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五月，
正是石榴花開的季節。
記憶中，
掛著艾草、裹著粽香而來的這個節日，
老一輩的人們常常喚作“五月大五”，
比之“端陽節”“天中節”“浴蘭節”“重五節”這些略顯雅趣的名稱，
多了些柴米油鹽的味道；比之“龍舟節”“粽子節”“詩人節”這些現代生活中太具象化的名稱，
又多了些可以深思的空間。
“仲夏端五。
端者，
初也。
”端五即農曆五月初五。
據《禮記·月令》記述，
五月為陽氣最盛之時，
因此“端五”也被稱為“端陽”。
按照物極必反的道理，
陽氣至盛時陰氣也開始滋生，
陰陽交接之際，
容易致使毒蟲出沒、瘟疫流行。
《夏小正》中記載：“此日蓄藥，
以蠲除毒氣。
”五月初五之日，
應插菖蒲、艾葉以驅鬼，
喝雄黃酒、菖蒲酒等以避疫，
對於未到飲酒年齡的小孩子，
則給他們的額頭、耳鼻、手足心等處塗抹上雄黃酒，
防病避疫。
對此，
身處長江流域的人們可能感受更多些，
而諸如我這種黃河邊兒上長起來的娃兒，
第一次見識到雄黃酒的威力，
怕是要追溯到許仙、白娘子以及法海的恩怨情仇了。
當時自許為“正義”一方的我，
到底也想不透白娘子為何一定要飲下害自己現出原形的雄黃酒，
現在倒是可以冠冕堂皇地宣言：習俗有時候是一種潛移默化又理所當然的力量。
天堂也好、人間也罷，
入鄉隨俗才是正道。
感受更深的恐怕還是味道，
畢竟還是“舌尖上的中國人”。
端午時節粽子飄香，
這應該是最喜聞樂見的說法了。
歷史上關於粽子的記載，
最早見於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
即“蘆葉裹米也”，
算是吃食的一種。
魏晉南北朝開始流行端午食粽的習俗，
《風土記》有曰：“仲夏端五，
方伯協極。
享用角黍，
龜鱗順德。
”粽子成了各地端午節的標誌性食物，
只是這粽子飄香飄的究竟是何種香，
現在看來是頗有一番爭執的。
印象之中，
從開始意識到端午節要吃粽子，
最糾結的便是要不要蘸白糖？是選紅棗的還是豆沙的？直到某一年的端午，
江南嘉興的朋友送來幾個蛋黃鮮肉粽，
新世界的大門就此打開。
雖然嗜好甜食的我在各種吃食的“南北之爭”中，
永遠選擇適合自己口味的那一款，
卻也深深地領悟到了“舌尖上的中國”最為精髓的內容：一個埋首於將同樣的食材開發出各種不同口味並且能夠爭相媲美、各領風騷的民族，
傳統怎麼可能是僵化的？內心怎麼可能是狹隘的？文化怎麼可能是單一的？
再想起來，
觀賞龍舟競渡記憶的缺失或也是心頭一痛。
據說，
“龍舟”一詞最早見於《穆天子傳》：“天子乘鳥舟、龍舟浮於大沼。
”有專家考證，
進行龍舟競渡的先決條件必須是在多河港的地區，
而這正是我國南方地區的特色。
據此可以推測，
端午競渡的習俗最初可能只在長江下游流行，
後來才傳到長江上游和北方地區。
《舊唐書》中記有穆宗、敬宗觀龍舟競渡之事；《東京夢華錄》記有北宋皇帝于臨水殿看龍舟；明代帝王在中南海紫光閣觀龍舟；清代乾隆帝、嘉慶帝則在圓明園福海觀賞競渡。
在當時，
這些區域非尋常百姓所能踏足之地，
自然也不能引起轟動效應。
時至今日，
賽龍舟這樣的民間遊藝娛樂項目的主要生存土壤依然是江浙閩粵一帶。
當然，
每當我表達這樣的遺憾時，
也會立刻想到茫茫草原上套馬的漢子和深山老林裡爬杆的勇者。
所謂天時地利人和，
各美其美，
如是而已。
說到最後，
最想說的還是屈原，
這位因“香草美人”成就一生浪漫與悲壯的詩人，
也是跟端午節有著太多牽絆的人。
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屈原少年時博聞強識，
早年受楚懷王信任。
他提倡美政，
舉賢授能，
後遭讒去職流放。
在流放中，
屈原寫下了憂國憂民的《離騷》《天問》等詩篇。
後來，
秦軍攻破楚國都城，
屈原寫下絕筆作《懷沙》後，
於五月五日抱石投汨羅江而死。
既然理想不能實現，
那只能到滾滾江水中尋覓人生之歸宿，
保持一腔家國情懷的純淨。
然而花落餘香，
以死殉道的屈原成為一個節日發展與傳承的精神內核，
於今日之時仍然閃耀著光芒，
這也許是一種冥冥之中的力量。
無論真實情況到底怎樣，
屈原與端午結下了不解之緣，
這種緣分或許不僅僅是粽子與龍舟那麼簡單。
你何以斷定，
數千年前人們紛紛投入江中的粽子不包含著執鞭隨鐙的願望？數千年來人們競相沖向終點的龍舟不代表著踵事增華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