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發掘情況
幽幽古寺， 翩翩詩情。 千年前， 唐代詩人劉禹錫雲遊至成都， 遇見一座香火鼎盛的寺廟， 大筆揮墨， 寫下《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記》，
菩薩坐像
今年6月， 歷時1年的考古發掘後， 考古人員憑著刻著“傳今福感寺”的經版， 確認了福感寺遺址所處地標——實業街原實業賓館處。 一千多塊出土的經版上， 刻著佛教經典；一些篆刻文字上還殘留著的金粉，
人形金翅鳥浮雕像
毗沙門天王坐像 （青砂岩）
此外， 石刻上的“章仇來臨”還打開了另一個記載在曾“誇張化了”的傳奇故事：唐玄宗時期， 章仇兼瓊出任益州長史時， 剛剛走出劍門關， 不想遇到福感寺的守塔神， 拿著一隻雞來迎接， 求他幫助把寺廟的塔移位。 於是， 他將塔向東北方向， 移了42步……
毗沙門天王坐像
經版上的石刻
確認福感寺座標
成都市考古所副研究員易立、張雪芬是成都實業街工地的考古發掘領隊。
以往， 他們對福感寺的瞭解， 都來自文獻：福感寺從東晉延續到兩宋時期， 一度是益州（成都）名寺， 常有高僧駐留。 唐代高僧道宣就在《集神州三寶感通錄》裡記載， 當年， 成都常有旱澇， 官人祈雨都要到這來， 祈而有應， 特有感征， 寺廟因此得名“福感”。
菩薩立像
去年4月， 考古人員正式在實業街工地， 開始了發掘。 隨後， 他們在工地裡， 發現了一塊蟠龍碑首， 只見上面刻著“大唐益州福”的字樣。 張雪芬細細端詳， 這塊碑首是缺了一半的。 於是，她猜想，另一半上，會不會刻著“感寺”？畢竟，在文獻中記載，福感寺就在這一帶。鋤頭繼續挖，一天，一塊石刻經版令張雪芬興奮了，因為上面清晰地刻著“傳今福感寺”。她知道，答案已經很確切了。
碑首正面
碑首背面
繼續閱讀石刻，“章仇來臨”幾個字顯現，這令張雪芬聯想起不同的僧傳裡提到的一件事：唐朝開元天寶年間，集軍政大權為一身的益州最高長官章仇兼瓊，剛剛走出劍門關，不想遇到一個巨人，拿著一隻雞，出來迎接。原來他是福感寺的守塔神，因為聽說寺廟的塔位置不好，特意求他幫助把塔移位。於是，章仇兼瓊將塔向東北方向，移了42步……
鴟吻
張雪芬說，這個故事有些誇張，但章仇兼瓊是真實的人。
據史料記載，章仇兼瓊治理蜀地，德政頗多，政績斐然，民常懷其恩惠。他曾在福感寺捐建佛塔，也捐資助建樂山大佛。因交好楊貴妃和楊國忠，薦為戶部尚書、殿中監。
精美的石刻造像
映射了僧侶想像
易立說，此次考古發掘面積達1萬1千平米，“能挖的都挖了”。然而，隋唐時期的福感寺規模相當大，目前的發掘只占了一部分。儘管如此，寺廟當年香火旺盛的概貌已可以勾勒。
銘文筒瓦
此次考古，發現了塔基、房址、水井、道路、溝渠等遺跡。
出土文物中，最為吸睛的，恐怕要屬一千多塊石刻經版了。經版上，秀通過秀麗的楷書、行書字樣，張雪芬辨認出，它們來自《金剛經》、《妙法蓮華經》、《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等佛教經典。其中，一些篆刻文字上還殘留著的金粉，展現著往昔的肅然。張雪芬說，以往，這些文字上都塗有金粉，只是部分的消褪了。經版質地都是本地產紅砂岩，因濕度不同，呈現著或深或淺的顏色。
模印塔磚
多達五、六百塊的石刻造像殘件，則展現著當時的寺廟文化。易立說，按照殘件還原，最高的可還原到四五米高。
H68號灰坑佛像出土情況
經考古人員清理後的造像，已可清晰辨認：莊嚴祥和的菩薩、目光炯炯的天王、自在安逸的伎樂、手捧蓮花的供養人……它們千姿百態，神態不一。留存下來的佛像抑或寬額豐頤、體態豐腴；抑或身著瓔珞、姿容凝重。而其中一個造像殘件，只見蓮盤，大方地顯露著其紋理的精美。
張雪芬說，不同的僧侶巧匠雕刻出來的造像，神態都不一樣，這和他們的內心想像有關。石刻中有95%都取自紅砂岩，小部分取自黃砂岩。紅砂岩石質較軟，易於雕刻，在當時是最普遍的雕刻石材。
同時，考古發掘而出的蟠龍碑首、模印密簷塔磚、有銘文的琉璃瓦等建築構件，也旁證著當年的盛況。此外，還伴隨岀土了大量杯、碟、碗、盞等日用陶瓷器。
菩薩頭像
僧侶巧匠遷入
寺廟迎來鼎盛
“福感寺並不是孤立的存在。”易立說，在附近區域，比如寬巷子、西安路，同仁路，發現過不少寺院，而且歷年來，也都有大量佛教遺存陸續出土。可以看出，這塊區域是成都當年重要宗教文化區域。但寺廟大多沒有名字，福感寺是少有的記載著名字的寺廟。此外，還有一個大秦寺，據記載，離福感寺很近。
F2發掘情況
張雪芬認為，福感寺的興起，得益於益州當時經濟文化的發達。它的興盛與衰落，也受到了時代的影響。
兩晉時期，數位高僧從洛陽等地抵達成都，其中數位高僧，築起大石寺。後來，官人百姓來此祈福，將古寺更名為“福感寺”。
H12號灰坑
隋唐年間，佛教宗派鼎立，百家爭鳴。唐玄宗、唐僖宗為躲避安史之亂、黃巢起義，出逃至川，引入大量文人墨客、能工巧匠、虔誠僧侶。寺院佛龕、佛教造像也在人和地利的願景中，由川北向南成燎原之勢，遍地開花。就在這時，福感寺的興盛也達到頂峰。
坐佛像
根據史料記載，當唐代高僧玄奘來到四川時，福感寺正處於興盛時期。唐代詩人劉禹錫也在雲遊時，作下《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記》，力贊寺廟“繡於碧霄，望之如昆閬間物”。
到了唐朝末年，受到戰亂的影響，福感寺走向衰落，直至湮沒于歷史煙雲中。
“揚一益二”
隋唐成都經濟繁華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毅說，隋唐時期成都經濟發達，文化繁榮，佛教盛行，有“揚一益二”的美譽。安史之亂後玄宗入蜀，成都社會經濟等各方面更得到飛躍發展。福感寺大量遺存和珍貴文物的發現，為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資料。
天王頭像
除與福感寺有關的遺跡外，此次還發現了80多座商周至春秋戰國的墓葬，東漢六朝的道路、房址、水井、水溝，大量日用器具和建築構件，以及兩宋和明朝的部分遺跡。
H68號灰坑
說起這塊遺址，王毅滿是“這個遺址的年代從商周一直延續到明代，加上之前在成都市中心發現的古蜀王家族墓地、摩訶池遺跡、鎮水石犀、“魏魏大漢碑”、唐宋道路和大型明代蜀王府遺跡等，表明今成都市區一帶是罕見的歷數千年文明疊加而未有位移的城市中心，文化遺存年代跨度大、內容極為豐富，相信未來必將會有更多更重要的考古新發現。”
“府城石筍街”銘筒瓦
相關連結
實業街附近 發掘近百件南朝佛像 貼金尚存
2014年12月15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透露，他們在青羊區下同仁路126號，北面與實業街相鄰，東南方向距寬窄巷子街區約200米。在這個原為成都市水錶廠廠區的考古發掘現場，出土了80餘件石刻佛像及殘件。
這些造像均為紅砂石質地，個別造像外有貼金，雕刻精美，“彌足珍貴”。從初步判斷結果看，這批造像的時代集中在南北朝至唐之間，且多數造像屬於南朝時期，其中，一件單體倚坐式托塔天王像更是極為罕見的珍寶。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毛玉婷 攝影劉陳平
於是，她猜想，另一半上，會不會刻著“感寺”？畢竟，在文獻中記載，福感寺就在這一帶。鋤頭繼續挖，一天，一塊石刻經版令張雪芬興奮了，因為上面清晰地刻著“傳今福感寺”。她知道，答案已經很確切了。
碑首正面
碑首背面
繼續閱讀石刻，“章仇來臨”幾個字顯現，這令張雪芬聯想起不同的僧傳裡提到的一件事：唐朝開元天寶年間，集軍政大權為一身的益州最高長官章仇兼瓊，剛剛走出劍門關，不想遇到一個巨人，拿著一隻雞，出來迎接。原來他是福感寺的守塔神，因為聽說寺廟的塔位置不好，特意求他幫助把塔移位。於是，章仇兼瓊將塔向東北方向，移了42步……
鴟吻
張雪芬說，這個故事有些誇張，但章仇兼瓊是真實的人。
據史料記載，章仇兼瓊治理蜀地，德政頗多，政績斐然，民常懷其恩惠。他曾在福感寺捐建佛塔，也捐資助建樂山大佛。因交好楊貴妃和楊國忠，薦為戶部尚書、殿中監。
精美的石刻造像
映射了僧侶想像
易立說，此次考古發掘面積達1萬1千平米，“能挖的都挖了”。然而，隋唐時期的福感寺規模相當大，目前的發掘只占了一部分。儘管如此，寺廟當年香火旺盛的概貌已可以勾勒。
銘文筒瓦
此次考古，發現了塔基、房址、水井、道路、溝渠等遺跡。
出土文物中，最為吸睛的，恐怕要屬一千多塊石刻經版了。經版上，秀通過秀麗的楷書、行書字樣，張雪芬辨認出，它們來自《金剛經》、《妙法蓮華經》、《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等佛教經典。其中，一些篆刻文字上還殘留著的金粉，展現著往昔的肅然。張雪芬說，以往，這些文字上都塗有金粉，只是部分的消褪了。經版質地都是本地產紅砂岩，因濕度不同，呈現著或深或淺的顏色。
模印塔磚
多達五、六百塊的石刻造像殘件，則展現著當時的寺廟文化。易立說，按照殘件還原，最高的可還原到四五米高。
H68號灰坑佛像出土情況
經考古人員清理後的造像，已可清晰辨認：莊嚴祥和的菩薩、目光炯炯的天王、自在安逸的伎樂、手捧蓮花的供養人……它們千姿百態，神態不一。留存下來的佛像抑或寬額豐頤、體態豐腴；抑或身著瓔珞、姿容凝重。而其中一個造像殘件，只見蓮盤，大方地顯露著其紋理的精美。
張雪芬說，不同的僧侶巧匠雕刻出來的造像，神態都不一樣，這和他們的內心想像有關。石刻中有95%都取自紅砂岩，小部分取自黃砂岩。紅砂岩石質較軟，易於雕刻，在當時是最普遍的雕刻石材。
同時，考古發掘而出的蟠龍碑首、模印密簷塔磚、有銘文的琉璃瓦等建築構件，也旁證著當年的盛況。此外，還伴隨岀土了大量杯、碟、碗、盞等日用陶瓷器。
菩薩頭像
僧侶巧匠遷入
寺廟迎來鼎盛
“福感寺並不是孤立的存在。”易立說，在附近區域，比如寬巷子、西安路，同仁路，發現過不少寺院，而且歷年來，也都有大量佛教遺存陸續出土。可以看出，這塊區域是成都當年重要宗教文化區域。但寺廟大多沒有名字，福感寺是少有的記載著名字的寺廟。此外，還有一個大秦寺，據記載，離福感寺很近。
F2發掘情況
張雪芬認為，福感寺的興起，得益於益州當時經濟文化的發達。它的興盛與衰落，也受到了時代的影響。
兩晉時期，數位高僧從洛陽等地抵達成都，其中數位高僧，築起大石寺。後來，官人百姓來此祈福，將古寺更名為“福感寺”。
H12號灰坑
隋唐年間，佛教宗派鼎立，百家爭鳴。唐玄宗、唐僖宗為躲避安史之亂、黃巢起義，出逃至川，引入大量文人墨客、能工巧匠、虔誠僧侶。寺院佛龕、佛教造像也在人和地利的願景中，由川北向南成燎原之勢，遍地開花。就在這時，福感寺的興盛也達到頂峰。
坐佛像
根據史料記載，當唐代高僧玄奘來到四川時，福感寺正處於興盛時期。唐代詩人劉禹錫也在雲遊時，作下《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記》，力贊寺廟“繡於碧霄，望之如昆閬間物”。
到了唐朝末年，受到戰亂的影響，福感寺走向衰落，直至湮沒于歷史煙雲中。
“揚一益二”
隋唐成都經濟繁華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毅說，隋唐時期成都經濟發達，文化繁榮，佛教盛行，有“揚一益二”的美譽。安史之亂後玄宗入蜀，成都社會經濟等各方面更得到飛躍發展。福感寺大量遺存和珍貴文物的發現，為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資料。
天王頭像
除與福感寺有關的遺跡外，此次還發現了80多座商周至春秋戰國的墓葬，東漢六朝的道路、房址、水井、水溝，大量日用器具和建築構件，以及兩宋和明朝的部分遺跡。
H68號灰坑
說起這塊遺址，王毅滿是“這個遺址的年代從商周一直延續到明代，加上之前在成都市中心發現的古蜀王家族墓地、摩訶池遺跡、鎮水石犀、“魏魏大漢碑”、唐宋道路和大型明代蜀王府遺跡等，表明今成都市區一帶是罕見的歷數千年文明疊加而未有位移的城市中心，文化遺存年代跨度大、內容極為豐富，相信未來必將會有更多更重要的考古新發現。”
“府城石筍街”銘筒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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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業街附近 發掘近百件南朝佛像 貼金尚存
2014年12月15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透露，他們在青羊區下同仁路126號，北面與實業街相鄰，東南方向距寬窄巷子街區約200米。在這個原為成都市水錶廠廠區的考古發掘現場，出土了80餘件石刻佛像及殘件。
這些造像均為紅砂石質地，個別造像外有貼金，雕刻精美，“彌足珍貴”。從初步判斷結果看，這批造像的時代集中在南北朝至唐之間，且多數造像屬於南朝時期，其中，一件單體倚坐式托塔天王像更是極為罕見的珍寶。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毛玉婷 攝影劉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