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的詩不僅治癒了自己

泰戈爾的詩作及思想傳入中國文化界的時間， 要比新文化運動的正式展開早不少：早在1913年， 錢智修便在《東方雜誌》上刊發過介紹泰戈爾思想的文章；陳獨秀在《新青年》第二期翻譯發表泰戈爾短詩的時間， 是在1915年。 泰戈爾三次到訪中國一度構成了熱議事件， 一生中許多詩作也都同中國有關。 在詩人李壯看來， 泰戈爾那種人道主義的溫暖情懷、泛神論色彩的浪漫幻想、精緻從容的詩歌語調， 其實同20世紀初大變局時代的中國並不合拍， 倒是在百年之後的今天， 他的那些句子才更容易走進讀者的心靈。

泰戈爾詩歌寫在亂世， 卻帶著世外桃源式的安恬

現代漢語詩歌已走過了一百年。 整個2016年， 詩歌界都在熱鬧地討論著新詩百年的話題， 大家希望能借助這樣一個時間節點， 把現代漢語詩歌的譜系和傳統充分梳理、建立起來。 其實， 在這種自我傳統的建立過程中，

對世界文學影響的總結、對外國經典文本的重讀， 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畢竟在現代漢語詩歌起步之初， 它們曾是這場轟轟烈烈的語言革命最重要的推動力之一。 在那些耳熟能詳的名字中， 印度詩人泰戈爾， 是相對特殊的一位。

泰戈爾詩歌寫在亂世， 卻帶著世外桃源式的安恬；他接受過現代精英教育， 受到西方讀者的廣泛喜愛， 卻始終執拗保持著古典東方式的神秘嗓音。 這多少有些矛盾， 但魅力也恰在於此。 追根溯源， 這一切同泰戈爾的人生經歷和精神背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泰戈爾出生在印度加爾各答的一個貴族家庭， 1861年出生的他是其父母最小的兒子， 從小充分享受到了家人的關愛和物質生活的優裕。

對於作家來說， 童年的經歷對其一生的寫作有著極其關鍵的影響， 泰戈爾作品的夢幻色彩及暖色調顯然與其無憂無慮的童年記憶有關。 當然， 其父母對他寵愛但不溺愛， 父母一心想要培養他成為一名跟得上時代變化的知識精英。 1878年， 泰戈爾赴英國留學。 1880年， 泰戈爾返回印度， 加入社團， 主編雜誌， 甚至創辦大學， 成為風起雲湧的印度民族運動最醒目的文化符號之一。 當然， 作為專業作家， 泰戈爾的影響力最終體現在創作上。 歸國之後， 泰戈爾創作出一系列高品質的詩歌、小說及劇本， 引起普遍關注， 其中尤以短詩最負盛名。 1913年， 詩集《吉檀迦利》英譯本出版， 同年泰戈爾成為亞洲第一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 此後， 他先後出訪日本、美國、加拿大、中國、蘇聯等國家， 架起了一座溝通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 1941年8月6日， 當他在加爾各答祖宅裡平靜離世之時， 成千上萬的印度人自發前來為他送葬——對一位詩人來說， 這無疑是一種至高的獎賞。

源於民族苦難的情感， 被泰戈爾上升到整體人性的層面

泰戈爾的一生， 在時間上與印度近現代反抗殖民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大致重合。 在最通常的意義上， 他首先是一位愛國詩人。 實現民族情緒和家國之愛的途徑有很多， 泰戈爾的武器是語言。 包括《吉檀迦利》在內的許多著名詩集， 最初都是用孟加拉口語創作， 後來由作者本人譯成英語。 這些詩作， 呈現出一個萬物有靈、天地多情的世界，

印度泛神主義文化傳統的魅力無處不在。 作為曾經的英國留學生， 泰戈爾當然瞭解現代科學和工具理性， 但真正能給他的心靈帶來慰藉的， 卻是那些滲透著古老傳說的想像。 在那個世界裡， 沒有工廠， 沒有槍炮， 沒有進化論和生物實驗室， 一切卻都充滿了神奇的力量。

泰戈爾用筆所做與其同胞用標語槍炮所做的是同一件事。 與此同時， 許多源於民族苦難的情感， 又能被泰戈爾上升到整體人性的層面， 甚至被賦予某種宗教意味。 這些特徵， 在泰戈爾的代表作之一《飛鳥集》裡有著集中的體現。

在民族情感和抗爭意識之外， 泰戈爾更多的佳作關乎於感恩與冥思。 《飛鳥集》中的這一首似可作為注腳：“神希望我們因為花朵感謝他/而不是因為太陽和土地。 ”陽光和土地出產糧食，這是肉體的所需、家族繁衍的所需、大帝國興衰變化的所需。但這些並不是“神”的本意。泰戈爾真正關心的，是那些無名的花朵，那才是靈魂的寶藏。對人性善惡、生死輪回、存在虛無等永恆命題的關注，構成了泰戈爾詩歌中至為閃亮的部分。他最著名的句子大概是“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一個富有終極關懷的詩人，其內心必定是柔軟的；那個柔軟而深情的泰戈爾，絕不會因時代的變遷而過時：“這寡獨的黃昏，幕著霧與雨，我在我的心的孤寂裡，感覺到它的歎息。”

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泰戈爾的歎息，在當時的中國很難被真正理解。1924年，泰戈爾滿懷著對華夏文明的熱愛來到中國。但當時的中國，正處在一個破舊立新、救亡圖存的時代。“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闖將們對泰戈爾有些失望，就連最早翻譯過泰戈爾詩作的陳獨秀也抱怨：“印度詩聖泰戈爾倘沒有豐厚的家產和諾貝爾賞金，又何能天天冥想三小時，只營求心靈生活而不顧物質生活？”一心崇拜泰戈爾的徐志摩有同樣的疑惑：泰戈爾說中國人對生活的愛可以讓我們生活得美好，然而，我們的國家依然備受欺淩，“他鼓勵我們的話差不多是虛設的”。

是啊，山河都已破碎，何處還能放得下泰戈爾那一方深情呢？正如《飛鳥集》的題名所喻，泰戈爾的詩就像一隻只充滿靈性的鳥兒，它們的歌聲中飄揚著理想世界的旋律，但腳下的戰火焦土終究令鳥兒們無從降落。在中國，泰戈爾的聲名煊赫於“五四”，但只有在一個心平氣和的時代，他的飛鳥才能真正降落在自己的桃花源。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恰恰是在今日，人們才更容易走進泰戈爾的靈魂。□李 壯

新媒體編輯：張藝凡

責任編輯：王眾心

”陽光和土地出產糧食，這是肉體的所需、家族繁衍的所需、大帝國興衰變化的所需。但這些並不是“神”的本意。泰戈爾真正關心的，是那些無名的花朵，那才是靈魂的寶藏。對人性善惡、生死輪回、存在虛無等永恆命題的關注，構成了泰戈爾詩歌中至為閃亮的部分。他最著名的句子大概是“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一個富有終極關懷的詩人，其內心必定是柔軟的；那個柔軟而深情的泰戈爾，絕不會因時代的變遷而過時：“這寡獨的黃昏，幕著霧與雨，我在我的心的孤寂裡，感覺到它的歎息。”

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泰戈爾的歎息，在當時的中國很難被真正理解。1924年，泰戈爾滿懷著對華夏文明的熱愛來到中國。但當時的中國，正處在一個破舊立新、救亡圖存的時代。“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闖將們對泰戈爾有些失望，就連最早翻譯過泰戈爾詩作的陳獨秀也抱怨：“印度詩聖泰戈爾倘沒有豐厚的家產和諾貝爾賞金，又何能天天冥想三小時，只營求心靈生活而不顧物質生活？”一心崇拜泰戈爾的徐志摩有同樣的疑惑：泰戈爾說中國人對生活的愛可以讓我們生活得美好，然而，我們的國家依然備受欺淩，“他鼓勵我們的話差不多是虛設的”。

是啊，山河都已破碎，何處還能放得下泰戈爾那一方深情呢？正如《飛鳥集》的題名所喻，泰戈爾的詩就像一隻只充滿靈性的鳥兒，它們的歌聲中飄揚著理想世界的旋律，但腳下的戰火焦土終究令鳥兒們無從降落。在中國，泰戈爾的聲名煊赫於“五四”，但只有在一個心平氣和的時代，他的飛鳥才能真正降落在自己的桃花源。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恰恰是在今日，人們才更容易走進泰戈爾的靈魂。□李 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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