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
成都晚報記者從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獲悉，
歷經數月發掘，
在市中心實業街發現著名古寺福感寺遺址。
此前僅見於文獻記載的這座益州（成都）名寺終於重現於世。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毅表示，
隋唐時期成都經濟發達，
文化繁榮，
佛教盛行，
有“揚一益二”的美譽。
福感寺大量遺存和珍貴文物的發現，
為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資料。
發掘面積
達到11000平方米
發掘文物
方形塔基、房址、唐代水井、道路、溝渠等遺跡
一千多塊刻有《金剛經》等佛教經典的經版， 五六百件佛像、菩薩像、伎樂等石雕造像殘件
蟠龍碑首、模印密簷塔磚、有銘文的琉璃瓦等建築構件
大量碗、盤等瓷器， 盆、罐等陶器
出土一千多塊佛教經典經版
從東晉延續到兩宋時期的福感寺一直是益州名寺， 常有高僧駐留。 唐代詩人劉禹錫曾為福感寺作《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記》。
此次考古發掘現場負責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易立介紹， 截至今年5月， 在實業街的考古發掘面積已經達到11000平方米， 共發現先秦、東漢六朝、隋唐兩宋三個階段的遺存， 其中以福感寺遺址最為重要。 目前只發掘到福感寺的一部分， 北側發現了方形塔基， 西南發現了房址， 此外還發現了唐代的水井、道路、溝渠等遺跡， 出土了一千多塊刻有《金剛經》等佛教經典的經版，
在發掘現場出土的一塊紅砂石碑刻上， 可以清晰見到“傳今福感寺”“章仇來臨”等文字。 現場還出土了雕刻有“大唐益州福”的碑首。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張雪芬介紹， 結合寺名和碑刻文字基本確定此處就是福感寺遺址， “‘章仇兼瓊’是唐朝開元天寶年間集軍政大權為一身的益州最高長官， 曾在福感寺捐建佛塔， 也曾捐資助建樂山大佛。 ”
“隋唐時期的福感寺規模相當大， 儘管此次只發掘了一部分， 但已經可以勾勒出福感寺當年香火鼎盛的概貌。 ”易立說。
遺址的年代從商周一直延續到明代
除與福感寺有關的遺跡外， 此次還發現了80多座商周至春秋戰國的墓葬， 均為長方形土坑墓， 年代集中於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 從殘存痕跡來看， 部分可能使用了船棺。 隨葬器皿以青銅器和陶器為主， 青銅器有鼎、劍、刀、印章等。
此次還發現了東漢六朝的房址、道路、水井、水溝等豐富的遺存， 其中兩晉時期的磚砌水溝看上去非常工整， 連底部也做硬化。 在實業街發掘區的中部， 發現了一條50米長、最寬處達11米的道路， 呈東北至西南走向， 考古人員認為， 這條道路是分兩次修築形成的。 第一次大約是在唐末高駢擴築羅城期間， 道路正對羅城之西南門——笮橋門， 應是當時城西的南北向主幹道。 這條大路分主路及東側輔道，
“這個遺址的年代從商周一直延續到明代， 加上之前在市中心發現的古蜀王家族墓地、摩訶池遺跡、鎮水石犀、‘魏魏大漢碑’、唐宋道路和大型明代蜀王府遺跡等， 表明今成都市區一帶是罕見的歷數千年文明疊加而未有位移的城市中心， 文化遺存年代跨度大、內容極為豐富， 相信未來必將會有更多更重要的考古新發現。 ”王毅說。
成都晚報記者 汪蘭 攝影 王歡
編輯：胡靜
成都晚報記者 汪蘭 攝影 王歡
編輯：胡靜