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的石刻殘件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訊唐代詩人劉禹錫曾在《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記》中寫道, “繡於碧霄, 望之如昆閬間物”。
成都市考古所副研究員易立、張雪芬是此次考古發掘領隊。 以往, 他們對福感寺的瞭解, 都是通過文獻:福感寺從東晉延續到兩宋時期, 一度是益州(成都)名寺, 常有高僧駐留。 當年成都常年有旱澇, 官人祈雨都要到這來, 祈而有應, 特有感征, 故又名福感。 唐末宋初, 因為戰亂波及, 福感寺逐漸衰落。
數月前, 考古人員們在工地裡發現了一個碑首, 上面刻著“大唐益州福”的字樣。 他們初步推測, 這就是福感寺遺址。 隨後, 一塊石刻經版上清晰地刻著“傳今福感寺”,
易立說, 目前只發掘了福感寺的一部分, 發現了塔基、房址、水井、道路、溝渠等遺跡。 但通過已出土的文物, 福感寺當年的盛況已得以展現。
紅砂岩佛教經版
現場, 一件件刻在紅砂岩上的佛教經版擺出, 部分還殘留著金粉塗飾的痕跡。 通過秀麗的楷書、行書字樣, 張雪芬辨認出, 它們來自《金剛經》《妙法蓮華經》《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等佛教經典。 旁邊, 一塊塊佛像頭造像殘件, 則散發出祥和的柔光, 而菩薩、羅漢、天王、伎樂等造型,
佛像頭造像殘件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毅說,隋唐時期成都經濟發達,文化繁榮,佛教盛行,有“揚一益二”的美譽。安史之亂後玄宗入蜀,成都社會經濟等各方面更得到飛躍發展。福感寺大量遺存和珍貴文物的發現,為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資料。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毅說,隋唐時期成都經濟發達,文化繁榮,佛教盛行,有“揚一益二”的美譽。安史之亂後玄宗入蜀,成都社會經濟等各方面更得到飛躍發展。福感寺大量遺存和珍貴文物的發現,為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