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行草《期已至帖》
王羲之行草《期已至帖》
釋文：
期已至， 遲還。 具足下問耳， 當力東沿， 道家無緣省苦， 但有悲慨， 不得東。 此月問。
王羲之（303—361或321-379年）， 字逸少， 因曾為右軍將軍， 故又稱“王右軍”。 琅邪國臨沂縣(今山東省臨沂市)人。 中國古代傑出的書法藝術家。 他承續鐘繇、張芝， 變革古法， 創立今體， 並把今體書法推向文人書美的極致， 被後世尊為一代“書聖”。
王羲之系出琅邪王氏， 父王曠， 母親姓氏不可考 (據清康熙年間王國棟編《王氏宗譜》(現藏北京圖書館) ，
王羲之五歲隨家族過江， 入住建鄴(今南京)烏衣巷。 不久父親失蹤。 年幼的他雖身在名門大族， 卻“不蒙過庭之訓， 母兄鞠育， 得漸庶幾”(《晉書·王羲之傳》)。 特殊的環境養成了他骨鯁孤傲的性格， 以致成年後， 太尉郗鑒在王氏諸少中選婿， 羲之東床坦腹， 滿不在乎， 郗鑒大為欣賞， 以女妻之。
約于明帝太寧三年(三二五年)， 王羲之按當時貴族子弟出仕慣例， 起家為秘書郎， 開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至永和十一年(三五五年)誓墓不仕， 王羲之先後任臨川太守、征西幕府參軍、江州刺史、護軍將軍、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等職。 有晉一代， 玄學興盛， 清談成風， 士族子弟及各級官吏浸淫于清談，
在連年大旱、民生困頓之際， 不等朝廷下令， 果斷開倉賑災， 救民於危難。
王羲之“清貴有鑒裁”(《晉書·王羲之傳》)。 東晉偏安江南， 收復北土的呼聲終朝不絕， 並成為政要權力之爭的砝碼。 王羲之洞察時政， 對歷次北伐之舉、將帥人選有著清醒的認識。 永和八年(三五二年)， 殷浩為與桓溫對抗， 上疏請求北伐。
永和十一年， 骨鯁氣傲的王羲之， 不堪忍受上司揚州刺史王述的百般刁難， 率子女在父母墓前誓墓不仕， 從此退出官場。 但他在優遊山林之餘， 仍關注朝臣進退， 深以國事為念。
在東晉政壇上， 王羲之可謂勤謹務實、體察民情的良吏， 但處於君昏政暗、“虛談廢務”的時代， 他難以有所作為， 故而政績不顯。 然而作為一名傑出的書法藝術家， 他為中國書法藝術樹立了一座後人難以企及的高峰。
書法乃琅邪王氏家族世代相傳之藝術。 王羲之的父親王曠， 從伯王敦、王導， 叔父王廙等， 都有書名。 尤其是王廙， 多才多藝， “畫為晉明帝師， 書為右軍法”(南朝王僧虔《論書》) 。 王羲之受家學薰陶，得自衛夫人、王廙等名家指點，一經啟蒙便樂此不疲，勤習苦練，表現出極高的習書天賦。他苦苦臨習王導贈予的鐘繇《宣示表》，從中領悟書法藝術的真諦，為日後輝煌的藝術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王羲之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 (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 在這一時期，新的審美觀念和標準在文人個性自覺的基礎上得以確立，古拙渾樸之美向妍麗飄逸轉換，各種藝術形式在要求表現自我情志的同時，開始追求形式的妍美。文學、書法、繪畫等各個領域的一大批極富天才、敢於創新的文學家、藝術家，衝破傳統的樊籬，以‘畫乃吾自畫，書乃吾自書’(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的氣概，建立了新的體式法度，開拓出文學藝術的新境界。王羲之就是書法領域中最傑出的代表。
在王羲之以前，漢字書體上承漢魏，已開啟今體草、行、楷書的體式，但以鐘繇、張芝為代表的書體，尚未脫盡隸意，稚拙古樸。王羲之順應書體發展的趨勢，引入時代審美意趣，在精研鐘、張書體的基礎上，進行了大膽改革。楷書變橫向取式為縱向取式，端莊勻整。行書脫盡隸意，欹側取妍，遒媚緊斂，勢巧行密，筆法上中鋒側鋒互用，運筆迅疾，便於書寫，加強了書法的藝術性和實用性。草書則改章草的作書緩慢、多波挑、筆勢不連貫為今草的運筆自由、筆勢連貫、減省筆劃而不失字形。至此，草、行、楷書體式定型，漢字書體的發展基本完成。王羲之不僅完成了漢字書體的定型，而且完成了中國書法藝術變質為妍的重大轉變。
王羲之于書法藝術堪稱備精諸體。唐張懷瓘《書斷》列其隸書(即楷書)、行書、章草、飛白、草書為神品，八分為妙品。行書《蘭亭序》被奉為天下第一行書，楷書《樂毅論》、《黃庭經》亦被尊為極致。王羲之妍美流便、飄逸灑脫的書風，千餘年來令無數書家心馳神往。梁武帝評其書是“龍跳天門，虎臥鳳闕” (梁蕭衍《古今書人優劣評》)。唐太宗則讚歎“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唯王逸少乎!”(《晉書·王羲之傳》)
王羲之的書法對後世影響甚大。以臨摹他的書作或師其筆意自成一家的書法名家，有陳隋智永，唐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孫過庭、懷素、張旭，五代楊凝式，宋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趙孟睢⑾視謔唷⒖戮潘跡髯Ｔ拭鼇⑽尼緱鼇⒍洳⒒頻樂堋⑼躅歟辶躑取Ｇ逯幸逗螅萊肌⒖滌形岢北皇北北鹹購庥謔饋５氨咭嘧鴣繽豸酥ㄍ蹕字諛詰摹岸王”法書。自唐時起，王羲之書法作品隨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頻繁而東渡日本，對日本的書體書風產生了深刻影響，至今仍被視若珍寶，研究學習者不絕。
王羲之的書法真跡，自東晉末，經南朝至隋朝，歷經戰亂，佚失、毀滅者甚多。到唐初，由於太宗高價收購，共得二千餘紙，其中不乏贗品。部分名作，太宗甚至令響拓高手馮承素等摹出副本，分贈寵臣。後不少真跡殉葬昭陵，部分則由皇族自內府竊出，終致散佚。五代溫韜發昭陵，陵內法帖全遭毀棄。宋初，刻本叢帖出現，如《淳化閣帖》、《大觀帖》等，內中多收王羲之、王獻之書法，是以真跡亦或摹本為底本刻木刻石，無法詳考。由宋至清，叢帖更多。至今，書於絹上及紙上的摹本約有三十餘帖，大多藏於國內外(多在日本)博物館、美術館，部分為私人收藏，傳世羲之書法精品，多在其中。石刻拓本(如集王書聖教序、定武蘭亭)及宋明清木刻叢帖中各帖，因真偽交雜，總數難以確定。
晉穆帝升平五年(三六一年)，王羲之因長年服散致疾，辭世而去，終年五十九歲，葬金庭(今屬浙江嵊州)。諸子遵其遺囑，辭卻朝廷“金紫光祿大夫”的贈官。王羲之有文集十卷，唐代散佚。明張溥、清嚴可均各有輯本，均不全。
延伸閱讀（一）
王羲之的“告誡”
在我國書法藝術的瑰麗蒼穹中，有一個燦爛奪目的“雙子”星座：王羲之+顏真卿。本人曾在報刊以《顏真卿的“告誡”》為題，介紹和闡述了星座中的“顏真卿星”的有關情況。現在來說明和闡發一下“王羲之星”的相關情狀。
王羲之遺留下來的書跡有章草、今草、楷書和行書。他早年曾學書于衛鑠（272－349）。衛鑠世稱“衛夫人”，是衛恒（？－291）的從妹，擅傳鍾繇（151-230）之法。而東漢末年的鍾繇是最早的楷書家。這就是說，王羲之早年學的是“流行”書法——楷書。書法史的研究顯示，王羲之生活在由隸書到楷書的過渡時期。當時，他除致力研習鍾繇的楷書外，還深究張芝（？－約192）的草書。可見，王羲之與顏真卿頗為相同的一點乃是先學楷書後學草（書）。這是王羲之對我們的“告誡”之一。
王羲之對我們的“告誡”之二是，學書欲成，當從“流行書體”起始而漸回溯和再推進。史載，王羲之從衛鑠學書一段時間後，遂遊歷四方，見到李斯、曹喜、鍾繇、梁鵠、蔡邕、張昶等人所書碑刻，便傾心探究，最後終於創造出了妍美流便的新體書法，並因此而被後人尊為“書聖”。需要說明的是，鳥瞰當時的“流行字體”雖為隸楷體，但傳統的“規範”字體卻是隸體。《晉書》說，王羲之“尤善隸書”。因此，王之楷書實是對隸書的一種“披離”；自然，其今草就是對章草的一種“披離”，等等。泛系（pansystems）理法中的“巧模擬，優擴變”（吳學謀《從泛系觀看世界》），是學習任何一門知識並有所創新的必由之路。書法的學習也概莫能外。王羲之的成功就是明證。今日的“流行字體”是印刷體，且主要是書宋體和楷體。所以，今日學書的青少年，當從與“流行字體”最為接近的書體學起，即從楷書學起，爾後再逐漸“披離”，或回溯或推進。
王羲之對我們的“告誡”之三是，學書欲成，當在一定的時段內主要學研某一種書體，而不可朝此暮彼。王羲之學書的前五年，基本上學的是由衛夫人傳授的鍾繇楷書。據趙南元在《認知科學與廣義進化論》一書中的說法，人的學習過程就是一種廣義的進化過程。進化一定要有一個“硬結構”和“軟結構”，並且硬結構支援軟結構，軟結構建構硬結構；軟結構不斷地建構硬結構的過程，就是進化的過程，其情形有似晶體的生長。學書之所以不可以朝此暮彼，就是要力求早日形成可支撐得起軟結構的硬結構。沒有較長時間對某一種書體的學習，就不可能形成硬度理想的硬結構，也自然就難以有知識晶核/晶母的出現。這樣，就不會有較快的進步。對於初學書法者，王羲之的此項“告誡”必須謹記；否則，就會事倍功半。
王羲之對我們的“告誡”之四是，學書欲成，當與時代的要求諧振，與時代的走勢合拍。如前所言，王羲之生活的時代是由隸書到楷書的過渡時期，因此用筆結體都比較粗放的楷書需要精化、美化。而王羲之的楷書就迎合了當時的人們的追求，所以摹仿的青年人眾多，以致保守的庾翼氣憤地說：“兒輩厭家雞而愛野鶩！”（“野鶩”指王羲之的新體書法，“家雞”指比較質樸的家傳的舊派字）楷法出現後，又給草書和行書注入了新鮮血液，致使其面貌有變。今日已完全不同於王羲之時代，字體的正化過程早已完結。那麼，現時代的要求與走勢對書法的“期盼”是什麼呢？從書法本體的發展規律看，今後“吃香”的書體將是：1魏碑與隸書的“化合物”；2行楷；3較今草更符號化的草書。從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點看，將要“走紅”的書體是：1魏碑及魏碑與隸書的“化合物”；2行草。綜合起來看，魏碑、魏碑與其它書體的“化合物”/“混合物”以及行書將走俏。——這是就主流而言的。關於這一結論的得出緣由，因不屬於本文的論述範圍，故簡陳不贅。
王羲之對我們的“告誡”之五是，學書欲成，當博採眾長，提高書法漢字的信息量。王羲之對從秦漢以來的淳古的篆隸作品的研習中，獲得了很多有益的東西。這為他最終成為一顆書法藝術蒼穹中的亮星積聚了巨大的能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布白和用筆權且不論，僅就結構而言，可謂極盡變化之能事。文中的20個“之”字，寫法個個不同。這極大地增加了作品的信息量。試想，倘若20個“之”字狀貌如一，則信息量將要減少幾何？實際上，縱觀數千年的書法史，不難得知，那些輝映書法蒼穹的傳世之作，無一不是通過增加作品的信息量而彪炳史冊的。
書法的學習是有階段性的。這裡奉勸那些急功近利的人，學書欲成，須按規律辦事。王羲之的“告誡”雖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但不問時代等的差異而東施效顰又是不可取的，亦是缺乏理性思維的表現。因為此一時，彼一時也。敢問學書路在何方？曰：路在腳下。踏平坎坷，方成大道；一關攻克，再行出發。 （佚名）
延伸閱讀（二）
王羲之為何發毒誓不進官場？
時至今日，後人對王羲之的書法讚不絕口，對王羲之的神采風範傾慕不已，甚至對他的言行有意無意地進行美化。
永和十一年(355年)暮春的一天，一位年過半百的名士在父母的墳前，指天發誓：絕不再涉足官場踏入仕途，如違此言就是不孝之子，為天地所不載，名教所不容……
這位發誓者不是別人，正是讓後世傾慕不已的“書聖”王羲之。
指天發誓，多是武夫鄙士所為。王羲之文采風流，風姿俊逸，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讓王羲之如此痛徹肺腑以致有損名士風範?其實，不過是因為王羲之對王藍田(王述)的負性使氣而已。
王羲之出身山東琅琊望族，自其官至太保的六世祖王祥以來，王氏族人便一直世居高位，數百人留名青史，數十人位極人臣，可謂“累世公卿”。到了王羲之從伯王導、王敦的時候，山東琅琊王氏甚至達到了“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而王述雖然出自亦為望族“太原王氏”，可時至當日，早已輝煌不再。在講究門第的東晉時代，王羲之自然有一種無法掩飾的優越之感。
神色俊逸、性情嫻雅的王羲之，在名士清談中體玄悟道，在政治上更具遠見卓識。從王羲之與時人謝安、殷浩等人的論玄談道、書信交往中，王羲之的才華可見一斑，他在郡治上的政治實踐也為時人所稱頌;而王述則性格沉靜，寡言少語，“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王述仍舊無動於衷、不發一言。直到而立之年，王述才被王導舉薦為不入流的“中兵屬”。由於家貧，王述還收受了不菲的賄賂，鬧得滿城風雨，以致王導都不得不訓誡他。世人多有恃才傲物的毛病，以王羲之的才華，怎麼可能把王述放在眼裡。
王羲之可謂成名甚早。當時任吏部尚書的周錯第一次看到王羲之的時候，竟然就將用來款待貴客的牛心炙第一個割給王羲之吃，從此王羲之聲名鵲起，而當時王羲之年僅十三歲。征西將軍庾亮、揚州刺史殷浩、晉安帝等對王羲之都是讚不絕口，堂伯父王敦更是喜歡得不得了，甚至認為王羲之即便和當時的大名士阮譽相比，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相比較而言，少年喪父的王述一直閉門在家，安貧守約，鮮與外界往來，直到而立之年仍默默無聞。由於太原王氏家族曾有疑似“癡憨症”的遺傳史，於是沉默寡言的王述便被人們誤認為他也得了這種“病”。
如果拿王羲之和王述相比，論門第，王述難以望其項背;論才情。王述更無法與之相提並論;論名望，王述只不過是無名小輩。所以，王羲之從內心深處根本瞧不起王述。
當聽說王述因為性情急躁，竟然和雞蛋大動肝火的時候，王羲之幾乎為之噴飯，戲謔王述：即便是他的父親、名勝一時的東海太守王安期如果有如此性情，也是一無可取，何況是王述呢?王述後來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仍然和賓客奚落王述，說王述只適合當尚書，到老了或許能升為僕射(讀作“夜”)，要想進一步高升就不可能了。不屑之情溢於言表。王羲之為何獨獨和王述過不去呢?那是因為後來者(王述)竟然與之“共伍”，而且大有超過自己的勢頭。
當王羲之還在挖苦、奚落王述的時候，王羲之已經開始注意到了王述的變化，而且王述的變化簡直是令人咋舌。王述被舉薦之後的表現令王導十分滿意，以致懷疑王述的“癡憨”是別人有意的詆毀。王述以“人非堯舜，怎麼可能每件事都做到盡善盡美”指斥拍王導馬屁的賓朋，令王導嘆服不已，連同僚庾亮也稱讚王述“清貞簡貴”。王述初人仕途收受賄賂，這時也金盆洗手，而且清潔絕倫，財務皆散之親故，衣服宅宇一往如昔。此後，王述之譽一路飆升。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可是，令王羲之想不到的是王述的急性子居然也發生了質變，面對粗人謝奕的咒駡，王述僅以面壁應對，直至洩憤之後的謝奕揚長而去。真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其實，此時的王述早已不是當初的“吳下阿蒙”了。
面對王述的“改頭換面”，王羲之的內心是不平的，更有些不安。尤其是當王述和自己齊名的時候，更讓王羲之難以容忍。王羲之對王述的挖苦、奚落，無疑是不安和擔憂的表現。
永和七年(351年)，王羲之遷右將軍並接替因丁母憂而離職的王述。當時王述在會稽料理喪事，按常理作為地方長官的王羲之應該去弔唁致祭。因為一向看不起王述，礙於禮制情面的王羲之硬著頭皮去了一次，而且禮數不周，讓王述極為不滿。每當聽到王羲之的儀仗角聲，王述總以為地方官親自弔唁，於是灑掃靜候。如是反復幾年，王羲之依舊沒有來，王述因此非常嫉恨王羲之。如此一舉，王羲之心理自然十分痛快。
世事難料，三年後王述竟然代殷浩為揚州刺史並加征虜將軍，成了王羲之的頂頭上司。這讓王羲之做夢都沒有想到。王述是個“事親孝謹”之人，對於王羲之屢次對自己的蓄意侮辱焉能就此罷手。王述巡查郡縣唯獨不到會稽，等到離開的時候，也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一別而去以反辱王羲之。不久，餘怒未消的王述又後檢校會稽郡，稽查王羲之的得失。儘管王羲之不是老馬戀棧，可是他也不想回家了事，更不想繼續在王述的手下受辱。於是想出了兩全其美的辦法，派參軍去朝廷請求將會稽從揚州分割出來另設越州。結果事情辦砸了，王羲之此舉成為時人談資的笑柄。悻悻然的王羲之只好在永和十一年(355年)稱病請辭，來到父母的墳前，痛發誓言，今生絕不踏入仕途。
其實，王羲之和王述都是當時的名士，王羲之談玄論道，遠見卓識;王述為人忠孝，為政有方，二人在成名上可謂殊途而同歸，只不過王述的成名更坎坷更有後勁而已。二王之間也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恨，從血緣關係而論，二人還同是名將王離之後。兩人最初的嫌隙源自王羲之當時的無禮，王羲之不僅侮辱了王述本人，更是對王述父母的不敬;“事親孝謹”的王述也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是王羲之無禮在前，王述報復在後。而王羲之的無禮，根本原因是王羲之因為看不起王述，無法容忍王述這一後起之秀和自己齊名。而且，二人在爆發“衝突”之前，王羲之就已經多次挖苦、奚落王述了。
時至今日，後人對王羲之的書法讚不絕口，對王羲之的神采風範傾慕不已，甚至對他的言行有意無意地進行美化。但是，毋庸諱言，縱觀王羲之痛發毒誓這一“鬧劇”的前前後後，王羲之的心胸委實小了一些。王羲之在反思自己和王述二人之間的矛盾的時候，並沒有認識到自己的狹隘自負，更沒有認識到自己負性使氣所導致的後果，他始終也沒有能夠容納王述，沒有用一顆平常的心去面對王述對自己的超越，並錯誤地將這一行為遷怒于自己的兒子。其實，只要王羲之能夠寬容一些，能夠包容別人對自己的“越位”，他也就不必那麼鬱悶不堪了，更不必在父母的墳前指天發誓了。
由此可見，羲之書品超凡入聖，人品似覺稍欠。無奈，人無完人也!
（據《文史天地》）
延伸閱讀（三）
王羲之年表：
晉太安二年癸亥（三○三年）王羲之生。一歲。 王羲之，字逸少，琅玡臨沂（今屬山東）人。 祖王正，官尚書郎；父王曠，官淮南太守；司徒王導，為其從父。 按《晉書．王羲之傳》（以下稱本傳）：“（羲之）年五十九卒”。未言卒於何年。關於他的生卒，所見有如下一些說法： （一）晉大興四年（三二一年）— 晉太元四年（三七九年）。此說系據羊欣《筆陣圖》：“三十三歲書《蘭亭序》”推得。但據本傳：“（羲之）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按周顗為王敦所殺，時在永昌元年。(三二二年)。而按羊欣的說法，則周頡被害時，王羲之年才周歲，不可能有氣“謁周”之事。疑羊說有誤。（二）晉太安二年（三○三年） — 晉升平五年（三六一年）。此說始見於唐張懷瓘《書斷》：“（羲之）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此說又為《歷代名畫記》所引，《東觀餘論》、《廣川書跋》並據此。又陶弘景《論書啟》有“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之語。按王獻之（子敬）生於建元二年，至升平五年，年正十八，與張說合。但此說清人魯一同曾提出質疑： 一、《右軍集》有《桓公以江州還台帖》，而桓溫自江陵入朝，是興寧二年（三六三年）七月事；其移鎮姑孰則在興寧三年（三六四年）二月，“於是固讓內錄，遙領揚州，故謂之"還台"。升平以前，未嘗有還台事也。” 二、郗曇卒於升平五年，《晉書．郗愔傳》說，愔自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遊，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邁世之風，俱淒心絕谷，修黃老之術”士氣內世說鑼載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為議論更克，孔岩誡之云云。魯認為“詳其年月，許後郗曇卒，王又後許，優遊盛于當年，周旋稱其疇昔，進退相准，不當與重熙（郗曇）同年殂謝稔矣”。 （三）晉永嘉元年（三○七年）— 晉興寧三年（三六五年）。此說見清人魯一同《右軍年譜》他的根據除已見前引外，主要是《十七帖》中有“足下年政七十耶?……吾年垂耳順”等語，他說：“相傳《十七帖》雲乃逸少與周益州，歷代鑒別，殆無異論。”“益州名撫，鎮蜀二十年，卒于興寧三年六月。據此，則”年垂耳順“正五十九歲，逸少之卒，又不得至興寧三年之後矣。” 此外，尚有人據《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後》說王羲之生於晉光熙元年（三○六年），卒于晉興寧二年（三六四年）。但此文系後人偽託，實不足為據。又近人薑亮夫《歷代人物年裡碑傳綜表》說王羲之生於晉太安二年（三○三年），卒於太元四年（三七九年），如此，則王羲之享年應為七十七歲，與本傳不合，且未詳其根據。 以上數說中，張懷瓘說曆為前人所引，征以獻之行年，多有合處，故本表據以編年。魯一同之說雖系旁證推論，頗能成理，故亦附見，以供參考。 晉永嘉元年丁卯（三○七年）五歲。 按清人魯一同以為王羲之當生於此年，較張懷瓘說生卒各推遲四年，見其所著《右軍年譜》。 晉永嘉三年己巳（三○九年）七歲。 始學書。 晉建興二年甲戌（三一四年）十二歲。 獲其父枕中所藏前人筆論。父又語以大綱，書法因而大進。按見《筆勢傳》。又《書史會要》：“王曠（羲之父），導從弟，與衛世為中表，故得蔡邕筆法于衛夫人，以授羲之。 晉建興三年己亥（三一五年）十三歲。 曾謁周顗，為顗所重，於是始知名。按見本專。 晉永昌元年壬午（三二二年）二十歲。 是年郗鑒拜領軍將軍。王羲之娶郗鑒女，當在此頃。按本傳：“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于導，導令就東廂遍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鹹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 遂以女妻之。“又《王氏譜》：“郗夫人名璿，字子房。“《在窮記》：”郗夫人王羲之之妻也，甚工書。” 晉鹹和九年甲午（三三四年）三十二歲。 是年庾亮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將軍。王羲之參庾亮軍事當在此頃。 晉咸康四年己亥（三三九年）三十七歲。 外舅郗鑒卒。按見《晉書●成帝紀》 晉咸康六年庚子（三四○年）三十八歲。 是年庾亮卒。亮臨終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因遷甯遠將軍、江州刺史。 晉建元二年甲辰（三四四年）四十二歲。 第七子王獻之生。按《書斷》：獻之“太元十一年卒於官，年四十三。”又《新語注》以為太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卒年有異說，但其生年則一。 晉永和四年戊申（三四八年）四十六歲。 是年殷浩以江州刺史五羲之為護軍。十二月書《樂毅論》。按《書斷》：“子敬五六歲，時學書．右軍潛於後掣其筆不脫．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遂書《樂毅論》與之。”(按是年王獻之五歲。) 晉永和五年己酉（三四九年）四十七歲。 是年衛鑠（茂猗）卒。按《書斷》：“衛夫人名鑠，字茂猗，……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也。隸書尤善，規矩鐘公。……永和五年卒，年七十八。“又《西溪叢語》：“衛夫人，王逸少師。善鐘法，能正書，入妙能品。王子敬年五歲，已有書意，夫人書《 大雅吟》賜之。” 晉永和六年庚戌（三五○年）四十八歲。 自護軍出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晉永和八年壬子（三五二年）五十歲。 有與殷浩書，諫北伐。按本傳：“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戒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 晉永和九年癸醜（三五三年）五十一歲。 三月三日與太原孫統等共四十二人，宴集于山陰之蘭亭。書《蘭亭集敘》。又與殷浩書，諫再北伐。 晉永和十一年乙卯（三五五年）五十三歲。 稱病去會稽郡。于其父母墓前自誓。書《告誓文》。 晉永和十二年丙辰（三六六年）五十四歲。 為王敬仁書《東方朔畫贊》。 晉升平二年戊午（三六八年）五十六歲。 時謝萬為豫州都督，矜豪傲物，以嘯詠自高。王羲之致書誡之。 晉升平三年己未（三五九年）五十七歲。 是年王洽卒。王獻之諫父改體．當在此頃。按：王洽，字敬和，導第四子，隸、行，草入妙。升平三年卒，年四十四。羲之嘗雲。“弟（指洽）書遂不減吾。”又《書估》：“子敬年十五、六時．常白逸少曰：“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頗異諸體。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稿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逸少笑而不答。”按是年王獻之年十六。 晉升平五年辛酉（三六一年）五十九歲。 王羲之卒。按見《書斷》。又陶弘景《論書啟》：“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指代書人）書，故遂成專工相似。”按是年王獻之年十八。 晉興寧三年乙丑（三六五年） 清人魯一同以為王羲之當卒於此年。（潘德熙）
王羲之受家學薰陶，得自衛夫人、王廙等名家指點，一經啟蒙便樂此不疲，勤習苦練，表現出極高的習書天賦。他苦苦臨習王導贈予的鐘繇《宣示表》，從中領悟書法藝術的真諦，為日後輝煌的藝術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王羲之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 (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 在這一時期，新的審美觀念和標準在文人個性自覺的基礎上得以確立，古拙渾樸之美向妍麗飄逸轉換，各種藝術形式在要求表現自我情志的同時，開始追求形式的妍美。文學、書法、繪畫等各個領域的一大批極富天才、敢於創新的文學家、藝術家，衝破傳統的樊籬，以‘畫乃吾自畫，書乃吾自書’(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的氣概，建立了新的體式法度，開拓出文學藝術的新境界。王羲之就是書法領域中最傑出的代表。
在王羲之以前，漢字書體上承漢魏，已開啟今體草、行、楷書的體式，但以鐘繇、張芝為代表的書體，尚未脫盡隸意，稚拙古樸。王羲之順應書體發展的趨勢，引入時代審美意趣，在精研鐘、張書體的基礎上，進行了大膽改革。楷書變橫向取式為縱向取式，端莊勻整。行書脫盡隸意，欹側取妍，遒媚緊斂，勢巧行密，筆法上中鋒側鋒互用，運筆迅疾，便於書寫，加強了書法的藝術性和實用性。草書則改章草的作書緩慢、多波挑、筆勢不連貫為今草的運筆自由、筆勢連貫、減省筆劃而不失字形。至此，草、行、楷書體式定型，漢字書體的發展基本完成。王羲之不僅完成了漢字書體的定型，而且完成了中國書法藝術變質為妍的重大轉變。
王羲之于書法藝術堪稱備精諸體。唐張懷瓘《書斷》列其隸書(即楷書)、行書、章草、飛白、草書為神品，八分為妙品。行書《蘭亭序》被奉為天下第一行書，楷書《樂毅論》、《黃庭經》亦被尊為極致。王羲之妍美流便、飄逸灑脫的書風，千餘年來令無數書家心馳神往。梁武帝評其書是“龍跳天門，虎臥鳳闕” (梁蕭衍《古今書人優劣評》)。唐太宗則讚歎“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唯王逸少乎!”(《晉書·王羲之傳》)
王羲之的書法對後世影響甚大。以臨摹他的書作或師其筆意自成一家的書法名家，有陳隋智永，唐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孫過庭、懷素、張旭，五代楊凝式，宋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趙孟睢⑾視謔唷⒖戮潘跡髯Ｔ拭鼇⑽尼緱鼇⒍洳⒒頻樂堋⑼躅歟辶躑取Ｇ逯幸逗螅萊肌⒖滌形岢北皇北北鹹購庥謔饋５氨咭嘧鴣繽豸酥ㄍ蹕字諛詰摹岸王”法書。自唐時起，王羲之書法作品隨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頻繁而東渡日本，對日本的書體書風產生了深刻影響，至今仍被視若珍寶，研究學習者不絕。
王羲之的書法真跡，自東晉末，經南朝至隋朝，歷經戰亂，佚失、毀滅者甚多。到唐初，由於太宗高價收購，共得二千餘紙，其中不乏贗品。部分名作，太宗甚至令響拓高手馮承素等摹出副本，分贈寵臣。後不少真跡殉葬昭陵，部分則由皇族自內府竊出，終致散佚。五代溫韜發昭陵，陵內法帖全遭毀棄。宋初，刻本叢帖出現，如《淳化閣帖》、《大觀帖》等，內中多收王羲之、王獻之書法，是以真跡亦或摹本為底本刻木刻石，無法詳考。由宋至清，叢帖更多。至今，書於絹上及紙上的摹本約有三十餘帖，大多藏於國內外(多在日本)博物館、美術館，部分為私人收藏，傳世羲之書法精品，多在其中。石刻拓本(如集王書聖教序、定武蘭亭)及宋明清木刻叢帖中各帖，因真偽交雜，總數難以確定。
晉穆帝升平五年(三六一年)，王羲之因長年服散致疾，辭世而去，終年五十九歲，葬金庭(今屬浙江嵊州)。諸子遵其遺囑，辭卻朝廷“金紫光祿大夫”的贈官。王羲之有文集十卷，唐代散佚。明張溥、清嚴可均各有輯本，均不全。
延伸閱讀（一）
王羲之的“告誡”
在我國書法藝術的瑰麗蒼穹中，有一個燦爛奪目的“雙子”星座：王羲之+顏真卿。本人曾在報刊以《顏真卿的“告誡”》為題，介紹和闡述了星座中的“顏真卿星”的有關情況。現在來說明和闡發一下“王羲之星”的相關情狀。
王羲之遺留下來的書跡有章草、今草、楷書和行書。他早年曾學書于衛鑠（272－349）。衛鑠世稱“衛夫人”，是衛恒（？－291）的從妹，擅傳鍾繇（151-230）之法。而東漢末年的鍾繇是最早的楷書家。這就是說，王羲之早年學的是“流行”書法——楷書。書法史的研究顯示，王羲之生活在由隸書到楷書的過渡時期。當時，他除致力研習鍾繇的楷書外，還深究張芝（？－約192）的草書。可見，王羲之與顏真卿頗為相同的一點乃是先學楷書後學草（書）。這是王羲之對我們的“告誡”之一。
王羲之對我們的“告誡”之二是，學書欲成，當從“流行書體”起始而漸回溯和再推進。史載，王羲之從衛鑠學書一段時間後，遂遊歷四方，見到李斯、曹喜、鍾繇、梁鵠、蔡邕、張昶等人所書碑刻，便傾心探究，最後終於創造出了妍美流便的新體書法，並因此而被後人尊為“書聖”。需要說明的是，鳥瞰當時的“流行字體”雖為隸楷體，但傳統的“規範”字體卻是隸體。《晉書》說，王羲之“尤善隸書”。因此，王之楷書實是對隸書的一種“披離”；自然，其今草就是對章草的一種“披離”，等等。泛系（pansystems）理法中的“巧模擬，優擴變”（吳學謀《從泛系觀看世界》），是學習任何一門知識並有所創新的必由之路。書法的學習也概莫能外。王羲之的成功就是明證。今日的“流行字體”是印刷體，且主要是書宋體和楷體。所以，今日學書的青少年，當從與“流行字體”最為接近的書體學起，即從楷書學起，爾後再逐漸“披離”，或回溯或推進。
王羲之對我們的“告誡”之三是，學書欲成，當在一定的時段內主要學研某一種書體，而不可朝此暮彼。王羲之學書的前五年，基本上學的是由衛夫人傳授的鍾繇楷書。據趙南元在《認知科學與廣義進化論》一書中的說法，人的學習過程就是一種廣義的進化過程。進化一定要有一個“硬結構”和“軟結構”，並且硬結構支援軟結構，軟結構建構硬結構；軟結構不斷地建構硬結構的過程，就是進化的過程，其情形有似晶體的生長。學書之所以不可以朝此暮彼，就是要力求早日形成可支撐得起軟結構的硬結構。沒有較長時間對某一種書體的學習，就不可能形成硬度理想的硬結構，也自然就難以有知識晶核/晶母的出現。這樣，就不會有較快的進步。對於初學書法者，王羲之的此項“告誡”必須謹記；否則，就會事倍功半。
王羲之對我們的“告誡”之四是，學書欲成，當與時代的要求諧振，與時代的走勢合拍。如前所言，王羲之生活的時代是由隸書到楷書的過渡時期，因此用筆結體都比較粗放的楷書需要精化、美化。而王羲之的楷書就迎合了當時的人們的追求，所以摹仿的青年人眾多，以致保守的庾翼氣憤地說：“兒輩厭家雞而愛野鶩！”（“野鶩”指王羲之的新體書法，“家雞”指比較質樸的家傳的舊派字）楷法出現後，又給草書和行書注入了新鮮血液，致使其面貌有變。今日已完全不同於王羲之時代，字體的正化過程早已完結。那麼，現時代的要求與走勢對書法的“期盼”是什麼呢？從書法本體的發展規律看，今後“吃香”的書體將是：1魏碑與隸書的“化合物”；2行楷；3較今草更符號化的草書。從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點看，將要“走紅”的書體是：1魏碑及魏碑與隸書的“化合物”；2行草。綜合起來看，魏碑、魏碑與其它書體的“化合物”/“混合物”以及行書將走俏。——這是就主流而言的。關於這一結論的得出緣由，因不屬於本文的論述範圍，故簡陳不贅。
王羲之對我們的“告誡”之五是，學書欲成，當博採眾長，提高書法漢字的信息量。王羲之對從秦漢以來的淳古的篆隸作品的研習中，獲得了很多有益的東西。這為他最終成為一顆書法藝術蒼穹中的亮星積聚了巨大的能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布白和用筆權且不論，僅就結構而言，可謂極盡變化之能事。文中的20個“之”字，寫法個個不同。這極大地增加了作品的信息量。試想，倘若20個“之”字狀貌如一，則信息量將要減少幾何？實際上，縱觀數千年的書法史，不難得知，那些輝映書法蒼穹的傳世之作，無一不是通過增加作品的信息量而彪炳史冊的。
書法的學習是有階段性的。這裡奉勸那些急功近利的人，學書欲成，須按規律辦事。王羲之的“告誡”雖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但不問時代等的差異而東施效顰又是不可取的，亦是缺乏理性思維的表現。因為此一時，彼一時也。敢問學書路在何方？曰：路在腳下。踏平坎坷，方成大道；一關攻克，再行出發。 （佚名）
延伸閱讀（二）
王羲之為何發毒誓不進官場？
時至今日，後人對王羲之的書法讚不絕口，對王羲之的神采風範傾慕不已，甚至對他的言行有意無意地進行美化。
永和十一年(355年)暮春的一天，一位年過半百的名士在父母的墳前，指天發誓：絕不再涉足官場踏入仕途，如違此言就是不孝之子，為天地所不載，名教所不容……
這位發誓者不是別人，正是讓後世傾慕不已的“書聖”王羲之。
指天發誓，多是武夫鄙士所為。王羲之文采風流，風姿俊逸，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讓王羲之如此痛徹肺腑以致有損名士風範?其實，不過是因為王羲之對王藍田(王述)的負性使氣而已。
王羲之出身山東琅琊望族，自其官至太保的六世祖王祥以來，王氏族人便一直世居高位，數百人留名青史，數十人位極人臣，可謂“累世公卿”。到了王羲之從伯王導、王敦的時候，山東琅琊王氏甚至達到了“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而王述雖然出自亦為望族“太原王氏”，可時至當日，早已輝煌不再。在講究門第的東晉時代，王羲之自然有一種無法掩飾的優越之感。
神色俊逸、性情嫻雅的王羲之，在名士清談中體玄悟道，在政治上更具遠見卓識。從王羲之與時人謝安、殷浩等人的論玄談道、書信交往中，王羲之的才華可見一斑，他在郡治上的政治實踐也為時人所稱頌;而王述則性格沉靜，寡言少語，“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王述仍舊無動於衷、不發一言。直到而立之年，王述才被王導舉薦為不入流的“中兵屬”。由於家貧，王述還收受了不菲的賄賂，鬧得滿城風雨，以致王導都不得不訓誡他。世人多有恃才傲物的毛病，以王羲之的才華，怎麼可能把王述放在眼裡。
王羲之可謂成名甚早。當時任吏部尚書的周錯第一次看到王羲之的時候，竟然就將用來款待貴客的牛心炙第一個割給王羲之吃，從此王羲之聲名鵲起，而當時王羲之年僅十三歲。征西將軍庾亮、揚州刺史殷浩、晉安帝等對王羲之都是讚不絕口，堂伯父王敦更是喜歡得不得了，甚至認為王羲之即便和當時的大名士阮譽相比，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相比較而言，少年喪父的王述一直閉門在家，安貧守約，鮮與外界往來，直到而立之年仍默默無聞。由於太原王氏家族曾有疑似“癡憨症”的遺傳史，於是沉默寡言的王述便被人們誤認為他也得了這種“病”。
如果拿王羲之和王述相比，論門第，王述難以望其項背;論才情。王述更無法與之相提並論;論名望，王述只不過是無名小輩。所以，王羲之從內心深處根本瞧不起王述。
當聽說王述因為性情急躁，竟然和雞蛋大動肝火的時候，王羲之幾乎為之噴飯，戲謔王述：即便是他的父親、名勝一時的東海太守王安期如果有如此性情，也是一無可取，何況是王述呢?王述後來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仍然和賓客奚落王述，說王述只適合當尚書，到老了或許能升為僕射(讀作“夜”)，要想進一步高升就不可能了。不屑之情溢於言表。王羲之為何獨獨和王述過不去呢?那是因為後來者(王述)竟然與之“共伍”，而且大有超過自己的勢頭。
當王羲之還在挖苦、奚落王述的時候，王羲之已經開始注意到了王述的變化，而且王述的變化簡直是令人咋舌。王述被舉薦之後的表現令王導十分滿意，以致懷疑王述的“癡憨”是別人有意的詆毀。王述以“人非堯舜，怎麼可能每件事都做到盡善盡美”指斥拍王導馬屁的賓朋，令王導嘆服不已，連同僚庾亮也稱讚王述“清貞簡貴”。王述初人仕途收受賄賂，這時也金盆洗手，而且清潔絕倫，財務皆散之親故，衣服宅宇一往如昔。此後，王述之譽一路飆升。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可是，令王羲之想不到的是王述的急性子居然也發生了質變，面對粗人謝奕的咒駡，王述僅以面壁應對，直至洩憤之後的謝奕揚長而去。真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其實，此時的王述早已不是當初的“吳下阿蒙”了。
面對王述的“改頭換面”，王羲之的內心是不平的，更有些不安。尤其是當王述和自己齊名的時候，更讓王羲之難以容忍。王羲之對王述的挖苦、奚落，無疑是不安和擔憂的表現。
永和七年(351年)，王羲之遷右將軍並接替因丁母憂而離職的王述。當時王述在會稽料理喪事，按常理作為地方長官的王羲之應該去弔唁致祭。因為一向看不起王述，礙於禮制情面的王羲之硬著頭皮去了一次，而且禮數不周，讓王述極為不滿。每當聽到王羲之的儀仗角聲，王述總以為地方官親自弔唁，於是灑掃靜候。如是反復幾年，王羲之依舊沒有來，王述因此非常嫉恨王羲之。如此一舉，王羲之心理自然十分痛快。
世事難料，三年後王述竟然代殷浩為揚州刺史並加征虜將軍，成了王羲之的頂頭上司。這讓王羲之做夢都沒有想到。王述是個“事親孝謹”之人，對於王羲之屢次對自己的蓄意侮辱焉能就此罷手。王述巡查郡縣唯獨不到會稽，等到離開的時候，也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一別而去以反辱王羲之。不久，餘怒未消的王述又後檢校會稽郡，稽查王羲之的得失。儘管王羲之不是老馬戀棧，可是他也不想回家了事，更不想繼續在王述的手下受辱。於是想出了兩全其美的辦法，派參軍去朝廷請求將會稽從揚州分割出來另設越州。結果事情辦砸了，王羲之此舉成為時人談資的笑柄。悻悻然的王羲之只好在永和十一年(355年)稱病請辭，來到父母的墳前，痛發誓言，今生絕不踏入仕途。
其實，王羲之和王述都是當時的名士，王羲之談玄論道，遠見卓識;王述為人忠孝，為政有方，二人在成名上可謂殊途而同歸，只不過王述的成名更坎坷更有後勁而已。二王之間也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恨，從血緣關係而論，二人還同是名將王離之後。兩人最初的嫌隙源自王羲之當時的無禮，王羲之不僅侮辱了王述本人，更是對王述父母的不敬;“事親孝謹”的王述也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是王羲之無禮在前，王述報復在後。而王羲之的無禮，根本原因是王羲之因為看不起王述，無法容忍王述這一後起之秀和自己齊名。而且，二人在爆發“衝突”之前，王羲之就已經多次挖苦、奚落王述了。
時至今日，後人對王羲之的書法讚不絕口，對王羲之的神采風範傾慕不已，甚至對他的言行有意無意地進行美化。但是，毋庸諱言，縱觀王羲之痛發毒誓這一“鬧劇”的前前後後，王羲之的心胸委實小了一些。王羲之在反思自己和王述二人之間的矛盾的時候，並沒有認識到自己的狹隘自負，更沒有認識到自己負性使氣所導致的後果，他始終也沒有能夠容納王述，沒有用一顆平常的心去面對王述對自己的超越，並錯誤地將這一行為遷怒于自己的兒子。其實，只要王羲之能夠寬容一些，能夠包容別人對自己的“越位”，他也就不必那麼鬱悶不堪了，更不必在父母的墳前指天發誓了。
由此可見，羲之書品超凡入聖，人品似覺稍欠。無奈，人無完人也!
（據《文史天地》）
延伸閱讀（三）
王羲之年表：
晉太安二年癸亥（三○三年）王羲之生。一歲。 王羲之，字逸少，琅玡臨沂（今屬山東）人。 祖王正，官尚書郎；父王曠，官淮南太守；司徒王導，為其從父。 按《晉書．王羲之傳》（以下稱本傳）：“（羲之）年五十九卒”。未言卒於何年。關於他的生卒，所見有如下一些說法： （一）晉大興四年（三二一年）— 晉太元四年（三七九年）。此說系據羊欣《筆陣圖》：“三十三歲書《蘭亭序》”推得。但據本傳：“（羲之）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按周顗為王敦所殺，時在永昌元年。(三二二年)。而按羊欣的說法，則周頡被害時，王羲之年才周歲，不可能有氣“謁周”之事。疑羊說有誤。（二）晉太安二年（三○三年） — 晉升平五年（三六一年）。此說始見於唐張懷瓘《書斷》：“（羲之）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此說又為《歷代名畫記》所引，《東觀餘論》、《廣川書跋》並據此。又陶弘景《論書啟》有“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之語。按王獻之（子敬）生於建元二年，至升平五年，年正十八，與張說合。但此說清人魯一同曾提出質疑： 一、《右軍集》有《桓公以江州還台帖》，而桓溫自江陵入朝，是興寧二年（三六三年）七月事；其移鎮姑孰則在興寧三年（三六四年）二月，“於是固讓內錄，遙領揚州，故謂之"還台"。升平以前，未嘗有還台事也。” 二、郗曇卒於升平五年，《晉書．郗愔傳》說，愔自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遊，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邁世之風，俱淒心絕谷，修黃老之術”士氣內世說鑼載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為議論更克，孔岩誡之云云。魯認為“詳其年月，許後郗曇卒，王又後許，優遊盛于當年，周旋稱其疇昔，進退相准，不當與重熙（郗曇）同年殂謝稔矣”。 （三）晉永嘉元年（三○七年）— 晉興寧三年（三六五年）。此說見清人魯一同《右軍年譜》他的根據除已見前引外，主要是《十七帖》中有“足下年政七十耶?……吾年垂耳順”等語，他說：“相傳《十七帖》雲乃逸少與周益州，歷代鑒別，殆無異論。”“益州名撫，鎮蜀二十年，卒于興寧三年六月。據此，則”年垂耳順“正五十九歲，逸少之卒，又不得至興寧三年之後矣。” 此外，尚有人據《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後》說王羲之生於晉光熙元年（三○六年），卒于晉興寧二年（三六四年）。但此文系後人偽託，實不足為據。又近人薑亮夫《歷代人物年裡碑傳綜表》說王羲之生於晉太安二年（三○三年），卒於太元四年（三七九年），如此，則王羲之享年應為七十七歲，與本傳不合，且未詳其根據。 以上數說中，張懷瓘說曆為前人所引，征以獻之行年，多有合處，故本表據以編年。魯一同之說雖系旁證推論，頗能成理，故亦附見，以供參考。 晉永嘉元年丁卯（三○七年）五歲。 按清人魯一同以為王羲之當生於此年，較張懷瓘說生卒各推遲四年，見其所著《右軍年譜》。 晉永嘉三年己巳（三○九年）七歲。 始學書。 晉建興二年甲戌（三一四年）十二歲。 獲其父枕中所藏前人筆論。父又語以大綱，書法因而大進。按見《筆勢傳》。又《書史會要》：“王曠（羲之父），導從弟，與衛世為中表，故得蔡邕筆法于衛夫人，以授羲之。 晉建興三年己亥（三一五年）十三歲。 曾謁周顗，為顗所重，於是始知名。按見本專。 晉永昌元年壬午（三二二年）二十歲。 是年郗鑒拜領軍將軍。王羲之娶郗鑒女，當在此頃。按本傳：“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于導，導令就東廂遍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鹹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 遂以女妻之。“又《王氏譜》：“郗夫人名璿，字子房。“《在窮記》：”郗夫人王羲之之妻也，甚工書。” 晉鹹和九年甲午（三三四年）三十二歲。 是年庾亮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將軍。王羲之參庾亮軍事當在此頃。 晉咸康四年己亥（三三九年）三十七歲。 外舅郗鑒卒。按見《晉書●成帝紀》 晉咸康六年庚子（三四○年）三十八歲。 是年庾亮卒。亮臨終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因遷甯遠將軍、江州刺史。 晉建元二年甲辰（三四四年）四十二歲。 第七子王獻之生。按《書斷》：獻之“太元十一年卒於官，年四十三。”又《新語注》以為太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卒年有異說，但其生年則一。 晉永和四年戊申（三四八年）四十六歲。 是年殷浩以江州刺史五羲之為護軍。十二月書《樂毅論》。按《書斷》：“子敬五六歲，時學書．右軍潛於後掣其筆不脫．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遂書《樂毅論》與之。”(按是年王獻之五歲。) 晉永和五年己酉（三四九年）四十七歲。 是年衛鑠（茂猗）卒。按《書斷》：“衛夫人名鑠，字茂猗，……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也。隸書尤善，規矩鐘公。……永和五年卒，年七十八。“又《西溪叢語》：“衛夫人，王逸少師。善鐘法，能正書，入妙能品。王子敬年五歲，已有書意，夫人書《 大雅吟》賜之。” 晉永和六年庚戌（三五○年）四十八歲。 自護軍出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晉永和八年壬子（三五二年）五十歲。 有與殷浩書，諫北伐。按本傳：“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戒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 晉永和九年癸醜（三五三年）五十一歲。 三月三日與太原孫統等共四十二人，宴集于山陰之蘭亭。書《蘭亭集敘》。又與殷浩書，諫再北伐。 晉永和十一年乙卯（三五五年）五十三歲。 稱病去會稽郡。于其父母墓前自誓。書《告誓文》。 晉永和十二年丙辰（三六六年）五十四歲。 為王敬仁書《東方朔畫贊》。 晉升平二年戊午（三六八年）五十六歲。 時謝萬為豫州都督，矜豪傲物，以嘯詠自高。王羲之致書誡之。 晉升平三年己未（三五九年）五十七歲。 是年王洽卒。王獻之諫父改體．當在此頃。按：王洽，字敬和，導第四子，隸、行，草入妙。升平三年卒，年四十四。羲之嘗雲。“弟（指洽）書遂不減吾。”又《書估》：“子敬年十五、六時．常白逸少曰：“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頗異諸體。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稿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逸少笑而不答。”按是年王獻之年十六。 晉升平五年辛酉（三六一年）五十九歲。 王羲之卒。按見《書斷》。又陶弘景《論書啟》：“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指代書人）書，故遂成專工相似。”按是年王獻之年十八。 晉興寧三年乙丑（三六五年） 清人魯一同以為王羲之當卒於此年。（潘德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