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廣深一線城市的房價像荒草一樣瘋漲。 大眾徒歎無奈， 政府束手無策。 與房價類似表現的還有這些大城巿的物價、人口、勞動力成本、小汽車、地鐵、高架橋、CBD、摩天大樓以及霧霾、噪音、擁堵等各種大都市現象， 琳琅堆積， 車水馬龍。 無疑這都是繁榮景象， 財富積累。 但這樣的快速繁榮背後必然會付出風險成本。
北上廣深的繁榮可以從一些資料上獲得大觀：
如：北京人口1800萬， 上海2300萬， 廣州1100萬， 深圳1300萬。 面積北京最大， 廣州老二， 上海老三， 深圳最小。
在中國， 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也已經達到了富可敵國的規模。
2015年廣州經濟總量達1.8萬億元以上， 趕上新加坡和中國香港；人均生產總值突破2萬美元， 邁入高收入地區行列。 換句話說， 不知不覺， 廣州就已經追上新加坡了。 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 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是公認的從發展中狀態進入發達狀態的標誌。 廣州GDP總量已經連續27年名列全國第三，
上海是中國內地第一個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大關的城市。 2008年， 上海全年實現GDP13698.15億元， 以半年以上常住人口計算， 2008年上海人均GDP即已達到10529美元， 突破一萬美元大關。 到了2010年， 上海人均GDP為73297元， 可以和石油大國沙烏地阿拉伯比肩。 2014年， 上海市實現GDP人民幣23560.94億元， 折合美元3578.91億元， 同比增長7%， 人均GDP為9.76萬元。 根據2014年世界各國GDP排名資料， 上海市的生產總值已經超過排名32位的委內瑞拉， 比前一位石油大國阿聯酋只少200億美元。
北京市統計局2010年年初發佈的資料顯示， 2009年全年北京GDP達到11865.9億元， 比上年增長10.1%。 全市人均GDP達到68788元， 突破一萬美元大關。 2014年， 北京市實現GDP人民幣21330.83億元，
深圳在房價上鶴立， 經濟指標亦然。 2015年全市生產總值17500億元以上， 增長8.9%。 2014年， 深圳實現GDP人民幣16001.98億元， 折合美元2430.70億元， 增速達到8.8%。 超過了排在全球43位的巴基斯坦。 在人均GDP上， 2013年為22113美元， 逼近韓國， 超過2015年的廣州。
財富像流水一樣滾滾而入。 在中國， 大城市是神話般的存在。 雖然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發展模式和增長亮點， 如北京所依賴的科技與文化產業， 上海的貿易與製造業， 廣州的物流與服務業， 深圳的新科技與金融業等等。 但快速的財富堆積和工業化、自動化、智慧化程度的提高， 也使得這些城市提前進入了風險社會。 所謂風險社會是社會不確定性的總和達到一定程度時， 社會進步， 陰暗面越來越支配社會運行和政治。 風險社會是人類自己製造的風險。 大都市文明在帶給人們富足、快捷、方便、舒適的同時， 也帶來各種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 例如對能源、汽車、電腦、網路、通訊、生物、建築等技術的依賴，
首先， 大都市的繁華幾乎就是周邊中小城市的災難， 無法實現均衡發展。 大都市與周邊中小城市的關係猶如大行星與小衛星之間的關係， 既吸引又排斥。 大都市吸引的是勞動力、資本、人才、物流、各種財富， 而排斥的是這些中小城市自身的良性發展。 縱觀北上廣深房價高企、廠店林立、商品琳琅滿目， 保有醫療教育的頂級資源。 周邊城市掙到錢的人都會通過各種方式進入這些大都市。 同鄉下人進城一樣， 這幾乎是中小城市人群的夢想。 因為從現實生活品質和發展機會考量， 大都市與其他城市有天壤之別。事實上大都巿的繁華是建立在周邊城市的發展緩慢、停滯或衰敗基礎上的，像北上廣深以及武漢、成都、重慶、西安、瀋陽等城市的快速擴張，吸癟了周圍城市的財富就是顯明的例子。許多省會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著“吸金者”的角色。這樣的繁華並不是經濟發展的正常結果。良性發展應該是均衡發展，讓城市更完善，鄉村更富裕，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互補。否則超大規模的城市將會從神話變為笑話。
其次，大都市會帶來財富的不均衡流動。所謂一線城市常常並不是一個區域性城市而是全國性城市。雖然在全球經濟發展史上在發達國家已經出現了許多超大城市，像倫敦、紐約、巴黎、曼谷、裡約等。即使在發達國家，超大規模城市的形成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各種城市病相應而生，是否能成為人類文明的成功經驗，目前也難下結論。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快速刻意地建設超大城市，形成全國各地財富的湧入必然造成公平失衡，而且難以修復。
再次，大都市的活力和正常運行本質上靠社會精英群體維繫。不管決策者如何指引方向，但離開精英群體和各類精英團隊，現代城市的運行和維護是很難的。但這裡卻存在一個悖論，即超級無敵的大都市因為經濟資源豐富，城市功能齊全，吸引著全國全省甚至全球的財富人士流入和社會底層淘金謀生者的流入，前者有財富，不在乎房價、教育與醫療費用的高企，後者對房價、醫療、教育成本敏感度低，能生存就會留下來。唯其精英群體，因其收入水準固化，對生活品質也有較高要求，房價太貴，醫療太濫，孩子教育太難會讓這類人望而生畏，另謀出路。長此以往，必然造成劣幣驅逐良幣，導致人才外流，大都市的管理水準日漸西下，積累各種社會風險問題。
此外，交通擁堵是超大規模城市的喧囂噩夢。北上廣深的格局幾乎都循北京模式，圍繞中心區修建二環三環四環直到外環的道路，發散的道路決定了人們生活模式。上班時都往中心地帶湧，因為許多機構都圍繞中心區購置辦公大樓。下班都往外走，因為中心區容不下那麼多的人口。北京往三環內和長安街湧，上海往陸家和外灘湧。廣州往越秀和天河區湧。深圳往福田和南山區湧。私車越來越多，公共交通工具再發達，也無法阻止私車上路。所以大都市的交通擁堵是無法解決的困境，是城市發展史造成的無法更改的歷史。
大都市面積龐大人口驟增，但與之匹配的醫療、教育、商業網點、物流配送等城市功能卻是靠長期積累才能相對完善。北上廣深和中國大部分城市都是在近二十年左右快速擴張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相對於城市的擴張速度，城市功能的配套速度和品質遠遠不足，而且在現有模式下中短期內無法有相對完善的成果。這樣的城市發展模式不調整，這些功能性的不足和缺陷就無法改變，遺憾的是現在的許多城市都在現有模式上走得太遠而不可逆轉，功能不足與缺陷將成為大都市永久的痛。
世界上並不存在可以無限擴展的事物。總會有一個從利大於弊（風險）轉向㢢大於利的界限（拐點）。城市規模也是如此，一旦突破界限拐點，人們就要承受比效用更大的風險。
總而言之，城鎮化進程是經濟發展和社會財富增長的結果，刻意地把城鎮化作為經濟動力，無限地推動城市的超大規模，以為城市越大越好，城市人口越多、面積越大、GDP越多越好，只不過是貧困社會遺留的對財富嚮往的畸型偏好。只顧享受城市的優勢而完全不顧及大都市化帶來的負面的積累和風險社會的不確定性，不顧及風險成本和對未來的負面影響，得到的是脆弱的繁榮。這不僅是短視，而且是愚蠢。
大都市與其他城市有天壤之別。事實上大都巿的繁華是建立在周邊城市的發展緩慢、停滯或衰敗基礎上的，像北上廣深以及武漢、成都、重慶、西安、瀋陽等城市的快速擴張，吸癟了周圍城市的財富就是顯明的例子。許多省會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著“吸金者”的角色。這樣的繁華並不是經濟發展的正常結果。良性發展應該是均衡發展，讓城市更完善，鄉村更富裕，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互補。否則超大規模的城市將會從神話變為笑話。其次，大都市會帶來財富的不均衡流動。所謂一線城市常常並不是一個區域性城市而是全國性城市。雖然在全球經濟發展史上在發達國家已經出現了許多超大城市，像倫敦、紐約、巴黎、曼谷、裡約等。即使在發達國家，超大規模城市的形成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各種城市病相應而生，是否能成為人類文明的成功經驗，目前也難下結論。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快速刻意地建設超大城市，形成全國各地財富的湧入必然造成公平失衡，而且難以修復。
再次，大都市的活力和正常運行本質上靠社會精英群體維繫。不管決策者如何指引方向，但離開精英群體和各類精英團隊，現代城市的運行和維護是很難的。但這裡卻存在一個悖論，即超級無敵的大都市因為經濟資源豐富，城市功能齊全，吸引著全國全省甚至全球的財富人士流入和社會底層淘金謀生者的流入，前者有財富，不在乎房價、教育與醫療費用的高企，後者對房價、醫療、教育成本敏感度低，能生存就會留下來。唯其精英群體，因其收入水準固化，對生活品質也有較高要求，房價太貴，醫療太濫，孩子教育太難會讓這類人望而生畏，另謀出路。長此以往，必然造成劣幣驅逐良幣，導致人才外流，大都市的管理水準日漸西下，積累各種社會風險問題。
此外，交通擁堵是超大規模城市的喧囂噩夢。北上廣深的格局幾乎都循北京模式，圍繞中心區修建二環三環四環直到外環的道路，發散的道路決定了人們生活模式。上班時都往中心地帶湧，因為許多機構都圍繞中心區購置辦公大樓。下班都往外走，因為中心區容不下那麼多的人口。北京往三環內和長安街湧，上海往陸家和外灘湧。廣州往越秀和天河區湧。深圳往福田和南山區湧。私車越來越多，公共交通工具再發達，也無法阻止私車上路。所以大都市的交通擁堵是無法解決的困境，是城市發展史造成的無法更改的歷史。
大都市面積龐大人口驟增，但與之匹配的醫療、教育、商業網點、物流配送等城市功能卻是靠長期積累才能相對完善。北上廣深和中國大部分城市都是在近二十年左右快速擴張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相對於城市的擴張速度，城市功能的配套速度和品質遠遠不足，而且在現有模式下中短期內無法有相對完善的成果。這樣的城市發展模式不調整，這些功能性的不足和缺陷就無法改變，遺憾的是現在的許多城市都在現有模式上走得太遠而不可逆轉，功能不足與缺陷將成為大都市永久的痛。
世界上並不存在可以無限擴展的事物。總會有一個從利大於弊（風險）轉向㢢大於利的界限（拐點）。城市規模也是如此，一旦突破界限拐點，人們就要承受比效用更大的風險。
總而言之，城鎮化進程是經濟發展和社會財富增長的結果，刻意地把城鎮化作為經濟動力，無限地推動城市的超大規模，以為城市越大越好，城市人口越多、面積越大、GDP越多越好，只不過是貧困社會遺留的對財富嚮往的畸型偏好。只顧享受城市的優勢而完全不顧及大都市化帶來的負面的積累和風險社會的不確定性，不顧及風險成本和對未來的負面影響，得到的是脆弱的繁榮。這不僅是短視，而且是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