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和“書”的區別

干支紀年：丁酉年甲辰月癸未日

經典誦讀，基本上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經”的誦讀，一類是“典”的誦讀。

對於“經”的界定，它的層級比“典”的層次要高一些。歷史上是根據文化系統特別是人文系統的發展來對“經”和“典”進行界定， “經”是世界各民族在獲得精神營養和後天智識這兩個層面上，能夠同時起到教育作用的一個範本或者文章。中國的經典、世界級的經典，大部分都有一個重要的特色，

就是能夠包羅三維空間的知識，也能夠給我們提供精神層面的營養，或者說能夠穿越太極圖中央陰陽兩極的弦線，能夠同步提升我們的智和慧。大腦負責記憶，負責思維判斷；心靈負責感受，負責捕捉直覺。要想提高人類這兩個層面的知識、文化和素質，就要注重“經”的誦讀。

“典”注重反映歷史前人在大智慧情況下產生的一些文字記錄，基本上都是一些知識層面的，而不是文化層面的內容。或者說，文化層面的內涵比較少，不具備同時穿越太極圖上的陰陽、包羅黑白兩個層面知識或者營養，不具備這種雙重作用，只有單方面的作用。對“典”的概念，在近代社會民眾的解釋定位，通常已經改變了古代對“典”的定義。現代人們一般的定義，都是將“典”與古代所定義“書”的概念同等解析和理解。社會上一般所說的“經典”，在“典”這一系統中，已經成了“書”的代名詞。我們也要注意這種學術層面和通俗層面的定義不同。

人們往往注重後天智識的比較多，注重直覺和靈感提升的比較少，所以在我國歷史上，凡是注重了“經”的誦讀，把“經”的誦讀作為國家重要精神課題的歷史時期，就會國家強盛、政治清明。比如漢代的“文景之治”，這個時期是用“黃老”的經典來指導官員們進行誦讀，並且根據這個經典來選拔治國的人才，就帶來了“文景之治”的輝煌。

漢代時候，由於漢武帝的專權作用和董仲舒的禁言，以及漢武帝的舅舅、當時的宰相田蚡出面，聯手把《黃帝四經》清除了，而且把原來比較接近原著的老子五千言《德道經》顛倒為《道德經》，並把經文內容也做了一些修改，修改成了後來的通行本《道德經》，使得道德根文化受到重創。唐朝即使在這樣的背景下採用《老子》五千言進行全民教育，也還是帶來了唐代的發展輝煌。這個輝煌，到目前為止在世界各國的影響還是非常深遠的。

從歷史現象中我們可以看到，真正注重了“經”的誦讀教育和培養，既能夠提升全民的人文品質，同時也給社會昌盛中興帶來極大的幫助。但是自宋明以後，八股文開始出現，唯讀“書”而不讀“經”，唯讀“四書”而不再提倡讀經典；並且在“經”裡面將最著名的《易經》也清除。這個時候，中國的教育基本上進入了一個僵化時期。所以歷史發展到了“五四運動”時期，就必然出現了一個反對誦讀“書”的這樣一個歷史現象。當時由於西方文化的大量湧入，人們突然從八股文的禁錮中蘇醒過來，就發生了一些“連孩子帶水一起潑出去”的現象，沒有嚴加區分經典和書籍的不同。

選自中華德慧智·教育輔導叢書《中華德慧智教育答疑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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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選自熊春錦老師部分講座書籍和德慧智國學線上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