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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雄， 字子雲， 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縣）人， 生於漢宣帝甘露元年（西元前53年）， 卒于王莽天鳳五年（西元18年）。 史載揚雄長相一般， 身材不高， 還有點結巴， 所以不愛說話， 喜歡沉默思考。
四十歲前， 揚雄一直呆在老家成都， 師從一個名叫嚴君平的人， 嚴君平以給人算卦為生， 每日賺到基本生活費之後， 就給人講授老子的學說， 著有《老子指歸》一書， 揚雄後來能寫出探討世界本源的著作《太玄經》， 應該和嚴君平給他講授《老子》有很大的關係。
四十歲後， 揚雄來到京城長安， 四十二歲時被當時的大司馬王根召為門下史。
歷經成、哀、平三世， 揚雄均居黃門侍郎之職沒有得到升遷， 而與他走得比較近的同事比如王莽、劉歆則步步高升。 這一期間， 揚雄的政治活動中， 有兩件事情值得一講:一是西元前5年， 他和一位名叫李尋的人聯名上書漢哀帝， 諫阻當時的禦史中丞朱博擔任丞相。 這實際上是一場政治派別鬥爭， 因為揚雄和李尋都曾在王根那裡當過幕僚，
王莽在漢朝掌權後， 揚雄積極配合王莽的工作， 他所作的《琴清英》被王莽立為樂經；王莽將天下劃為十二州後，
王莽稱帝建立新朝後， 揚雄升為中散大夫， 時年62歲， 他做了一篇答謝文《劇秦美新》。 但西元11年的“投閣事件”又對他的仕途產生了不利影響。 王莽以新代漢之時， 大肆宣揚符命之學， 不過稱帝后， 卻不允許下面的人再搞這一套， 偏偏有人沒眼色， 劉歆的兒子劉棻、甄豐的兒子甄尋還想用符命為自己謀些升遷之類的好處。 結果事與願違， 不但目的沒達到， 還惹怒了王莽， 甄豐父子被斬， 劉棻被流放， 又因為劉棻師從過揚雄， 揚雄因此受到牽連。 事發後，
投閣事件後， 王莽發話了， 說揚雄這人我瞭解， 他是不會參加劉棻等人的事情的。 此事就此平息。 後來有人為了美化揚雄， 說揚雄投閣， 是為了名節， 不想侍奉新朝， 以死明志。 此言謬也。
投閣事件約一年後， 揚雄複職中散大夫。 西元13年， 元後去世， 揚雄奉命寫了《元後誄》， 借此機會對王氏家族進行了歌頌。 之後生活波瀾不驚， 直至去世。
◎四川綿陽子雲亭前的揚雄雕像
揚雄（西元前53－西元18年）， 字子雲， 蜀郡郫縣（今成都市郫縣人）。 是我國西漢時期著名文學家、哲學家。 揚雄在漢成帝時任黃門侍郎， 以辭賦、文章名世， 但筆者以為其哲學之思及探究世界本源的科學精神更為可貴， 其代表作有《太玄經》， 對東漢的科學家張衡影響很大。
據《直隸綿州志》記載， 揚雄在40歲時前往京師長安（今陝西西安市）時， 曾寓居涪縣， 所以現在綿陽市西山和涪城區永興境內的古鐘陽鎮（今綿陽市郊皂角鋪附近）兩處， 有他的紀念點， 綿陽城區西的西山風景區內的子雲亭便是其中之一， 該揚雄塑像即位於子雲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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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雄以辭賦大家的身份留名史冊，其主要作品有《反騷》、《廣騷》、《蜀都賦》、《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逐貧賦》、《解嘲》、《解難》等。揚雄還有一篇著名的《太玄經》，但筆者認為那是一篇哲學文章，故不歸入文學作品一類。
有意思的是，揚雄這位辭賦家，中年過後，卻說文章辭賦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這是為什麼呢？
首先得搞清楚漢賦的本質及賦家寫作的主要目的是什麼？據本刊執行主編高遠先生研究，漢賦中眾多的賦的呈閱物件是皇帝或者高官，因此，可以將賦看作是寫作者向上級寫的工作彙報或者思想彙報之類的一種公文，目的是要引起上級的關注，從而達到自己的政治意圖。比如司馬相如獻賦給漢武帝，封了官，同樣，揚雄通過獻賦給漢成帝，也封了官。從這個角度來講，賦等同於是一塊敲門磚。揚雄尤其重視賦的諷諫功能，與其將此看作是他的一個創作理論，不如看作是他更重視賦的實際功用。後來談到為何棄賦時，他就說現在大家都不重視諷諫了，再寫就沒有意思了，也就是說，你的文辭再美妙，也引不起當權者的注意或者興趣了，那就不寫了吧。
其次得從揚雄的辭賦特點說起。在辭賦方面，揚雄從來不是一個創造者，而一直是一個模仿者。早年他寫《反騷》等，模仿的就是屈原的《離騷》，只不過在意思上反其道而行之，意思是不贊同屈原投江舉動，而是大丈夫要能屈能伸之類的，在藝術上沒什麼創新。後來，揚雄崇拜司馬相如，他的一些所謂的大賦，比如《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等，就是模仿司馬相如的《上林賦》等寫成的，只不過相比司馬相如的飄逸，他寫得更實在具體一點而已，用詞造句更加艱深生僻一點而已。但也正由於這種在用詞方面挖空心思的艱深生僻，在寫作中沒有多少快樂而言，寫著寫著就難以為繼了，因此，也就不寫了。
第三是中年以後，揚雄的興趣點發生了轉移，他更多地沉浸在了哲學思考之中。
揚雄還寫過一些相對樸素、甚至帶有調侃性質的賦，比如《逐貧賦》等，他將“貧困”擬人化，與之對話，問他為何老跟著自己，然後貧困反駁他，最後他醒悟了，認為應該安貧樂道。這樣的作品，充滿了文人趣味，因此很得後世文人青睞，然而實事求是的講，實在算不得一流的作品，但卻為他贏得了安貧樂道的道德模範形象。唐代文學家劉禹錫在名作《陋室銘》中就將揚雄與諸葛亮相提並論，說“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子曰，何陋之有”。
漢成帝時期，西羌作亂，成帝想起漢宣帝時期治理西羌有功的屯田大將趙充國，命揚雄做《趙充國頌》。賦曰：“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周宣王時，有方叔、邵虎，世人歌功頌德，列於《詩經》中。漢朝中興，趙充國彰顯大漢威德，方叔、邵虎後繼有人）。雖是奉命之作，但揚雄一直關注邊疆問題卻是事實，比如上文講過他曾上書漢哀帝言漢匈關係便是一例，此文的寫作，筆者認為是揚雄所樂意為之的，因此才會寫得如此典雅且充滿感情。
在文學理論方面，揚雄有兩個重要的觀點：一是“文質相稱、以質為主”，說白了就是文章要說實際的事情，要有實質性的內容，前面所講的他要求做賦要講究諷諫功能便是如此；二是揚雄主張寫作上的精英主義，文章是寫給少數人看的，一般人看不懂就算了。有人曾說揚雄的文章著作難懂，揚雄作《解難》一文答之，其中有言：“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意思是說深奧的道理一定不容易被人理解，越深奧越難理解，反之，某個道理如果很容易被搞懂弄透，必定也不會是什麼高深之學。我寫的是陽春白雪，曲高和寡，是寫給當世或者後世的知音看的。所以揚雄的作品，包括辭賦和哲學著作，都比較難讀。
筆者一直在想，揚雄為什麼會如此強調精英主義？最後的結論是這與作者的天性有關，而作者的個人命運又會強化這種天性。揚雄天賦很高，但他又是個結巴，少與人交談，由此推測他應該是內心豐富、且極端敏感的，一方面他可能很自卑，另一方面又很自負，所以他就要把文章弄得一般人看不懂，以顯得自己比一般人更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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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雄的著作中，有一部叫《法言》，這是一部仿《論語》而成的作品。所謂“法言”，就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對事情的是非給予評價之言。
《法言》包含兩部分的內容，其一是講“仁義禮智信”等，探討的是倫理道德問題。其中，揚雄尤其重視“禮”的作用，比如他說“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又比如“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等等，所謂禮不僅是治國的基礎，也是君子立身的準則，其本質不過是在強調建立一種上下有序的制度規範。
值得玩味的是《法言》的寫作時間，是在王莽實際上掌握了漢朝的最高權力之時，揚雄五十五歲之際。前文說過，王莽當權後，揚雄為他做過不少事情，筆者推測，他寫作《法言》也極有可能得到了王莽的暗示，或者是他想通過一種比較隱晦的方式，主動想為王莽做點事情。
其二表達了揚雄的無神論思想。漢武時期，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應說”，宣揚天是有目的、有意志和有情感的。揚雄卻說：“或問天。曰：吾于天歟，見無為之為矣。或曰：雕刻眾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雕刻矣。如物刻而雕之，焉得力而給諸？”意思是說，天是沒有意志沒有目的的存在，自然無為。天下萬物並非刻意造出來的，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明確反對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他批評很多儒生對典籍著作不但傳書不實，而且用巫術迷信來加以解釋，所謂“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又以巫鼓。”揚雄還反對神仙方術，說：“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自然之道也。”
《法言》一方面為揚雄贏得了儒家道統繼承者的巨大聲譽，另一方面其所體現出的無神論等思想，對後世的思想家比如王充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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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雄另一部有名的著作是《太玄經》，該書的寫作時間早於《法言》，當時揚雄48歲，在黃門侍郎的職位上無所事事，又覺得辭賦沒什麼大用，於是便沉浸在了哲學思考當中。
《太玄經》仿《周易》而成，《漢書•藝文志》載其有19首。
那麼，揚雄所認為的“玄”又是怎麼一回事情呢？揚雄自己解道：“夫玄者也，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揚雄的朋友、也是一位著名哲學家的桓譚進一步替揚雄解釋說：“揚雄做《玄》書，以為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屬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
也就是說，老子所說的“道”，孔子所說的“元”，和揚雄所說的“玄”是一個東西，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世界的本源，是對終極存在的討論。
《漢書•藝文志》與《漢書•揚雄傳》中均提到了《太玄》，但卻都只有篇名而無文章，筆者手中現有的是中國書店2014年1月首次印刷的第一版《欽定四庫全書•術數類——太玄經》，經過翻閱、研讀，筆者有以下幾點觀感：
首先，從內容上來講，這本《太玄經》是一本算卦之書，所涉及的都是與老百姓生活相關的東西，卦辭和解辭重複得厲害，水準很一般，並沒有深刻的哲學方面和科學方面的問題探討，反倒是充滿了算卦先生所講的五迷三道的內容，與揚雄注重對世界本質問題的研究沒有太多聯繫。
其二，前文講過，揚雄在《法言》這部著作裡，明確提出了反對天人感應、神仙方術、世俗迷信等思想，很難想像，他會在他的另一本著作中，這麼大肆宣揚世俗迷信的東西。
其三，從語言上來看，這本《太玄經》不是漢代的文風，更像宋以後的風格，全文江湖習氣較濃重。
綜上，筆者推測欽定四庫全書本的《太玄經》不是揚雄原著的《太玄經》，極有可能是宋以後有人假託揚雄之名所做的卦書，以此為自己賺點名氣，或者想讓此書更為暢銷什麼的。後人對《太玄經》的評價，褒貶兼有，但他們所評價的《太玄經》是否是揚雄的原著，我們無從得知。
除《太玄經》之外，一般認為揚雄還寫有《太玄賦》，這是一篇哲學小品文，一方面揚雄表明了自己不同於屈原等人“死節”的人生態度，而是要“執太玄兮”，另一方面表達了世間萬物皆為辯證存在，開頭就說 “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意思是說這篇文章的主旨是老子所講的“禍福相依”之說，然後便是一系列的舉例說明。多少有些哲學意味在裡面，但也沒有太多的獨立深刻的見解。有研究者認為《太玄賦》並非揚雄所寫，而是後人偽託其名而作，因為揚雄在自己的四大賦後認為賦乃“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不再寫賦了，因此不可能再寫《太玄賦》。而且《太玄賦》中有貶聖典、嘲孔子之意，與揚雄其它作品中推崇孔子與五經的思想相矛盾，所以判斷《太玄賦》不是揚雄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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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思考哲學問題之外，揚雄對天文等科學問題頗有研究，在當時流行的幾種天文理論中，揚雄本來信奉“蓋天說”，後來在桓譚的影響之下，改為信奉“渾天說”，並寫作有《難蓋天八事》，批判“蓋天說”。揚雄接受“渾天說”的過程中，有一些事情頗有意思，比如有一次揚雄和桓譚一起去奏事，坐在大殿外的走廊上一邊曬太陽，一邊等待皇帝的召見。剛開始，陽光還照在他們後背，一會兒陽光移走，照不到他們了。這時，桓譚對揚雄說：如果按照“蓋天說”的理論，天體如同圓蓋子一樣旋轉，太陽西行，那麼陽光應當照到這裡的走廊上，然後慢慢的向東轉去，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逐漸向上消失。而出現的這種情況，正好與“渾天說”相一致。揚雄很受啟發，正是在與桓譚這樣不斷地爭辯討論之中，揚雄開始轉而相信“渾天說”。揚雄對天體理論的研究可以說達到了癡迷的地步，直到晚年，他還經常向黃門掌管渾天儀象的老工請教問題。揚雄對“蓋天說”的責難和對“渾天說”的鼓吹，對東漢的科學家張衡頗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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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雄的朋友劉歆曾對揚雄說，現在人們看不懂《周易》，更別說能看懂你的《太玄經》了，《太玄》將來只能“覆醬瓿”，意思是說只能用來蓋醬缸，揚雄聞之，只是微微一笑。
有人曾問桓譚：“揚子雲何人也？”他回答說：“揚子雲才智開通，能入聖道，卓絕於眾，漢興以來，未有此人”，桓譚將子雲推舉為聖人；“張子侯曰：‘揚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賢如此。’吾應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奇、楚聖人也。’”
揚雄死後，又有人問桓譚：揚子雲的書能流傳下去嗎？桓譚回答：必傳。只是你我可能看不到這一天了。到班固寫作《漢書•揚雄傳》時，關於揚雄著作情況，有這樣的記載：“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然而，揚雄的《太玄經》終究是有知音的，東漢時期的科學家張衡便是，張衡好玄，說：“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
魏晉時期，“玄學”興盛，揚雄的《太玄經》一時間竟成為顯學。
唐宋時期，對揚雄的推崇，性質有了改變，揚雄一下子被塑造成了儒家道統的傳承者。韓愈說：“曉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尊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宋代的司馬光、王安石等人都很推崇揚雄，其中司馬光一方面說揚雄“揚子雲真大儒邪！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把他說成了地位高於孟子的聖人，一方面又說“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小則入毛髮”，對揚雄的《太玄》倍加讚賞。
當然，也有貶低揚雄的，朱熹就是一個代表。朱熹一方面不滿意揚雄思想中的老莊思想，所謂“揚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甚至還尖酸地說“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也”，等等；另一方面，朱熹認為揚雄的文章辭賦沒有創新，只是填了司馬相如的“腔子”。宋代大文學蘇軾則對揚雄的艱澀文風也很不以為然，說揚雄只不過是用一些故作高深的文字，講了一些人人都知道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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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後世人們對揚雄的接受，存在著不同的向度。桓譚、張衡等人更多的是接受了揚雄的哲學思想和科學精神。桓譚說揚雄“才智開通”，是漢朝建立從未有的人物，筆者理解桓譚的潛在意思實際上是把揚雄和董仲舒之類的大儒分開來看的，揚雄是智者。張衡更是揚雄科學精神的直接繼承者，他不僅精研揚雄的《太玄經》，而且還寫作有《思玄賦》，向揚雄致敬。
唐宋以後，揚雄依舊被很多人當作“聖人”，只不過這樣的“聖人”，更多的是一種道德模範人物，他的言論，比如《法言》中“仁義禮智信”的闡述，可以用來維護一種基本的社會倫理秩序。由此，那個作為哲學家和科學家的揚雄便離我們越來越遠了，自漢代以來的科學精神也就慢慢地湮沒了。到了現在，人們提起揚雄，大多數人只知他是辭賦家，而不知其有《太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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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讀揚雄，總忍不住將他與東漢張衡相比較，一方面，張衡是中國古代少有的“抬頭看天”、沉浸於基礎理論研究的科學家，筆者對他推崇至極，而揚雄則是直接影響張衡的人物，因此也對揚雄充滿尊敬；另一方面，揚雄較之張衡，內心要更為複雜、糾結一些。張衡不喜做官，沒有捲入到政治內鬥和人事糾紛之中，而得以全身心的投入科學研究之中。揚雄則不同，自打他到京城來討生活之後，他就陷入到了政治內鬥當中，或許他內心也不願意這樣，但一旦捲入其中，就由不得他了。因此無論在時間和精力上，甚至自覺程度上，他對哲學和科學的研究，都遠遠不及張衡。
揚雄實際上沒有什麼政治抱負，他只是一位內心善良而又脆弱的文人，他彈劾朱博、為王莽唱讚歌，並不是說他有多少政治野心，更多的是一種報恩的心理，即你給了我好處，我得要回報你，即使有人嘲笑詆毀我，我也不管了。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唐宋以來， 將揚雄當作道德上的聖人，是不難理解的。這樣的聖人，中國的歷史上實在是太多了，多一個或者少一個揚雄，其實沒什麼太大關係，反倒是像張衡這樣與天地對話真正的大聖人，我們是少之又少！
揚雄的身上，有三分之一的司馬相如，有三分之一的孔子，還有三分之一的張衡。我們要凸顯擦亮的，當然是後者！
辛棄疾在一首《感皇恩讀〈莊子〉，聞朱晦庵即世》詞中，提到了揚雄和他的《太玄經》，如下：
“案上數編書，非莊即老。
會說忘言始知道；萬言千句，
不自能忘，堪笑。
今朝梅雨霽，青天好。
一壑一丘，輕衫短帽。
白髮多時故人少。
子雲何在，應有玄經遺草。
江河流日夜，何時了。”
當時，辛棄疾正在讀書，讀的是《老子》、《莊子》，這時，有人送信說，他的好朋友朱熹（字晦庵）去世了，辛棄疾不無幽默地懷念起了這位老友。按照老子和莊子的說法，真正悟到了天道的人就什麼話都不說了，可以儒學為宗的朱熹，偏要喋喋不休地講道理（這是後人稱朱熹為理學家的原因），在更偏于接受老莊之學的辛棄疾看來，是可笑的。不過，他還是非常懷念這位終生愛叨叨的老朋友，沒了他的叨叨，生活寂寞了不少，而且，人類對未知世界的認識就是在這種叨叨中深化的。在他看來，朱熹和揚雄是一類人，所問者也是“玄事”也！這種人，應該如江河日夜流一樣世代不絕！
是的，今天我們也要問：“子雲何在？”
◎四川綿陽子雲亭園區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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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揚雄塑像即位於子雲亭前。2
揚雄以辭賦大家的身份留名史冊，其主要作品有《反騷》、《廣騷》、《蜀都賦》、《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逐貧賦》、《解嘲》、《解難》等。揚雄還有一篇著名的《太玄經》，但筆者認為那是一篇哲學文章，故不歸入文學作品一類。
有意思的是，揚雄這位辭賦家，中年過後，卻說文章辭賦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這是為什麼呢？
首先得搞清楚漢賦的本質及賦家寫作的主要目的是什麼？據本刊執行主編高遠先生研究，漢賦中眾多的賦的呈閱物件是皇帝或者高官，因此，可以將賦看作是寫作者向上級寫的工作彙報或者思想彙報之類的一種公文，目的是要引起上級的關注，從而達到自己的政治意圖。比如司馬相如獻賦給漢武帝，封了官，同樣，揚雄通過獻賦給漢成帝，也封了官。從這個角度來講，賦等同於是一塊敲門磚。揚雄尤其重視賦的諷諫功能，與其將此看作是他的一個創作理論，不如看作是他更重視賦的實際功用。後來談到為何棄賦時，他就說現在大家都不重視諷諫了，再寫就沒有意思了，也就是說，你的文辭再美妙，也引不起當權者的注意或者興趣了，那就不寫了吧。
其次得從揚雄的辭賦特點說起。在辭賦方面，揚雄從來不是一個創造者，而一直是一個模仿者。早年他寫《反騷》等，模仿的就是屈原的《離騷》，只不過在意思上反其道而行之，意思是不贊同屈原投江舉動，而是大丈夫要能屈能伸之類的，在藝術上沒什麼創新。後來，揚雄崇拜司馬相如，他的一些所謂的大賦，比如《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等，就是模仿司馬相如的《上林賦》等寫成的，只不過相比司馬相如的飄逸，他寫得更實在具體一點而已，用詞造句更加艱深生僻一點而已。但也正由於這種在用詞方面挖空心思的艱深生僻，在寫作中沒有多少快樂而言，寫著寫著就難以為繼了，因此，也就不寫了。
第三是中年以後，揚雄的興趣點發生了轉移，他更多地沉浸在了哲學思考之中。
揚雄還寫過一些相對樸素、甚至帶有調侃性質的賦，比如《逐貧賦》等，他將“貧困”擬人化，與之對話，問他為何老跟著自己，然後貧困反駁他，最後他醒悟了，認為應該安貧樂道。這樣的作品，充滿了文人趣味，因此很得後世文人青睞，然而實事求是的講，實在算不得一流的作品，但卻為他贏得了安貧樂道的道德模範形象。唐代文學家劉禹錫在名作《陋室銘》中就將揚雄與諸葛亮相提並論，說“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子曰，何陋之有”。
漢成帝時期，西羌作亂，成帝想起漢宣帝時期治理西羌有功的屯田大將趙充國，命揚雄做《趙充國頌》。賦曰：“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周宣王時，有方叔、邵虎，世人歌功頌德，列於《詩經》中。漢朝中興，趙充國彰顯大漢威德，方叔、邵虎後繼有人）。雖是奉命之作，但揚雄一直關注邊疆問題卻是事實，比如上文講過他曾上書漢哀帝言漢匈關係便是一例，此文的寫作，筆者認為是揚雄所樂意為之的，因此才會寫得如此典雅且充滿感情。
在文學理論方面，揚雄有兩個重要的觀點：一是“文質相稱、以質為主”，說白了就是文章要說實際的事情，要有實質性的內容，前面所講的他要求做賦要講究諷諫功能便是如此；二是揚雄主張寫作上的精英主義，文章是寫給少數人看的，一般人看不懂就算了。有人曾說揚雄的文章著作難懂，揚雄作《解難》一文答之，其中有言：“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意思是說深奧的道理一定不容易被人理解，越深奧越難理解，反之，某個道理如果很容易被搞懂弄透，必定也不會是什麼高深之學。我寫的是陽春白雪，曲高和寡，是寫給當世或者後世的知音看的。所以揚雄的作品，包括辭賦和哲學著作，都比較難讀。
筆者一直在想，揚雄為什麼會如此強調精英主義？最後的結論是這與作者的天性有關，而作者的個人命運又會強化這種天性。揚雄天賦很高，但他又是個結巴，少與人交談，由此推測他應該是內心豐富、且極端敏感的，一方面他可能很自卑，另一方面又很自負，所以他就要把文章弄得一般人看不懂，以顯得自己比一般人更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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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雄的著作中，有一部叫《法言》，這是一部仿《論語》而成的作品。所謂“法言”，就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對事情的是非給予評價之言。
《法言》包含兩部分的內容，其一是講“仁義禮智信”等，探討的是倫理道德問題。其中，揚雄尤其重視“禮”的作用，比如他說“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又比如“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等等，所謂禮不僅是治國的基礎，也是君子立身的準則，其本質不過是在強調建立一種上下有序的制度規範。
值得玩味的是《法言》的寫作時間，是在王莽實際上掌握了漢朝的最高權力之時，揚雄五十五歲之際。前文說過，王莽當權後，揚雄為他做過不少事情，筆者推測，他寫作《法言》也極有可能得到了王莽的暗示，或者是他想通過一種比較隱晦的方式，主動想為王莽做點事情。
其二表達了揚雄的無神論思想。漢武時期，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應說”，宣揚天是有目的、有意志和有情感的。揚雄卻說：“或問天。曰：吾于天歟，見無為之為矣。或曰：雕刻眾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雕刻矣。如物刻而雕之，焉得力而給諸？”意思是說，天是沒有意志沒有目的的存在，自然無為。天下萬物並非刻意造出來的，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明確反對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他批評很多儒生對典籍著作不但傳書不實，而且用巫術迷信來加以解釋，所謂“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又以巫鼓。”揚雄還反對神仙方術，說：“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自然之道也。”
《法言》一方面為揚雄贏得了儒家道統繼承者的巨大聲譽，另一方面其所體現出的無神論等思想，對後世的思想家比如王充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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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雄另一部有名的著作是《太玄經》，該書的寫作時間早於《法言》，當時揚雄48歲，在黃門侍郎的職位上無所事事，又覺得辭賦沒什麼大用，於是便沉浸在了哲學思考當中。
《太玄經》仿《周易》而成，《漢書•藝文志》載其有19首。
那麼，揚雄所認為的“玄”又是怎麼一回事情呢？揚雄自己解道：“夫玄者也，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揚雄的朋友、也是一位著名哲學家的桓譚進一步替揚雄解釋說：“揚雄做《玄》書，以為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屬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
也就是說，老子所說的“道”，孔子所說的“元”，和揚雄所說的“玄”是一個東西，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世界的本源，是對終極存在的討論。
《漢書•藝文志》與《漢書•揚雄傳》中均提到了《太玄》，但卻都只有篇名而無文章，筆者手中現有的是中國書店2014年1月首次印刷的第一版《欽定四庫全書•術數類——太玄經》，經過翻閱、研讀，筆者有以下幾點觀感：
首先，從內容上來講，這本《太玄經》是一本算卦之書，所涉及的都是與老百姓生活相關的東西，卦辭和解辭重複得厲害，水準很一般，並沒有深刻的哲學方面和科學方面的問題探討，反倒是充滿了算卦先生所講的五迷三道的內容，與揚雄注重對世界本質問題的研究沒有太多聯繫。
其二，前文講過，揚雄在《法言》這部著作裡，明確提出了反對天人感應、神仙方術、世俗迷信等思想，很難想像，他會在他的另一本著作中，這麼大肆宣揚世俗迷信的東西。
其三，從語言上來看，這本《太玄經》不是漢代的文風，更像宋以後的風格，全文江湖習氣較濃重。
綜上，筆者推測欽定四庫全書本的《太玄經》不是揚雄原著的《太玄經》，極有可能是宋以後有人假託揚雄之名所做的卦書，以此為自己賺點名氣，或者想讓此書更為暢銷什麼的。後人對《太玄經》的評價，褒貶兼有，但他們所評價的《太玄經》是否是揚雄的原著，我們無從得知。
除《太玄經》之外，一般認為揚雄還寫有《太玄賦》，這是一篇哲學小品文，一方面揚雄表明了自己不同於屈原等人“死節”的人生態度，而是要“執太玄兮”，另一方面表達了世間萬物皆為辯證存在，開頭就說 “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意思是說這篇文章的主旨是老子所講的“禍福相依”之說，然後便是一系列的舉例說明。多少有些哲學意味在裡面，但也沒有太多的獨立深刻的見解。有研究者認為《太玄賦》並非揚雄所寫，而是後人偽託其名而作，因為揚雄在自己的四大賦後認為賦乃“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不再寫賦了，因此不可能再寫《太玄賦》。而且《太玄賦》中有貶聖典、嘲孔子之意，與揚雄其它作品中推崇孔子與五經的思想相矛盾，所以判斷《太玄賦》不是揚雄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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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思考哲學問題之外，揚雄對天文等科學問題頗有研究，在當時流行的幾種天文理論中，揚雄本來信奉“蓋天說”，後來在桓譚的影響之下，改為信奉“渾天說”，並寫作有《難蓋天八事》，批判“蓋天說”。揚雄接受“渾天說”的過程中，有一些事情頗有意思，比如有一次揚雄和桓譚一起去奏事，坐在大殿外的走廊上一邊曬太陽，一邊等待皇帝的召見。剛開始，陽光還照在他們後背，一會兒陽光移走，照不到他們了。這時，桓譚對揚雄說：如果按照“蓋天說”的理論，天體如同圓蓋子一樣旋轉，太陽西行，那麼陽光應當照到這裡的走廊上，然後慢慢的向東轉去，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逐漸向上消失。而出現的這種情況，正好與“渾天說”相一致。揚雄很受啟發，正是在與桓譚這樣不斷地爭辯討論之中，揚雄開始轉而相信“渾天說”。揚雄對天體理論的研究可以說達到了癡迷的地步，直到晚年，他還經常向黃門掌管渾天儀象的老工請教問題。揚雄對“蓋天說”的責難和對“渾天說”的鼓吹，對東漢的科學家張衡頗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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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雄的朋友劉歆曾對揚雄說，現在人們看不懂《周易》，更別說能看懂你的《太玄經》了，《太玄》將來只能“覆醬瓿”，意思是說只能用來蓋醬缸，揚雄聞之，只是微微一笑。
有人曾問桓譚：“揚子雲何人也？”他回答說：“揚子雲才智開通，能入聖道，卓絕於眾，漢興以來，未有此人”，桓譚將子雲推舉為聖人；“張子侯曰：‘揚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賢如此。’吾應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奇、楚聖人也。’”
揚雄死後，又有人問桓譚：揚子雲的書能流傳下去嗎？桓譚回答：必傳。只是你我可能看不到這一天了。到班固寫作《漢書•揚雄傳》時，關於揚雄著作情況，有這樣的記載：“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然而，揚雄的《太玄經》終究是有知音的，東漢時期的科學家張衡便是，張衡好玄，說：“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
魏晉時期，“玄學”興盛，揚雄的《太玄經》一時間竟成為顯學。
唐宋時期，對揚雄的推崇，性質有了改變，揚雄一下子被塑造成了儒家道統的傳承者。韓愈說：“曉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尊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宋代的司馬光、王安石等人都很推崇揚雄，其中司馬光一方面說揚雄“揚子雲真大儒邪！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把他說成了地位高於孟子的聖人，一方面又說“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小則入毛髮”，對揚雄的《太玄》倍加讚賞。
當然，也有貶低揚雄的，朱熹就是一個代表。朱熹一方面不滿意揚雄思想中的老莊思想，所謂“揚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甚至還尖酸地說“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也”，等等；另一方面，朱熹認為揚雄的文章辭賦沒有創新，只是填了司馬相如的“腔子”。宋代大文學蘇軾則對揚雄的艱澀文風也很不以為然，說揚雄只不過是用一些故作高深的文字，講了一些人人都知道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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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後世人們對揚雄的接受，存在著不同的向度。桓譚、張衡等人更多的是接受了揚雄的哲學思想和科學精神。桓譚說揚雄“才智開通”，是漢朝建立從未有的人物，筆者理解桓譚的潛在意思實際上是把揚雄和董仲舒之類的大儒分開來看的，揚雄是智者。張衡更是揚雄科學精神的直接繼承者，他不僅精研揚雄的《太玄經》，而且還寫作有《思玄賦》，向揚雄致敬。
唐宋以後，揚雄依舊被很多人當作“聖人”，只不過這樣的“聖人”，更多的是一種道德模範人物，他的言論，比如《法言》中“仁義禮智信”的闡述，可以用來維護一種基本的社會倫理秩序。由此，那個作為哲學家和科學家的揚雄便離我們越來越遠了，自漢代以來的科學精神也就慢慢地湮沒了。到了現在，人們提起揚雄，大多數人只知他是辭賦家，而不知其有《太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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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讀揚雄，總忍不住將他與東漢張衡相比較，一方面，張衡是中國古代少有的“抬頭看天”、沉浸於基礎理論研究的科學家，筆者對他推崇至極，而揚雄則是直接影響張衡的人物，因此也對揚雄充滿尊敬；另一方面，揚雄較之張衡，內心要更為複雜、糾結一些。張衡不喜做官，沒有捲入到政治內鬥和人事糾紛之中，而得以全身心的投入科學研究之中。揚雄則不同，自打他到京城來討生活之後，他就陷入到了政治內鬥當中，或許他內心也不願意這樣，但一旦捲入其中，就由不得他了。因此無論在時間和精力上，甚至自覺程度上，他對哲學和科學的研究，都遠遠不及張衡。
揚雄實際上沒有什麼政治抱負，他只是一位內心善良而又脆弱的文人，他彈劾朱博、為王莽唱讚歌，並不是說他有多少政治野心，更多的是一種報恩的心理，即你給了我好處，我得要回報你，即使有人嘲笑詆毀我，我也不管了。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唐宋以來， 將揚雄當作道德上的聖人，是不難理解的。這樣的聖人，中國的歷史上實在是太多了，多一個或者少一個揚雄，其實沒什麼太大關係，反倒是像張衡這樣與天地對話真正的大聖人，我們是少之又少！
揚雄的身上，有三分之一的司馬相如，有三分之一的孔子，還有三分之一的張衡。我們要凸顯擦亮的，當然是後者！
辛棄疾在一首《感皇恩讀〈莊子〉，聞朱晦庵即世》詞中，提到了揚雄和他的《太玄經》，如下：
“案上數編書，非莊即老。
會說忘言始知道；萬言千句，
不自能忘，堪笑。
今朝梅雨霽，青天好。
一壑一丘，輕衫短帽。
白髮多時故人少。
子雲何在，應有玄經遺草。
江河流日夜，何時了。”
當時，辛棄疾正在讀書，讀的是《老子》、《莊子》，這時，有人送信說，他的好朋友朱熹（字晦庵）去世了，辛棄疾不無幽默地懷念起了這位老友。按照老子和莊子的說法，真正悟到了天道的人就什麼話都不說了，可以儒學為宗的朱熹，偏要喋喋不休地講道理（這是後人稱朱熹為理學家的原因），在更偏于接受老莊之學的辛棄疾看來，是可笑的。不過，他還是非常懷念這位終生愛叨叨的老朋友，沒了他的叨叨，生活寂寞了不少，而且，人類對未知世界的認識就是在這種叨叨中深化的。在他看來，朱熹和揚雄是一類人，所問者也是“玄事”也！這種人，應該如江河日夜流一樣世代不絕！
是的，今天我們也要問：“子雲何在？”
◎四川綿陽子雲亭園區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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