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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語
提到“五四”， 人們最大的印象還是反傳統。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 這曾經是我們對它的最理直氣壯的最堅決的結論：所謂 “新民主主義開端”，
原文：《“五四”：究竟誰在“反傳統”？》
作者：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李怡
1980年代， 新時期中國知識份子也曾經給予“五四”許多的“啟蒙”的期待， 那時， 我們只知道西方漢學（尤其美國漢學）在批評五四的“激進”和“偏激”， 但這樣的漢學並不足以動搖我們對“五四”的熱情。
但是， 進入1990年代以後， 我們自己對“五四”的質疑和批判卻日漸增大， 尤其是傳統文化復興、“國學”昌盛的今天， “五四”的“反傳統”愈來愈尷尬， 受到的質疑也愈來愈多， 有時候， 看到鋪天蓋地而來的傳統文化宣傳， 從事“五四”和現代文化研究的我們需要對“五四”進一步思考！
比如人們常常引述陳獨秀在五四中告訴胡適的——要以我輩的是為絕對的是， 必不容他人有討論的餘地——如此缺乏對論爭對手的“起碼的寬容”，
比如人們也提及1925年《京報副刊》的“青年必讀書”徵文， 魯迅的回答似乎也頗為偏激：“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 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 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 多看外國書。 ”
更不用說“打到孔家店”口號的激烈。
新文化派並不主張剷除傳統文化
清點近年來學界關於“五四”的批評， 至少包括七大方面的內容， 我們可以說， 這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七宗罪”：1、少數知識份子的偏激導致了全民族文化的悲劇；2、徹底反傳統、割裂民族文化傳統；3、惟我獨尊， 充滿了話語“霸權”；4、引入線性歷史發展觀、激進主義的文化態度， 導致了現代中國一系列文化觀念上的簡陋甚至迷失；5、客觀上在一定程度上應和了西方的文化殖民策略；6、對“文革”思維有一定影響；7、白話取代文言，
但是， 問題在於這是否就是歷史事實？
比如， 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 所謂的“保守派”是否就是被新文化派趕出了文壇、教育界與文化界？顯然不是。
今天我們之所以對“五四”的“反傳統”形成如此魯莽粗暴的認識，根本上來源於長期以來的歷史敘述的偏頗性。我們對“五四”的敘述常常體現出一種心態：歷史總是在“你死我活”的鬥爭中發展的，要麼是新文化經過“幾個回合”的鏖戰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要麼就是新文化的獨霸“摧毀”了“優秀的傳統”，無論是前者曾經的勝利者姿態還是後者今天討伐者的痛心疾首，可能思維都是一致的：將“五四”的文化分歧認定為非此即彼的尖銳的“路線鬥爭”，只不過有時我們站在這條路線，有時又站在另外一條路線而已。
完整的“五四”豐富而複雜
其實，一個完整的“五四”實在是豐富而複雜的。
重新認識“五四”，我們有必要澄清這樣三個問題：
首先，“五四”時候都有些什麼人在發言，到底說了什麼話？
出現在“五四”，自由表達過意見的知識份子其實身份相當複雜，並不是我們想像的就是新文化人士對決于封建士大夫。從“學歷”上看，這裡有前朝官吏、前清進士、舉人、秀才，有留洋博士、在讀大學生；在職業上有作家、翻譯家、學者、大學教授、中學教師、出版人、大學校長、政府高官；在專業上既有人文社科學者，又有自然科學家；在年齡上有本土大學生，又有奮鬥的中年。
唯一共同點是他們都不是“官方立場”的代言人，因而發言也不具有絕對的權威性，即便用語偏激，只具有情緒抒發的作用。今人常有所謂“話語權力”之說，其實，沒有與實際權力結合在一起的“話語”根本不可能產生多少的強迫性“權力”。
其次，作為“五四”工具的報刊具有民間性質。
活躍在“五四”的重要報刊相當部分為民營資本所主辦，如《東方雜誌》、《晨報副刊》、 《京報副刊》、《中華新報》、《小說月報》、《新申報》等等，也有部分民營資本支援下的同人雜誌，如《學衡》（中華書局），或者先有民營資本支持後轉為同人雜誌如 《新青年》（群益書社），當然，也有純粹的同人刊物如《新潮》、《少年中國》、《每週評論》、《國故》等，或者雖然有官方身份卻無官方的名目如《甲寅》週刊。從總體上看，這些輿論工具普遍都具有民間性質。這意味著什麼呢？它們已經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傳統的《邸報》傳統——那種始於漢代，延綿至清末（《京報》）的官方資訊報導——建立起了現代輿論的民間平臺。這些依賴于民營資本的報刊雖然也受經濟利益的驅動和控制，但是它們卻不得不側重滿足民間讀者的需求，並且隨著民間趣味的改變而改變，也就是說，普通人而非政治當局的利益是它必須考慮的。
再次，語言交鋒的激烈在一般情況下並不影響論爭者的職業生存的穩定性。
民國“亂世”，國家制度對普通人職業生存的控制尚未完善，在思想輿論領域，權力常常並不“在場”。如此一來，知識份子思想分歧也就局限於思想、見解的差異，與他們個人的社會地位、現實生存沒有太緊密的關係。為了避免《新青年》持續論戰，爭取新文化讀者群的支持，商務印書館負責人張元濟只得免去了杜亞泉《東方雜誌》主編之職，但是這並不影響他對杜亞泉個人能力的肯定，以後杜繼續擔任理化部主任。作為前清進士，又留學多國，擔任民國要職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一方面大力支持新文化運動，另一方面卻又繼續聘任了新文化思潮的反對派（如章士釗、辜鴻銘等），北京大學既有新文化派的《新青年》、《新潮》，又有研究傳統文化的《國故》以及以“增進國民人格，灌輸國民常識，研究學術，提倡國貨”為宗旨的新舊派都能夠接受的《國民》。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在根本上保證了不同思想傾向的知識份子在職業上的穩定性，而就是這種穩定消解了思想分歧的緊張和壓力，形成了不同觀點的寬大的空間：“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並存。”（《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
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之中，“五四”必然是多元化的，論敵之間固然存在思想的分歧，但分歧的他們都是以作為現代知識份子的一員關注著民族文化的現代命運，都在現代世界的巨大背景上面對著“中國問題”，這都從根本的意義上將他們與前朝舊臣、鄉村遺老的冥頑不化的對立區別開來，這些現代中國的知識份子不管觀點還有多大的差異，都一同站在了“五四”歷史的起跑線上，組成了現代文化的色彩斑斕。
中國的現代文化並沒有因為這些先驅者簡單的新/舊對立言辭而變得越來越簡單，而是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多樣和有韌性。分歧、矛盾的思想傾向的存在反過來恰恰證明了現代中國文化自“五四”開始的一種新的富有活力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
並不存在一個籠統的“反傳統”，所謂的“反叛”、“批判”都是各有具體的針對性：“五四”一代反對的是獨裁專制，維護的是人的基本權利；反對的是不思進取，宣導的是文化創造；他們反對對古代文化的無條件膜拜，提出鑒別、審查；反對事實上的“一言堂”，給更多的人發表意見的機會。
歸根結底，“反”不過是現代中國知識份子追求創造性的表現，其真實含義：不受制於“習慣”，敢於創新，敢於思考——最終，中國傳統文化不僅沒有被“反掉”，反而經過了新文化人士的“重估”和“激發”，煥發出了新的光彩。
“五四”，拯救了中國傳統文化，賦予它現代的活力。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59期第6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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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學創作兼有文言與白話雙重精髓；學術界也早已經證明， “打到孔家店”之說純粹是歷史的誤會，無論是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文化還是孔子本人，新文化知識份子都一再表達了相當的尊重。今天我們之所以對“五四”的“反傳統”形成如此魯莽粗暴的認識，根本上來源於長期以來的歷史敘述的偏頗性。我們對“五四”的敘述常常體現出一種心態：歷史總是在“你死我活”的鬥爭中發展的，要麼是新文化經過“幾個回合”的鏖戰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要麼就是新文化的獨霸“摧毀”了“優秀的傳統”，無論是前者曾經的勝利者姿態還是後者今天討伐者的痛心疾首，可能思維都是一致的：將“五四”的文化分歧認定為非此即彼的尖銳的“路線鬥爭”，只不過有時我們站在這條路線，有時又站在另外一條路線而已。
完整的“五四”豐富而複雜
其實，一個完整的“五四”實在是豐富而複雜的。
重新認識“五四”，我們有必要澄清這樣三個問題：
首先，“五四”時候都有些什麼人在發言，到底說了什麼話？
出現在“五四”，自由表達過意見的知識份子其實身份相當複雜，並不是我們想像的就是新文化人士對決于封建士大夫。從“學歷”上看，這裡有前朝官吏、前清進士、舉人、秀才，有留洋博士、在讀大學生；在職業上有作家、翻譯家、學者、大學教授、中學教師、出版人、大學校長、政府高官；在專業上既有人文社科學者，又有自然科學家；在年齡上有本土大學生，又有奮鬥的中年。
唯一共同點是他們都不是“官方立場”的代言人，因而發言也不具有絕對的權威性，即便用語偏激，只具有情緒抒發的作用。今人常有所謂“話語權力”之說，其實，沒有與實際權力結合在一起的“話語”根本不可能產生多少的強迫性“權力”。
其次，作為“五四”工具的報刊具有民間性質。
活躍在“五四”的重要報刊相當部分為民營資本所主辦，如《東方雜誌》、《晨報副刊》、 《京報副刊》、《中華新報》、《小說月報》、《新申報》等等，也有部分民營資本支援下的同人雜誌，如《學衡》（中華書局），或者先有民營資本支持後轉為同人雜誌如 《新青年》（群益書社），當然，也有純粹的同人刊物如《新潮》、《少年中國》、《每週評論》、《國故》等，或者雖然有官方身份卻無官方的名目如《甲寅》週刊。從總體上看，這些輿論工具普遍都具有民間性質。這意味著什麼呢？它們已經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傳統的《邸報》傳統——那種始於漢代，延綿至清末（《京報》）的官方資訊報導——建立起了現代輿論的民間平臺。這些依賴于民營資本的報刊雖然也受經濟利益的驅動和控制，但是它們卻不得不側重滿足民間讀者的需求，並且隨著民間趣味的改變而改變，也就是說，普通人而非政治當局的利益是它必須考慮的。
再次，語言交鋒的激烈在一般情況下並不影響論爭者的職業生存的穩定性。
民國“亂世”，國家制度對普通人職業生存的控制尚未完善，在思想輿論領域，權力常常並不“在場”。如此一來，知識份子思想分歧也就局限於思想、見解的差異，與他們個人的社會地位、現實生存沒有太緊密的關係。為了避免《新青年》持續論戰，爭取新文化讀者群的支持，商務印書館負責人張元濟只得免去了杜亞泉《東方雜誌》主編之職，但是這並不影響他對杜亞泉個人能力的肯定，以後杜繼續擔任理化部主任。作為前清進士，又留學多國，擔任民國要職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一方面大力支持新文化運動，另一方面卻又繼續聘任了新文化思潮的反對派（如章士釗、辜鴻銘等），北京大學既有新文化派的《新青年》、《新潮》，又有研究傳統文化的《國故》以及以“增進國民人格，灌輸國民常識，研究學術，提倡國貨”為宗旨的新舊派都能夠接受的《國民》。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在根本上保證了不同思想傾向的知識份子在職業上的穩定性，而就是這種穩定消解了思想分歧的緊張和壓力，形成了不同觀點的寬大的空間：“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並存。”（《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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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現代文化並沒有因為這些先驅者簡單的新/舊對立言辭而變得越來越簡單，而是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多樣和有韌性。分歧、矛盾的思想傾向的存在反過來恰恰證明了現代中國文化自“五四”開始的一種新的富有活力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
並不存在一個籠統的“反傳統”，所謂的“反叛”、“批判”都是各有具體的針對性：“五四”一代反對的是獨裁專制，維護的是人的基本權利；反對的是不思進取，宣導的是文化創造；他們反對對古代文化的無條件膜拜，提出鑒別、審查；反對事實上的“一言堂”，給更多的人發表意見的機會。
歸根結底，“反”不過是現代中國知識份子追求創造性的表現，其真實含義：不受制於“習慣”，敢於創新，敢於思考——最終，中國傳統文化不僅沒有被“反掉”，反而經過了新文化人士的“重估”和“激發”，煥發出了新的光彩。
“五四”，拯救了中國傳統文化，賦予它現代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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