上寫了一部劇本，打算拍電影紀念，“否則無法翻篇，大概母親去世讓我太悲傷了吧。”在劇本封面上，他寫了一行字“人生路上，總是晚一步”，他給電影取名《步履不停》。
拍攝時間是2008年，這部電影記錄一個家庭相聚的一天，像是導演把攝像機往家裡一架就走了。幾乎沒什麼情節，“除了細節別無他物”。
《步履不停》中的母親和是枝裕和母親有點像，看上去體貼溫柔，其實嘮叨毒舌。是枝裕和並不想把她拍成一個完美母親，儘管與女兒媳婦相處融洽，背後卻有許多不滿牢騷。大兒子因救落水兒童早逝，每年忌日，她總邀請當年被救的孩子來家中做客，殷勤招待背後是為了讓他記住恩人，在一年一度的坐立不安中內疚自責。在男主角眼中，這種心思簡直有點“毛骨悚然”。
拍攝時，是枝裕和一度擔心觀眾是不是會覺得“這樣的東西算電影嗎？”但這部電影卻讓他在觀眾裡有了具有辨識度的電影風格，是枝裕和也承認家庭劇對自己的重要：“《步履不停》是我的風格，如果說北野武的起點是黑幫片，那我的起點就是家庭倫理劇。”2008至今近十年，他又接連拍了另3部家庭劇《如父如子》《海街日記》《比海更深》，這並非有意為之，只是十年裡母親去世和成為父親，讓是枝裕和對家庭題材有了更多想表達的東?西。
儘管在外國收穫聲譽，是枝裕和的電影在日本卻一直頗為小眾，票房不高。“這種影片的觀眾在法國要多於日本——幾乎兩倍。”來自西班牙、挪威、加拿大的觀眾告訴他，《步履不停》讓他們想到了自己的母親。直到《如父如子》，這部電影由偶像明星福山雅治出演主角，在日本票房第一次高達30億日元，在此之前是枝裕和的電影從沒超過10億票房。“街坊鄰居會跟我打招呼了，被看過自己電影的人打招呼，我單純地感到很開心。”
《海街日記》劇照
來北京前，是枝裕和並沒想到，他在中國有這麼多影迷，他說自己的電影發行方從未到過中國宣傳，“不明白為什麼會受到如此關注。”是枝裕和電影在中國的熱潮爆發於2015年的《海街日記》，這部電影改編自漫畫，還有四名當紅女星加盟，講述四姐妹在沿海老屋中相互支持的日常生活。
在豆瓣上，《海街日記》評論人數超過十萬，遠遠超過《無人知曉》的三萬，是是枝裕和其他家庭片的兩倍多。評論有點兩極分化，“溫暖”“治癒”“平淡生活中的美好”出現頻率最多，另外則是大篇幅誇獎人美景美。而一些看過多部是枝裕多影片的影迷則表示“平庸”，認為該片甚至落了商業片窠臼，在滿足外國觀眾對唯美日式生活的獵奇外，並沒有更深刻的探索。
福山雅治（右）這樣的明星出演，也令是枝裕和的電影在日本終於取得了商業成功（IC圖）
當觀眾沉浸在對唯美日式日常的爭論時，是枝裕和已經打算翻篇了。在訪談中，他聊得更多的是下一部電影——他看了一堆偵探小說，拍攝了一部刑偵片《第三次殺人》，福山雅治飾演的律師在為一名殺人嫌疑犯辯護時，發現真相並不簡單。
他還打算拍攝一部和中國有關的歷史片，已經計畫十年。在中日戰爭時期，日本上世紀30年代在中國滿洲地區建立了傀儡政府，其中有個拍攝電影的“滿洲映畫協會”。據是枝裕和調查，在其中一個時期，滿映內部消除了民族差別，中日韓三國人以平等的身份，拿著一樣的工資，在同一張桌子上製作電影。
在接受《知日》採訪時，他談到自己一直想拍攝那段歷史故事，十年前“覺得在中國拍攝這樣的電影有點不可能”，而現在“情況或許有所改變，正在籌集資金”，“電影就是要做政治做不到的事。”他補充道。
在電影接連引發家庭劇熱潮時，突然翻頁，是枝裕和說自己“不打算嘗試拍攝任何人眼中的‘熱門片’”，他的電影只出於“表達需要”。在另一部電影裡，是枝裕和讓一名音樂人父親說了一段話：“世間也需要沒用的東西。如果一切事物都必須有其意義，會讓人喘不過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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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成長。”他說自己後來對“孩子”和“生死”題材的拍攝興趣，就始於這部紀錄片。在這以後，他的紀錄片拍攝也轉向了更有公共意義的社會事件。他拍攝過一名社會邊緣人的故事《我曾想成為日本人》，一名朝鮮人偽造護照冒充日本人五十年，隱瞞得連家人都不知情。《沒有他的八月》，主人公是日本首位公開承認因同性戀而感染的愛滋病患者，是枝裕和用一台家用攝像機記錄了他臨終前最後兩年的生活。《當記憶失去了》中，是枝裕和又和因醫療過失喪失短期記憶的患者及其家人朝夕相處。
1993年，是枝裕和因紀錄片拍攝認識了偶像侯孝賢。那年，侯孝賢的《戲夢人生》在日本上映，是枝裕和去臺灣拍攝關於他的紀錄片。在接受《知日》採訪時，他回憶侯孝賢身上“帶有那種老派的人情味”，工作室在“陳舊的日式民居，還有一個總是穿著運動衫的老伯在炒菜或烤魚”。是枝裕和說自己當時就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拍一部電影，給侯孝賢看。
兩年後，是枝裕和拍攝了電影《幻之光》。電影改編自小說，講述一名經歷前夫自殺的主婦，在家人幫助下，逐漸接受現實。他不希望這部影片是一部“死去丈夫的女人帶孩子改嫁”的俗套悲情戲，他更想探索人類如何與“生死問題”和解。
第一次拍電影，他有點緊張，給每個鏡頭都畫了分鏡劇本。侯孝賢看完片，語氣非常嚴肅：“你應該是寫了分鏡頭劇本了吧？”他告訴是枝裕和，如何取景得根據演員的現場表演決定，事先安排會讓影片不夠靈活自然，“作為紀錄片導演的你，連這都不明白嗎？”
拍完《幻之光》，侯孝賢說威尼斯電影節不錯，建議他送影片去參賽。“我就毫不猶豫地把錄影帶寄去了，並獲得了競賽資格，真是非常幸運。”這部影評獲得了威尼斯電影節當年的導演新人獎和最佳攝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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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枝裕和一直耿耿於處女作中的模仿痕跡，“現在看來它就像是熱愛電影的學生完成的畢業論文。讓我有點兒羞愧。”不過，這部電影讓他和侯孝賢的友誼保持至今，每當侯孝賢去東京，兩人總要一起吃飯，“他在精神上就像我的父親一樣。”是枝裕和說。
《無人知曉》
《下一站，天國》劇照
第二部電影《下一站，天國》發生在一個看上去像是機關單位的老舊辦公樓裡。工作人員對坐在桌前的訪客說：“我們遺憾地通知您，您剛剛亡故了。”這是個逝者中轉站，訪客從青年到長者不等，對天國工作人員講述一生中最難忘的記憶，這些記憶將被拍成電影，他們將帶著這段記憶進入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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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站，天國》收穫巨大成功，在超過30個國家上映，被英國評論家托尼·瑞恩斯稱為“傑作”。是枝裕和甚至認為這部片子才是自己的“處女作”。
從這以後，是枝裕和的工作重心從電視轉向電影，並於五年後拍出了《無人知曉》。
這是一次是枝裕和計畫了十五年的拍攝。1988年，他在新聞裡看到了當時震動日本的“西巢鴨棄嬰時間”。東京西巢鴨一間公寓裡，人們發現了三個奄奄一息的孩子和一具腐爛的屍體。母親和不同男友生下五個孩子，託付給14歲的長子照料，自己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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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此事件為原型寫下劇本，聯繫了不少製片人，但因他沒什麼電影資歷，沒人投資。十五年後，《幻之光》和《下一站，天國》為他獲得了不錯的國際聲譽，他也終於完成了《無人知曉》的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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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枝裕和總是在修改劇本，隨著拍攝，他對故事的理解也發生著變化。在原劇本結尾，長子夢到死去一家人團聚，一起幸福生活。在拍攝中，他覺得這個夢仍然“有點逃避現實的心態”，於是改掉了結尾，在埋葬妹妹後，長子帶著剩下的孩子打水覓食做遊戲，生活仍在繼續。
是枝裕和對這個殘酷的故事並沒有附加任何道德判斷，在一次採訪中，他否認拍社會題材電影能改變現狀，“我不喜歡傳達社會觀念的電影。導演總以為自己真理在握，但是世界不按他的道理出牌。”
《無人知曉》發行後，是枝裕和收到一些觀眾來信，說因為這部電影開始關心很晚還在社區公園遊蕩玩耍的孩子。他很欣慰，“影迷把電影帶入了生活，而不是一出影院就拋在腦後了”，儘管他並不想刻意通過電影使世界變好，“但這種改變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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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時間是2008年，這部電影記錄一個家庭相聚的一天，像是導演把攝像機往家裡一架就走了。幾乎沒什麼情節，“除了細節別無他物”。
《步履不停》中的母親和是枝裕和母親有點像，看上去體貼溫柔，其實嘮叨毒舌。是枝裕和並不想把她拍成一個完美母親，儘管與女兒媳婦相處融洽，背後卻有許多不滿牢騷。大兒子因救落水兒童早逝，每年忌日，她總邀請當年被救的孩子來家中做客，殷勤招待背後是為了讓他記住恩人，在一年一度的坐立不安中內疚自責。在男主角眼中，這種心思簡直有點“毛骨悚然”。
拍攝時，是枝裕和一度擔心觀眾是不是會覺得“這樣的東西算電影嗎？”但這部電影卻讓他在觀眾裡有了具有辨識度的電影風格，是枝裕和也承認家庭劇對自己的重要：“《步履不停》是我的風格，如果說北野武的起點是黑幫片，那我的起點就是家庭倫理劇。”2008至今近十年，他又接連拍了另3部家庭劇《如父如子》《海街日記》《比海更深》，這並非有意為之，只是十年裡母親去世和成為父親，讓是枝裕和對家庭題材有了更多想表達的東?西。
儘管在外國收穫聲譽，是枝裕和的電影在日本卻一直頗為小眾，票房不高。“這種影片的觀眾在法國要多於日本——幾乎兩倍。”來自西班牙、挪威、加拿大的觀眾告訴他，《步履不停》讓他們想到了自己的母親。直到《如父如子》，這部電影由偶像明星福山雅治出演主角，在日本票房第一次高達30億日元，在此之前是枝裕和的電影從沒超過10億票房。“街坊鄰居會跟我打招呼了，被看過自己電影的人打招呼，我單純地感到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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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豆瓣上，《海街日記》評論人數超過十萬，遠遠超過《無人知曉》的三萬，是是枝裕和其他家庭片的兩倍多。評論有點兩極分化，“溫暖”“治癒”“平淡生活中的美好”出現頻率最多，另外則是大篇幅誇獎人美景美。而一些看過多部是枝裕多影片的影迷則表示“平庸”，認為該片甚至落了商業片窠臼，在滿足外國觀眾對唯美日式生活的獵奇外，並沒有更深刻的探索。
福山雅治（右）這樣的明星出演，也令是枝裕和的電影在日本終於取得了商業成功（IC圖）
當觀眾沉浸在對唯美日式日常的爭論時，是枝裕和已經打算翻篇了。在訪談中，他聊得更多的是下一部電影——他看了一堆偵探小說，拍攝了一部刑偵片《第三次殺人》，福山雅治飾演的律師在為一名殺人嫌疑犯辯護時，發現真相並不簡單。
他還打算拍攝一部和中國有關的歷史片，已經計畫十年。在中日戰爭時期，日本上世紀30年代在中國滿洲地區建立了傀儡政府，其中有個拍攝電影的“滿洲映畫協會”。據是枝裕和調查，在其中一個時期，滿映內部消除了民族差別，中日韓三國人以平等的身份，拿著一樣的工資，在同一張桌子上製作電影。
在接受《知日》採訪時，他談到自己一直想拍攝那段歷史故事，十年前“覺得在中國拍攝這樣的電影有點不可能”，而現在“情況或許有所改變，正在籌集資金”，“電影就是要做政治做不到的事。”他補充道。
在電影接連引發家庭劇熱潮時，突然翻頁，是枝裕和說自己“不打算嘗試拍攝任何人眼中的‘熱門片’”，他的電影只出於“表達需要”。在另一部電影裡，是枝裕和讓一名音樂人父親說了一段話：“世間也需要沒用的東西。如果一切事物都必須有其意義，會讓人喘不過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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