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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虛幻的希望下,拒絕隨波逐流

俄羅斯藝術家描繪的布林加科夫形象

《逃亡》

作者:(蘇聯)米哈伊爾·布林加科夫

譯者:周湘魯/陳世雄

版本:浙江文藝出版社

2017年2月

這是七部荒誕而合理、夢幻又現實、滑稽中夾雜諷刺的戲劇傑作。 布林加科夫的作品, 既寫出了白衛軍軍官、懷舊貴族、溫和知識份子, 面對革命的風潮感到的眷戀和彷徨;也披露了冠冕堂皇的“模範裁縫作坊”, 私底下卻是賭徒和官員燈紅酒綠之所;既諷刺為了貼合“思想正確”,

不惜張冠李戴的荒唐劇本;也惋惜有著偉大心靈和才能的藝術家, 其成就和滅亡卻始終攥在權力的指掌。

【延伸閱讀】

米哈伊爾·布林加科夫

(1891-1940), 前蘇聯小說家、劇作家, 出生于烏克蘭基輔一個神學教授家庭。 著有長篇小說《白衛軍》(後改為劇本《土爾賓一家》, 收入劇作集《逃亡》)、《大師和瑪格麗特》、《莫里哀先生傳》等。 在布林加科夫生前, 其大部分作品受到嚴厲抨擊,

被禁止出版或公演。 他作品中真實與虛幻交織, 夢幻與現實融為一體, 被認為是“魔幻現實主義”的鼻祖。

如果使文學去適應把個人生活安排得更為舒適、富有的需要, 這樣的文學便是一種令人厭惡的勾當了。

——布林加科夫

變動時期, 每個人都會有兩種身份。 一種來自過去, 另一種來自未來。 這兩種身份, 像被放在天平的兩端;天平由於不平衡而搖晃, 這是無可避免的矛盾。 總有一方會獲得勝利。 在布林加科夫的戲劇集中, 很多主題都涉及“變動”。 布林加科夫出生于1891年沙皇俄國的基輔, 從那時開始俄國局勢一直沒有平靜。 詩人張定浩有一首詩《俄羅斯男孩》, 詩中引用了丘特切夫的話:“誰在大災難時刻來到這個世界, 他將是幸福的。 ”

逃亡

在君士坦丁堡的落日餘暉中收場

童年和青年時期的經歷,對人的一生至關重要——因此,我從這個角度理解布林加科夫的文學主題。而另一點我也記著:在文學生涯的大部分時期,他的作品基本上都無法公開發表。

《土爾賓一家》是他的系列劇本中的名作,因為它幸運地在作者生前上演,並獲得了短暫的成功。八十多年後的2011年,莫斯科藝術劇院攜帶了這部戲劇來北京演出,上演時的劇名叫做《白衛軍》。蘇聯的審查機關曾經批評這部劇為“白衛軍的‘櫻桃園’”,熟悉契訶夫的讀者也可以從這個評價出發,對《土爾賓一家》有一個大致的印象。

這部劇的背景發生在基輔,從1918年冬天到1919年春天的短短幾個月,軍官階層的土爾賓一家在經過混亂的政局之後,最終迎接了布爾什維克的到來。許多研究者認為,它裡面包含了作者的個人經歷。而我作為多年後的異國讀者,首先注意到了其中微妙的地緣政治。局勢中有四股力量:蓋特曼代表的烏克蘭民族主義勢力,作為外來干涉者的德國軍隊,彼得留拉的白俄軍隊,以及最後到來的布爾什維克和紅軍。彼得留拉趕走了德國軍隊和蓋特曼,而紅軍又趕走了彼得留拉。土爾賓一家的人們最終厭倦了,劇終的時候尼科爾卡說紅軍的到來是“一出嶄新歷史劇的偉大序幕”,而斯圖津斯基說“對有些人來說——是序幕,對我來說——是尾聲”。

在多年之後重新審視,似乎很明顯,土爾賓一家像羅馬人那樣是在“等待野蠻人”。如卡瓦菲斯在十九世紀寫到的,野蠻人,只是作為一種“解決辦法”。蓋特曼和白俄軍隊,都無法維持值得信任的政權,那麼土爾賓家的人們當然只能暫時將希望寄託在布爾什維克身上了。——而紅軍就要在當天晚上開進基輔。

布林加科夫出生在沙皇俄國治下的基輔,他是俄羅斯族人。這一點類似於里爾克,後者是出生在奧匈帝國的布拉格的奧地利人。但布林加科夫對基輔的情感,應該遠甚於里爾克對布拉格的。烏克蘭作為名義上的獨立國家,在1918年僅存在了短短幾個月。只是七十年之後,烏克蘭仍然從蘇聯獨立出去了。2014年,烏克蘭和俄羅斯還為了克裡米亞發生了糾紛。克裡米亞,正是曼德爾施塔姆和茨維塔耶娃詩中的“塔夫裡達”。

但在我看來,《土爾賓一家》的混亂氣氛,可能更接近于《三姊妹》;真正相似於《櫻桃園》的,應該是由八個夢境組成的《逃亡》。《逃亡》和《土爾賓一家》都是契訶夫式的四幕劇,《逃亡》的故事其實也是對《土爾賓一家》主題的延伸。假如土爾賓家族的舊俄軍官和知識份子們沒有留在基輔,那麼他們將從克裡米亞的塞瓦斯托波爾出發,經過黑海的航路到達君士坦丁堡,再從這裡前去歐洲其他城市,這是一條逃亡的典型路線。然後,他們無家可歸,在寒冷而漠然的異國氛圍中,哀歎自己的命運和夢境。

《逃亡》的前兩幕場景在俄羅斯國內,後兩幕分別在流亡地君士坦丁堡和巴黎。那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環境。我隱隱察覺到,“逃亡”似乎是埃涅阿斯式的。主角赫盧多夫正是那位埃涅阿斯,他是堅毅、果敢的白俄軍人,身上有典型的俄羅斯性格。他們的城市被布爾什維克佔領,而布爾什維克就是攻陷特洛伊的希臘聯軍;——這正是曼德爾施塔姆的《哀歌》視角。

然而,赫盧多夫和他的同伴們並不能找到一片新的土地,來建立新的城邦。最終,他們成了被時代拋下的一群人,從前的俄羅斯貴族變成了異國的乞丐和妓女。《逃亡》在君士坦丁堡的落日餘暉中收場,舞臺上響起了禱告和合唱,赫盧多夫在玻璃門後面舉槍自殺。這樣的結尾,使人想起了《櫻桃園》中淒涼、悲愴的砍伐樹木之聲。

漫遊

作家作為一個普通人的真實處境

布林加科夫作為蘇聯政權時代的作家,本意只是寫出那些舊俄軍官的生存狀態,不可能刻意去美化他們。只是,由於秉持了嚴肅的態度,他不可避免地將《逃亡》寫成了一曲挽歌。處於這種政權交替時期的作家,在我國還有孔尚任,《桃花扇》結尾中的哀婉氣氛或許達到了同類作品中的極致。

在其他幾部劇本中,《卓伊卡的住宅》和《伊凡·瓦西裡耶維奇》的戲劇背景類似,它們的故事都發生在蘇聯時代的莫斯科。前者是果戈理式的諷刺喜劇,後者則使用了“時間機器”的主題,將伊凡·瓦西裡耶維奇——也就是伊凡雷帝——帶到了蘇維埃時代的莫斯科。引起我注意的是,在《卓伊卡的住宅》的喧鬧中,作者竟然安排了一個死屍進入了劇場,這也許仍然是某種果戈理精神。《伊凡·瓦西裡耶維奇》中的伊凡雷帝駕臨20世紀,一頭霧水,這種魔幻的氣氛正好和《大師與瑪格麗特》相同。

但是我不禁想得更多。在《伊凡·瓦西裡耶維奇》寫作的1935年,威武的伊凡雷帝假如真的來到莫斯科,一段時間之後他就會發現,自己的後代不再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最後一位皇帝尼古拉二世已經被殘忍地處死。布林加科夫自己從俄羅斯宗教背景中成長,在那一傳統中,沙皇一直被民眾視為“小爸爸”。更早的列斯科夫曾在故事中提到一塊寶石,“裡頭有綠色的黎明和血紅的黃昏,它是命運,是尊貴的沙皇亞歷山大的命運”。現在我們知道,那同樣是整個沙皇家族的命運。

《紫紅色島嶼》則是一個雙層套娃,劇本中套著另一個劇本。在第一層劇本裡,布林加科夫順便諷刺了蘇聯的劇院體系;而劇中劇裡的那個島嶼故事,顯得耐人尋味。土著宮廷和政變、民眾反戈、國外勢力介入,也許這一切和俄國革命有著難以言說的關聯,但這種種劇情都發生在大洋中的紫紅色小島上。當卡伊和法拉從海中被撈起來的時候,我想起了狄倫馬特和《天使來到巴比倫》,在那另一部劇中,乞丐阿基將所有的珍珠、寶石、金幣、銀幣和銅板,統統扔進了幼發拉底河。先于西歐的現代作家們,布林加科夫營造了這種荒誕而嚴肅的喜劇氣氛。

多年之前,我曾在家鄉的書店同時買了《老婦還鄉》和《大師與瑪格麗特》,它們改變了我的現代主義文學視野。我始終知道,《大師與瑪格麗特》與果戈理最重要的聯繫,是在於大師焚燒手稿的那一幕,那正是果戈理和布林加科夫共有的痛苦。而在劇本《莫里哀》中,布林加科夫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位精神支柱。從果戈理和莫里哀這兩位前輩身上,布林加科夫辨認出自己的命運。

布林加科夫讓莫里哀在劇中自陳與法國國王的關係:“一輩子我都在舔他的馬刺,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千萬別壓死我。可終究——還是被壓死了!暴君!”在我們讀者看來,這句話也多麼適合布林加科夫和他自己的暴君。布林加科夫與史達林的關係簡直不可理喻——他曾經得以數次與史達林寫信、通電話,對於作為蘇聯公民的布林加科夫,這是難得的待遇。然後他終究將審視自己與權力中心的關係,這是作家作為一個普通人的真實處境。

他寫了劇本《巴統》,這是在他去世前一年完成的,本來是為了向史達林六十歲生日“獻禮”。只是這部劇本依然沒有通過審查。如布林加科夫自己所知道的,他終究是一匹狼,歌功頌德實在不是他所擅長之事。在翻譯家錢誠為布林加科夫寫的中文傳記裡,他提到《巴統》被禁演時說,“布林加科夫與其說感到遺憾,莫如說更為進一步認識了那位元收信人而慶倖,慶倖自己沒有在虛幻的希望下隨波逐流而墮落,慶倖自己堅持了創作和做人的基本原則”。

這樣的境遇真的極富教益。生前蕭瑟、死後聞名,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夠得到這樣的命運,但布林加科夫當之無愧。他的這批劇本,雖然不如《大師與瑪格麗特》那樣光芒四射,但它們共同構成了一位經典作家的面貌。這部戲劇集剛剛在我國引進出版,它值得被文學青年們攜帶著去街道上漫遊。

□江汀(詩人)

逃亡

在君士坦丁堡的落日餘暉中收場

童年和青年時期的經歷,對人的一生至關重要——因此,我從這個角度理解布林加科夫的文學主題。而另一點我也記著:在文學生涯的大部分時期,他的作品基本上都無法公開發表。

《土爾賓一家》是他的系列劇本中的名作,因為它幸運地在作者生前上演,並獲得了短暫的成功。八十多年後的2011年,莫斯科藝術劇院攜帶了這部戲劇來北京演出,上演時的劇名叫做《白衛軍》。蘇聯的審查機關曾經批評這部劇為“白衛軍的‘櫻桃園’”,熟悉契訶夫的讀者也可以從這個評價出發,對《土爾賓一家》有一個大致的印象。

這部劇的背景發生在基輔,從1918年冬天到1919年春天的短短幾個月,軍官階層的土爾賓一家在經過混亂的政局之後,最終迎接了布爾什維克的到來。許多研究者認為,它裡面包含了作者的個人經歷。而我作為多年後的異國讀者,首先注意到了其中微妙的地緣政治。局勢中有四股力量:蓋特曼代表的烏克蘭民族主義勢力,作為外來干涉者的德國軍隊,彼得留拉的白俄軍隊,以及最後到來的布爾什維克和紅軍。彼得留拉趕走了德國軍隊和蓋特曼,而紅軍又趕走了彼得留拉。土爾賓一家的人們最終厭倦了,劇終的時候尼科爾卡說紅軍的到來是“一出嶄新歷史劇的偉大序幕”,而斯圖津斯基說“對有些人來說——是序幕,對我來說——是尾聲”。

在多年之後重新審視,似乎很明顯,土爾賓一家像羅馬人那樣是在“等待野蠻人”。如卡瓦菲斯在十九世紀寫到的,野蠻人,只是作為一種“解決辦法”。蓋特曼和白俄軍隊,都無法維持值得信任的政權,那麼土爾賓家的人們當然只能暫時將希望寄託在布爾什維克身上了。——而紅軍就要在當天晚上開進基輔。

布林加科夫出生在沙皇俄國治下的基輔,他是俄羅斯族人。這一點類似於里爾克,後者是出生在奧匈帝國的布拉格的奧地利人。但布林加科夫對基輔的情感,應該遠甚於里爾克對布拉格的。烏克蘭作為名義上的獨立國家,在1918年僅存在了短短幾個月。只是七十年之後,烏克蘭仍然從蘇聯獨立出去了。2014年,烏克蘭和俄羅斯還為了克裡米亞發生了糾紛。克裡米亞,正是曼德爾施塔姆和茨維塔耶娃詩中的“塔夫裡達”。

但在我看來,《土爾賓一家》的混亂氣氛,可能更接近于《三姊妹》;真正相似於《櫻桃園》的,應該是由八個夢境組成的《逃亡》。《逃亡》和《土爾賓一家》都是契訶夫式的四幕劇,《逃亡》的故事其實也是對《土爾賓一家》主題的延伸。假如土爾賓家族的舊俄軍官和知識份子們沒有留在基輔,那麼他們將從克裡米亞的塞瓦斯托波爾出發,經過黑海的航路到達君士坦丁堡,再從這裡前去歐洲其他城市,這是一條逃亡的典型路線。然後,他們無家可歸,在寒冷而漠然的異國氛圍中,哀歎自己的命運和夢境。

《逃亡》的前兩幕場景在俄羅斯國內,後兩幕分別在流亡地君士坦丁堡和巴黎。那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環境。我隱隱察覺到,“逃亡”似乎是埃涅阿斯式的。主角赫盧多夫正是那位埃涅阿斯,他是堅毅、果敢的白俄軍人,身上有典型的俄羅斯性格。他們的城市被布爾什維克佔領,而布爾什維克就是攻陷特洛伊的希臘聯軍;——這正是曼德爾施塔姆的《哀歌》視角。

然而,赫盧多夫和他的同伴們並不能找到一片新的土地,來建立新的城邦。最終,他們成了被時代拋下的一群人,從前的俄羅斯貴族變成了異國的乞丐和妓女。《逃亡》在君士坦丁堡的落日餘暉中收場,舞臺上響起了禱告和合唱,赫盧多夫在玻璃門後面舉槍自殺。這樣的結尾,使人想起了《櫻桃園》中淒涼、悲愴的砍伐樹木之聲。

漫遊

作家作為一個普通人的真實處境

布林加科夫作為蘇聯政權時代的作家,本意只是寫出那些舊俄軍官的生存狀態,不可能刻意去美化他們。只是,由於秉持了嚴肅的態度,他不可避免地將《逃亡》寫成了一曲挽歌。處於這種政權交替時期的作家,在我國還有孔尚任,《桃花扇》結尾中的哀婉氣氛或許達到了同類作品中的極致。

在其他幾部劇本中,《卓伊卡的住宅》和《伊凡·瓦西裡耶維奇》的戲劇背景類似,它們的故事都發生在蘇聯時代的莫斯科。前者是果戈理式的諷刺喜劇,後者則使用了“時間機器”的主題,將伊凡·瓦西裡耶維奇——也就是伊凡雷帝——帶到了蘇維埃時代的莫斯科。引起我注意的是,在《卓伊卡的住宅》的喧鬧中,作者竟然安排了一個死屍進入了劇場,這也許仍然是某種果戈理精神。《伊凡·瓦西裡耶維奇》中的伊凡雷帝駕臨20世紀,一頭霧水,這種魔幻的氣氛正好和《大師與瑪格麗特》相同。

但是我不禁想得更多。在《伊凡·瓦西裡耶維奇》寫作的1935年,威武的伊凡雷帝假如真的來到莫斯科,一段時間之後他就會發現,自己的後代不再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最後一位皇帝尼古拉二世已經被殘忍地處死。布林加科夫自己從俄羅斯宗教背景中成長,在那一傳統中,沙皇一直被民眾視為“小爸爸”。更早的列斯科夫曾在故事中提到一塊寶石,“裡頭有綠色的黎明和血紅的黃昏,它是命運,是尊貴的沙皇亞歷山大的命運”。現在我們知道,那同樣是整個沙皇家族的命運。

《紫紅色島嶼》則是一個雙層套娃,劇本中套著另一個劇本。在第一層劇本裡,布林加科夫順便諷刺了蘇聯的劇院體系;而劇中劇裡的那個島嶼故事,顯得耐人尋味。土著宮廷和政變、民眾反戈、國外勢力介入,也許這一切和俄國革命有著難以言說的關聯,但這種種劇情都發生在大洋中的紫紅色小島上。當卡伊和法拉從海中被撈起來的時候,我想起了狄倫馬特和《天使來到巴比倫》,在那另一部劇中,乞丐阿基將所有的珍珠、寶石、金幣、銀幣和銅板,統統扔進了幼發拉底河。先于西歐的現代作家們,布林加科夫營造了這種荒誕而嚴肅的喜劇氣氛。

多年之前,我曾在家鄉的書店同時買了《老婦還鄉》和《大師與瑪格麗特》,它們改變了我的現代主義文學視野。我始終知道,《大師與瑪格麗特》與果戈理最重要的聯繫,是在於大師焚燒手稿的那一幕,那正是果戈理和布林加科夫共有的痛苦。而在劇本《莫里哀》中,布林加科夫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位精神支柱。從果戈理和莫里哀這兩位前輩身上,布林加科夫辨認出自己的命運。

布林加科夫讓莫里哀在劇中自陳與法國國王的關係:“一輩子我都在舔他的馬刺,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千萬別壓死我。可終究——還是被壓死了!暴君!”在我們讀者看來,這句話也多麼適合布林加科夫和他自己的暴君。布林加科夫與史達林的關係簡直不可理喻——他曾經得以數次與史達林寫信、通電話,對於作為蘇聯公民的布林加科夫,這是難得的待遇。然後他終究將審視自己與權力中心的關係,這是作家作為一個普通人的真實處境。

他寫了劇本《巴統》,這是在他去世前一年完成的,本來是為了向史達林六十歲生日“獻禮”。只是這部劇本依然沒有通過審查。如布林加科夫自己所知道的,他終究是一匹狼,歌功頌德實在不是他所擅長之事。在翻譯家錢誠為布林加科夫寫的中文傳記裡,他提到《巴統》被禁演時說,“布林加科夫與其說感到遺憾,莫如說更為進一步認識了那位元收信人而慶倖,慶倖自己沒有在虛幻的希望下隨波逐流而墮落,慶倖自己堅持了創作和做人的基本原則”。

這樣的境遇真的極富教益。生前蕭瑟、死後聞名,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夠得到這樣的命運,但布林加科夫當之無愧。他的這批劇本,雖然不如《大師與瑪格麗特》那樣光芒四射,但它們共同構成了一位經典作家的面貌。這部戲劇集剛剛在我國引進出版,它值得被文學青年們攜帶著去街道上漫遊。

□江汀(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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