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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夢到徽州， 一生癡絕處
—— 湯顯祖
徽州文化即徽文化， 是中國三大地域文化（敦煌學、藏學、徽學）之一。
徽州位於皖南山區， 黃山雄奇甲天下， 白嶽旖旎稱神州。 這裡山清水秀， 人傑地靈。 思想偉人， 學術鉅子， 燦若群星；新安文化， 徽州藝術， 萬紫千紅。 勤勞的徽州人民在這裡創造了璀璨奪目的歷史文化， 引領風騷千餘年。 提到徽州文化， 人們總以博大精深相稱。 所謂博大， 指其取得的輝煌成就， 幾乎涵蓋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 在思想哲學、道德倫理、語言文字、文學藝術、文化典籍、科技工藝等各個領域都有上乘表現， 且自成體系；所謂精深， 乃言徽州文化的水準並不是一般性的，
❖ 徽州歷史沿革
徽州， 簡稱“徽”， 古稱歙州， 又名新安， 下轄歙縣， 黟縣， 休甯， 祁門， 績溪， 婺源六縣， 統稱“一府六縣”。 由今黃山市及婺源縣（現屬江西上饒）、績溪縣（現屬安徽宣城）組成。
徽州脫胎于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年）所置的歙州。 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 改歙州為徽州， 府治所在為歙縣， 曆宋元明清四代。 1934年由於蔣介石的軍事需要， 婺源被劃入江西， 後因婺源民眾發起返徽運動及同鄉胡適等人奔走努力，
1987年， 為回應中央打好黃山牌以發展旅遊業， 績溪縣與太平縣交換被劃入宣城， 徽州地區改名黃山市。
徽州是中國歷史上的經濟文化重鎮。 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 因江南省過大， 為維持中央統治， 順治將江南省拆分為“江南右”與“江南左”。 1667年， “江南右”取江甯府、蘇州府首字， 改稱為江蘇省， “江南左”取安慶府、徽州府首字， 改稱為安徽省。
❖ 徽州商人
“前世不修， 生在徽州， 十三四歲， 往外一丟”， 這句俗諺言簡意賅地道出了徽州人經商傳統的由來。
徽州地區素有“八山半水半分田， 一分道路和莊園”之說， 山地貧瘠， 耕地甚少， 按照農耕文明的邏輯， 生在徽州當然是“前世不修”。 被逼無奈的徽州人為了生計只能外出闖蕩， 顧炎武說：徽州“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 徽人多商賈， 蓋勢其然也”。 但也由此造就了一個縱橫數百年的商幫。
前世不修，
生在徽州。
十三四歲，
往外一丟。
徽州商人， 即徽商， 又名新安商人， 俗稱“徽幫”,是徽州府籍商人集團的總稱。 他們是明清時期與晉商齊名的商幫， 影響極大， 縱橫中國商界五百餘年， 江南一帶的市鎮常有“無徽不成鎮”“徽商遍天下”之說。
譬如揚州的鹽商中就以徽商的影響力最大， 從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到道光十年（1830年），徽州鹽商基本把持了全國的鹽業運輸和買賣，徽商也在這一時期控制了全國財政的4/7。徽州人汪應庚、汪廷璋、江春、鮑志道等都是煊赫一時的兩淮鹽總。
徽州商訓
斯商：不以見利為利，以誠為利；
斯業：不以富貴為貴，以和為貴；
斯買：不以壓價為價，以衡為價；
斯賣：不以賺贏為贏，以信為贏；
斯貨：不以奇貨為貨，以需為貨；
斯財：不以斂財為財，以均為財；
斯諾：不以應答為答，以真為答。
而在諸多徽商之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績溪商人胡雪岩。在胡雪岩之前，只有乾隆年間有過戴紅頂戴的鹽商，既戴紅頂戴又穿黃馬褂者，歷史上卻僅有胡雪岩一人，他也由此成為名噪一時的“紅頂商人”。人稱“為官須看曾國藩，經商必讀胡雪岩”。
❖ 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又稱徽文化。主要由徽劇、徽菜、徽州雕刻、徽州刻書、徽派篆刻、徽派版畫、徽派建築、徽派盆景、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新安理學、新安醫學、新安畫派等文化藝術形式共同構成。
徽州文化是一個極具地方特色的區域文化，其內容廣博深邃，深切透露了東方社會與文化之謎，全息包容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民間經濟、社會、生活與文化的基本內容，被譽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典型標本。學術界對其研究，經歷了大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更是日趨火熱，逐漸形成了一門相對獨立的社會科學學科 --“徽學”，其與敦煌學和藏學齊名於世。
十戶之村，
不廢誦讀。
徽文化形成的背後，是徽州盛行的讀書風氣和徽商亦賈亦儒的品性。在外的徽商一旦發跡，衣錦還鄉，便大興土木，建樓院、祠堂，修路橋、會館，特別是熱衷於開學堂、辦試館，培養人才。同時自唐代以來一千餘年穩定的“一府六縣”格局，也為徽文化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明清時期，僅有六個縣城、人口最多時不過七十萬人的徽州府，就出現了1136名進士，因而造就了“連科三殿撰，十裡四翰林”“父子尚書”“一榜十九進士”“四世一品”的逸事。更讓人驚歎的是，從唐武德五年（622年）正式開科取士，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止科舉，一千三百年間，全國共錄取狀元八百多名，平均三個縣才有一名。而歷史上人口長期不過十七、八萬人的休寧縣，卻擁有十九名狀元，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狀元第一縣。更是讓人嘖嘖稱奇的是，黃庚、黃軒、黃思永三位黃姓狀元都來自于休寧縣五城鎮的黃氏宗族，可謂“一鎮三狀元”。
盛行的詩書禮儀之風，孕育了瑰麗而鮮明的徽文化，給後人留了異彩紛呈的人文景觀和歷史景觀。
❖ 徽州文化是在獨特的地理和人文環境中生成的
地理環境是徽州文化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徽州地處萬山之中，川穀崎嶇，峰巒掩映。雖然山川秀麗，風景絕佳，但“其地險狹而不夷，其土驛剛而不化”。特別是其中能夠開墾的土地所占比例很小，俗稱“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人們不得不在石頭縫裡種莊稼，所墾梯田拾級而上，指十數級不能為一畝。這與平原地區得天獨厚的耕作條件形成成了鮮明對比。在農耕時代，這樣的生存環境與其說是很差的，毋寧說是惡劣的。然而，徽州人並沒有向惡劣的自然條件屈服，世世代代勤於山伐，能寒暑，惡衣食，不畏險阻，艱苦勞作。在與峭山激水的反復搏鬥中，徽州人愈發堅忍不拔，培養了氣質，締造了精神。
徽州山水的靈性，化為徽州人的品格。南宋休甯知縣祝禹圭說，徽州“山峭厲而水清激，故稟其氣、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習尚不能不過剛而喜鬥，然而君子則務以其剛為高行奇節，而尤以不義為羞”。南宋著名學者羅願說：“其山挺拔廉厲，水悍潔，其人多為禦史諫官者。”清代朴學大師戴震亦說：“生民得山之氣質，重矜氣節。”“地理環境對徽人性格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為突出者，即是賦予了徽州人一種剛性氣質。或負豪使氣，爭為長雄；或剛而喜鬥，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其為官者，剛正不阿，多為禦史諫官；其為學者，空所依傍，獨立思考，多有創見。正是山區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造就了徽州人的骨骼，成就了徽州人的性格。
❖ 文化融合是鑄就徽州文化的核心因素
秦漢以前，生活在徽州這片土地上的主要是山越人。山越人以伐山為業，刀耕火種，勇悍尚武，是為山地游耕文化。從大的方面來說，則屬於中華文明源頭之一的南方越文化。另一方面，徽州區域自秦置黟、歙二縣，中原漢文化開始滲入。至東漢初年，即有中原大族遷徙徽州。中國歷史上每逢朝代更替，常常發生動亂。當大動亂 動亂髮生之際，不僅平民百姓，就是世家大族也會受到沉重打擊，而被迫舉家遷徙。如歷史上有名的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唐末黃巢之亂以及宋金戰爭等，這些大動亂都引起了北方士民大舉遷入徽州。遷徽後的世家大族仍聚族而居，重視教育，崇尚儒雅，帶來了中原文明。
隨著人口繁衍與族群擴大，遷徽士民反客為主，而成為徽州的主要居民。在此期間，一些擔任郡守的文人名宦，如南梁之任昉、徐摛，唐朝之薛邕、洪經綸等，都大力推行禮儀導文學雅”，成為徽州的社會風尚。於是，中原文化漸漸佔據了主導地位。然而並不能說，中原漢文就取代了當地山越文化。唐人呂溫說：歙州“地雜甌駱，號為難理”； 甌駱，即指越人；難理，指徽人爭強好勝、健訟喜鬥而言。徽州難治是出了名的，直到明清仍有此類記載。這說明山越文化的影響一直是存在的。在兩種不同文化的交匯之中，免不了碰撞和衝突，但更多的是交融與匯合。這種融合是雙向的。中原文化強有力地影響了山越文化，促其益向文雅；而山越文化也深深地滲透到中原文化之中，使之趨於剛健。
在徽州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中，諸如重視教育的儒家傳統，崇尚儒雅的社會風氣，維繫族群的宗族觀念，等等，都明顯具有中原文化的特質；而其剛健有為的積極進取意識、吃苦耐勞的徽駱駝精神、向外拓展的開放風氣等，則無疑皆反映出山越文化的元素。徽州文化既體現了中原文化的儒雅風範，又滲透著山越文化的剛強氣質。中原文化與山越文化二者相輔相成，從秦漢至隋唐五代，經過長期的交匯融合，結果演繹成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徽州文化並非中原文化單純的傳承而是具有了新的特色。例如，中原的農耕文明，本是一種定居文化，一般都安土重遷而徽州文化則有所不同，無論科舉出仕，還是外出經商，都大規模地走了出去，其中固然有地理條件這個因素，但也是由於徽州人具有向外拓展的開放精神所致。
總之，大規模移民活動促成的文化融合，以及獨特的山區地理環境，孕育了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其基本精神，諸如崇文重教的儒家傳統、剛健有為的積極進取意識、向外拓展的開放風氣、吃苦耐勞的徽駱駝精神等，構成了徽州文化的主體，形成了徽州文化的核心。這些文化因素對徽州發展的影響巨大而深遠，使其後的徽州能在一個高起點上異軍突起。
在中國歷史發展演變的偉大長河中，宋代以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宋代以前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一直在黃河流域，在北方；而宋代以後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則移至長江流域，移到了江南。這一轉移始于六朝唐代，至宋代最後完成。宋代土地私有制進一步發展，商品經濟十分繁榮，海外貿易頗為興盛。與經濟重心南移的同時，徽州的地位隨之大幅提升。徽州雖不處於江南三角洲的核心地帶，但距離杭州並不遙遠，“其地接于杭睦宣饒，四出無不通”，宋南遷後，“中興實為輔郡，四朝涵育，生齒日繁，地利日辟，人力日至”。輔郡，即畿輔之郡。徽州無疑屬於當時江南最為發達的經濟文化圈之內。其後，隨著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徽州在全國經濟文化發展座標中的地位愈益突出，更加重要。
徽州文化的形成與發展並不局限於徽州本土。正如胡適所言，對徽人來說，有所謂的小徽州與大徽州。小徽州即指徽州本土，大徽州則指徽州以外的華夏大地乃至海外的廣大空間。徽州文化既發達於徽州本土，又活躍在華夏大地。徽州本土的狹小促成了徽人的向外擴展。最初當是一種不得已的行為而後則成了一種社會風尚。黴人通過經商、科舉、出仕、遊學、移居等種種途徑，與外界建立了廣泛的聯繫和交流。
❖ 宋代之後，這種交流一直未有中斷，明清時更為頻繁，形成高潮
這種交流是雙向的、互動的，相互影響，相得益彰。在這種交流中，徽州於經濟上聚天下之財富，文化上得五方之風氣，與此同時，徽商置業四方，稱雄宇內，徽人出仕、遊學，遍及各地。富有特色、獨領風騷的徽州文化也隨之傳播四海，在各地開花結果。徽州成為那個時代經濟文化發展的一個交匯之地與輻射中心。徽州文化的形成、發展與繁榮，乃是充分地利用了大徽州這個廣闊的舞臺，有賴於此者至大矣。
自隋唐興起的科舉制度，至宋代也進入了全面發展的階段。宋統治者大力開科取士，使之成為選拔官員的主要手段。徽州人以其文化優勢及時地抓住了這個歷史機遇，科舉出仕者大增。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兩宋時期徽人登科總人數為861人，而在唐五代時期徽人登科者僅10人。宋代徽人擔任過四品以上官職者達30餘人，所謂“宋興，則名臣輩出”是也。徽州人首先在政治上實現了崛起。
宋代理學的興盛，把儒家思想推向了新的階段，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之意義。理學起于北宋周敦頤、程顥、程頤等人，至南宋朱熹為其集大成者。此後盛行於世，元明清統治者獨尊理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官方的意識形態。朱熹理學甚至影響東亞，遠播歐洲。以徽州為故里的朱熹及其理學，對徽州本土影響至深至大。經過元代的發展，形成了新安理學學派。“朱子之學雖行天下，而講之熟、說之詳、守之固，則惟新安之士為然。”徽州人成為踐行理學的典範。而徽州本是“程朱桑梓之邦”，“婺源之有朱子，猶鄒之有孟子、繼曲阜之有孔子也”。自南宋“鹹淳五年（1269）詔賜文公闕裡於婺源”之後，向有“程朱闕裡”“東南鄒魯”之稱，即徽州乃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儒家代表人物的發祥之地，其所處地位不言而喻。
宋代以後，徽州迎來的另一個歷史發展機遇，則是商品經濟的興盛繁榮。 宋元以降，特別是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顯著發展。這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 發展的一個新的高峰。其顯著特點是：主要民生用品商品化程度增大；長距離販運貿易發展；商路增辟和新興商業城鎮增加；大商業資本興起，等等。總括起來即是全國性市場形成。明清時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全國性市場的形成，為徽商的崛起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不過，商品經濟的發展只是一個客觀條件，它對當時的人們來說，機會大致是相同的。
那麼，歷史為什麼選擇了徽州人，最後是徽商稱雄四海呢？這與徽州文化有密切關係。在以農為本、安土重遷的時代，外出經商首先要克服死守故里的觀念。徽州人能夠做到“十三十四，往外一丟”，勇於外出經商，並且成為一種風尚，是很不簡單的。這種向外拓展的開放精神，正顯示了徽州文化的特色。當然，徽州人外出經商有地理條件這個因素，由於山多田少而不得不外出謀生。但明代各地因饑荒徭役而外出逃生者極為眾多，這些人沿街乞討者有之，為人幫工者有之，充當奴僕者有之，更多的人則是四處流浪， 難以控制，史稱“流民”。
終明之世，流民一直是無法解決的一大社會問題。而徽州人外出則主要是從事商業活動，並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是因為，徽州文化崇文重教，教育十分發達，“十戶之村，不廢誦讀”，莫不有學有師。
正是教育的普及為經商準備了必要的條件。無需贅言，目不識丁是難以外出經商的，即使中小商人，也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化知識。至於那些在全國性市場環境下從事商貿活動、進行大商業資本運作的富商巨賈，更需要較高的文化素養。黴商許多人本來就是儒者，他們以儒家理念來指導其商業活動，賈而好儒，而被稱為儒商。正如戴震所言，徽人“雖為賈者，鹹近士風”。富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在徽商崛起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毋庸置疑。而徽州宗族也有開放的一面，對徽商的經營活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他們籌集資金，為徽商創業提供資本；輸送人力，以建立徽商對行業的壟斷；利用宗法，來強化徽商的商業組織，等等。徽州宗族成為徽人外出經商的可靠保障和堅強後盾。
❖關於徽商取得的巨大成就，當時頗有記載
明人謝肇淘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活躍於明清時代的徽商，足跡幾遍宇內，從偏遠的沙漠到神秘的海島，乃至於海外；其資本雄厚，積累了巨萬財富，藏鏹百萬、千萬；他們掌握著某些行業的壟斷性經營，如鹽業、典當業等；他們擁有各個商幫之首的地位；他們從明中葉興起，至嘉靖、萬歷時達到繁盛，在清代又有一個大的發展，稱雄於全國商界數百年之久。徽商活動的意義遠遠超出商業本身，對當時的經濟、文化等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與影響，促進了社會的變遷。
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的又一個高峰，而且出現了一些新的因素，如全國性市場的形成、新的生產關係萌芽，等等，顯露出從傳統走向近代的曙光，具有時代轉型之意義。在這一時代轉型的潮流中，徽商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受益者，也是推動者；不只是參與者，更是拓者。即明清商品生產的發展和全國性市場的形成及商人集團的興起，二者也是一個互動過程，並非是商品生產發展了，全國性市場形成了，然後才有人集團的興起。當時，徽商經營的範圍甚大，地域極廣，影響至深。
“其貨所不居，其地無所不至，其時無所不騖，其算無所不精，其利無所不專，其權無所不握。”商業的繁榮也促進了商品生產的發展和全國性市場的形成，在這一方面徽商等商人集團與有力焉，貢獻尤大。徽商乃為這一商品經濟發展大潮的領軍者，而處於時代發展之前列。
徽商是在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背景下發展起來的，而徽商在經濟上的成功反過來又在各方面影響著徽州的文化發展，從而造就了明清時代徽州文化的昌盛。經濟與文化互動，在徽州歷史上被演繹得淋漓盡致。徽商取得的財富成為徽州文化昌盛的物質基礎。徽商對教育科舉、文化藝術、建築園林、公益事業等投入了大量財富；還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為徽州培養造就了大批人才，包括一批出類拔萃的文化人才，從而鑄就了徽州州文化的輝煌。
明清時代 的徽州文化光輝燦爛、萬紫千紅。如徽州教育、新安理學、徽派樸學、新安畫派、徽派篆刻、徽州版畫、徽州刻書、徽州三雕、徽派建築、徽州園林、新安醫學，以及自然科學、數學、徽劇、徽菜等，幾乎在各個文化領域都取得了輝煌成就，有的領域臻於極致，後世難以企及。其水準之高、貢獻之大，世所公認， 它們既有地方文化之特色，同時也是當時主流文化的一個代表，或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一席之地，而成為燦爛的中華文化之一瑰寶，具有典型性與普遍性的特點。
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與徽商的成功，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明後期文壇領袖、徽人汪道昆說：“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懦則賈，相代若踐更。要之，良賈何負閎儒！則其躬行彰彰矣。”又說：商農“各得其所，商何負于農？”到清代徽州學者俞正燮亦說：“商賈，民之正業。”他們不僅發出了“商何負于農”的質疑，而且正面肯定了商賈本是民之正業，商與農是平等的，從根本上批駁了商不如農的傳統觀念。這種文化自覺，顯然是對歷來重農抑商政策的否定，是對當時仍在流行的商為四民之末觀念的批判，是對幾千年來根深蒂固傳統的挑戰。其意義已不限於地域文化範疇，而是發出了時代的先聲。
❖逮至近代，由於徽州傳統文化的厚重，不免給其轉型帶來了負面影響
徽商在近代失去了領袖群倫的地位，而徽州社會的轉型亦步履蹣跚。儘管如此，徽州文化在向近代轉型的進程中仍不乏亮點，值得關注。徽派朴學大師戴震，作為18世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家，其思想顯露出的近代氣息，具有早期啟蒙之意義，已眾所周知。鴉片戰爭前，俞正燮秉承徽人的剛毅氣質和求實精神，發表了許多離經叛道之論，勇於向傳統觀念宣戰，被稱為中國思想界三賢之一，特別是其維護婦女權益、主張男女平等的諸多闡發，更展現了樸素的人權觀念和平等思想。鹹同兵燹後，寄居徽州的學者汪士鐸，對早婚等諸多陋習痛加批判，闡述了早期的人口思想；又對儒家仁政、德政進行批駁，而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
同一時期，徽籍大臣王茂蔭所提出的貨幣理論與財政政策，切中時弊，見解卓越，闡發深刻，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成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中國人。黃賓虹作為近代新安畫派的代表人物，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多有創變，獨樹一幟，成為繼漸江之後的又一個高峰。徽班進京，被公認為京劇發展的源頭之一。
在自然科學方面，徽州數學家汪萊成就斐然，他提出的P進位制的理論，實為現代電腦原理之先河。至於徽人胡適，作為五四時期新文化旗手的地位與作用，無需贅言。其主張固然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反駁和揚棄，然而，從其批判精神來說，卻是與朱熹、戴震這些徽州先賢們一脈相承的。而以上這些在徽州文化轉型中閃光的人物，也無一離不開深厚的徽州文化沃土的孕育。
回顧徽州歷史文化的發展進程，交織著人與自然的磨合，不同文化的融合以及經濟與文化的互動。歷經千錘百煉的磨礪，造就了具有較高素質的徽州人。徽州文化是時代發展的產物，宋代以後經濟文化重心南移和商品經濟的發展，為徽州的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徽州文化又是利用大徽州即本土以外的廣闊舞臺而發展起來的。歸根結底，徽州文化是具有較高素質的徽州人所創造的，是高素質的徽州人及時地抓住了時代發展的機遇，充分利用大徽州的廣闊舞臺，而創造的光輝燦爛的徽州文化。
文章來源 ：綜合欒成顯 徽州文化史【明清卷】及黃山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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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到道光十年（1830年），徽州鹽商基本把持了全國的鹽業運輸和買賣，徽商也在這一時期控制了全國財政的4/7。徽州人汪應庚、汪廷璋、江春、鮑志道等都是煊赫一時的兩淮鹽總。徽州商訓
斯商：不以見利為利，以誠為利；
斯業：不以富貴為貴，以和為貴；
斯買：不以壓價為價，以衡為價；
斯賣：不以賺贏為贏，以信為贏；
斯貨：不以奇貨為貨，以需為貨；
斯財：不以斂財為財，以均為財；
斯諾：不以應答為答，以真為答。
而在諸多徽商之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績溪商人胡雪岩。在胡雪岩之前，只有乾隆年間有過戴紅頂戴的鹽商，既戴紅頂戴又穿黃馬褂者，歷史上卻僅有胡雪岩一人，他也由此成為名噪一時的“紅頂商人”。人稱“為官須看曾國藩，經商必讀胡雪岩”。
❖ 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又稱徽文化。主要由徽劇、徽菜、徽州雕刻、徽州刻書、徽派篆刻、徽派版畫、徽派建築、徽派盆景、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新安理學、新安醫學、新安畫派等文化藝術形式共同構成。
徽州文化是一個極具地方特色的區域文化，其內容廣博深邃，深切透露了東方社會與文化之謎，全息包容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民間經濟、社會、生活與文化的基本內容，被譽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典型標本。學術界對其研究，經歷了大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更是日趨火熱，逐漸形成了一門相對獨立的社會科學學科 --“徽學”，其與敦煌學和藏學齊名於世。
十戶之村，
不廢誦讀。
徽文化形成的背後，是徽州盛行的讀書風氣和徽商亦賈亦儒的品性。在外的徽商一旦發跡，衣錦還鄉，便大興土木，建樓院、祠堂，修路橋、會館，特別是熱衷於開學堂、辦試館，培養人才。同時自唐代以來一千餘年穩定的“一府六縣”格局，也為徽文化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明清時期，僅有六個縣城、人口最多時不過七十萬人的徽州府，就出現了1136名進士，因而造就了“連科三殿撰，十裡四翰林”“父子尚書”“一榜十九進士”“四世一品”的逸事。更讓人驚歎的是，從唐武德五年（622年）正式開科取士，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止科舉，一千三百年間，全國共錄取狀元八百多名，平均三個縣才有一名。而歷史上人口長期不過十七、八萬人的休寧縣，卻擁有十九名狀元，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狀元第一縣。更是讓人嘖嘖稱奇的是，黃庚、黃軒、黃思永三位黃姓狀元都來自于休寧縣五城鎮的黃氏宗族，可謂“一鎮三狀元”。
盛行的詩書禮儀之風，孕育了瑰麗而鮮明的徽文化，給後人留了異彩紛呈的人文景觀和歷史景觀。
❖ 徽州文化是在獨特的地理和人文環境中生成的
地理環境是徽州文化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徽州地處萬山之中，川穀崎嶇，峰巒掩映。雖然山川秀麗，風景絕佳，但“其地險狹而不夷，其土驛剛而不化”。特別是其中能夠開墾的土地所占比例很小，俗稱“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人們不得不在石頭縫裡種莊稼，所墾梯田拾級而上，指十數級不能為一畝。這與平原地區得天獨厚的耕作條件形成成了鮮明對比。在農耕時代，這樣的生存環境與其說是很差的，毋寧說是惡劣的。然而，徽州人並沒有向惡劣的自然條件屈服，世世代代勤於山伐，能寒暑，惡衣食，不畏險阻，艱苦勞作。在與峭山激水的反復搏鬥中，徽州人愈發堅忍不拔，培養了氣質，締造了精神。
徽州山水的靈性，化為徽州人的品格。南宋休甯知縣祝禹圭說，徽州“山峭厲而水清激，故稟其氣、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習尚不能不過剛而喜鬥，然而君子則務以其剛為高行奇節，而尤以不義為羞”。南宋著名學者羅願說：“其山挺拔廉厲，水悍潔，其人多為禦史諫官者。”清代朴學大師戴震亦說：“生民得山之氣質，重矜氣節。”“地理環境對徽人性格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為突出者，即是賦予了徽州人一種剛性氣質。或負豪使氣，爭為長雄；或剛而喜鬥，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其為官者，剛正不阿，多為禦史諫官；其為學者，空所依傍，獨立思考，多有創見。正是山區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造就了徽州人的骨骼，成就了徽州人的性格。
❖ 文化融合是鑄就徽州文化的核心因素
秦漢以前，生活在徽州這片土地上的主要是山越人。山越人以伐山為業，刀耕火種，勇悍尚武，是為山地游耕文化。從大的方面來說，則屬於中華文明源頭之一的南方越文化。另一方面，徽州區域自秦置黟、歙二縣，中原漢文化開始滲入。至東漢初年，即有中原大族遷徙徽州。中國歷史上每逢朝代更替，常常發生動亂。當大動亂 動亂髮生之際，不僅平民百姓，就是世家大族也會受到沉重打擊，而被迫舉家遷徙。如歷史上有名的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唐末黃巢之亂以及宋金戰爭等，這些大動亂都引起了北方士民大舉遷入徽州。遷徽後的世家大族仍聚族而居，重視教育，崇尚儒雅，帶來了中原文明。
隨著人口繁衍與族群擴大，遷徽士民反客為主，而成為徽州的主要居民。在此期間，一些擔任郡守的文人名宦，如南梁之任昉、徐摛，唐朝之薛邕、洪經綸等，都大力推行禮儀導文學雅”，成為徽州的社會風尚。於是，中原文化漸漸佔據了主導地位。然而並不能說，中原漢文就取代了當地山越文化。唐人呂溫說：歙州“地雜甌駱，號為難理”； 甌駱，即指越人；難理，指徽人爭強好勝、健訟喜鬥而言。徽州難治是出了名的，直到明清仍有此類記載。這說明山越文化的影響一直是存在的。在兩種不同文化的交匯之中，免不了碰撞和衝突，但更多的是交融與匯合。這種融合是雙向的。中原文化強有力地影響了山越文化，促其益向文雅；而山越文化也深深地滲透到中原文化之中，使之趨於剛健。
在徽州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中，諸如重視教育的儒家傳統，崇尚儒雅的社會風氣，維繫族群的宗族觀念，等等，都明顯具有中原文化的特質；而其剛健有為的積極進取意識、吃苦耐勞的徽駱駝精神、向外拓展的開放風氣等，則無疑皆反映出山越文化的元素。徽州文化既體現了中原文化的儒雅風範，又滲透著山越文化的剛強氣質。中原文化與山越文化二者相輔相成，從秦漢至隋唐五代，經過長期的交匯融合，結果演繹成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徽州文化並非中原文化單純的傳承而是具有了新的特色。例如，中原的農耕文明，本是一種定居文化，一般都安土重遷而徽州文化則有所不同，無論科舉出仕，還是外出經商，都大規模地走了出去，其中固然有地理條件這個因素，但也是由於徽州人具有向外拓展的開放精神所致。
總之，大規模移民活動促成的文化融合，以及獨特的山區地理環境，孕育了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其基本精神，諸如崇文重教的儒家傳統、剛健有為的積極進取意識、向外拓展的開放風氣、吃苦耐勞的徽駱駝精神等，構成了徽州文化的主體，形成了徽州文化的核心。這些文化因素對徽州發展的影響巨大而深遠，使其後的徽州能在一個高起點上異軍突起。
在中國歷史發展演變的偉大長河中，宋代以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宋代以前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一直在黃河流域，在北方；而宋代以後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則移至長江流域，移到了江南。這一轉移始于六朝唐代，至宋代最後完成。宋代土地私有制進一步發展，商品經濟十分繁榮，海外貿易頗為興盛。與經濟重心南移的同時，徽州的地位隨之大幅提升。徽州雖不處於江南三角洲的核心地帶，但距離杭州並不遙遠，“其地接于杭睦宣饒，四出無不通”，宋南遷後，“中興實為輔郡，四朝涵育，生齒日繁，地利日辟，人力日至”。輔郡，即畿輔之郡。徽州無疑屬於當時江南最為發達的經濟文化圈之內。其後，隨著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徽州在全國經濟文化發展座標中的地位愈益突出，更加重要。
徽州文化的形成與發展並不局限於徽州本土。正如胡適所言，對徽人來說，有所謂的小徽州與大徽州。小徽州即指徽州本土，大徽州則指徽州以外的華夏大地乃至海外的廣大空間。徽州文化既發達於徽州本土，又活躍在華夏大地。徽州本土的狹小促成了徽人的向外擴展。最初當是一種不得已的行為而後則成了一種社會風尚。黴人通過經商、科舉、出仕、遊學、移居等種種途徑，與外界建立了廣泛的聯繫和交流。
❖ 宋代之後，這種交流一直未有中斷，明清時更為頻繁，形成高潮
這種交流是雙向的、互動的，相互影響，相得益彰。在這種交流中，徽州於經濟上聚天下之財富，文化上得五方之風氣，與此同時，徽商置業四方，稱雄宇內，徽人出仕、遊學，遍及各地。富有特色、獨領風騷的徽州文化也隨之傳播四海，在各地開花結果。徽州成為那個時代經濟文化發展的一個交匯之地與輻射中心。徽州文化的形成、發展與繁榮，乃是充分地利用了大徽州這個廣闊的舞臺，有賴於此者至大矣。
自隋唐興起的科舉制度，至宋代也進入了全面發展的階段。宋統治者大力開科取士，使之成為選拔官員的主要手段。徽州人以其文化優勢及時地抓住了這個歷史機遇，科舉出仕者大增。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兩宋時期徽人登科總人數為861人，而在唐五代時期徽人登科者僅10人。宋代徽人擔任過四品以上官職者達30餘人，所謂“宋興，則名臣輩出”是也。徽州人首先在政治上實現了崛起。
宋代理學的興盛，把儒家思想推向了新的階段，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之意義。理學起于北宋周敦頤、程顥、程頤等人，至南宋朱熹為其集大成者。此後盛行於世，元明清統治者獨尊理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官方的意識形態。朱熹理學甚至影響東亞，遠播歐洲。以徽州為故里的朱熹及其理學，對徽州本土影響至深至大。經過元代的發展，形成了新安理學學派。“朱子之學雖行天下，而講之熟、說之詳、守之固，則惟新安之士為然。”徽州人成為踐行理學的典範。而徽州本是“程朱桑梓之邦”，“婺源之有朱子，猶鄒之有孟子、繼曲阜之有孔子也”。自南宋“鹹淳五年（1269）詔賜文公闕裡於婺源”之後，向有“程朱闕裡”“東南鄒魯”之稱，即徽州乃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儒家代表人物的發祥之地，其所處地位不言而喻。
宋代以後，徽州迎來的另一個歷史發展機遇，則是商品經濟的興盛繁榮。 宋元以降，特別是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顯著發展。這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 發展的一個新的高峰。其顯著特點是：主要民生用品商品化程度增大；長距離販運貿易發展；商路增辟和新興商業城鎮增加；大商業資本興起，等等。總括起來即是全國性市場形成。明清時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全國性市場的形成，為徽商的崛起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不過，商品經濟的發展只是一個客觀條件，它對當時的人們來說，機會大致是相同的。
那麼，歷史為什麼選擇了徽州人，最後是徽商稱雄四海呢？這與徽州文化有密切關係。在以農為本、安土重遷的時代，外出經商首先要克服死守故里的觀念。徽州人能夠做到“十三十四，往外一丟”，勇於外出經商，並且成為一種風尚，是很不簡單的。這種向外拓展的開放精神，正顯示了徽州文化的特色。當然，徽州人外出經商有地理條件這個因素，由於山多田少而不得不外出謀生。但明代各地因饑荒徭役而外出逃生者極為眾多，這些人沿街乞討者有之，為人幫工者有之，充當奴僕者有之，更多的人則是四處流浪， 難以控制，史稱“流民”。
終明之世，流民一直是無法解決的一大社會問題。而徽州人外出則主要是從事商業活動，並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是因為，徽州文化崇文重教，教育十分發達，“十戶之村，不廢誦讀”，莫不有學有師。
正是教育的普及為經商準備了必要的條件。無需贅言，目不識丁是難以外出經商的，即使中小商人，也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化知識。至於那些在全國性市場環境下從事商貿活動、進行大商業資本運作的富商巨賈，更需要較高的文化素養。黴商許多人本來就是儒者，他們以儒家理念來指導其商業活動，賈而好儒，而被稱為儒商。正如戴震所言，徽人“雖為賈者，鹹近士風”。富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在徽商崛起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毋庸置疑。而徽州宗族也有開放的一面，對徽商的經營活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他們籌集資金，為徽商創業提供資本；輸送人力，以建立徽商對行業的壟斷；利用宗法，來強化徽商的商業組織，等等。徽州宗族成為徽人外出經商的可靠保障和堅強後盾。
❖關於徽商取得的巨大成就，當時頗有記載
明人謝肇淘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活躍於明清時代的徽商，足跡幾遍宇內，從偏遠的沙漠到神秘的海島，乃至於海外；其資本雄厚，積累了巨萬財富，藏鏹百萬、千萬；他們掌握著某些行業的壟斷性經營，如鹽業、典當業等；他們擁有各個商幫之首的地位；他們從明中葉興起，至嘉靖、萬歷時達到繁盛，在清代又有一個大的發展，稱雄於全國商界數百年之久。徽商活動的意義遠遠超出商業本身，對當時的經濟、文化等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與影響，促進了社會的變遷。
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的又一個高峰，而且出現了一些新的因素，如全國性市場的形成、新的生產關係萌芽，等等，顯露出從傳統走向近代的曙光，具有時代轉型之意義。在這一時代轉型的潮流中，徽商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受益者，也是推動者；不只是參與者，更是拓者。即明清商品生產的發展和全國性市場的形成及商人集團的興起，二者也是一個互動過程，並非是商品生產發展了，全國性市場形成了，然後才有人集團的興起。當時，徽商經營的範圍甚大，地域極廣，影響至深。
“其貨所不居，其地無所不至，其時無所不騖，其算無所不精，其利無所不專，其權無所不握。”商業的繁榮也促進了商品生產的發展和全國性市場的形成，在這一方面徽商等商人集團與有力焉，貢獻尤大。徽商乃為這一商品經濟發展大潮的領軍者，而處於時代發展之前列。
徽商是在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背景下發展起來的，而徽商在經濟上的成功反過來又在各方面影響著徽州的文化發展，從而造就了明清時代徽州文化的昌盛。經濟與文化互動，在徽州歷史上被演繹得淋漓盡致。徽商取得的財富成為徽州文化昌盛的物質基礎。徽商對教育科舉、文化藝術、建築園林、公益事業等投入了大量財富；還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為徽州培養造就了大批人才，包括一批出類拔萃的文化人才，從而鑄就了徽州州文化的輝煌。
明清時代 的徽州文化光輝燦爛、萬紫千紅。如徽州教育、新安理學、徽派樸學、新安畫派、徽派篆刻、徽州版畫、徽州刻書、徽州三雕、徽派建築、徽州園林、新安醫學，以及自然科學、數學、徽劇、徽菜等，幾乎在各個文化領域都取得了輝煌成就，有的領域臻於極致，後世難以企及。其水準之高、貢獻之大，世所公認， 它們既有地方文化之特色，同時也是當時主流文化的一個代表，或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一席之地，而成為燦爛的中華文化之一瑰寶，具有典型性與普遍性的特點。
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與徽商的成功，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明後期文壇領袖、徽人汪道昆說：“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懦則賈，相代若踐更。要之，良賈何負閎儒！則其躬行彰彰矣。”又說：商農“各得其所，商何負于農？”到清代徽州學者俞正燮亦說：“商賈，民之正業。”他們不僅發出了“商何負于農”的質疑，而且正面肯定了商賈本是民之正業，商與農是平等的，從根本上批駁了商不如農的傳統觀念。這種文化自覺，顯然是對歷來重農抑商政策的否定，是對當時仍在流行的商為四民之末觀念的批判，是對幾千年來根深蒂固傳統的挑戰。其意義已不限於地域文化範疇，而是發出了時代的先聲。
❖逮至近代，由於徽州傳統文化的厚重，不免給其轉型帶來了負面影響
徽商在近代失去了領袖群倫的地位，而徽州社會的轉型亦步履蹣跚。儘管如此，徽州文化在向近代轉型的進程中仍不乏亮點，值得關注。徽派朴學大師戴震，作為18世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家，其思想顯露出的近代氣息，具有早期啟蒙之意義，已眾所周知。鴉片戰爭前，俞正燮秉承徽人的剛毅氣質和求實精神，發表了許多離經叛道之論，勇於向傳統觀念宣戰，被稱為中國思想界三賢之一，特別是其維護婦女權益、主張男女平等的諸多闡發，更展現了樸素的人權觀念和平等思想。鹹同兵燹後，寄居徽州的學者汪士鐸，對早婚等諸多陋習痛加批判，闡述了早期的人口思想；又對儒家仁政、德政進行批駁，而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
同一時期，徽籍大臣王茂蔭所提出的貨幣理論與財政政策，切中時弊，見解卓越，闡發深刻，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成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中國人。黃賓虹作為近代新安畫派的代表人物，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多有創變，獨樹一幟，成為繼漸江之後的又一個高峰。徽班進京，被公認為京劇發展的源頭之一。
在自然科學方面，徽州數學家汪萊成就斐然，他提出的P進位制的理論，實為現代電腦原理之先河。至於徽人胡適，作為五四時期新文化旗手的地位與作用，無需贅言。其主張固然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反駁和揚棄，然而，從其批判精神來說，卻是與朱熹、戴震這些徽州先賢們一脈相承的。而以上這些在徽州文化轉型中閃光的人物，也無一離不開深厚的徽州文化沃土的孕育。
回顧徽州歷史文化的發展進程，交織著人與自然的磨合，不同文化的融合以及經濟與文化的互動。歷經千錘百煉的磨礪，造就了具有較高素質的徽州人。徽州文化是時代發展的產物，宋代以後經濟文化重心南移和商品經濟的發展，為徽州的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徽州文化又是利用大徽州即本土以外的廣闊舞臺而發展起來的。歸根結底，徽州文化是具有較高素質的徽州人所創造的，是高素質的徽州人及時地抓住了時代發展的機遇，充分利用大徽州的廣闊舞臺，而創造的光輝燦爛的徽州文化。
文章來源 ：綜合欒成顯 徽州文化史【明清卷】及黃山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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